史实与学说之间：儒家政治哲学之起点——兼论墨道法的“上古之世”之说   赵敦华          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有把事物的起源视为本质的思维习惯。西方的政治哲学由社会起源推溯社会制度的本质，从古代的约定论和自然论，到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近代以降的社会契约论，无不如此。西方人在谈及社会原初状态时，依据的多是理论假说，而不是历史事实。于是，对各种起源说中这种矛盾的揭示便构成了当今对本质说的解构。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似可避免这种理论命运，因为其出发点——“上古之世”说介于史实与学说之间，并不包含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哲学创立的先秦时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孔子虽言三代，但明确说夏殷之礼“不可征”，“吾从周”。作为理想政治制度的“礼”，因于周而又有“所损益”。《论语》中的尧舜只是道德榜样，而不是应效法的先王。《孟子》中的尧舜主要也是道德上的圣人，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以“三王”作为最初的、同时也是应效法的王道，但也不提更早的“上古之世”。           与儒家相比，墨家是真正的“尊古派”。墨子揶揄儒者“法周而未法夏“，他明确地尊崇“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尤其推崇尧舜的禅让，作为“尚贤”的依据，还最早提出最早的国家起源说：由“一人一义”引起的“天下大乱如禽兽然”的原初状态，到“选天下之贤可立者，立为天子”，最后，“圣王制为王刑而治天下”。           儒家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批判地吸收先秦各家学说的结果。首先，荀子批判地吸收了墨家的政治思想。荀子反对“禅让”说，也不尊古。他主张“古今一度”，“虽久同理”，因而能够把墨家叙述“尚同”、“尚贤”的历史过程转变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推论：即，从人性恶推出圣人“化性起伪”和“先王制礼义法度”。          除墨家之外，庄子和法家也谈“上古之世”。孕育庄子思想的文化传统可能是与儒家和墨家所依据的“北方传统”不同的“南方传统”。因此，《庄子》一书引用了从容成氏到伏羲氏、神农氏的不见于经典的远古传说，以彻底的复古主义姿态，称道三王五帝之前的无国家、乃至无文明的自然生活。《朐箧》列举“至德之世”十二氏，结束于伏羲、神农，《缮性》叙述了由“至一 ”的自然状态到燧人、伏羲，再到神农、黄帝，以及唐虞的“德又下衰”的历史退步过程。韩非子也把上古之世追溯到有巢氏、燧人氏，但持历史进步观，说明由物质文明到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由道德经智谋到气力的“世异则事异”的变化。           儒家政治哲学一方面采用了道家的远古传说，把古史系统拉长，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法家的历史进步观，把上古之世解释为文明创造的全过程，古代先王不但制礼作乐，而且开物制器。但儒家仍保持其以三代为道德政治理想的特点。《周易·系辞》关于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的故事，反映了儒家这样的一个综合。           汉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更大综合时期。汉儒完成了三皇五帝的古史系谱，又配以阴阳五行，建构了天君一体、圣王合一的神圣政治，更以春秋的“三统三正”为“奉天而法古”的政治蓝图。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扬弃这种政治体系，但它源于先秦的那种既依托于历史，又寄托着政治理念的思维方式，至今仍不失其启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