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男，四川苍溪人，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任剑涛

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关联性的一个宏观勾画

　　比较公认的是，政治哲学源于对政治生活问题的回答尝试。而这种回答又深受政治哲学研究者方法进路的影响。但是，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或政治问题的研究方法三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则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加以清理。本文拟在探究三者关联性的基础上，对于政治理论的理论变化脉络加以宏观的勾画。为此，本文设定解析这种关系结构的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两种类型，并从下述四个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其一、从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场如何复兴政治理论的争论出发。[2] 一方面分析直到现在余波未平的这场讨论具有的如何理解政治生活、以及如何重建政治哲学的蕴涵。另一方面引申出政治理论解析政治生活的方法问题。其二、分析在政治思想史延伸的大多数时间当中，为何从苏格拉底一直到19世纪晚期西方的规范政治理论方法长盛不衰，以及这种对于政治活动的价值的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无可挽回的衰落了的原因。其三、探讨替代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而兴起的行为主义的政治理论、或者说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理论何以能够颠覆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以及这种政治理论方法在晚近时期从政治学主流方法舞台上的退隐的变迁状况。其四、分析政治理论在规范方法或实证方法的指引下分析政治生活所表现的意义，从而将政治哲学、政治生活与研究方法三者关联起来进行考察，归纳出简单的结论。 　　一、一场争论的发散效应

　　眼光先投向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推动西方政治理论界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重大事件就是纳粹问题。纳粹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政治信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秩序。西方的这一现代性体系，本来是一种从启蒙运动以来，更远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支配了西方人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制度安排和生活秩序。但是怎么被纳粹轻而易举地就颠覆了呢？第一、现代政治信念的基本的支撑观念--自由、平等、博爱，被纳粹彻底的毁灭掉了。正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正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正是大众民主具有嘲讽意义的把希特勒抬上了德国总理这个宝座。而希特勒恰好利用自由公民运用民主制度赋予的权利把他选拔到总理这个宝座、所赋予的庞大的社会机器和极其煊赫的国家权力，来剿灭他不喜欢的德国人--机械化的屠杀犹太人。这正造成了一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反讽。自由、平等、博爱的机制，为什么在选举了希特勒后，反而把西方人自认为的在制度上有完备建制或者健全机制的东西给颠覆掉了？这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第二、希特勒整个对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态势使西方人要系统反省。什么态势？那就是他是种族主义的。他不仅反自由、平等和博爱。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文化非常敌视，他颠覆一切价值。有的人认为这就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对西方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尼采哲学，对纳粹的深刻影响。一切价值在纳粹看来都不值得尊重。纳粹落入价值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他们运用工业革命的成果来达到野蛮的政治目的。这又促使人们进一步反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本来的发生、发展，得到有力推动，并且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自18世纪以来就坚信启蒙哲学家们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坚信的信念：由于工业革命产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它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和幸福。但是，现在工业产品成了杀人的武器，不仅带来不了快乐和幸福，而且让我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样一些问题，使得西方人用战争的手段或者以暴易暴的手段战胜纳粹之后，必须要在政治理论上来回答。由启蒙时代所有的大思想家们奠立的现代性政治理论：理论层面上是自由、平等、博爱；制度层面上是民主、法治；工具性层面上是科学、技术。这些东西必须要加以反省。在50年代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反省纳粹问题的思想推动，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新秩序提出的其他的要求中，可以看出，社会政治生活是推动政治理论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

　　50年代，所有西方一流的政治理论家们都动员起来了。这使得20世纪初期，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政治学理论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在政治理论家们看来，实证的政治学家们所有的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只强调我们在某种价值体系已经得到认同之后，怎么样来研究公民的政治行为差异。通过一个数学的量表、或者一个曲线的设计，我们把公民的行为进行归类。这样，使得政治哲学上的种种基本价值的自我辩护，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西方人放心的是，自由已经得到认同，认同之后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只需要论证自由的参与，自由的运作机制，自由本身发展的状态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通过传媒调查、随机抽样，表明谁支持谁，谁反对谁。如此，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政治选择换算成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数量关系。这一点恰恰使我们忽略了政治本身的基本价值主张，进而忽略了政治行为的抉择究竟是依靠什么的问题。这到后来走到了相反的一端，使得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狂人（如希特勒）特别傲慢。他一直认为当时德国所接受的是西方（因为德国相对于英法是东方，他也认为他在抵�"西方"）腐朽没落的现代政治思想。希特勒恰恰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他之前正好有一个生存了14年的魏玛德国。魏玛德国制订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宪法。但可惜的是这个宪法没有能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而魏玛德国非常腐败。当时整个德国的腐败和魏玛宪法的完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腐朽，他号召德国人起来"革命"，摧毁魏玛德国，夺取国家政权，要把德国从普遍腐败的罪恶渊薮中拯救出来。这些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就可以看到。[3] 从中，我们发现，希特勒和二战以后政治理论家们发现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发现的角度和解决的思路截然对立。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18世纪的启蒙哲学理论，在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的"抵制"下，显得非常孱弱。它不能够像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那样，引导我们解决政治生活当中的应当问题、好的问题、值得的问题，即政治的价值规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二战前期的价值真空和二战后的价值重建，要求政治理论家们来回答：纳粹出现的政治理论原因究竟是什么？

　　于是，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20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最深刻和最广泛影响的两位政治理论家登场了。一个是斯特劳斯。他写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篇重要的文章。[4] 文章对纳粹德国的出台做出了一种神性政治的反思。他解释纳粹德国之所以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就是因为自由、民主、宪政有根本的理论缺陷。这种缺陷在于，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引发了多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政治态度。这导致每一个人认为政治生活背后的价值理念是可以悬空的。这样对政治活动本身不能提供一个绝对正当判断的时候，哪怕是个恶魔也有恶魔存在的相对主义道理。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为政治重新提供一个绝对价值基础。要批判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主张。要为政治学提供一个绝对的善的论证。这种绝对的善的论证在斯特劳斯看来，是这样的一种论证：苏格拉底式的论证。格拉图最后总结苏格拉底的人生，有一句名言就是：未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看来，起码具有高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才能具有反省的能力。而自由、民主所谈到的大众民主的制度安排，恰好是忽略了精英教育和精英意识。使反省变得不必要。每一个人都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就像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重大人物柏林，所指责的现代政治生活的问题。[5] --柏林认为在现代政治生活这种多元主义状态下，我们总是活在表层上。我们每天都是靠谈吐、聊天、娱乐一类活动来达到一种相互交流。[6] 斯特劳斯就此认定，我们再也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沉思，再也没有一种捍卫人天性的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足够的沉思冥想使我们能够把握绝对的善，或者与绝对的善相契合。我以是以一种非常轻慢的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拒绝思考。我们每个人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只愿意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状态下，为每个人选择的那种浮在表层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论证的理由。斯特劳斯说：这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导致的。所以他要批判自由主义。认为解决纳粹再次出现在人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重建政治绝对善。而绝对善在西方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术语里，以前一般是出现在神学中。但斯特劳斯不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拒绝神学。但他要推崇绝对善。而这个绝对善靠什么而出？它不是靠神的启示，而是靠人根据他的自然权利在他有自觉意识的政治生活中来认识了解，来把握住。这样我们才能够杜绝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登上政治舞台。因为我们可以在政治选举当中每一个人对善和恶都有清醒的判断。这当然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因为现代大众政治的发展和斯特劳斯的想象或期待，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却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一个标志。 　　然而，柏林认为斯特劳斯这样一种说法完全只是一个现代呓语。柏林对纳粹现象的解释正好和斯特劳斯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缺乏一个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化土壤，才导致纳粹的出现。德国思想在18世纪、19世纪中，在她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候，就在她的思想雕刻家和政治塑造者那里，在黑格尔手里、在俾斯麦的手里，都体现为绝对主义。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德国这样一个民族缺乏相对主义的文化教育训练和文化生活传统。故而，任何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都被德国人换算成为一元论的东西。因此要杜绝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只有强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理论格局。这就势必要使各种政治理论、各种政治组织方式，互相博弈。使政治理论得以在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当中具有的某些局部的或者整体的有效性获得检验。 　　因此答案就出来了。对于纳粹的出现原因的解释，一个拒斥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一个坚定的为相对主义、经验主义辩护。这样一场政治理论的争论，在50、60年代本来告一段落。西方学者在60年代编辑出版过一本《现代政治思想》，收集了这些辩论文章。这些文章，除了具有的反映了西方政治哲学复苏的标志性作用以外，还具有一个引发我们进一步观察此后西方规范政治理论发展迹象的指南意义。这一争论在70年代以后最重大的反响，是我们必须提到的当代美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部著名著作表明，社会政治理论已经着重从哲学的最深价值层面来挖掘理论资源了。这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常化政治生活的最深层的精神层面。这并不像政治科学所主张的那样，一个统计，谁选择谁，就能定下个政治格局来。政治选择背后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不可忽略。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政治价值。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观，一般是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场争论所产生的一种持续的效应，毫无疑问成了西方70年代以《正义论》显示的政治理论复苏的迹象、标志与象征。[7]

　　我们关心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说是西方政治理论家们怎么解释纳粹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这不能代替政治理论的深层理解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分歧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的思考。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关心的聚焦点是"90年代"问题。"89"后引发的"90年代"问题，是一个选择什么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停滞的改革开放问题。以引进西方当代思想而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发生广泛影响的刘小枫，写了一篇长文《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后来改名叫《温顺的刺猬》，促使人们思考斯特劳斯和柏林提出的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路解释政治生活的棘手问题。《狐狸与刺猬》是柏林的名篇。刘小枫在《温顺的刺猬》中写到，斯特劳斯这样的人是刺猬，他对于问题是一下子钻到底，不到底决不放松。但是他比较温和。因为斯特劳斯绝不排斥任何政治学家对政治所做的解释。而柏林倒反而对斯特劳斯表示蔑视。就这一点来说，斯特劳斯的"极右翼"绝对主义的解释，与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解释，恰成对照。

　　不论刘小枫对于中间蕴涵的"宽容"问题怎么看，但是起码刘小枫将之引进汉语学界来言说政治问题本身，这样一个发散性的效应，使得我们需要解释的两个问题就潜含在其中了：现代政治理论追求对现代政治生活进行理解，一者从观念上进行某种作者捍卫的政治信念的自我解释。二者再通过这种解释进行一种理论建构，且以为可以解决实际的政治生活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得以完成。斯特劳斯这样一种选择在刘小枫看来，是值得欣赏的。这在西方被认为是极右翼（主张极端精英政治）的政治哲学：只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才能理解政治生活。但是在我看来，刘小枫是误将幻想当理想。因为苏格拉底时代城邦政治的政治生活跟现代、尤其是当代政治生活完全是两回事。一个简单而小型的社会与一个复杂而大型的社会，完全不可能在政治思维当中获得简单的一致性处理结果。关键的问题是，前者状态中，个人的反省是否具有公众性，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他是否具有神性，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他是否具有普遍善的特点，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但是，这种政治生活方式，在古代生活中是可以的实践的，在现代就不行。我们特别强调，在现代生活当中，古希腊曾经统一为一的一个东西早已经分裂为二，就是个人性和公共性在古希腊是统一为一的。在现代社会，私人性和公共性是两个意义世界。任何属于个人隐私的问题，公共理念、公共机构与公共制度不得干预。但任何属于公共规则的事情，不管你是受制度的驱动、还是个人行为选择，只要你适合公共生活的规则，公共理念、公共制度和公共的奖惩机制就要对你发挥作用。这不是由理念可以解决的，没有人管你是否喜欢。而是现代大型、复杂社会治理所必然要这样处理的。这在西方现正在热烈讨论的治理（governance）问题中，有很好的反映。[8] 这样一个问题的解释，使得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中来看刘小枫提倡斯特劳斯而贬斥柏林，是毫无意义的。诚然，精英是重要的，但刘小枫提倡的斯特劳斯似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反省，才是真正理解政治生活的钥匙，这只能导向权贵政治。斯特劳斯这样的观点，等于蔑视现代政治生活的实际存在。这有两个意思。第一，现代政治是权利政治。第二，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不管大众反省政治生活的哲学能力有多强，抑或有多弱，大众的权利是不能被蔑视的。我们也批评大众本身常常是盲众，在政治生活当中意义很有限。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可以蔑视。或者断定，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反省欠缺、甚至是未经反省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那在希特勒的角度来看，消灭他们也是理所应当。因此，斯特劳斯对希特勒出现的理论反省，潜含着非常危险的导向。故而，从汉语语境政治哲学出发，或者是放在西方政治学理论50年代复苏的背景之下，我们要反省为什么规范政治理论在20世纪受到颠覆：是不是价值选择太具有个人性，而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实证的政治理论反而具有值得人们信赖的客观性？

　　二、规范政治理论的霸权

　　规范政治理论和实证政治理论是一个分析的二分框架。这个二分框架是一个相对划分。规范的政治理论着重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待政治问题和理解政治生活，也就是解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应当的。而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着重研究的是事实层面。实证政治理论，是以价值中立、甚至是价值祛除，来谈论政治问题。这样一种论证方法在19世纪以前不成问题。因为这个方法进路根本提不上台面。原因很简单。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以前，整个西方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规范政治理论，都是在为你理解政治生活提供价值根据的。而所有的现代政治理论、现代哲学都产生于20世纪以前，这证明20世纪以前的政治理论是规范政治理论的天下、规范政治理论方法的天下。在20世纪以前，规范政治理论具有政治理论方法论的霸权地位。于是，我们要问，规范政治理论是以什么样的特点来确立他的政治理论方法论的霸权地位的？

　　第一，在古典社会当中，各种社会政治要素的分化程度很低，以至于人们无法对于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定量分析。只能从规范政治理论，甚至直接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观察、理解政治生活。即使我们明确的感受到两种政治现象、两种政治观念、两种政体之间所具有的重大区别，但我们也是运用规范的方法来陈述这种差异的。这些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别，比如说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研究了古希腊150多个政体，但是他没有一个量表，纯粹是一种规范化的比较。他说明了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它们的变异形态哪一种更好。[9] 所以到最后，几乎所有的古典时代的政治理论，都要给你提供一个答案--什么是好的政治生活或者政治生活当中，应该坚持的好的价值是什么？可见，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化程度低，另一方面，因为对政治生活进行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同时，一方面是陈述政治现象，另一方面在陈述现象之后他们要提供给规范政治生活以价值基础，即我们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组织，我们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更为规范化，所以在陈述之后就必须提供规范原则。因此，在政治理论的草创阶段，没有办法在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基础上来定量的、中立的、模型化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 　　第二，古典政治生活的统治方式不需要定量化的研究。尤其是西方的封建城邦制，国王一般没有权力干预已经册封的城邦政治领袖的事务。国王的统治根本就没有能力下达到社会基层。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设计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直接进入操作状态的政治理论。对于古典政治来说，就只能将政治思绪限制在一种诱引性的规范政治理论状态。这种诱引机制，在政治理论的陈述上和政治理论有效性的检验上，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就是我乐施，你报恩的关系。政治理论不断的提供政治规范，政客们有选择性地来实施它，这就是对政治理论的一种报恩。这样一种现象在古典社会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进入现代社会状态，就难以维持这种状态了。一般说来，现代社会有四大特征：1、工业化，2、市场化，3、战争工业化，4、惩戒系统化。[10] 现代的认知，就与传统社会政治的认知大为不同了。比如，一定的敌我划分就是现代感之一。但是现代感靠什么来维持呢？战争是工具之一。战争是现代社会推动的最强动力。尤其是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战争是现代化强大的推进器。战争与惩戒都不是给人喜悦的，所以后两者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前两者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使我们抵挡不住现代社会结构的诱惑力。其一、市场化情形下的普遍交往，和相对主义观念的形成以至于对民主的了解，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在正面看，工业化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激发了我们曾经埋藏心底而又无法实现的对（物化的）美好生活的渴求和愿望。但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结构，在政治理论上要反映一个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复杂社会：契约论的兴起，法治的欲求，自由的企望，宪政的建构，这些都与现代生活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现代兴起是从1500年算起，这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推动了现代市场的产生，使得人们生产产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服务于市场当中获得高额利润。而到18世纪，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整个西欧已经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状态，对于纳粹非常痛恨的、所有的论述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都有无尽的诱惑力。比如说我们提到马克思，马克思一方面无情的批判资本主义，说它一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反面万分的惊叹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一百年的时间生产了相当于以往人类财富的总和。而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预言，任何民族想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就不能拒绝资本主义。[11] 正是因为如此，现代社会在18世纪西欧各国获得统治权以后，政治理论在17、18 世纪对于新的社会结构的理论设计，高度重视起来。首先是约翰·洛克。要理解我们所处的工商社会的政治生活，我们就要强调由霍布斯所描述的国家是一个巨无霸。他随时是一个扩张的机器，这个扩张的机器本身可以吞噬掉一切的一切。正因为新兴起的工商社会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民主国家也有这样吞噬性的作用，所以洛克在《政府论》的下篇里头，就特别的强调分权的现代制度安排。这与该书上篇里面洛克坚定的痛斥君权神授观念奠立的思想方向有关。就是现代社会里头根据社会契约、国家契约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要服从号称是神或者某种观念使他的政权和政治理念具有神圣性的说辞。一般人没有料到洛克《政府论》上篇这样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往往只关心他的下篇对分权政治体系的一个设计。其实说来这是一种误会。上篇和下篇一以贯之的洛克思想，就是控制国家。[12] 这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要怎么控制国家呢？那当然不会首先来一个数量性的研究，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状态。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积累还没有能提供足够的社会财富来进行社会调查，科学作为一种统计手段还不够。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要求的是一种宏大的框架、基本的价值、和可以马上运用起来和运转起来的政治制度。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紧急需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在洛克思想的影响下，如亚当·斯密就特别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对于现代经济的成长所发挥的杠杆性作用。他们那一批人坚�"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霍布斯预想的国家，使得人们把它设定成一个恶。它太容易侵犯我们。所以在"现代"背景条件下的规范政治理论中，特别强调国家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恶"。所以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种规范设计，显然是以当其时代政治生活对于现代格局形成之后，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来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样一些东西的需要在政治学上所发生的反馈。如果说这样一种反馈还不能成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设想"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应当如何组织起来了。

　　右翼的反应要独特一些。出于对现代革命风暴的一种畏惧，保守主义对工商社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痛斥。因为对他们来说最痛心疾首的是：传统死掉了。而激进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资本家运用国家手段发财，占有国家权力，那工人怎么办，所以他们要继续革命，要使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反面的、消极的、批判的理论限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理论一兴起，就在政治价值层面开始对于当世政治生活构成发生严重分歧。但是谁也没有兴趣放下政治价值问题而专注地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定量调查分析，这是一个政治理论的构成事实。 　　应当说，这三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社会政治论说，各有其理据。但是，这并不是说三者就没有同心圆。因为假如我们追问其中最趋同、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关键的问题就是，现代政治制度一旦正式登上人类的政治舞台，在其开始就发生了诸神之争--谁在价值上握有真正的绝对善或不可质疑的正当性。正是这样一种格局，决定了在现代政治生活格局没有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下，所有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都是一种价值视角的理解。所有政治生活的参与，都是一种基于一种价值诉求的参与。所有对政治生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判断，都只是一种价值判断。正是这样一种定势，使得规范的政治理论取得了霸权的地位。 　　但是，正在这种霸权地位刚刚建立的时候，科学介入了。科学介入到"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过程的时候，使得人们"发现"：以往的所有价值陈述，都是政治家们和政治思想家们的一种情感化的陈述。大众在这样的判断面前上了这些人的主观意志的当。他们各自主张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却是一个不清不楚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scientific）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文的(humanistic)问题。传统规范政治理论在这方面显得非常的苍白。任何一种价值主张背后都只是一种信念。而信念却是空洞的。它在漂亮外表的下面却没有客观内容。科学的介入，使人类对政治现象必须进行科学的追问。即追问事实，不问价值，一问到底，追根溯源、由源及流。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可信的层面上去。而这样可能产生的分歧是什么呢？对于各种信念，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它可能是可爱的，但是不可信。而所有的数理统计基础上产生的科学理解，它是可信的，尽管它不一定不可爱。这样一个矛盾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刚刚体会现代政治生活的时候，天才的王国维发现的一个悖论状况。王国维选择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现代政治生活的信念和实际的政治生活脱钩的极度失望。[13] 确实，我们的现代政治理论，再也不能用庞大的政治理论和直接的价值主张，提供给我们观察和理解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的可靠工具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对规范政治学的轻蔑态度。规范政治思想家们已表现出，他们自己获得的知识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给以可靠解释的要求。所以，规范政治学对投入到政治行动中的双方行为的规范的、价值的思考所产生的自我信任是荒谬的。而另外一些政治理论家产生出一些什么方法观念呢？他们认为，对原来规范政治学所陈述的自由是好的、平等是好的、博爱是好的，即对政治规范基本的准则的陈述，必须进行科学的检验，进而用一种科学的提问方式来加以替代。有这种强烈的实证倾向的政治学家、或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改变了研究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的切入方式。[14] 他们宁愿提出这样的政治理论问题：你所说的自由是属于"谁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多少人拥有的自由？假设它是政治家的自由，它就不是平凡的、普通人的自由。假设这个自由是代表大资本家，即使是经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政治家的自由，那么我们相信代表平民的政治家就不会支持它。假如这样的自由代表的一种结果，代表的不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和对美好生活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冷漠对待。如此等等。 　　所以正因为如此，规范政治理论本身在二十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导致了我们对于"现代"的政治理解的"新"的冲突。这个冲突是：原来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见证作为。所以，政治理论应当与政治生活所要求的那样，坚持一种贴近生活的规范式立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政治生活进行最可信基础上的研究，像科学所追踪的自然现象一样。这就导致了规范的政治理论研究与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冲突。确实，我们的政治生活并不是一个朦胧的规范陈述所可以清晰了解的。于是，我们试图对于这一带朦胧性的生活方式进行较为清楚明白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必须走出以前的那种规范方�"陷阱"。为此，政治学家们呼吁研究者们学习数学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进行科学统计，如此我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解析，就可以使得人人都感到比较可靠。这样，我们来理解当代的政治生活，也就是比较可信的。可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的。毫无疑问，这种对此前在政治学界通行的规范方法的蔑视，本身是有它的科学的道理。然而，如果我们要断定这种方法选择是否是得出了如其所愿的分析政治生活的可靠结论的话，我们还必须对不断蔑视规范方法基础上而引进的科学技术的方法所建构起来的实证政治学，进行一番实际的考察。

　　三、实证方法的流行与阙失

　　面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生活，实证主义政治学以它的科学性来建立了它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也许，我们必须首先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兴起的背景下来对它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作一个简单的了解。在社会科学兴起以前，我们从规范的方法视角对于社会的研究，常常是一种被称之为人文学（humanism）的成果。我们把社会问题作为人文学问题理解的结果，就是类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艺术（art）。对人文学的这种理解，我们今天总是觉得那是充满着诗意的、好的、浪漫的愿望的。因此，不会觉得它的任务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可靠还是不可靠的结论。这在西方思想学术的演进历史上，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现在西方大学的本科学院一般都叫人文科学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就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深厚--即使在科学方法深透入各类研究活动的情况下，人文学的传统也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这跟我们中国变形地引进西方的科学体制与研究方法不一样。我们在本科就分成名目繁多的系科。美国的名牌大学本科是不分系科的，一二年级也不分专业的。比如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本科的时候是学东亚语文，本科一毕业，申请攻读博士学位，选的是数学。所以在这样一种教育传统中的人士，对社会的理解显得非常多元。他既可以从数学的进路去解析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也可以从"人文学"的角度去解释社会政治生活。像当代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罗素，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所以他写的《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诺内尔文学奖。他进行的数学研究，和怀特海一起写出的《数学原理》，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研究成果之一。哲学与文学的相互配合，使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用自己观察社会的火眼金睛来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明察秋毫。而数学也可以融洽地成为研究者反思社会问题的工具。

　　但是，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兴起之后，却对于这种"方法选择"说：错！你们原来在人文学方法基础上对于社会的理解，是建立在主观性、随意性、情感性、可爱性、一元性的基础上，我们要求的对现代的理解，是客观性、可靠性、固定性、确定性、多元性基础上的。[15] 他们认为，这些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绝对的战胜关系，由十八世纪科学所提供给我们的力量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证明。而科学在十九世纪末期便似乎已经具有了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到了今天，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事进行判断时说："你这个看法不科学"。其实这一断定暗含着什么？暗含着"你这是不正确的"断定。或者暗含着"你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意思。进一步指向的就必然是，因为我的判断是科学的，所以是可靠的这个结论。

　　科学以它经验的观察，可重复的试验，精确的数据，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共同体自我确认的、确实的可靠感和确定性。这对于曾经深陷在怀疑论、甚至不可知论"泥潭"里的人类来说，几乎解决了人类有史以来对确定性问题的自我怀疑。因为在以往，对于我们所确定的某种规范性陈述，在被另一种规范性陈述所推翻之后，我们常常只能感叹地说：哎呀！这东西原来错了！现在，社会科学对大家保证说，这种尴尬我们不会再经历了：因为确定性来自于科学论证和数量统计支持！而不是强势的规范陈述！强势的形势改变了，你就得按照强势的新结构重新认知。那认知的随强势改变而改变的尴尬就具有着某种必然性。 　　似乎这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经历上得到证实。比如毛泽东时期，实行毛式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说毛式社会主义很正确。大家热情高涨，全力投入。但是后来政治家说"那时"错了。那时错了，我们就批判吧。而对于"这时"正确的邓小平来说，他提出的两论，曾经引导改革开放走向相当成功的境地。但是，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两论也很危险。猫论、摸论，可能抓对、摸对，也可能瞎摸、乱撞。偌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怎么能这样走呢？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科学的设计以及长远的规划，怎么能以那么简单、乃至儿戏的猫论、摸论来指导呢？又错了！如今在干嘛呢？我们又在寻求新的国家指导思想了！而经历过三番五次的类似变化的我们，可能醒悟到这些规范式的政治陈述可靠性有限。我们就会开始努力寻�"可靠的"政治言述。

　　所以，从政治理论的演变上，也从政治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出，一切规范的陈述带给我们的确定性是严重不足的。只有科学，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使我们有一种可靠感。那是一种什么可靠感呢？那是一种依靠冰凉的数据代替感性的判断，而产生出来的可靠感。请问，当你认定任何个人，不论他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神武，他的政治判断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不信这个冰凉的数字，你能信什么？一切个人的、主观的判断都是带有感情的。感情的判断，给人的确切可靠感，就必然是弱的。而只有不带感情的判断，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于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主力学科之一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兴起了，它代替了传统规范方法主导的政治学（politics）的地位。政治科学发挥到极致，建立在实证调查、概率统计基础上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占据了政治理论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统计的基础，是调查。调查的方法，就是随机抽样、实地访谈的方法。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研究格局？就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太客观了，太具有可信性了！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科学本身在强调自己客观性的同时，其实也就是把此前的整个政治思想悬搁起来了。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原来的古典政治理论或者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也就成为"过去的"政治理论。这样，它为我们提供的种种价值论证也就被悬搁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做的政治学研究工作，就是统计，就是调查，就是访问。我们依靠这些来判断政治活动中谁是谁，谁支持谁，谁反对谁。这样一种价值中立基础上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强调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对政治生活合法性、正当性的判断，变成了数字游戏。如果以前是认为好的，现在则变成了大数字支持的，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好的。

　　而这个数字游戏，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政治生活，不仅仅是理解政治生活而且是组织政治生活的基本途径。像韦伯这样的政治学家，如果一旦去竞选市长、州长、总统，他就得先放弃自己对于统治合法类型问题的思考，去追求大数字的支持。假设他知道自己的当选率低于百分之十，对手的当选率是百分之八十，那他自己就知道是彻底没希望了，而不是去从规范意义上为自己"应当"当选辩护。这种辩护，没有任何意义，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假如完全没有希望，还要顽强地参加竞选，那就只是参与一个好玩的政治游戏而已。比如美国的大富豪佩罗特，成立一个改革党，他就是建立在"你能参加竞选，我也能参加竞选"的想法基础上，投入到竞选之中的。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正当性上应当具有比台上政治家更多的底气。但是，他只能觉得参与总统竞选真过瘾，过把瘾就行，至于输赢，就保证不了什么了。因为数据表明，他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所以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具有选择和组织政治生活的支配性。而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绝对性的东西，可以根本不予关注。这种思路一旦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政治科学家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坚定地预测，昂扬地分析，自信地断定。

　　其实，在社会科学提出的我们理解政治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什么一种两难状态？我们对于数字处于信赖与不信赖的两难状态。

　　一方面，我们基于对数字的信任，认定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古典社会。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克制了不确定性，克制了朦胧美。我们在政治科学中做出的判断，是确定性基础上的实在的判断。这是一种超越了规范政治理论方法的理论抉择。因此，这是我们对政治理论应当建立起来的一种新信念。与之相联系，我们还建立起另一种信念。另一种信念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探索，必须变成为行为观察。所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变得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发生过绝对支配性的功能。比如，我们要研究个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就可以把我们预设成一个学习的个体，借此来观察我们政治社会化是怎么构成的。而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就是下述这一类问题：家庭、学校是怎么教育你的？给你的爱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知识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情感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经验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然后将这些比例一合成，就知道你的社会化状态是如何的了。而情感教育也相当简洁明了地表述为一个行为的具体指导：如果你跌在地上，为了训练你的勇敢，不仅不会将你扶起来，反而可能会给你一个耳光：你哭什么！跌下去爬起来就是。这种比例各是多少，加起来进行概率统计，证明教育社会化的有效的程度是如何的，我们就可以依循这种方式来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所以大家一窝峰而上，根据个人完成政治社会化的不同指标，发疯地对后代进行诸方面的培养。所以今天出生的小孩是痛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仅要学习系统知识，还要拉小提琴、拉二胡，还要学英语、学法语、学德语。家长、学校、社会，都认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最具有适应社会化要求的"素质"。素质在政治社会化中，也变成了一个个的数字指标，而不是综合的、规范的先天、后天因素的良好结合状态。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除了政治社会化的行为主义观察以外，还有社会、政治行为过程本身的行为主义观察。比如你选择什么产品，你是依靠什么选择的，你这个依靠的根据的权重有多少，由此画出的量表是会么样的？我们画出来一条弧线，来显示其中的变化情形。这个变化的弧线交叉点在哪里？而这个交叉点本身，可能象征着我们政治态度的变化和政治行为抉择方式的变化。

　　这样，复杂的、基于深思明辩基础上的传统规范政治理论思考，在政治科学家那里就变得简单了！假如我们问谁对于政治科学问题最具有发言权，我们可以回答说具有深厚的数学修养的政治学家、或者径直说数学家最有发言权。所以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卢卡斯，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及有关模型》，将数学用来分析比例代表制、选举法、权势集团、委员会抉择、以及分配问题等等。并且强调，"政治科学领域里数学模型应用的发展相对说来较缓慢，……这个领域的成熟有待于数学的进一步高度发展�"[16]

　　这种数字信息显示出的行为主义的方法支配性，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一方面，当然是对于政治问题了解的清晰化趋向，以及使得政治学具有了"科学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政治行为的实际情况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政治科学许诺的那种清楚明白、比之于"政治学"更为科学的程度。有的时候，反而可能变得有些模糊。为什么争取对于政治问题的清晰了解结果反而变得模糊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行为主义是建立在社会统计学的确实可靠性的基础上的。他们对概率统计非常信赖。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对政治行为再精确的观察，概率统计仅仅是大概率的统计。他可以精确到99.99%，像我们的99金一样。但是，99金不是纯金，只是杂质少到不能再少而已。行为主义方法的这种大概率思想支撑的可靠性，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亿分之一的例外来推翻这种可靠性。比如你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一旦在非洲发现了哪怕是一只黑天鹅，糟糕，科学的真确结论变成假的了！因此，对概率统计的信念也只能是一种相对信念。它的可靠性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可靠性，而不是绝对可靠性。政治科学对于大概率的充分信任是有问题的。[17] 现代数学方法的自我反省以及模糊数学的兴起，使得数学作为最可靠的科学工具的信念被颠覆了。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信念于是坍塌。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信赖变成了一个困惑。[18] 困惑什么？困惑数据不可靠了。因为连最可靠的数学都变得不可靠了！那么依赖数学的可靠性建立起来的政治"科学"的可靠性，势必也就不可靠了！

　　这就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了。在政治科学可靠性受到质疑的情形下，我们怎么认识人类自己的政治行为呢？首先，需要我们在方法思路上做出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大概率总不是绝对可靠的，导致对概率统计方法途径方式的选择肯定也不是最可靠的判断。一方面，这是因为，概率统计的可靠性还得依赖于方法上的假设，就是我们进行概率统计的时候是有方法最优的保障的。然而，方法最优其实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达到。美国的《文学文摘》杂志使用较为严格的技术规则预测总统选举。使用这一技术规则，它准确地预测了四位总统的当选。当时人们都很相信这种预测方法。而有一次预测却失败了。因它预测一个总统有百分之六十的选票，但最后这个人却没有当选。而现在人们大都相信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的盖洛普预测方法，是一种较为科学的随机抽样预测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在总统选举的预测中，也有失误。如它对于杜鲁门就不看好，但是，杜鲁门却当选了。[19] 所以说方法最优，一方面只能是作为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最优，另一方面到了后来变成了次优，再后来变成满意，再后来变成有缺陷的方法，再后来当然就是被淘汰。所以这样一种概率统计方法的衰变的过程，使实证主义（或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可靠的信心，也就不那么可靠了。概率统计上所提供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而且还不说极小概率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或预测的不可靠性。[20]

　　所以正因为如此，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实证方法经过五十年代一批政治思想名家的打击，再加上当代政治生活极其复杂的走向，实证方法所显现的解释力度弱化了。它的弱点开始暴露。因为实证的政治理论最多只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最多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认识政治情形的一个描述状态，尽管它是比较精确的描述。但这样一种描述的合理性基础在哪里？正当性依托在哪里？合法性基础又如何？这种描述而出的政治状态是否是值得期望的、是否是好的？如此等等价值问题它是解释不了的。精确描述与合理解释，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解释生活的两种方法选择。但是，比较而言，解释理论着重于什么呢？理解政治。精确描述描述什么呢？描述现实的政治状态。后者可以为我们提供量表，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模型，但是，难以稳、准、狠地点出政治活动的要害何在。在规范政治理论的方法视野中，我们通过对政治生活的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可以洞见性地指出政治的关节点在哪里，它的力度要比形式的和实证的政治理论强得多。

　　实证科学是反对洞见的。为什么？因为洞见是研究者个体性的东西。作为规范政治学重视的思想性工夫，洞见是我们点透政治必须依靠的。然而洞见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这对于政治科学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东西。因为，在政治科学那里，凡是无法检验的东西，我们要审慎处理它，把它悬隔起来。随着西方的政治科学的发展，这种方法要求已经不仅是政治科学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而且也是政治科学的学习者所必须接受的。在大学里，判断一个政治科学的学生写作的论文是否是一篇合格的论文，多数都得看这篇论文，有没有量表，有没有数据，有没有曲线，有没有模型，否则，这篇论文就是一篇不合格的论文。

　　当代西方的政治科学界里头，真正地要成为名家，你也一定要用数学方法。比如说著名政治科学家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里头就认真地应用数学作为分析政治问题的工具。但这种应用不见得能够获得认同。尤其是不见得能够获得科学家的认同。自然科学家们对社会科学家们滥用自然科学的做法，常常嗤之以鼻。比如耶鲁大学数学系的一个著名教授，就专门打击亨廷顿。他运用数学的演算和推导方式，来把亨廷顿这本书所列出的数学算式重新检验一遍，结论是：没有一个算式是成立的。而且，据此他坚决反对亨廷顿进入美国科学院，他认为科学家绝对不能认可这种"科学"。[21] 应用"可靠的"数学方法的亨廷顿，因为数学却没有"可靠的"得出科学结论，以致于也没有"可靠的"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也有点反讽的意味。因为数学家说他的数学是伪数学、政治科学是伪科学。而在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看来，亨廷顿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科学大家。为什么呢？像政治科学这样的理论，它一定只能够在为我们清晰的、明白的、可靠的，更关键地有效的解释政治生活，这样才达到了政治科学之作�"科学"的理论目的。亨廷顿似乎做到了这点。但是，政治学真正的尊严不在于借助理性主义的可靠性、客观性，而是在于解释政治生活时表现出的有效性，实证政治学就达不到这一要求。这样一来，规范政治学被人认为没有客观性、确定性，实证主义理论解释力度又不够，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或是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对当代大型的、复杂的工业社会政治生活的解释具有可靠感？ 　　四、方法的意义

　　为什么政治学研究的方法的意义值得我们特别强调呢？这是因为，从二十世纪50年代前后，那些接受并实践实证主义、客观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的政治研究方法的政治理论家们，在研究中所产生的认知区别、甚至态度差异，仍然是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遭遇到了选择规范的、或者实证的方法，只要寻求理解当代政治生活，便都会发生可靠性的歧义这一难题。于是，这样的探问就提出来了：究竟是实证主义、还是规范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更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现代政治生活？换言之，哪个更可靠？抑或是将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结合起来，达到一个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可靠理解？这样，就将政治学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 　　但显然这是一个困扰现代政治理论家的问题。如果撇开具体的规范主张不谈，仅从政治学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在斯特劳斯、伯林他们看来，没有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奠基的政治科学是虚弱的。因为，政治活动的基石应该建立在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上，而正当性和合法性在什么情境下才能提供得出？必须要在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提供了善的、正当的、应该的、好的这些价值论证的基础之上，政治理论才能成为我们解释日常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工具。而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理论建构所设定的政治学研究基础是什么？却是数据的库藏。这些数据能够说明什么？不能够说明什么？只要我们试图在数据背后追问价值蕴涵，它就无能为力了。作用于现代政治理论研究的两种主流方法，似乎使得我们陷入了可爱与可信的死结之中。 　　解开这个方法死结的关键问题何在？解开这个死结，关键的问题是找出死结的结点。这个结点，简单地讲，就是在发现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之间是否有一个结合点的基础上，指出结合两种方法的前提条件下面，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寻找到一个健全的政治学方法论基础。其实，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结合起来的结合点，就是促使支持两者之一的方法立场的研究者，意识到这两种方法的良性互动之必要。结合两种方法，那就是现代政治的实证理解方法和规范的政治理解方法携起手来，在政治问题的研究中，在政治生活的解读中，交互使用以便建构更为强大的政治理论，更富有解释力度的政治理论，来为我们理解当代政治生活提供工具。 　　这中间当然有一个可能性问题。我们质疑源自传统人文学的规范方法，与源自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证方法，能否结合得起来，是有充分理据的。因为，只要指出一个政治生活的解读者，一个政治问题的研究中，是很难具有两种知识传统的深厚修养一点，就足以说明这种结合的难度。况且不说具体的研究者始终只能从一种方法切入问题，他才可以指望获得满意的研究成果。这似乎是现代政治理论思想史给我们的方法训示。 　　其实，思量一下，这一结论也未必尽然。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像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这类政治哲学家，像亨廷顿、达尔这些政治科学家，他们这样一系列著名的、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政治理论家在方法上，是既采用了精确的分析研究方法，为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政治学提供了智慧之宝。同时，也采取了规范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价值规范的论证范例。比如罗尔斯之成为罗尔斯，一方面，是因为他借鉴了规范政治学的三位大师的思考方式，承接了他们的思想主题--在洛克、卢梭、康德的思想丛林中穿行后，他利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论证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利用洛克的宪政权力的原则、生命财产自由与宪政制度对公平的分配的享有，来论证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同时利用康德的先验主义方法从一个抽象的道理出发演绎出一套复杂的正义理论。另一方面，他特别引入了数学的思考方法来对公平的分配加以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数学的基础上，对罗尔斯的数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分配公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他各种学科的专家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规范蕴涵或实证分析的深入研究，以致于产生了庞大�"罗尔斯产业"--现在西方有很多政治学家们靠着罗尔斯吃饭。这有如中国的"鲁迅产业"--中国的鲁迅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行业，如果一脚踹出去，会有很多教授和博导被踹中的。直到现在，罗尔斯还受到来自左冀、以及右冀的政治学家们的挑战。但是以现代政治理论应用于解释现代政治生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来衡量政治来临的建构，罗尔斯是空前的，起码暂时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为什么？一是因为罗尔斯的解释在整体上，较有厚度。二是因为罗尔斯的方法具有力度。这就是方法的意义。罗尔斯把行为主义的观察和分析的方法，以及数学的精确性的思想混合起来，在这种方法指引下解释当代政治生活，可靠感自然会得到加强。同时，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规范的方法得以很好的运用。两者的交替使用，产生一种交替化的方法论。这使得罗尔斯足以对于现代政治生活进行具有说服力的研究--该精确的时候，可以精确到科学家认同的程度。该规范的时候，对于价值问题的言述又足以让人感佩（认同还是不认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罗尔斯那里，都有非常好的理解以及推论。所以如果要评选20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起码应在前三位，他的《正义论》，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他的《万民法》，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尤其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复争论的问题，以及对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都进行了比较好的融合。罗尔斯的理论，一方面宣告了实证政治理论的方法的效用，另一方面又宣告了规范政治理论的复兴。[22] 这比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呼吁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复兴的政治理论家们（如前述斯特劳斯、伯林等）在方法上要高明许多，因此获得的认同程度也就要高出许多。

　　从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形来看，以往我们总试图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判断政治生活的状态。比如，在二十世纪70年纪以前，西方的人们对于自己崇尚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处境，总是换算为具体的数据，并将之视为观察政治问题的可靠切入口。在分析民主政治的运行情况时，也总是着力于统计谁、以及多少支持或反对哪个党派。研究者或者观察美国的工人阶级哪部分人投了民主党的票，那部分投了共和党的票。而对于部分工人在投了民主党的票之后失望了，对于民主党他们没有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代表下层阶级而感到厌恶。他们转而支持声称代表上层阶级的共和党。为什么下层阶级要支持上层阶级呢？研究者就会从数据上找理由。他们要从综合统计量表上进行解释，然后进行分析和归纳。其实，这样一些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有复杂的导因的。不能简单地指望从量表上得出结论。

　　所以要真正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脉搏，在方法上一定要脚踏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两只船。以前规范政治学家蔑视实证政治学家，说你们的理论只能来自于数字，数据拿出来还要依靠我来给你分析这些数据是什么意义。而实证政治科学家则说，你规范政治理论家在书斋里冥想苦想当代的政治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你不进行调查，你不进行访谈，你不进行统计，你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呢？你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而在脚踏两只船的方法思路里，规范政治学家一定要通过访谈统计，你才能提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规范。实证政治学家一定要对调查材料进行规范政治学的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你才足以说明你那数字背后潜在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判断。起码两者都不具有蔑视对方的理由。而只具有尊重对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成果的动力。

　　必须脚踏两只船的方法，启发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要建立在复杂性的基础之上。政治学方法论一定要建立在一种具有兼得性的方法基点上。一方面，政治生活的理解并不单纯是一个理论规范的自我确认，而也是对于理论尝试和实践生活的定量了解。另一方面，政治问题的了解，也不仅仅是对于社会调查的量化，而也是对于理论规范的验证和修缮或改变。仅仅强调政治规范的规定性、或者某种数量模型的决定性，都会掩盖住你观察分析政治生活的眼睛。所以当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上做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理性选择。要反对规范政治哲学中存在的对某种政治哲学信念的自我神化。一切政治神话，我们都可以依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教侮，把它放到科学的砧板上重新切割，分开了解。同时，一切来自第一线政治舞台的调查，也必须经过规范政治哲学的价值检验，检定这些数据所说明的问题。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在政治理论的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特定角度看问题，如果我们必须对于两种方法的重要性加以区别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规范政治理论的方法具有一种相对于实证方法的优先性。所以我们对施特劳斯那种单纯的所谓神性的政治哲学的呼吁，对伯林那种对政治生活表现出的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是可以同情地理解的。虽然同时，对于政治科学家吁请我们重视实证调查与科学统计的方法立场，也要加以理解的同情。持有这样的方法立场，是因为，一方面，对某一种政治价值来说，它天然地存在，无须论证而自然成立。比如说自由，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不受约束。但是，要想证成这种自由，或不受约束，一个政治理论家就必须意识到，他对于人的天性自由的论证，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任何一个人想要自由。想不受约束，就需要一个社会契约。进而在组成国家时，需要有一个国家契约。否则人人都不受约束，人人就都会丧失掉自由。我们达成一个契约之后，才能捍卫我们天生的权利或自然权利。这就是所谓"法治下的自由"的含义。人类的这种政治处境，就为规范政治哲学的论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就像伯林所特别强调的那样，一个书斋中蕴含的观念可以导致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而不要以为书斋里的政治哲学思考没有用处。如果有一个疯狂的政治家来推行一种疯狂的政治理念的话，那就必然陷入一场灾难。这就是当初施特劳斯和伯林努力思考纳粹问题的政治理论动机。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站在生活本身的绝对的善基础上，也就是自由天性绝对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思考政治问题与解析政治生活。任何政治理论不管以什么样的政治学方法，什么样的政治学陈述，来进行政治理论建构，这都是必须要坚守的最重要原则，否则政治生活就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是不可组织起来的。或许，这就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是重要原因--事实与价值是相关的。[23] 但是，价值对于事实具有一种先在性。因此，他对于事实世界也就具有一种引导作用。而在后行为主义兴起之后，复兴的规范政治哲学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政治学的研究实践中，一个研究者必须首先具有某种政治价值理念，他才可以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工作。这既因为他在研究活动之先就已经受制于他具有的某种先在的价值观念。也是因为他在研究活动的过程之中对于研究对象表现出的方方面面特征或现象的观察、探询与描述，也会对于他分析观察的对象的价值注入产生制约。更是因为他的分析研究的结果或结论，也是在他的既有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归结出来的。没有这些价值规范、以及对于价值规范基础的政治学方法的自觉，一个政治学研究者就不可能进行政治学研究工作。基于规范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者是对于这一研究的方法处境的自觉，而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上的政治学研究者也一定得意识到这一方法处境，否则他就无法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加以归纳和提升。 注释：
[1] 本文是2001年11月15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学生所作的演讲的记录稿。承蒙政治学与行政学系2000级同学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特致谢忱。
[2] 在本文中，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不是两个严格区别的术语。一定意义上，它们是作为近义词使用的。这种使用方法，可以参见古尔德等编辑的《现代政治思想》一书。该书所收多篇名家作品（如斯特劳斯、柏林等人）都这样处理两个概念的内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 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4] 参见前引古尔德书中所收斯特劳斯的文章。并参见刘小枫《温顺的刺猬》，载萌萌编：《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斯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参见前引古尔德书所收柏林文章《政治理论还存在吗？》。
[6] 参见伊格拉季耶夫著、罗妍莉译：《伯林传》，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活脱脱的伯林形象。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 参见赵敦华：《劳斯〈正义论〉解说》第1、5章。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及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论罗尔斯文，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8] 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中有关篇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9] 参见萨拜因等：《政治学说史》上卷，第七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0] 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导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
[11] 参见《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2] 参见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第七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参见蔡尚思：《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载氏著《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 参见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是一本堪称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作的小册子。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5] 参见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中"社会科学与统一科学"一文的论述。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6] 威廉·F·卢卡斯主编：《政治及有关模型》第二卷，序言，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 参见阿·迈纳：《方法论导论》，迈纳强调指出"归纳论证得不出可靠性，只得出概率。这里，大概98%的概率可看作是非常理想的结果。"见该书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18] 参见弗兰克·库宁汉：《社会科学的困惑：客观性》，尤其是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9] 参见迈克尔·罗斯金等人：《政治科学》，第八章，第159--160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20] 参阅同注18。第162页。
[21] 参见舟可昕：《从哈佛到斯坦福》，第135--138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2] 参加万俊人：《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勃兴与承诺》，载氏著：《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 参见前引迈克尔·罗斯金书，尤其第一章中"改变政治科学"这一部分。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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