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及其责任

鹿居邦
人祸比天灾更可怕，即使天灾可能比人祸造成更大的损失，也依然如此。原因就在，人祸是可能避免的。恰因其可能避免而没有避免，才尤其不堪忍受；恰因其可能避免，才特别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这就必须分析酿成人祸的责任。
既为“人祸”，责任当然归“人”承担。然而，在谁都同意或无法对此提出异议的这一原则前提下，具体到一次（件）实际的人祸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或谁又完全无须负责，在很多情况下，却远非“简单明了”或“一致举手”之事。相反，它仿佛会成为“剪不断、理不乱”的“无解之题”。
造成成百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苦日子”，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话说，叫“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当然首先要由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当时国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负责。但仅仅是“最高当局”负责吗？那些中下级干部乃至一般民众，要不要对“苦日子”负责？
在题为《狂热及其灾难》（见《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18版）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40年前，广西环江县放出“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这个大卫星导致全县非正常死亡4——5万人（相当于该县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大惨剧。其中有少数人更是在“追瞒产”的过程中被活活打死的。这幕惨剧的“导演兼制片人”，是当时该县县委书记洪华。就是这位“正大光明弄虚作假”，将“饿得外逃的民众视为社会主义的逃兵，劝不回来，就打死算了”的洪书记，放卫星后，竟荣升地委书记！虽然后来也遭“极应”：被批斗、开除党籍、“判刑5年”。但1980年，“有关方面”竟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这极为鲜明地显示出“有关方面”对“责任”的认识、态度）
文章在“无言中”对给洪华平反表示了极大的反感、愤慨。然而，除洪书记外，那些在他“英明”领导下，直接参与弄虚作假，乃至活活打死自己无辜同胞的基层干部，普通民众，要不要承担责任呢？文章丝毫未提及，就连暗示也没有。
众所周知，在团伙犯罪案中，除有“首犯、主犯”外，尚有“从犯”。“从犯”虽可从轻发落，但岂能“逍遥法外”？真是“法不责众”么？难道在那场巨大的人祸中，竟只有“主要责任人”，或极个别“次要责任人”，却没有了“一般责任人”么？
作为百分之百人祸的“文革”，又由谁承担责任？除“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外，那些高中低级领导、干部，那些千千万万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年学生等，他们要不要承担责任（责任大小可视为另一层次的问题）？
普遍的思路仍是：文革只是极个别极少数人的责任，至于广大民众，只能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谁敢说不是“受害者”）”。
仔细想想这种观点，再将其与深入人心并被很多人视为“真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英雄”的观点相比较，真令人啼笑皆非，一步三叹！作为“历史主人”的广大民众，怎么能只在历史进步的红色功劳簿上署上自己的大名，却又将历史倒退的反动全划到“个别人”的黑帐上？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个别人”，焉能将历史拉向倒退？
余杰年轻气盛，有作为“人”的最高贵的“正义感”。他要求文化名人余秋雨为文革负“芥茶粒”大小的责任（忏悔），希望余秋雨为文革中写的奉命文章认个错，仅此而已。可余秋雨就是丢不起这个脸面，于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更有一位一脸庄严（见照片）的于坚先生认为，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在“克隆文革”！是在侵犯神圣的个人自由！因为，忏悔或不忏悔，是“个人自由（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2日23版《忏悔是个人自由》）”。这是从哪里说起呵？做错了，诚心认个错，表示愿意改正。倘若根本就不认错，改正从何谈起？当然，从任何人都绝无可能“强迫”他人“诚心”认错的意义上说，“忏悔或不忏悔”，永远都只可能是“个人自由”——于坚先生多虑了：谁又可能“侵犯”这种“诚心认错”的个人自由？
写到此，我想起两件事：一是说在德国，有青年不守规矩，有些胡来，于是遭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的大声斥责。谁知这些年青人一点不买帐，反而反唇相斥：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言外之意是，你们这些选举希特勒上台的人，凭什么对我们的道德行为说三道四）？这位苍苍老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我想，该老人只有意识到在希特勒统治时期，自己作为“普通德国人”的责任，有良心和羞耻感，才会面对青年人的强烈批评而说不出话来。否则，他很可能会破口大骂：这群没教养的小流氓！或者会像于坚先生，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竟想“克隆法西斯”么？
二是所谓“良心案”（见《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19版）。1998年，在法国，一位叫莫理斯.帕蓬的老人，因在德国人占领期间，几次按德国人交给的名单，下令逮捕1000余名当地的犹太人，并将他们移交给德国占领当局，而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反人类同谋罪”。实际情况却是，帕蓬并非主动逮捕这些犹太人，他是在德国占领当局的命令下被迫这样做的（私下里他对犹太人的命运深感痛心）。他当时的身份不过是地方的高级公务员（“第5把手”），在他上面还有“领导”，这种逮捕当然先得到领导的批准。帕蓬做的只是执行上司的命令，况且，即使他不干，也绝对无法改变那些被逮捕的犹太人的命运。不仅如此，帕蓬还被反法西斯的领袖载高乐将军称作“自己人”。因此，对帕蓬深表同情、认为他冤枉的大有人在。然而，那些坚持要给帕蓬判罪的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帕蓬虽然无法改变那此犹太人的命运，但也至少可以不去签署命令——他可以辞职，虽然这无疑有“风险”。
帕蓬究竟应否被判罪，这或许永远无法取得共识，正如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余杰有无“权利”要求（不是“强迫”，余杰“不幸”没有那个权力）余秋雨忏悔，国人将永远争论不休一样。
然而，“争论”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这样的“真理或事实”，即：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人真正具有责任感和良知，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苦日子”或“文革”类的特大巨惨的“人祸”的重演！
笔者深信：任何人均可以不为自己的任何言行主动承担任何责任，正如于坚先生所说，任何人都可以不忏悔（既然“忏悔”是个人自由）一样，因为他总能够从历史、现实、他人或社会的“深刻原因”中，为自己“开脱”。但任何人都绝对无法避免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因此 ，为改善（假定“可以改善”的话）个人与社会的命运，每个人还是主动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好——虽然我并非任何宗教信徒，但我宁可将此视为“神或上帝”的不可更改的意志。
苍天在上！苍天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