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野中的毛泽东的思想

任不寐

（转自不寐之夜http://bmzy.126.com）

　　２０世纪中国政治的目标是一组相互冲突的系列，如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自由与安全。逃避苦难，就要泯灭个人,维护集权，追随救主；恐惧压迫,又要争取自由，选择民主，反抗统一。因而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家的性格都是矛盾的，命运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其政治理想和人性的光辉最终在同一主体对这二律背反的超越过程中被埋葬掉。毛泽东就属于这样的时代，一个需要巨人又必然要毁灭巨人的时代。
　　毛的思想体系内容庞杂,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主要论述毛思想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袖比较的结果。历史地看，毛思想的一个特点是在继承灾民理性传统的基础上，又沉陷到灾民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之中。邓面临这种冲突试图寻求现代性的“现实主义”的救援，而后邓时代的“实用主义”更多退回到灾民理性传统中以期缓解这一冲突导致的权力危机。
　

　民族主义与国家现代化
　　仅仅从文字史的角度说，毛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毛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对外国人没有任何好感，无论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毛的排外情绪不仅是来自灾变理性传统和民族自卑感，也是他的革命经历的产物。他的对手(无论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总是有外国势利的支持，美国人支持蒋介石，苏联人支持王明和彭德怀。毛的排外情绪是合乎逻辑的。在毛主义的敌人辞典里，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远远排在资本主义的前面，克里姆林宫比大洋彼岸的“乔”更使毛感到不安。他的“国际共产主义”政策只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对“世界革命”的支援只有在有利于体现泱泱大国之君的风范时才有意义。
　　但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或主课题，要发展就必须开放，必须学习。毛的封闭政策是现代中国落后的一个根源。国家现代化需要和毛的民族主义病症在毛主义的内部必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激发了象“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政治想象。历史已经证明毛缺乏解决这个矛盾的理性和能力，一篇《矛盾论》使活着的毛得到安慰：一切本来就是如此吧。


　　救世主困境
　　权力自私和道德救世在毛的思想里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毛的民粹主义可以界说为领袖救世主哲学，是赫尔岑的思想与列宁主义的混合物，但中国法家传统的影响更大。要保护几千年来受尽苦难的小民免受官僚主义的迫害和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民主与主民两个对立的方面在毛主义里实现了“统一”。统一的结果是毛即人民。毛希望人民在他的监护下行使民主权利，但不肯放弃监护权，自然使人民与他为敌；不肯让渡监护权，自然使同伙与他为仇。
　　毛的专制主义有他的道德基础与社会基础。毛对知识官僚的罪恶记忆犹新，对官僚主义在新政权统治下复辟深表担忧；战争的幸存者和胜利者作为一种经历强化了英雄救世的道德性与合理性。“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9）
　　与民粹主义相关的两小范畴是无政府主义与平均主义，这都是反对官僚主义的结论。毛一生与“官僚主义”作战，但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了整个社会。
　　中央集权、工业化和计划经济需要建立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国也有官僚传统，毛必须用官僚和政党来统治和治理这个国家，来贯彻他的政策。“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一拍即合，传统官僚主义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凯旋了，党的官僚成为新的精神贵族和特权阶级，而且其腐败程度超过了他的前辈们。
　　这样，毛带领着他的政党从反判传统出发又回归于传统，在历史的上空划出了一个流血的近乎封闭的光环，尽管毛通过不断发动运动对这个制度进行反复的推倒与重建，仍然没有使他超越出历史的怪圈，而政治运动本身也内化为一种权术。
　　这种“困境”是与毛对民主和自由的无知联系在一切的；对形式自由的偏见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对自由持一种矛盾的心情。作为苏联的独裁者，列宁为了政治生存用“民主集中制”把自由彻底污辱了并把自由进行了“阶级分析”。毛完全继承了这种文化无知和权力自私，并用人民自由或“本质自由”的概念取代了公民自由或形式自由的概念：对人民的自由就是对敌人的专政，于是本质自由成为谎言。1945年7月他对黄炎培的那个有名的答复曾使黄感到兴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类似这样的民主高调毛同一些外国记者也说过。这种民主“热情”主要发生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是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不是他的真实思想。毛关于民主的的真实思想体现在中共内部的一些讲话和文件中，1943年六月六日毛给彭德怀的信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毛的民主完全是列宁式的民主；（11）可以把它和列宁给米雅斯尼科夫斯基的信对比一下，他们之间对民主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12）


　　唯意志主义
　　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复讽刺企图在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是白痴，但是毛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里塞尽了许多“麦淇淋”，他至死都相信他一直在领导中国的老百姓走向共产主义的天堂。
　　毛信仰思想的力量特别是意志的力量。当然，这首先必须是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志”。他的革命生涯从开始到结束帮助他确立了这个信仰，而在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神话又使毛必然选择超现实的精神力量；同时，实现大同，摆脱落后的急躁心态连同毛的浪漫又固执的个性，使其唯意志观点走得更远。毛的工业化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但是留下了低效的国营工业和生产停滞导致的社会普遍贫困。
　　唯意志主义者敌视自由思想与不同意见，因而被他碾碎被它迫害的人也是最多的。
　　毛有一种强烈的超越欲望，他的确是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尽管马克思反复说那不行。意志是执行这种超越任务的主要力量。毛期望把精神胜利变为实际胜利，并俘虏这个大国一起超越；但他总是忘记他实际上并没有离开地球或实际这个事实。我们能听见毛从高空沉重跌下来的声音，那是夸父的喘息；他激起了巨大的尘土，我们至今生活在这灰尘里。他的失败和夸父不同，人民和他一起经历了这个失败。
　　毛究竟要超越什么？他想超越中国的贫困和愚昧，想超越苏联，想超越英国，想超越美国，想超越官僚制度，想超越马克思，想超越孔子，超越秦始皇，想超越经济规律，超越人性——一切在他前面的东西都是对他的挑战——但他超越不了自己。我们看到，毛一个太阳也没有射下来；不，他射杀了一个，那个太阳就是他自己。


　　矛盾（运动）价值论
　　毛继承了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把它发展到极端。他不仅认为矛盾和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普遍状态，而且认为是应该存在的状态；他不仅对运动进行事实判断，而且进行正价值判断。矛盾、运动、斗争就是善。“他把冲突看成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有益的特性，因为它所引起的变化是积极的、进步的”（13）他实际上是从马克思返回到赫拉克利特，但他没有表现出赫氏面对“一切皆流”的无奈，而是对“大风大浪”的狂喜。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同新达尔文主义对达尔文主义的修正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承认历史或物种是进化的，但不是或不仅仅是渐进的，而是渐进中有突变。毛认为人的意志是突变的主观条件，而运动是客观条件。他悲剧性的把这种“哲学思考”应用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善，当毛在这个“善”中“其乐无穷”时，人民便其苦无穷了。把冲突当做善，这是古往今来一种非常病态的权力思想。
　　从赫拉克利特到马克思都片面地认为“运动”是自然界存在的唯一的、普遍的特征。事实上，运动必然是相对的，事物也同时体现相对静止的特征。黑格尔把这种片面性应用到精神世界，而马克思把它扩大到一切领域，特别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领域。马克思独特的错误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运动的原因全部归结为矛盾，并对矛盾概念赋于了人类残杀的意义；其二是把已经人性化了的物质世界运动的矛盾规律全盘应用到人类社会。他忘记了人类社会具有不同于物质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逻辑，人类精神不仅需要“运动”和“冲突”，也需要静止和合作。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有阶级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把它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波普尔说对马克思这句隐语不能太当真，但我以为对毛的这种摹仿必需当真；毛是真诚地把马克思的隐语当做真理来理解的。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或主要是阶级特别是个人合作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应该是个人合作或在个人合作的基础上团体合作的历史。物质运动不等于人际矛盾，矛盾不等于斗争。物质世界的规律不完全等于人类社会的规律,运动不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的特征,“大象还有别的腿。”
　　毛对矛盾和斗争的“偏爱”根源于中国现实的矛盾、中国政治的矛盾和他自己思想的矛盾。首先，中国的落后同现代化的目标是矛盾的，中国的现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矛盾的，在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一直坚决反对的。其次，马克思主义和基本人性是矛盾的。最后，思想理论同权力的实际利益和实际行动是矛盾的——毛的“矛盾律”是一种对这些矛盾的适应，当矛盾无法解决时就干脆认为矛盾是必然的和有益的，这是一种哲学精神胜利法。
　　另一方面，毛承担了相互冲突的角色，这种角色冲突是“矛盾论”的主体性基础。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革命家和农民、真理的代表者和权力的独执者、社会的稳定者和社会的运动者......众多的二律悖反内在于毛的思想里，注定了他的精神错乱。这些互相冲突的角色就象灵魂中的“矛盾恶魔”，它并没有起到“有益”的作用，他粉碎了毛的政治生命。更可悲的是，这一点，直到他去世时也没认识到。“毛的一生与封建传统整整兜了一个圈，他的孩提时代就开始反中国传统，杜绝过14岁时的包办婚姻，但最终却以一位新时代的皇帝而结束，驻足于久享盛名的中国传统台阶上。”（14）


　导师的困境
　  “太阳城的统治者是一位祭祀，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做“太阳”，而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应该称他为“形而上学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的一切人的首脑；一切问题和争端要由他作出最后的决定”。（15）毛是灾民神话的人格代表，是权威人格的政治形式。他有一种“导师”情结，或“教皇情结”。他不仅要照耀世俗世界，也负责为精神世界提供光亮。
　　毛不认为他是政府意志的代表，或不仅仅是政府意志的代表，他更喜欢把自己想象为中国人的精神领袖或中国人的“教养员”（16），自我想象为卢梭说的“立法者”或“总意志”的代表。毛相对反对“伟大的革命家”等肉麻的恭维，但独对“导师”的恭维情有独衷。他说，导师，就是教员。
　　精神领袖必然反对精神自由，因为精神本质上是无领袖的。毛对精神自由的反对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和对精神的迫害。思想改造这种精神迫害未必比斯大林的肉体消灭更人道。当迫害仍不满足时，他以蔑视知识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满足;“书读得越多就越蠢，就越不知道什么。”这句让人类思想史和常识震惊的名言只有这样解释才符合毛的本意：别人书读得越多就越蠢，就越不知道什么；毛自己总是“好好学习”的。
　　不能把毛的政治迫害“刀不刃血”归因于他政治的开明----与斯大林比----这种怪诞的现象来源于政教一体化的自大，他比斯大林的专制更狂妄，他要占有人的灵魂。“为了实现有形自由和对以其他人的统治，他力图掌握权力；但另一方面，然后又不利用权力。这是一种想同时兼有两种自由——有形自由和伦理自由——的怪诞企图。……他要向自己复仇的牺牲者表明他报复的可能性，然而出自道德动机他又放弃进行报复。”（17）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时代中国很多人的生命的幸存,“得益于”这种“怪诞的企图”。但同时需要记住的是，受暴力和精神迫害而自杀被禁止，因为那意味着对这个人间上帝能力和尊严的一种挑战。因此，当赫鲁晓夫听到有人开枪自杀时很愤怒----领袖或导师一般不具备同情这种基本人性----“他不是向他自己开枪，他是向党开枪！”他气极败坏地嚷道。侮辱自杀者及其家属，是毛时代一种独特的政治迫害形式。
　　教皇情结的必然逻辑结果是相信道德的力量和群众运动。上帝的尊严来自群众或“选民”的自动崇拜，教皇的主要工作是布道而不是命令。这种教皇情结是把毛和世界上其它独裁者区别开来的标志之一。强迫思想转变和命令“主动”交代“罪行”是神权政治的政治艺术之一。但是，毛相信道德的力量主要是相信自己道德的力量；他相信群众是相信盲从他思想的群众和相信群众的热情而不是理性。雅斯贝斯说群众是虚妄----我同意这个判断----但毛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群众和个人（他自己）联系起来而“消灭”了“虚妄"。毛是群众的代表，毛就是群众，群众由于这种“客体化”获得了现实的实体性，通过彻底的虚妄而获得了这种“实体性”。由于毛是群众和思想的唯一实体性，他就比教皇更不宽容，无论是对思想，还是对“群众”。他纵容“群众”正是这种不宽容的表现，因为那是在纵容他自己;“群众运动”的心理边界是“运动群众”。毛从来没有把“群众”当做同他平等的人的团体来看待，“群众”存在的价值就是证明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群众的工具价值。“为人民服务”的重点不在“人民”，而在“服务”，是为了“服务”而“人民”，而不是为了“人民”而“服务”。人民是只能被服务、但不能自己服务的那群人。毛从来对群众充满了蔑视而不是尊重，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晚年毛泽东》P.166）这表达了他对群众的蔑视和对“服务”（即独裁）的执着。由于群众的无知，中国只能走独裁的道路；既然中国必须独裁，那么，所有的政治斗争必然是关于谁独裁的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研究权力思想史的钥匙。


　　毛的去世象征着中国古典英雄主义时代的结束，平民时代的到来。毛为新的时代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对自由和安全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的人不久将在新的国家里发生冲突。去世的毛仍然在中国公民的心灵的广场上留下了一具遗体，他在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翻然坐起，提供一种简单的解释。也许新的一代人只有在历史书中才知道这个人，但这个人在他们的父辈的日记里、在他们自己的灵魂里无处不在。毛代表了中国历史一个漫长的过渡时代其中最为激烈的一段过程，这个过程尚未结束，我们注定被卷入其中，或者我们被这一过程结束，或者我们结束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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