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

　　1997年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如骨牌效應觸發了其他亞洲國家的金融危機，並迅速蔓延到俄羅斯、南美，同時也困擾中東、南北非，波及歐美。這一場前未之有的經濟大災難，東南亞有的國家幾十年努力所累積的財富一夜間灰飛煙滅，連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所贏得的經濟「奇跡」美譽也被譏諷為「海市蜃樓」。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指出，這是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場重大危機。

　　誠然，沒有比這次經濟危機更能使人深切體會到了全球化現象。在這次經濟危機的解救善後工作中，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高姿態介入泰國、印尼、南韓，清理它們的金融結構，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主導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改革。然而，馬來西亞拒絕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干預，在經濟「主權」觀念下所作的自救措施，則為世界強勢的經濟輿論所抨擊，處於孤立狀態。

　　這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深層次地顯露了三個獨立而又相互關連的問題，即全球化問題、現代性問題與世界秩序問題。這三個問題無疑會是二十一世紀主要的議程。

　　全球的理念可以推溯到較早的歷史，但全球的意識（如「地球村」）、全球化現象的物質性的展現，則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近二三十年來，由於新科技的興起，出現了所謂資訊化社會、後工業化社會，更使全球化如火如荼。羅馬俱樂部在1992年出版的《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型態的全球社會的初期階段」。的確，由於電子媒體的發展，使得文化的全球化早已在世界各個都市強力陳現，傳統的民族國家的疆界在資訊科技的穿越滲透下已失去原有的意義，地球生態的危機感更形成「環保無祖國」的新人類的族群。至於經濟領域中，自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崩解後，一個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已隱然出現。

　　在這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不止各國的經濟與全球化接軌，越來越有力量的跨國公司旗下的管理層更成為全球取向的新階級或新身份集團：這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如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的史凱拉（Leslie Sklair）在其《全球體系的社會學詮釋》（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中指出，是非常不對稱性的。而這個非常不對稱性的全球資本體系是以美國處於霸主地位的，此在新近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可謂顯露無遺。但是，我們在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中也清楚看到，這個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是充滿無節制的貪婪、投機；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公平性的，連國際大炒家索羅斯（George Soros）也寫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一書，呼喊開放社會的理念的實現已處於危境。他認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今天對開放社會的威脅已大過任何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從這裏，我們不難見到經濟全球化本身已構成一個嚴重問題。事實上，不止經濟領域，在政治、文化等領域，全球化也出現極不對稱性的全球結構形態。從而，不僅是政治主權發生被侵蝕的現象，文化在全球化形勢下出現的霸權與反霸權的現象也日見銳化。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化衝突的論旨，在這個新形成的全球化的脈絡中，自有它的意義。全球化是一個不可也不應遏止的趨勢，它為人類提供了前未曾有的機會，但全球化如何避免「無序」、如何避免叢林原則的陷阱、如何建構世界的新秩序，則是今日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全球化之所以出現，在根本意義上，與所謂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是息息相關的。二次大戰後，特別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亞洲、南非洲及非洲的國家，都自願與不自願地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出現了一個全球現代化（global modernization）現象。東亞，特別是四小龍，便是這個全球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各國之走上現代化，誠如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巴斯（Octavio Paz）所說，是「命定地現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的。從根源上說，現代化是西歐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理性為基底的「啟蒙方案」發展而來的，啟蒙方案亦即「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之後，這個現代性方案實際上是通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歐美的資本主義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展開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二次大戰後的對峙與抗爭，說到底，是兩種現代化模式的競賽，它們把全球割裂為二，成為二十世紀中葉後的兩極局面。深一層考察，美國與當時的蘇聯向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推動各別的現代化模式時，都帶有一種「文明使命感」，而把這兩種模式軟性或硬性地分別地加之於第三世界的國家社會上，並理所當然地視之為一種「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今天，蘇聯已為歷史名詞，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模式也已失去光彩，而獨領風騷的便只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了。

　　無庸諱言，全球現代化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性的西化現象。馮勞（Theodore H. von Laue）在《西化的世界革命》（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一書中指出，西方進入非西方世界前產生的急速的社會變遷，對於非西方社會有創傷性的結果。非西方社會一方面對西方的許多東西產生欲望，一方面又深刻厭恨西方所造成對傳統秩序的破壞。他認為，非西方社會所從事的往往是一種「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而這種「反西方的西化」一方面說明了現代化與西化二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在全球化，特別是文化全球化過程中「文化衝突」的潛在能量。

　　全球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學者之間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有的（如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現代性擴展的結果，或把全球化純粹看作是現代性的放大化；有的（如羅伯遜 Roland Robertson）則認為全球化是現代化的條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現代化的條件。這兩種看法在經驗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我個人認為，「全球現代化」過程確是促進了全球化，並看到一個越來越有「共相」的現代性的湧現，即西方現代性或啟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許多地方獲得體現。這表現在經濟的市場資本主義，政治上的民主體制，以及職業結構、教育結構、城市結構，這些雖非西方的現代性的翻版，但確有匯流之處。以價值觀念言，則啟蒙之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亦日漸為人們所接受。不過，再深一層看，在全球化中所出現的，並不是一個愈來愈有同質性的世界，反而是一個更顯示文化「差異性」與「多元性」的世界。的確，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會出現「他者」的聲音。今日盛行的「後現代主義」之所以出現，實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種反應，即重新去發現特殊性、地方性與差異性，從而產生對西方現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性之普世主義的宣稱，予以揚棄。在某個意義上，全球化產生了「後現代主義」。至於後現代主義之攻擊現代性，並宣布「現代之終結」，則只有在西歐與美國或有經驗性的意義；而在非西方社會，非常明顯的是，現代化是國家社會發展的強勢意理和語言：從全球看，現代化還正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運動。不過，在全球化中，這個現代化運動已有意識地與西化保持距離，並日漸增強對本土文化的承諾。他們追求的，無疑是西方現代性之外的「另類現代性」，也即旨在建構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另一種現代文明秩序。簡言之，非西方社會要現代化，但不要西化。誠然，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這一種擺脫西化的趨勢遭到挫折，但從另一角度看，則這次危機毋寧說更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本身的問題。我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現代化不會停下來，而最終出現的，將不是一個西方現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個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現代性。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全球化將無可避免地會繼續加劇，我們要講世界新秩序，亦必須從全球化的角度去思考，否則是無意義的。而要建構一個全球的新秩序，則必不能不面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的事實。更進一步說，我們必須把世界新秩序建立在一個多元的格局上，亦即使文化多元主義成為世界新秩序的構成原則。今日以美國為霸權的絕不對稱性的全球體系是不穩固的，也是不能有確定性的。事實上，如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中指出：「長期而言，國際政治已愈來愈不適宜把霸權力量集中到一個單一國家手中。因此，美國不僅是破天荒第一個，唯一的真正全球超級大國，也可能是最後一個全球霸主。」美國作為最後一個全球霸主的地位顯然是不能持久的。美國的國勢自二次大戰後是不斷相對降落的；美國一度在1945年達到全球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總和50%的巔峰。在2000年時，若干估計指出，美國可能佔有全球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總和的20%左右；到了2020年，這個比例將降到10%與15%左右，而其他力量如歐洲、中國及日本的相對佔有率可望上升到與美國約略相埒的地步。布里辛斯基說：「全球經濟由單一國家獨佔優勢，有如美國在本世紀中的地位一樣，已經不復可能。」

　　瞻望未來的發展，美國或整個西方仍會在全球中佔優勢地位，但不可能再享有壟斷性的優勢，也因此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紀向世界各國指點江山，唯我獨尊。美國或西方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居於全球的先導地位，實由於西方現代性之巨大成就，但也就在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性所產生的「黑暗面」與「病態」已長期引起西方本身深刻的不安與不滿。客觀地講，西方現代性已缺少成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範的正當性與可能性。亨廷頓說：

他認為西方的普世主義的想法足以造成世界文明間的衝突。亨廷頓之批判西方的普世主義，正是為支持全球多元的文明秩序而言，這是與全球化的人類新情境相契合的，特別是與非西方追求「另類現代性」之「去西方中心」的企圖心相契合的。值得一提的是，後現代主義不但拒斥了啟蒙的普世主義觀，並且在其「差異性」的理論架構中，揚棄了不同文化的階層性，而在後殖民主義的論述中，更對西方向「其他」地區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質疑。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學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識到，必須有一個「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觀點。意大利哲學家維鐵蒙（Gianni Vattimo）認為今天已進入西方文化與「其他」文化關係的新階段，不同文化間的對話終於成為「真正對話」。我不認為不同文化間已有「真正對話」，但對於今後建立世界新秩序來說，文化間的真正對話已不是奢侈，而是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