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浮出水面

秋风

一种思潮似乎正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浮出水面，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论断来自下述事实：
1、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前不久与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的争论。
新儒家在八十年代曾在大陆获得广泛关注，但这股新儒家主要源于二十世纪前半叶及其后的港台。90年代以后，大陆则形成了一批本土新儒家，他们自称为“大陆新儒家”。其代表人物，南有蒋庆，北有陈明。
今年4月4日，陈明在天津南开大学作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对该校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某些观点表示了异议。刘泽华坚持的是现代以来历史学界的主流观念，即中国古代乃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支柱，他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政治关系是“笔头对锄头的剥削”。
陈明则对此提出批评，试图重新评估儒家与专制王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霸王道杂之。儒家固然为专制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论证，但是，它也对社会层面上的自我治理提供了价值支撑。而刘泽华及主流历史学界夸大了前者，而无视后者，没有看到儒学思想对于社会利益的表述与维护。
因为这样的批评发生于刘泽华所任教的学校，因而，引发了与其学生的言语冲突，并蔓延到网络世界。这场争论中不乏激情泛滥，但确实使文化保守主义关于儒家社会功能的认识，开始冲击主流观点。
2、龙场会讲，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汇聚一堂，研讨大陆新儒家学理和教义。
今年51岁的蒋庆大学时学习的是法律，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这个地方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之处，蒋庆的理想由此隐然可见。
今年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著名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康晓光致力于发掘儒家仁政思想，绳洪则倡导天下主义。不过，专门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梁治平未能到会。
会讲乃是儒学历史上一种讲学传统，通常是学业有成的儒学大师汇聚，切磋学问。会讲传统的恢复，标志着大陆新儒家已经具有了群体性从事文化学术事业的意识和能力。
3、读经活动及其所引发的争论。
近年来，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奔走之下，在若干地区，悄然地兴起一股读“经”之风。有报道说，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收入其中的是公认的体现儒家圣贤义理之学的经典，即六经、四书、诸大儒代表作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选本。蒋庆也系统地提出了其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
这一现象引起激烈争议。《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上一篇薛涌的文章相当具有代表性，该文题目即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他形容蒋先生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他径直将这称为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秋风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提出批评。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秋风、朱国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集中讨论，其中秋风、刘海波明确支持读经。这样的讨论也蔓延到网络论坛。虽然反对读经者大有人在，但支持读经者的声音也并不微弱。
4、引人注目的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影响，酝酿“中道自由主义”概念，这是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
与此类似，近些年来，在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也已经有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话制度，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比如，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还有，杨鹏从老子思想发展强调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
5、还有一批活跃在“朝圣山之思”论坛的年轻学者，主张重述中国古典的正统道德论述。
当然，在上述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差异和分歧也是巨大的。比如，在政治立场上，有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之分；在对待传统的心态上，大陆新儒家内部，蒋庆更多地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陈明则并不拒绝来自西方的制度资源。至于中道自由主义，则对中西思想和制度资源，均保持一种开放心态。
但是，在他们中间，确实体现了某种共性。那就是，不仅自觉地摒弃近代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心态和思维模式，而且更进一步，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资源持一种正面评价，尽管程度不等；他们致力于通过学术上的努力，使古老的资源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及制度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个视角有助于观念市场的平衡

自中国开始对西方世界开放之后，中国人的心态和思想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过，在每一波西化浪潮之后，都会出现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相较于西化的浪潮，显得非常无力。尤其是随着教育体系的彻底改观，随着五十到七十年代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国传统已经生生断裂。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普遍流行着一种心态、一种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可以称之为“理性与进步的蒙昧主义”。
理性是宝贵的，进步是可欲的。但将启蒙绝对化的现代中国主流知识界却将这两者推到极端。他们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包括怀疑传统和经典。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在他们那里，唯独理性、进步本身却是不可怀疑的，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成为成为一种拜物教——法国大革命中间，就曾经出现过一种叫做“理性宗教”的怪物。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人，已经居于历史的终点，因而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而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一切据认为妨碍他们所追求的进步事业的东西，都应当无情地予以摧毁，好让今人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样的思想悖谬在欧洲大陆曾经上演过，在中国也上演过了：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从怀疑一切走向了唯我独尊。正是在这种哲学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人们以科学、进步、现代化的名义，对传统、对民间文化、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正统道德观念，对城市的风貌，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伐，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摧毁。同样是这样的哲学观念，导致了很多以追求现代价值为志业的人士，对中国古典的思想与制度资源，不假思索地予以怀疑和拒斥，将儒家思想、甚至是中国古典的教学方式，与专制制度捆绑在一起，主张予以彻底抛弃。这一点，在近来有关读经的辩论，表现得非常明显。
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下浮出水面，其意义则在于，它或许有助于实现观念市场上的均衡。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当然应当阅读莎士比亚，阅读安徒生，也观看哈利·波特；但是，我们也应当把《论语》、把唐诗三百首放到他们的书桌上。我们的学者当然应当研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和孟德斯鸠，研究希腊民主制度，英国普通法，美国司法审查，但他们似乎也应当研究周易、老子，研究周的制度和中国古典判例法，研究古代的社会自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改变对于传统的心态。不需要人人都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也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或者可以向我们演示另一种可能性：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努力，并不妨碍我们同情、尊重和复兴传统。

中国新闻周刊，200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