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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霸政基础探讨
颜世安
转自小雅思想网（http://xythink.126.com）
内容提要：东周初年，王室衰颓，天下大乱。齐桓公建立霸政，阻止了兼并混战局面的恶性发展。霸政的建立，传统的看法多认为是依赖“尊王”的号召力。本文通过分析齐桓公建立霸政的策略、措施，证明霸政的基础是东部地区华夏族群的融合。霸政的建立，不仅不依赖“尊王”，而且受到王室的抵制。华夏族群是在西周时期逐渐融合形成，代表与氏族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因此在氏族解体的时代，能提供建立新秩序的基础
一
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东迁。在此后的一百年里，周王朝政治秩序瓦解，各地豪强展开混战。西周的许多封国都在这一时期被兼并吞灭了，同时陆续出现一批强国，如郑、秦、晋、齐、楚、鲁、宋、曹、卫等。这些在兼并基础上形成的强国，彼此之间又展开更激烈的争夺。如此无序的兼并战争若持续下去，结果势将由一个最强的国家吞灭所有其他国家，形成统一的局面。在当时的强国中，以楚的势头最猛。顾颉刚曾说，楚在东周初年江汉流域的发展，有席卷之势，其势犹如商朝末年周人在西部的崛起。【１】如果公元前７
世纪果真由楚国实现了武力统一，表面看似乎是秦汉统一的局面提前了五百年，实际的结果却一定大不同。因为两周之交的社会秩序崩溃，不仅是政治权力的崩溃，同时也是贵族宗庙制度崩溃，社会结构开始转型。如果此时强行军事统一，那么新的社会组织尚且幼弱，不足以支持新型政治制度。军事统一的结局，或者会因为中原地区贵族制度的衰败而再次瓦解。或者会成为蛮族统治下的倒退。【２】
但是公元前７世纪上半叶（平王东迁以后一百年左右），在中原的东部出现了霸政。霸政的建立，如在汹涌不可遏止的兼并洪流之前立起一道秩序的堤坝，挡住了战争和武力无序发展的趋势。霸政的历史作用，史家已多有论说，本文不拟赘述。本文想探讨的问题是，齐桓公为什么能够建成霸政秩序？霸政的基础是什么？
齐桓公即位之初，在管仲帮助下治理内政，使国力强盛，为建霸政奠定了实力基础，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霸政是一种诸侯间的新秩序，仅靠一国强力是不能建成此秩序的。王室权威瓦解已近百年，诸侯混战已历数代，齐桓公是凭借什么基础建立起新秩序的呢？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了诸侯，建立了霸政同盟。这个看法的实质，是把霸政的确立，归因于周王室原有的政治基础。我们仔细考察齐桓公建立霸政的过程，不难发现，“攘夷”与“尊王”并非一事，“攘夷”在前而“尊王”在后。“攘夷”是与联合“诸夏”相关而不是与“尊王”相关。这个区别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关乎霸政之基础究竟何在。
本文认为，齐桓公建立霸政，真正的基础是东部诸夏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西周权力体制的惯性力量。在春秋初年的混战危机中阻止了兼并战争恶性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历史长期孕育而成的中原文化共同体。诸夏认同是一个新的历史事件，尽管“尊王”后来也成为诸夏认同的某种象征，但诸夏作为一个共同体，与西周时的封建政治体制决不是一回事。齐桓公的远见卓识（很大程度上是管仲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以道义相号召，调动了这个共同体的潜在力量，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格局。在这个秩序格局背后，有意义深远的社会形态变迁。
二
齐桓公即位之初，曾经像前辈一样，以武力吞并周围小国，攻略大国，后来才逐渐改变策略。童书业曾将齐桓公的霸业分为三期。第一期自鲁庄公九年至十五年，为创霸时期；第二期自鲁庄公十五年至僖公四年，为攘夷时期；第三期自僖公四年至十七年，主要为“尊王”，是齐桓霸业的顶峰时期。【３】我大致同意这个三期的分法（不同的是我认为“攘夷”当从庄公三十年开始），但我想着重指出，这个三期之中，前两期最重要。霸政作为一种权力体制，基本模式是在前两个时期确定的。
在第一期创霸时期，“齐桓首结宋、陈、蔡等国，以服鲁、郑。”【４】其中“服鲁”最费周折。鲁是春秋初年强国，长期与齐国争衡。庄公九年（前６８５年），齐鲁为公子子纠事战于乾时，鲁师败。庄公十年，齐伐鲁，齐师败于长勺。同年夏，齐宋联军再伐鲁，鲁师先败宋师于乘丘，齐师遂无功而返。十一年，宋师为报乘丘之役再伐鲁，又败。庄公十三年秋七月，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这次会盟是齐鲁长期征战结束的一个转折，也是齐国建霸事业的一个转折。一年半以后，庄公十五年春，齐宋陈卫郑会盟于鄄，《左传》说：“齐始伯也。”
为什么鲁在连年与齐争战以后突然与齐媾和，且此后渐成齐的盟国呢？【５】关于柯之盟，《左传》只记了一句话：“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看不出事情的前因后果。《史记•齐太公世家》却记述了一件事。在这次盟会时，鲁人曹沫以兵刃胁迫齐桓公退还过去战争中夺去的土地，桓公受逼只好同意，事后想反悔，而且想杀曹沫，管仲说：“夫劫许之而背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齐国履践桓公所作的承诺，尽将所掠土地归还于鲁。这件事发生了重要影响。《史记》接着说：“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指齐桓公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左传》作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把齐桓公守约退地视为树立信义，称霸诸侯的关键之举。《公羊传》记柯之盟也说是曹子携兵刃迫齐桓公退地，与《史记》所说大体相同，最后加上了这样的评价：“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由此看来，柯之盟使齐鲁结束长期敌对，转为同盟，是因为齐国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退还了过去抢夺鲁国的土地。关于齐国退地，《公羊传》、《史记》都说是曹沫胁迫齐桓公。《国语•齐语》也记此事，说法却不一样。《齐语》记齐桓公在管仲帮助之下整军经武，使国力充实，士气腾饱，意欲“从事于诸侯”，问管仲可不可以。管仲说：“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桓公问应该怎么做，管仲说：“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结果齐国向南退还了鲁国的侵地棠、潜，向西退还了卫国的侵地台、原、姑、漆里，向北退还了燕的侵地柴夫、吠狗，于是“四邻大亲”。在此基础上才“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
综合几部古籍的记载，可以确知齐桓公建霸初期，退还以往的战争侵地是一个关键措施。此一措施一改东周以降的武力兼并历史，使齐国与东部诸侯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同盟关系。以武力兼并别国土地，扩大地盘与势力，这已经是东周初年以来百余年间诸侯的行为习惯。齐国退地在诸侯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这一行动预示了一种新的行为法则和秩序构架。齐桓公在鄄地的会盟（庄公十五年）能初建霸业，实力基础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诸侯乐于接受的秩序构架。齐国在庄公十三年柯之盟中退地于鲁，十四年平宋内乱时“请师于周”，是建立此种秩序构架的两个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退地显然更重要。周王派单伯会同伐宋，《左传》只有一句简单叙述，《公羊传》、《谷梁传》、《史记》、《国语》皆只字未提，可见在春秋时的有关传闻中，人们并不重视周的介入在齐桓建霸中所起的作用。相反，《史记》、《公羊传》、《国语》皆视退地为桓公建立信誉乃至初步确立霸业的原因，可见退地一事影响之深远。
齐桓公为什么会有退地之举？照《国语》的说法，是出自管仲“亲四邻”的战略构想，照《史记》、《公羊传》的说法，则是受了鲁人的胁迫。《国语》的说法过于理想化，《史记》和《公羊传》的说法则过于戏剧化。【６】真实的情况估计是在两者之间，即齐国按武力兼并的传统路子很难打下去，在鲁国尤其遇到激烈的抵抗，此一困局使管仲提出了退地取信于诸侯的战略构想。无论实际的情形怎样，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齐国退还战争侵地这件事一定发生过。退地使齐国在诸侯中树立了一种亲和形象，为霸政奠定了基础。第二，齐国退地被视为“信义”之举。这种信义在齐桓公和管仲身后长时期受到怀念，春秋时流传的齐桓称霸故事有浓厚的道德意味。这些道德故事肯定有些夸张，但反映出当时人的观念和感情却是真实的。这说明霸政的建立与当时某种道德意识的兴起有关。
三
齐桓公通过退地建立起来的道义号召力，不是建立在王室威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上。这一基础在退地时尚未显现，要在此后的“攘夷”运动中，才渐渐浮现轮廓。这个基础就是中原东部地区长期孕育成熟的华夏共同体。
诸夏与“夷狄”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从齐桓公开始。在霸政“攘夷”之前，诸侯与戎狄之间就不断有局部战争。但是霸政之前，“诸夏”从来没有自相认同为一个共同族群。与此相应，“夷狄”也从来没有被视为诸侯的共同敌人。鲁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这是史书第一次出现诸夏与夷狄两大族群对立的观念。综观在此前后齐国救援诸夏国家，抗击夷狄的一连串行动，可知管仲所说不是偶然之语，而是齐国在初建霸政秩序后进一步“从事于诸侯”的行动纲领。
齐国第一次代表华夏共同体的“攘夷”行动，是庄公三十年（前６６４年）伐山戎以救燕国。此前齐桓公虽然也有讨伐夷狄，那是在齐国周边，属于百年来习惯性的地缘政治行为。庄公三十年北伐孤竹之戎完全不同，燕国与孤竹远处北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伐戎救燕对齐国并无实际利益。齐国此次完全是为建立一种新秩序而战。由于此时诸夏共同体尚未形成，齐国无力号召诸侯，只能单独行动。《左传》记这次远征之前，齐鲁国君曾在鲁境内济水边相见，讨论救燕事宜。讨论结果不得而知，但事实是鲁国未出兵。《说苑》有一条相关记载：“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７】可见在济水之会上齐国曾请鲁国出兵，结果鲁国没有答应，或者口头答应而未有实际行动。鲁国不出兵的原因当然是不愿涉险远征，另外应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跨境远征没有前例，难以让人接受。若干年以后齐桓公带着北方联军千里南征楚国时，楚子派使者问话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表达的就是这种疑问：你齐国只管在“北海”称雄，跑到我“南海”干什么呢？鲁国虽已参加齐的同盟，但要它出兵远征北方戎狄，一定有与楚人同样的疑问，觉得这是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所以这次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伟大远征只能由齐国单独进行。这次远征的艰苦卓绝从一些零星记载可见一斑。《谷梁传》（庄公三十年）说：“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韩非子•说林上》说此次远征“春往冬返”，历时近一年，途中尝失路，又尝行山中无水。《管子》说齐桓公在接近孤竹时见怪物而心生疑惧，以为远征将不利，赖管仲从旁鼓励才得以坚持。【８】
齐国远征山戎救燕产生了深远影响。次年（鲁闵公元年），北戎伐邢，齐出兵救邢，管仲提出著名的口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此次救邢虽然仍是齐国单独行动，但诸夏联合势态已在暗中形成。鲁闵公二年冬，狄伐卫，卫懿公战死，卫人弃国南遁，狄人尾追。宋国派人渡河迎接，连夜帮助卫遗民七百三十人渡到黄河以南，安顿在曹国地面上。齐国派军队前往护卫，并赠给卫国新君车马牛羊衣物以及建房的木材。再次年（鲁僖公元年），狄人又伐邢，齐、宋、曹联军救邢，逐走狄人，帮助邢国迁移到夷仪地方并为之筑新城。同年南方楚伐郑，齐、鲁、宋、郑、曹、邾会于宋地，谋救郑。此时齐国团结诸夏的局面逐渐打开，诸夏一体的气氛日趋高涨。鲁僖公四年（前６５６年），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强大的北方联军南下讨伐楚国，这是诸夏空前团结的一次军事行动。参加联军的鲁国宋国都有诗歌留下，赞扬这次“攘夷”行动的赫赫武功。【９】此次南征的结果是召陵之盟，楚国放弃与北方的对抗姿态，承认齐国的霸权。楚国多年以来向北扩张的凶猛势头终于被遏止。《公羊传》不无夸张地渲染当时局势说：“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其实齐桓公的功绩，不只是挡住北狄南楚的进攻，同时也是阻住中原诸侯的混战，在西周权威解体以后的混乱局面中，重建起新的秩序，保住诸夏各国多年的文化积累，不至毁于一旦。
鲁僖公四年联军伐楚是诸夏联合的高潮，也是周王室衰落以后，一种新权力体制在中原东部地区形成的标志。在此之后，齐国始认真率诸侯“尊王”。“尊王”确实进一步巩固了霸政秩序，但从以上两节分析可以看出，霸政的基础是中原诸侯在“诸夏”旗帜下的团结，而不是王室的残余号召力。事实上齐国在退地收拢人心和远征戎狄以号召诸侯的艰苦创业阶段，都不曾积极利用“尊王”旗帜。不仅如此，从一些史事的记载还可以看出齐国在创霸阶段齐、周关系的冷漠，甚至齐国组织的联盟受到王室暗中抵制。
鲁庄公十九年（前６７５年），周五大夫奉子颓作乱，后由郑，虢干预平乱，齐未预其事。此时正是齐国因退地建立信誉，初成霸业，欲进一步扩张和确立霸政秩序的关键时候。如果王室对诸侯的象征意义足够大，齐桓公（身边有深谋远虑的管仲）为何不借此良机平定周乱，以“尊王”号召诸侯？出兵平周乱要比远征孤竹风险小得多。齐国没有动作，足以说明在东方的新权力体制建立过程中，尊周不具有根本意义。【１０】
鲁僖公五年（前６５５年），即联军伐楚后的第二年，齐国与诸侯在卫国止首会盟。周惠王让人告诉郑国国君不要去参加，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意思是要郑国听命于楚，并拉拢晋结成一个阵线，王室将站在这个阵线一边。周王这个意图明显表露对东方新兴权力集团的不满。当然这里有一个具体原因，周惠王想立少子（王子带），齐国则率诸侯拥立世子，为周惠王所不喜。可是四年以后，齐国拥立的世子继位做了周王（襄王），新王一继位，立即赐胙肉给齐侯，按理说，周齐之间应该没有私怨了。这年（僖公九年）秋天，齐侯与诸侯会盟于葵丘。周天子使者宰孔参加会盟，提前回国，路上遇到晋侯，却又一次劝晋国不要参加齐的同盟。宰孔说：“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可见周人对东方新权力体系的崛起实有戒惧，当年周惠王设想楚、郑、晋结盟与齐国霸权相敌，恐怕不全是为了立储的私怨，而与此更大的戒惧有关。宰孔批评齐桓公无德的两件大事，北伐山戎和南伐楚，恰好是齐国团结诸侯，树立德望的伟大“攘夷”之举。这很清除地表明，齐国联合诸夏攘夷，并不为王室所喜。“攘夷”与“尊王”决非一回事。
从鲁庄公三十年齐国远征孤竹到鲁僖公四年齐国率北方联军伐楚，这个七年时间诸夏迅速结成同盟，不仅阻止了北狄南楚的进攻，同时也阻止了中原列强相互兼并。西周末年以来长期的军事混战趋势始被遏制。虽然齐国的霸政随管仲齐桓公相继去世而告终结，但诸夏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在此格局基础上，霸政的权力体制一代代传继，维持中原大局一百多年，使诸夏各国得以从容完成内部的制度变革和外部文化整合。
四
以上两节，我们分析了齐桓公建立霸政的过程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中原东部诸侯之间的某种内聚力是桓公得以扭转混战局面，建立新秩序的基础。齐国退还混战中兼并来的各国土地，此一举动能够使各国信服；接着齐国单独发兵远征山戎救燕，能很快促成诸侯联合“攘夷”，根本原因都是诸侯的内聚力已有一定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历史长期孕育而成的内聚力，单凭某个强国突如其来的道德举动，是不可能建成一种长期稳固的秩序的。
东部诸侯的内聚力是在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下孕育而成。西周以来的礼仪制度尤其是诸侯联络感情，相互认同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王室是诸侯相互亲和的根据。在春秋初年，礼仪制度实际上有两层含意，应当加以区分。一层意思，礼仪是传统的维系封建宗法关系的政治制度，各诸侯国按与王室关系的远近在其中享有某种特别的政治地位；另一层意思，礼仪是跨越氏族血缘纽带的共同文化象征，各诸侯国在其中完成从血缘氏族到华夏民族的族群整合。齐国创建霸政的时候，东部诸侯能够在礼仪信义的旗号下团结起来，主要就是因为文化族群的整合已有相当规模。
管仲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诸夏”族群概念，他说：“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有人以为，西周初年即已有“华夏”族群观念，理由是《诗经》、《尚书》提到“时夏”、“有夏”、“区夏”。【１１】殊不知周初之所谓“区夏”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概念，并没有打破氏族藩篱，在文化意义上认同一种新族群的意思。西周初年商人的文化高过周人，周人也自觉地要学习商人的文化。但周人所说的“时夏”、“有夏”、区夏“决不肯包括商人，这便是周初之“夏”尚非文化族群的证据。管仲所说的“诸夏”却是一个文化族群概念。“诸夏”与“夷狄”相对，夷狄是文化简陋的族群，诸夏则是文化发达的族群。这个文化族群在礼仪的名义下团结起来，是两周之交社会大动乱中唯一能够砥柱中流，挽回颓势的历史力量。齐桓公和管仲的远见卓识就在于意识到礼仪信义在东部诸侯中的号召力，顺应时势，以退地、守信、救弱、攘夷等一联串行动，把诸侯联合起来，建成了新的权力体制。
管仲第一次提出“诸夏”概念，也就是说，齐国在建立霸政过程中第一次提出华夏族群是一个共同体。但我们相信华夏族群意识不是一步造成的，在此之前肯定已有相当长时期的观念演变，说不定“诸夏”之说在霸政以前已经流行，只是未见之于文献记载而已。从春秋时诸夏各国相互认同的范围看，“诸夏”大体是指那些原先在西周王政之下享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国家，或是王族（姬姓），或是王族同盟（姜姓），或是旧的殷商王族（子姓），或是其他古老王族（姒姓妫姓），这些国家原先各有自己的祖先神话和宗庙系统，彼此并不认同为一个族群，这一点从周人和商人的庙祭诗可以看得出来。【１２】但是在西周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下，这些不同姓氏的国家相互交融，逐渐割断古老的氏族脐带，开始相互认同为一种新的人类群体。关于西周时期的族群交融，不少学者已经作过研究。许倬云《西周史》对东部地区殷周两族的交融尤其有系统的讨论。华夏族群意识的形成，一定是缓慢和渐变的，中间当有一系列阶段性的观念演变。由于史料缺乏，现在无法追踪这个观念演变过程了。但是从管仲提出诸夏同盟口号能迅速发挥巨大效用看，春秋初年中原东部地区新族群的融合已经相当成熟。
齐桓公在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努力表现道义，传统的解释（自孟子起）总以为霸政道德是王政（西周）道德的借用，并且与王政道德比，是一种退步。实际上这样解释完全不对。霸政道德是诸夏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新道德，这种新道德以诸夏贵族打破血缘纽带，组合成新族群为基础，所以有蓬勃的生命力。从短期看，齐桓公管仲去世以后，对他们的美化和对新道德英雄的期待（宋襄公泓之战的夸张做法即是迎合这种期待）混合在一起，支持了新霸主的产生。从长期看，齐桓公管仲表现的道义及其产生的影响，乃与春秋时期华夏融合所带动的观念演变融为一体。此一观念演变包含深刻的内容，最终导致人们的思想，渐由神的世界，转向人文的世界。孔子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这个长期观念演变的最终果实。
本文不否认，桓公后期率诸侯尊周，对于确立霸政秩序发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此后一百年霸政历史中，尊王一直是重要象征。本文想说的是，霸政的基础不在西周体制，而在诸夏融合。王室政治的基础毕竟是氏族组织，这一点决定了在旧体制解体的东周初年，王室无力提供新的整合基础。王室东迁以后，西周的权力体制基本瓦解，同时氏族宗庙制度也开始解体，此时若无新的社会力量作基础，霸政这样的新型权力体制是不可能出现的。齐桓公创建霸政时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不从华夏融合这个新兴社会力量崛起的背景看，便无从理解。因此本文认为，在春秋混乱局面中产生霸政秩序的历史根源，是华夏共同体的形成。
注释
【１】《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第３７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２】关于东周初年军事统一的可能及危害，参见梁启超《春秋载记》，见《国史研究六篇》，第２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
【３】【４】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３１９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５】柯之盟以后，齐鲁之间还有一些纠葛，宿怨未能立即消解。庄公十五年齐合诸侯于鄄而无鲁，十九年齐宋伐鲁（本条及以下两条皆有经无传），二十三年齐鲁两君相会于谷，二十六年鲁齐宋伐徐，似乎至此始是正式结盟。
【６】春秋时的历史传闻，往往同一事有不同说法。大体《左传》较质实，《国语》、《公羊传》比较理想化，《史记》则近于《左传》。但柯之盟这一件事，《史记》所记近于《公羊传》，二书皆讲了曹沫近于早期侠客的故事。尽管如此，还是突出强调了齐国后来守约退地。
【７】【８】转引自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１９０、１９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９】《鲁颂• 宫》、《商颂•殷武》。
【１０】顾颉刚曾说到过这件事，他说：“当齐桓公十一年，王朝起了一次大乱……这本是给霸主的一个好题目，但齐桓公仿佛不曾听见似的，一些没有过问。”他解释齐不抓这一次机会，是因为桓公最初无心于开创大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第３６９页。
【１１】“时夏”见《周颂•时迈》，“区夏”见《康诰》，“有夏”见《君奭》、《立政》。
【１２】见《大雅•生民》、《商颂•玄鸟》。两诗皆以本族之祖为人类之祖，不知有他族之祖。此种传说，与后来《尧典》把虞夏商周之祖集合到一个故事里，代表两类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一是宗庙氏族的，一是华夏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