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评《张灏自选集》 成 庆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二年九月号　总第6期 2002年9月30日

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

⊙ 成 庆

许纪霖编：《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书写思想史，即是描述一个时代的公共观念史。公共观念是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普遍观念和意识形态，它负载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变迁，因此，我们往往从思想史中就可以洞察到一个时代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深刻根源。不如此，往往就不能洞察到人类发展中观念的独特力量，正因此，我们方能发现思想史的真正魅力所在。

　　张灏的文章无疑是能够体现思想史魅力的文字，他在大陆发表的文章甚少，也因此显得甚为低调。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许纪霖策划的《张灏自选集》，书中收集了张灏的一些代表性文章，其中部分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在大陆发表。但是今日重读某些文章，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

　　相信人们对〈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文仍印象深刻。从「五四」运\f0动以来，中国一直将西方民主思想奉为圭臬，但是为甚么中国不能内生出民主的精神呢？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被拆解成社会、经济、政治的部分来进行探讨，少有纯粹思想史的分析。张灏在此文中以幽暗意识作为中西思想史比较的核心概念，分别疏理了各自在政治体制建构中的思想史进路。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存在幽暗意识，但是由于受儒家思想主流的「至善论」的压制，长期处在间接映衬的位置。由此，无法在政治思想上产生对权力本身的真正警醒，陷入了对「圣王、德治」的执迷追求之中。

　　直到近代，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征兆，比如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就是一例。新文化运\f0动的先行者一面服膺于民主体制，但是一面却无法真正体会到，民主所需要的并非仅仅是政治架构本身，因为一个制度平台的背后往往孕积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还受着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政治行为的方式，比如对开明专制的渴求，对权威的迷恋以及对「道德政治」的亲近。但是「五四」运\f0动一方面割断了传统的价值联系，出现如张灏所谓的「文化取向的危机」；一方面又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完成社会的转型。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面临着重构局面，对于传统的急风暴雨式的破坏，道德秩序无法完成自身的转型，从而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就如建在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以推倒再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集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多次摇摆就表明，稳定的民主秩序不仅仅是外在的一套制度设计，它需要一个社会的普遍观念的支撑才可能完成。

　　为何民主传统无法从传统中孕育出来呢？张灏重点分析了圣王的理想和《大学》模式，他认为，由于这两种模式最终都倚靠在成德理想之上，一方面，这种理想可以激发出儒家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一精神却始终只能停留在道德理想层面，无法转为制度的实践。正是儒家思想的这一局限，最终限制了民主传统的形成。

　　如果说〈幽暗〉一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儒家传统和西方民主传统轮廓的话，那么〈超越意识和幽暗意识〉一文则是对儒家传统的「圣王精神」进行庖丁解牛式的解读，从而从这一精神中分离出超越意识和幽暗意识这一对概念。后一概念在〈幽暗〉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前一概念则包含了「天人合一」以及「天人相应」这两种模式。「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模式主要是来自于轴心时代。关于轴心时代和超越精神，张先生另有〈从世界文化看枢轴时代〉（《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一文作了专门的阐发。这一内在的超越模式主要强调了个人的道德转化可以建立起一个内在的独立权威，这样也就使得对于现实的政治权威有了内在的评判标准，直接导致了权威二元化的局面。而「天人相应」模式则重点强调了现存秩序的神圣性，从而直接削弱了思想的批判性和独立性。但是这两种模式的发展是纠缠不清的，因此使得传统中的批判资源始终无法实现突破。如果观察西方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传统长时期以来扮演了对世俗政权的精神指导角色，任何世俗事务都必须经过宗教检验，从而造成政治秩序和精神统御的二元结构。而正是宗教的这一超越性源头，使得西方能够不断打破旧有的政治秩序，实现变革。但是中国传统的批判性因素却不得不始终在现存的政治秩序中游荡，无法超越其上进行批判和指导。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政治结构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而无法突破。

　　正是由于幽暗意识和超越意识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正面和积极的角色，所以中国无法内生出一套和西方民主体制相近的制度，在现代化浪潮一次又一次冲击后，中国便不得不面临转型的各种危机，首先就是政治和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危机，这一危机直接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思潮的兴起，关于这一点，张灏在〈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思想道路〉中就有十分精练的阐述。

　　由于中国的几次局部和激进的政治改造一一宣告失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价值取向，都无法顺利进行重塑。随着各种激进思潮的相继涌入，和传统中的某些激进道德思想发生共鸣，从而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迅速接受了革命思想。这种革命思想最早则是以民主作为其表现的，国家的危亡和精神的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民族有了一种整体的危机，因此就认为民主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但是正如张灏分析的，在当时的中国，共和主义的民主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一味强调了民众的积极参与而忽视了制度实践，从而唤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漫主义运\f0动。这一种群体的转化意识的最终结果，就是让中国长时期陷入了激进民主运\f0动过程之中，而无法实现平稳转型。

　　如果聚焦到个人，我们可以看出，在群体意识转化的背后，可以找到个人转化意识的支撑。一方面是西方传入的启蒙的个人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中「大我」和「小我」的区分。这两方面使得个人转化和群体转化能够顺利契合在一起，完成了激进思想从个人到群体的洗涤过程。

　　张灏的研究范围集中在1895-1920年，他称之为「转型时代」。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尽管鸦片战争的发生早在1840年，但实际上，社会转型却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全面展开。这一过程是中国面临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二元概念纠葛的发始端，也是不断重新审视自身进行重塑的起点，但是这一过程直到今天还未结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之后，仍然面临着与「转型时代」相似的问题：政治秩序如何重建以及民族文化价值如何定位等等。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我们也可以看出，商业文化的侵袭和传统价值的阙失，使得中国能够高速完成社会经济的转型，却又使得民族的思想文化出现「空心化」的趋向。当中原因一方面是长期的激进思潮割断了传统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与市场社会本身的强烈「文化消费」特质有关，文化仅仅成为消费品，而无法承载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这一危机并非刚刚发生，而是早已开始。本书的最后部分「传统与现代化」就点明了中国近代史一路下来的这一最终问题，而后两篇关于殷海光的文章也正好为这一问题做了最好的注释。殷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变就深刻表明了中国社会的传统变迁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个人在转型期间的心灵危机和对现代化的两难态度在殷先生身上都有极好的印证。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他的背后真正反映的是中国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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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七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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