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平民主义与中国改革

　　　一、什么是平民主义？

　　在政治学中，平民主义或称民粹主义是一个极为含混不清的概念。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这个概念的含义所作的阐释，Populism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比如，可以译为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民众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等等。但其具体所指，主要有两种。一是农业平民主义，二是政治平民主义。

　　在农业平民主义中，又具体包含着两个实质性的内容。一是美国的人民党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美国农民党是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农民迫于经济窘困而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其支持者用'平民主义'一词标榜自己。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他们愤怒谴责金融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小生产者，其中特别要允许私铸银币以对付银根紧缩"。二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是产生于19世纪。"在这场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场运动在1874年达到了巅峰，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走到人民中去'，涌向农村宣讲社会主义的教义。在发现农民们无动于衷后，一些民粹主义者采取恐怖行动，成功地刺杀了沙皇"。[1]

　　政治上的平民主义则多少与此不同。政治上的平民主义往往不是与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更为含糊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这种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归根结底是迎和'人民'，通常是反对精英分子的……。迎和民众的效果可能是含混的。平民主义这个术语也适用于具有神授权力的专权者，他们运用过去传统的政治以及面包加哄骗赢得权力。……迎和'人民'的另一种方式集中表现在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它把国家当做一个整体，强调国家对内部各部分的整合。如果政治家避开意识形态的义务和主张去为全体民众而不是为某个派别和阶级说话，或者他们属于一个不强调原则和在政策上持折衷态度的'吸收全民的政党'，他们就可能被称之为是平民主义者。"[2] 由此可见，在已有的政治学文献中，对于平民主义一词的使用是极为笼统而含糊的。因而，要使对平民主义的讨论和分析富有意义，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本身加以严格的限定。正因为如此，本文所使用的平民主义的概念将严格局限在这样的意义上：平民主义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反对精英和拒绝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来实现的历史进步，是其两个基本的特征。

　　二、改革前再分配体制的平民主义特征

　　在改革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无疑包含着重要的反对平民主义或者说精英主义的成分。对反对群众中的落后意识和要求的强调，对教育群众的工作的提倡，对所谓尾巴主义的反对，以及时时刻刻对党的先锋队组织的作用的强调等，无疑都具有反平民主义或精英主义的深刻含义。而在实际的工作中，当强调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来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对精英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围绕是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强国，还是建立一种更多地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体制，实际上面临着一种选择。由于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基础和主体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选择难度。发生在50年代初的那场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有关"九天之上"与"九天之下"的有名的争论，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的精英主义取向。在梁漱溟看来，当时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所致力的以某种意义上的农民的牺牲为条件的工业化的目标，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这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忘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的同时，农村中的农民却生活在九天之下。而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小仁小义。只有中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3]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在一个通过下层革命而建立的社会中，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一次冲突。只是由于这场争论过多地涂抹上了当时的政治色彩，而且最终是以政治权力结束的争论，这使人们没有对于其中的另外一些内涵加以注意。在此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带有这种明显的精英主义的色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即使是对精英主义的解释，也往往使用着平民主义的政治话语，这种语式的典型形式，就是将精英主义的主张定义为群众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而将群众的现实的利益定义为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而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是应当服从于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小道理应当服从于大道理。而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党的任务，就是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奋斗。但是，尽管使用的是这种平民主义的话语形式，但所体现的实质内容则是精英主义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又体现着浓厚的平民主义的色彩。也许可以说，与精英主义的取向相比，这一个方面具有更根本的意义。这种平民主义的取向，有着顽强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强调的是下层老百姓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这种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信念和通常的表达方式。这种平民主义的表达方式，既是对历史的解释，也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指导和建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缩小社会中的上下之间的等级，建立一种无差异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自觉的努力。在当时，尽管社会中的差异甚或等级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某些制度结构确实在起着维护和强化这些差异和等级的作用，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等级和差异是没有其合法的地位的，至多只是一些过渡性的现象。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意味着对这些等级和差异的合法性的彻底否定。而对于精英可能形成的任何迹象，都是相当敏感，并要严加抑制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达到了顶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动机，但对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对精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主题。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毛泽东对精英层的失望，使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普通的民众身上。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运动中，他一再强调的是，普通老百姓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是他们防止和制止精英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同时，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的修正主义则是与精英和精英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次运动中，无论是作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对象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这次运动的独特对象的干部官僚，实际上都以其精英意识和地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干部官僚的最基本的罪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知识分子的形象画像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于是，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学术和技术职称被取消；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单位；反对关卡压；工人直接参与管理；提拔普通工农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等，都体现出这种平民化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最火热的年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这种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基本表述。

　　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表现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换言之，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过是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稀缺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这种建立在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两个相当明确的目标，一是缩小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与一般工人之间的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低薪制一直是制定干部工资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由于在现实中，这种低薪制难以实行，为了确保官员阶层的利益，在以工资差别的缩小体现的收入分配平等的目标实现的同时，官员们在住房等实物分配上享有的特权，却在不断地扩大。二是缩小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收入差距。原来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知识分子工资标准被不断降低，以至最后达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性收入超过知识分子的工资性收入，形成所谓的"脑体倒挂"这一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所有这些平民主义分配政策的实施，都并不仅仅是为了缩小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也并不仅仅是对曾经支持过革命的民众的一种回报，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这样的一种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可以使干部、知识分子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鉴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统治精英都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因此，对知识分子成为"精神贵族"的刻意防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造就了一种蔑视权威的潜意识。瓦尔德认为，中国的工业权威模式的典型特点之一，是组织性的依附关系的存在。这种组织性的依附关系，表现为对工作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的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以及对领导者个人的人身依附。[4] 依此观之，权威意识应当是上下级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可以体会到权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对权势者的屈从和膜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这个社会中又存在着对工作权威的普遍而自发的抵制和蔑视。一个极为善于拍马屁的人，很可能脑后就长着一块反骨；一个极为谦恭的人，很可能同时就是一个造反派。这种蔑视权威的潜意识在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中则表现为，对管理者的指令进行抵制的"合法化"，以及"抗上"成为一种被人们所赞许的价值。可以说，在总体性体制和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之下，形成的一种极为矛盾的人格，即"权威-反权威"人格。也就是说，在总体性社会的纵式庇护关系中，个人对领导者有一种很强的依附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被庇护者对提供庇护者体现出一种很强的权威性格；但同时，对一切不能影响自己的利益，但却理应服从的权威，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轻蔑和反抗。如果能得到更上级领导的有力的庇护，也会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进行无所畏惧的挑战。因此，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虽然权威人格是普遍存在的，但却不能建立起一种能够体现为工作效率的上下级的关系。

　　三、平民主义与社会运作和合法性

　　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对平民主义的倡导和实践，是与这种总体性社会的两个特点直接有关的，这就是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特点和其独特的合法性基础。

　　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活动，都是以社会动员的形式进行的。而总体性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在于它的极强的动员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全国性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以达成某一国家目标。就这一方面而言，总体性社会具有一种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效率"。

　　这种高度动员的体制，即是实现工业化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对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中资源高度分散状况的反应。自晚清起，由于国家的衰败，社会资源急剧地分散化，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士绅和军阀等地方豪强的手中，而这些地方豪强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又成为抵制中央政府集中资源的力量。近代史上外强的入侵，工业化的缓慢，频繁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源处于高度的分散状态有关。换言之，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形成，与社会资源的这种高度分散，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解决1949年之前的由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危机，同时，迅速实现以工业化为手段的富国强兵的目标，高度的动员能力便成为当时的新政权所不能不关心的首要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在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的社会动员也都是推动各项社会工作，乃至全部的社会生活运转的重要的甚或是基本的机制。

　　社会动员对平民主义的需求，与社会动员的类型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动员都是普遍使用的运作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动员的特点和性质却有明显的区别。按照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看法，在两个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和苏联，社会动员的模式就明显不同。以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为例，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在苏联，其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依靠的是城市工作队在农村所实施的强制性的措施。凡是抗拒农业合作化的农民，都受到强力的压制以至专政手段的镇压。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则与此不同。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方式可以称之为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5]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虽然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队，但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在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工作队对农民的"访贫问苦"和农民的"忆苦思甜"。其目的是旨在形成农民的阶级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其结果是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自觉参与。

　　从这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这种参与式动员基础的，就是被动员者对这种过程的自觉的参与，而被动员者对这个过程的自觉参与，又是与其现实的利益以及对这种利益的认识直接有关的。只要将这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与命令式动员的方式做一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理解其与平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命令式动员中，更加强调的是精英的作用，是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苏联为例，在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恢复社会中的等级秩序的过程，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并享受着种种的特权；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管理中，更加强调领导人和专家的作用，一长制，专家治厂、教授治校，成为普遍的管理结构；规章制度严格，奖惩制度分明。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实行的一种精英统治，或者说是一种由精英实施的科层式统治，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参与式动员中，一般的老百姓要处于一种更为积极的位置上。从群众路线，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广泛的群众动员，都贯穿着一种不懈的努力，即利用和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最初阶段，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群众能够认识所要从事的运动，与自己的短期或长期利益的关系。而当群众的热情与精英的主张发生冲突，领导层也倾向于精英的主张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保护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群众的自发的创造性处于一种相当神圣的地位，挫伤群众的创造性成为领导者的一种不容小视的失误甚或错误。

　　作为一种体制和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民主义的特征，除了与其特有的体制运作方式有关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这种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指一个政权存在的理由。1949年之后建立的新政权是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的产物。在这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追随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建立一个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许诺。因此可以说，无论是革命的本身，还是革命的公开目标，或是革命后建立的新的社会，都是以具有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论证逻辑为其基本纲领的。

　　在通过下层革命建立的政权中，以平民主义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在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位等，都是常有的内容。中国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在革命胜利之后很久，并没有出现一般所说的热月反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将当时的苏联称之为修正主义。在这种平民主义的革命热情中，更加强调的是为了普通老百姓的真诚的动机，而对于实际的效果，则至多置于第二位的位置上。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出现，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平民主义已在处于衰落的过程中, 但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中，平民主义仍然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社会面临某种危机的情况下，尤其是政权在受到某些精英集团的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威胁的时候，就会出现借用平民主义来反对精英主义的努力。

　　四、改革开放与精英主义

　　与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平民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平民主义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反应。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是由国家与民众构成的两层社会结构。一般地说，绝大部分社会中的社会结构都是由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这三个层次构成的。在这种三个层次的社会结构中，民间统治精英既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也是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而从1949年到改革前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国家与民众这两个层次。[6]

　　这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直接渊源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的变化。通过对官僚买办资本的没收，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城市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实现了对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在此基础上，国家也实现了对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与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统治精英精英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基本消失，同时社会也无从滋生出新的非官方的社会精英。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统治精英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中剩下的唯一的精英类型，就是政治精英，即政府官员和党的专职干部。但这个精英群体，是处于国家机构之内而不是民间。但也正是这部分官方精英成了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面貌的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和主要的推动者。

　　与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的逻辑大体相同，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来自对某种危机的反应。凡是改革，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在改革之前，社会中往往存在着某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已经开始对国家构成某种威胁；这时，国家精英为了国家政权的存在，便开始对酿成这种危机的某些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因为改革是与国家的前途从而也是与国家精英的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改革者的愿望大多是真诚的。直接触发中国改革开放的，无疑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危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并非象人们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而说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包括经济在内的种种社会危机无疑是严重的。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处于领导人的换代之际，这种种危机无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主要由国家精英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了。

　　对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我们有一个通常的说法，说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推广，是中国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的出现，确实是农民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农民的这种创造的基本动因，是无法忍受的贫困。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的推广，也是以农民的极度贫困为条件的。当时，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比较顺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农村的最贫困的地区，特别是穷困的山区。而在较为富裕的平原地区，以及在虽然贫困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地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受到农民以及基层干部的强有力的抵制。当时有一句话，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典型地表明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触。后来这些地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精英的推动，特别是当时的中上层的党和政府机构的推动。在其中的一些地方，为了推进这些改革，不得不撤换了一批抵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层干部甚至更高一层的干部。

　　而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来自群众的对改革的抵制就更是明显。而且一直直到现在，这种抵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改革，从时间上来说，城市远远落后于农村。在农村中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大约五个年头的时候，城市中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列上议事日程。而这是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使城市居民能够接受这种改革，在当时的宣传媒介上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了多少有些夸大的宣传。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在于向城市的居民进行暗示：农村改革的前景就是城市改革的前景；如果进行改革，大家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一时之间，城市居民开始用羡慕的目光关注着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的农民。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之下，城市的居民一直享受着比农民多得多的特权，因此，城市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优越的地位。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最开始涉及的就是大家多少年来已经习惯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为了克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当时的改革推进者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一是向群众许愿，即改革很快会为大家带来好处；二是用给好处的办法，以换得基层干部和普通的城市居民对改革的接受和支持。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并不是基层群众的创造，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推动之下，自上而下地推进的。这也是改革与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过程中推动改革过程的精英的构成成分的变化。如果说初期的改革是由政治精英启动和推进的话，那么，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发生，则是基于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在改革前的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是由国家与民众两个基本的层次构成的。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一个可以称之为民间统治精英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这种民间统治精英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经济精英的出现，二是知识精英的独立性的增强。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有一定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全面的已经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多，知识精英从事自己活动所必须的资源，已经不是象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完全来源于国家，而是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应当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虽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甚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但它对当时的体制的依赖性是相当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中资源配置体制这两个因素的结合，造成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知识精英的资源来源的变化，其对国家的依赖性也就大为降低了。

　　如果对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做一个基本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的改革，虽然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由精英推动的，但在前期和后期，推动改革的精英的成分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在改革的前期，推动当时的改革的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精英，更确切地说，是当时的政府精英。这一点，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但再近些年来，推动改革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民间的经济精英对改革过程所施加的影响，在明显增强。民间经济精英对改革的影响不仅是表现在对改革的推动上，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改革的基本取向。有时，在有关不同的改革措施的分歧与争论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精英中的不同部分的不同主张。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精英与民间的经济精英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形成，明显地反应出两部分精英各自的不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实际进程发生了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决定改革的实际进程的主要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以及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对比的话；在改革深化的情况下，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的进程的，更多的已经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分歧的主题可能仍然是不变的，如是市场因素多一点，还是行政的因素多一点；银根是收紧一点，还是放松一点，但在诸如此类的分歧与争论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利益集团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走过了它的"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而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

　　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与利益的要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出于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而发出的改革的要求与基于本集团甚或个人的利益发出的改革要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两者的要求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可以预见到，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这种利益的因素会占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条件下，支持和推进改革的力量无疑会明显增长，但由于利益关系的作用，改革的过程被扭曲变形的可能性也明显增强。就此而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相对强度，会对今后的种种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五、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平民主义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又必须注意到，在精英主义因素增长的同时，平民主义的因素也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而在增强。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即使是在对改革开放的最真诚的宣传当中，也带有一种很强的平民主义倾向，使用的是一种平民主义的话语和逻辑。在这种平民主义的话语中，对人民群众的作用仍在进行不加分析的强调。因此，在几乎所有的关于改革的重要宣传中，启蒙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种话语中，只有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自觉地投入改革中来，才是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这说明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平民主义形成的现实条件，至少有如下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第一，是改革过程中的利益调整。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利益调整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利益会面对不同的遭遇。有些群体的利益会得到强化，而有些群体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一般而言，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主要是在改革前的体制中处于某种有利的地位的社会群体。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改革中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的，主要是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中掌握着政治资本的干部阶层。在改革前，虽然在利益的分配上，特别是在劳动报酬的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干部阶层还是享有种种的优惠待遇和特权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享受着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且也表现在，由于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中，实物分配占有很大的比重，干部阶层在实物分配的项目上实际享受着种种的优惠和特权。这突出地表现在象住房、小汽车、电话以及其他的实物分配项目上。另一部分则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工人。

　　在8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开始逐步侵蚀到"公有制贵族"的特殊利益和特权。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中，工人阶级被隆重地置于"社会和工厂的主人"、"领导阶级"的位置上。虽然这种政治地位带有很大的虚幻性，但却是与一系列的特权或优惠待遇联系在一起的。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程度上意味着对这种特权和利益的剥夺。户籍制度的弱化，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虽然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的方便，但不容否认的是，也已经多少引起城市居民的心理反感和不安，随着可以预见到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城市就业机会上的竞争的加剧，这种心理反感和不安将会更为严重；住房制度的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铁饭碗的打破、退休待遇制度的改革等，都意味着过去的那些特权的不复存在；随着"三资"和个体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一些城市居民开始在这样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而在这些企业中，他们无法享受过去那种所谓的主人公地位；随着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有部分工人开始进入待业或失业的状态。而且就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虽然比之改革前收入和生活的绝对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其相对的水平则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这种状况已经在其心理层面，导致了种种的失衡的心态。这些失衡的心态不仅对于平民主义的接受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其本身就会滋生出种种朴素的平民主义的主张。

　　第二，改革中的腐败问题。有人用纯洁的革命、腐败的改革来形容革命和改革的不同特征。虽然这种形容可能多少会有某种偏颇，但也不能否认，它确实指出了改革的某种重要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不是用暴力而是用赎买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的调整的。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这种用利益赎买权力的现象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初，农村基层干部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制，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固执，同时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因为生产队这一实体的瓦解，意味着生产队干部过去所掌握的资源的丧失，以及自己在这种体制中的优势地位的被剥夺。而后来，生产队干部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接受，除了来自上级的行政命令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到，在分割集体财产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某种好处。根据贵州省平塘县熟悉情况的干部的估计，在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约50%以上的集体财产(特别是现金)被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所瓜分。[7]只不过由于当时农村中的集体财产积累的有限，这种用利益赎买权力的过程不久就结束了。

　　城市改革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如果说农村是处于再分配体制的边缘，城市则是处于再分配体制的中心。30年的再分配体制所积累起来的财产，基本上是集中在城市里。而在整个的改革过程中，那些较为重大的改革措施，尤其是会涉及到利益格局变化的改革措施，为了获得能够得以实施的条件，几乎都要以利益的赎买为前提。从严格领导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到后来的价格改革，再到金融、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变革，都几乎无例外地遵循了这样的一条规律。这就是腐败与改革相伴随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否认改革与腐败之间的必然联系，虽然是出于维护改革的良好愿望，但却是与事实不符的。而渐进式改革模式更进一步加剧了腐败的过程。中国的改革与苏东改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中国的改革没有实行苏东国家普遍实行的所谓"震荡疗法"，而采取了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改革道路，但也无疑为权力的作用，从而为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此外还应注意到的是，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领域中，都几乎没有预先制定规则的工作，规则都是在改革措施实施的中途开始制定的，而且完善的速度很慢，加上有关的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效力，腐败现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不仅严重地损害着政府的效率和能力，而且也造成精英层的腐化和堕落。

　　无论是在哪一个社会中，腐败都只能是为权势者所为。因此，作为对腐败的反动，对腐败愤恨无疑会为平民主义的形成提供土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腐败是与改革，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社会精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由此而引发的平民主义，就带有一种明显的反改革、反精英的色彩。其中，尤其是对以瓜分国有资产的手段迅速爆发起来的大款，更是充满了怨恨。而这种怨恨，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些大款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有关的改革措施的怀疑和抵触，以及整个社会对精英层的不信任。

　　第三，知识分子与平民主义。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热情支持。虽然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异，但就总体来说，知识阶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对改革的支持最明确的一个阶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知识阶层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学术气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己的切身的物质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判断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时候，对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残酷性，特别是可能对知识阶层利益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整个知识阶层并没有一种清醒的估计。

　　相反，在改革初期整个社会重视知识的热烈氛围中，知识阶层一直一厢情愿地相信，在新的的社会中，知识的价值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提高。但在改革进行了十几年的时间之后，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在这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在改革之前，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处于"臭老九"的地位，而且几乎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打击和批判的对象，但在经济上，却享受着当时再分配体制中的种种优惠。由于当时工资几乎是城市人的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知识分子的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就使他们在经济上处于相当优越的地位。在当时，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大约相当于已经出徒的同龄青工的两倍。但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除了下海经商从而也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脑体倒挂的趋势愈演愈烈，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高收入阶层，变成今天的低收入阶层。

　　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遭利益损失的一个阶层。同时，随着市场化的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来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悉落。在人们纷纷投身商海的时候，知识阶层现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本色。在这种情况下，从90年代开始，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改革的热情明显下降，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开始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批评开始增多。与对改革的保留和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激烈抨击。当部分经济精英为"瓜分国有资产"这条中国独有的"私有化道路"辩护的时候，知识阶层明白无误地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激烈抨击的腐败现象之中。经济精英更加强调的是"瓜分国有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知识精英更加强调的则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社会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目前的知识阶层中，对改革的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正在形成：一方面，从理智上说，他们仍然坚持中国只有走改革的路才有出路，甚至以"瓜分国有资产"为特征的"非国有化"的道路可能也是最有可能性的一条路子；另一方面，自己在改革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对腐败现象的本能的反感，以及对腐败在社会层面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的忧虑，又使他们不能不对改革形成某种保留的态度。仅仅说"腐败并不是改革的必然产物"、"改革与腐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并不能改变他们正在形成中的这种保留态度。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就有的"为民请命"的传统，知识阶层在取向上更趋向于平民主义，不是没有可能的。

　　注释：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588-591页。

　　[2]．同上。

　　[3]．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7-11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5]．Thomas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 China and Russia : A Comparison". (Ph. D.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s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6]. 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第一卷。

　　[7]．姜汝祥《市场、政府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3)。

　　　　上网日期 2001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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