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二○○一年十二月号?第六十八期
独到的视角，宏大的构想
张林祥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何以能在中国以王朝循环的形式持续两千余年，这是中国历史最大、最富挑战性的问题，围绕它已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也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初步尝试。作者此前曾自创了包含基层、中层、高层的史学层次理论模式，并据以批评已有的「高层理论」都是「总体性的假设，其意义局限于通史之一般性解释」，「其立论的根据非常间接……无法还原到较低层次的史学研究中求得实证」。三个层次的史学不但不平衡，而且事实上是脱节的。因此作者认为，「以总体假设的方式直接建立中华帝国的理论方法也许不是最佳方法」（页6）。有鉴于此，作者试图探讨一种可以将三个层次的史学贯通的方法，使较高层次的史学获得较低层次史学的支持。他的思路是：典型王朝─典型模式─整体模式，即退到起点，从中华帝国的起源入手。众所周知，统一的中华帝国起源于秦，但秦祚短促，史料缺乏，而汉承秦制，并进一步发展成熟，所以作者选择汉朝入手是顺理成章的。
　　作者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刘邦集团之发生发展、成长壮大、统一天下的过程，就是西汉王朝建立的过程」；「刘邦集团之结构和性质，规定了汉帝国之结构和性质之起点」（页9）。而「高帝五年诏」的发布和实施，使刘邦集团军吏卒及其家属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具有高等社会身份的新的社会集团」，作者称之为「军功受益阶层」（页54）。「军功受益阶层」是全书的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最后解决「中华帝国问题」的典型模式。这个概念的基本依据是「高帝五年诏」及其实施。此外，作者还赋予「怀王之约」、「封爵之誓」、「白马之盟」以特别重要的意义：「怀王之约，已经成为刘邦集团建立独立的汉王国的法统依据。封爵之誓和白马之盟，则直接关系于汉代王侯功臣之分封，特别是白马之盟，其于汉初之政治，更有全面性的影响。」（页180）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作者对西汉初年的政治结构、政权性质以及重大政治事件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
　　「汉初之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页227），而宫廷皇权实际上直到惠帝死后吕后当政时才真正形成，汉初的政权基本由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所控制，皇权是有限的。这就是说，刘邦基本上没有行使皇权，其中缘由除了上述政权结构之外，恐与刘邦在位时间短促而又主要致力于带兵征战有关；而惠帝的懦弱无为，除去性格上的仁慈谦让外，更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军功阶层和吕后的双重箝制。吕后的称制专权特别大封诸吕的行为，公然违背白马之盟，是对军功阶层的第一次挑战，破坏了三权的平衡。由于吕后的行为也直接威胁到刘姓诸侯王的利益，所以本来是皇室外援的诸侯与军功阶层联手挫败了吕后的政变，使三权重归平衡。此后，文帝、景帝实际上继承并更加有力地实践了吕后的政策，即：加强皇权，抑制军功阶层，削弱诸侯王。其间发生的许多大事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下得到解释，如文帝的列侯之国与侯国迁移政策、贾谊的左迁、周勃的冤狱、景帝削藩及晁错的惨死、周亚夫的冤死等等，都是三权间的相互斗争或这种斗争的反映。斗争的结果是，军功阶层走向衰落，由下而上渐次退出政治舞台，被日益壮大但依附于皇权的法吏、军吏、儒吏等阶层所取代；诸侯国削弱以至郡县化，而宫廷日益强大，最后形成专制皇权。这一重大变化的标志，便是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的周亚夫之死和卫绾的出任丞相。由此可知，从汉王朝建立到重新形成秦王朝那样的专制帝国，中间还有一个六七十年的过渡期，显然不能用一句「汉承秦制」搪塞过去。像作者这样条分缕析、追根究柢的功夫当然比援用现成概念大而化之的概括更能接近历史真实。
　　发生在西汉初年的这种权力斗争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蕴含着某种规律性，差不多在历代王朝建立初期以不同的形式上演过。斗争的结局都是相权削弱，皇权加强。不仅每朝如此演变，而且二千年专制帝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演变。这一点已为章太炎、李俊以及日本人和田清等许多学者所见及。西汉的独特处在于诸侯王国的存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因而这种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富于戏剧性。作者用三权并立的格局来解释它，应该说比较成功。有些观点虽非作者首创，但一经他的模式解释，显得更加清晰和精确。受这一成功的鼓舞，作者决定把军功受益阶层这个概念加以推广，运用到历代王朝中去，逐一接受检验，最终回答「中华帝国问题」。这无疑是个宏大的构想，令人激动；但也是一项有风险的探索，令人担忧。首先，军功受益阶层这个概念主要建立于几个诏令和盟誓之上，其实施及约束力包含一定的假设成分。虽然作者几乎锱铢不遗地网罗了有关证据，并花费大量精力作了周密的考证和科学的整理，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些证据基本上局限于三公九卿，也就是刘邦集团的核心。其次，自秦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确实差不多都是由一个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的形式建立的，战时形成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核心往往延伸到和平年代并长期主导政局（这种情形实际上不限于帝制时代，军功受益阶层这个概念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亦不乏借鉴意义）。但各个王朝的具体情况毕竟存在很大差异，即使不考虑篡权、弒逆、禅让等因素的存在，建立各王朝的军事集团成分上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时代在经济水平、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第三，尽管作者一再声称军功受益阶层是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阶层，但是至少在本书中它基本上是作为单一的政治因素发挥作用的，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因而其片面性很明显。如果说任何一种模式都是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的剪裁和简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那么我们在对此保持清醒认识的同时，当然希望多种模式并存和互补。
　　如果拿作者自创的「史学层次理论」来衡量这项研究成果，我们感到它在基层和中层相当成功，高层史学即对「中华帝国问题」的解决还须俟诸来日。平心说来，「史学层次理论」实在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前人亦不乏论述和实践，作者的难能可贵处在于自觉地将三层加以贯通并付诸实践，同时在基层史学研究中，把传统的例证法发展为统计例证法。虽说目前的成果只限于前二层，但我们有理由对他将来的研究抱有一定的信心。
　　本书还有两个特点值得表彰，一是作者花费巨大心血，用竭泽而渔的办法网罗史料，并借助现代化手段进行考证、分类、统计，最后制成详尽准确的图表。这项工作将为他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二是作者在研究中严守学术规范，表现出认真诚实的良好学风。全书几乎无一语无来处，参考文献有详尽准确的着录，关键词语有准确的索引，引述他人的观点一一交代出处并加以简要的评述。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若得自他人的启发，必予以说明，决不掠人之美，即使并不同意那个观点，评述中仍流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在此学风浮躁、学术普遍腐败、学界呼唤规范之时，这本书可说是一个难得的典范。
　　总之，军功受益阶层这个概念为「中华帝国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独到的视角，并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构想，而自成一格的史学理论、精湛考究的实证方法，再加上诚实严谨的学风，使这个构想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