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

　　司法者应当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jus dicere而不是jus dare。也就是说，只是实现法律，而绝不是制订或变更法律。否则，法律本身就形同虚设。这一点，可以借鉴罗马天主教会的经验。试看罗马天主教的僧侣们是怎样假借《圣经》的名义，根据需要随意解释，用以满足自身私欲的吧！
　　
　　作为法官，应当具有高度的修养。他们应当富有知识而不应机敏多变，应当持重庄严，而不是热情奔放，应当谨慎小心而不是刚愎自用。犹太教的法律说：“私迁界石者必受诅咒。”而篡改法律的人，其罪行当比私迁界石者更重。我们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所罗门曾说：谁若使善恶是非颠倒，其罪恶犹如在庐井和饮泉中下毒。

　　以下我们来分别讨论一下司法与诉讼、律师、警吏以及君主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第一，关于诉讼人。《圣经》上曾说：“诉讼是一枚苦果子。”而拖延不决的诉讼更给这枚苦果染上了酸味。设立法庭和法官的主要使命，是针对着人间的暴行与欺诈。明目张胆的暴行固然是凶恶的，而精心谋划的欺诈，其隐患也绝不亚于暴行。至于那种无事生非的诉讼，就应当排除之而不要使法律被它们所干扰。法官应当为作出公平的裁判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犹如上帝为人间所作的那样：削平山岗，填满崎岖，以铺平一条正直之路。

　　当面对复杂的案件时，法官不应被任何压力、诡辩、阴谋所左右。法官也不应滥用威权。依靠压力逼供诱供必出冤案。在处理刑事案件时，法官不应该把法律作为虐待被告的刑具，而应懂得，制订法律的目的仅仅在于惩戒。要知道，世间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了。

　　执法也不可过苛。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在审判时，法官不仅应当考虑事实，还应分析与事实相关连的背景和环境。特别在审理死刑案件时，在考虑法律正义的同时也应当有慈悲救人之心。

　　第二，关于律师与辩护的问题。耐心听取辩护是法官的重要责任之一。法官在审判中，随意打断或否定律师的辩护，或者预告讲出律师可能做的辩护以显示自己的明察，以至在听取调查和辩护之前就抱有如何判决的成见，都是不利于保证司法的正义性的。法官在审判中，只应当做四件事：

　　（1）调查证据；
　　（2）主持庭审时的发言，制止与审判无关的废话；
　　（3）审核通过法庭发言所陈示的证据；
　　（4）根据法律宣示审判的标准。

　　如果超越这四件事之外，那就做得太多了。作为法官，如果缺乏听取证词和辩护的耐心，如果记忆力低钝，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不能作出公平的裁决。但是法官也不应当被律师的滔滔不雄辩所打动。法官应当象上帝一样，抑强扶弱。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不可过从太密，否则就难免有不公正的嫌疑。对于正直而主持公道的律师，法官应当表示赞许，而对于歪曲事实真相的律师，则应当给予批驳。

　　第三，关于法庭的警吏。法律的神圣性，不仅体现于司法者身上，而且也体现于执法者的身上。《圣经》上讲，“从荆棘丛中采不得葡萄”。同样，如果法官被贪赃枉法的警吏所围绕，那么从这里也是绝不可能采到公正的果实的。法庭中的警吏绝不能用四种人：那种包揽诉讼的讼棍，借司法以谋私的法院寄生虫，狡黠之徒，敲诈勒索之徒。有人把法院比做灌木，当有困难的人象逃避风雨的羊一样钻入丛中，多少总会刮伤一皮毛的。而如果法庭中有了这几种人，那么恐怕就不仅是掉点毛的事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法官的助手们正直而富有经验，则是难能而可贵的。

　　第四，关于与君主和国家的关系。每一名法官首先应当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的那个警句：“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应当知道，一切法律如果不以这一目标为准绳，则所谓公正就不过是一句梦呓。因此就这一点而论，法官与君主和执法者负有共同的使命，他们应当携起手来，以避免司法与政治发生矛盾。司法的重大错误，有时是可以引起政治变乱甚至国家倾覆之危的。
　　
　　其次，法律与政策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在所罗门王的宝座前，站着两只狮子。法官正是王座前的狮子。法官的最高职责，就是贤明地依据法律作出裁判。对这一点，圣保罗讲得好：

　　“我们也知道法律是善的，只要人正确地运用它。”

（电子文件输入者：亚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