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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序/帕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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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雾失峰 发表日期: 2001-07-31 17:19:45 返回《小雅思辨》 快速返回

 

新版序言

作为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者,如今该书能作为现代经典,重要学术著作,发行新版,我感到十分荣幸。虽然1904至05年间,该书德文原著已经发行,但是,1930年,当英文版在英国初次面世时,外界知之甚少,而是只在狭小的宗教和经济史学术圈内流传。至少在英语语言世界中,韦伯作为《新教伦理》的作者,作为宗教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学者和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者,也几乎不为人知。

从那时以后,韦伯大量的浩繁复杂的作品被译为英语出版。其中包括关于比较分析社会学的著作以及大部分的经济史著作。虽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如今可以说韦伯著作的主干部分对英语读者来说已经唾手可得。如今,如果读者不愿花太大麻烦,也能通过《新教伦理》来理解韦伯大量著述研究的旨趣和思想所在。不回看德语原著已经完全可能。

然而,除了从文字意义上纯粹接触他的作品已经成为可能以外,由于作品毕竟已经历了近30年,而且社会科学领域这一时期也大有发展,这就有必要将这部名著置于远景观察,切不可根据最初影响而罔下定论。

可以说,早先人们的阐释倾向于将兴趣直接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这就是韦伯相当关注的17至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家族企业形态的发展。在这个架构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有关思想因素和物质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权衡。一方面,正如韦伯自己所言,这种趋势是由单向度的因果链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情绪所引起的,例如在本文后面所附托尼教授撰写的前言(写于1930年)中就很明显。

在这篇前言的上下文中,相对而言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才是韦伯分析阐释的聚焦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韦伯与其他人一样强调牟利的工商企业,但他细心地指出这并不是单独把利润定位为至关重要的标准。在他的文字表达中所谓谨慎、系统的理性计划和训练,是旨在将牟利与经济的官僚政治组织相联系,与在他笔下最终大部分发展为一种科学基础的高技术相联系。

坦率地说,针对解释现代制度与组织秩序这一描述重点,韦伯引入了一系列十分关键的新要点。其中大部分对于当时的经济历史讨论还很陌生。这些要点非常有助于理解19世纪家族企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组织、科学技术团体、大政府等大型组织之间的连续性因素。特别是,韦伯通过官僚制度理论,包括其文中所说的统治类型,对政治学家产生的影响足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现代工业秩序的诊断者,他是另一种或许最为重要的理论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这理论有别于广义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形态说。

韦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阐释,倾向于表达一种对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进一步进行综合理论分析的架构。因此,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经验主义分析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理论原创家之一。这样说来,他的著作虽然断断续续,并不完善,但通过他那广博的知识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行比较社会制度的研究,韦伯首先将价值在人类社会行为决定中的角色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致使老问题都彻底淘汰。因此,正如工业秩序的事例一样,对于整个理论界来说,韦伯著作的关键点不在于他怎样判定理想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具有相对重要性,而在于他分析社会行为系统的方法,还包括理想和价值同经济力量一样,对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

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韦伯的贡献显然与他人的贡献会聚在起来。包括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在美国社会学界,科利和G·H·麦德的名字也与这一潮流相联系,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则有弗罗依德的著作。其结果,不仅在于提出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重要问题,更在于重建了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坐标系统。根据经验,那种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相关联的对待牟利工商业的态度,如今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被认为仅仅构成了的一个重要案例。尤如莫顿明晰指出的那样,这个领域还包括对于科学发展的态度,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个文化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态度。这些组织形态在法律上,在更大范围组织中,在公私领域里,以及也许最主要是在现代大学和现代专业组织中,强调普遍主义原则,它们与教会一起,在韦伯关注的文化因素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之间,构成了连接结构的关键点。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最终将基本问题从宗教和文化价值是否以及多大程度影响了行为与社会,转化为它们怎样影响,以及相反它们怎样被环境中的各种其他因素所影响。《新教伦理》一书本身只是韦伯自己营建的宏伟大厦的基石之一,而且它比起韦伯时代乃至今日其他许多著作来说,仍较浅尝辄止。然而,带着洞察力去读此书,它将极好地指导人们把更多更老道更精炼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历史分析中的问题,阐释在这个世纪已经发达起来的社会。

托克特·帕森斯

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