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流行的两种社会理论
　　
　　 王宏伟　　 编写
　　
　　 英国《新左翼评论》１９９９年７—８月号上刊登了法国学者亚力克斯·卡利尼科斯
　　题为《经受政治检验的社会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与安东尼·吉登斯》的文章，对
　　布尔迪厄和吉登斯的社会理论进行了比较。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为社会理论家展现出了非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意识形态还
　　沉浸在苏东剧变的狂喜中；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继续暴露出结构性的弊
　　端，不仅原有的不公正没有消失，而且大多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
　　赤贫激增，同时新自由主义政权动辄削减社会福利。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来说，
　　能否与现实交锋，有无能力诠释矛盾百出的事物，是其面临的一大考验。皮埃尔·
　　布尔迪厄与安东尼·吉登斯对这种情形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一、相似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讲，布尔迪厄与吉登斯是具有可比性的人物。他们都是７０年代
　　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复兴这一特殊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二人都试图在经典社会学传
　　统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寻求立足点，都反对那种假想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他们
　　都是社会批评家，但又与左翼正统说教保持着距离。在方法论上，二人都努力寻求
　　一种中间道路，既反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宣扬的反人性的主体消融，也反对理
　　性选择理论、现象学传统把社会结构降低为个人主体性的解放。布尔迪厄可能被世
　　人认为取得了更有实质性的成就。
　　
　　 二、吉登斯：重振社会民主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的死亡”，“至少是作为一
　　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的死亡”。他认为，左派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超越经典社
　　会民主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困境。但是《第三条道路》是由社会理论权威撰写的
　　最糟糕的著作之一。其核心就是给克林顿、布莱尔们勾画出政策蓝图。“第三条
　　道路”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中包括许多一厢情愿的思想和对于概念巧妙地改头换面，
　　却忽略了世界政治的大趋势、自由民主国家的严格移民政策。与之相连，“无敌人
　　的国家”无非是为克林顿之流妖魔化敌人所作的一种辩护。吉登斯虽未改变缩小财
　　富、收入差距的目标，但他把不平等重新定义为包容。这使人们的注意力由如何实
　　现缩小贫富差距这一目标转向追求贫富皆有社会归属感的政策。
　　 在“第三条道路”价值观中，“作为自治的自由”与“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
　　是相对立的。强调与权利相对的责任，这是新工党党纲具有的一贯特征。吉登斯也
　　努力把诸多彼此矛盾的要求统一于一个和谐整体。虽然，他保持着充分的批评
　　精神，尽量不使自己陷入过滥的布莱尔主义，但“第三条道路”与其说是他重
　　塑社会民主的模式，不如说是其思想、政治上向右转的颓丧症状。
　　 吉登斯强调“晚期现代性”，继承了贝克的衣钵，认为人类由于自身支配自然
　　的努力而遇到了前所未有、不可预见的风险。但他把处理风险作为当代政治统一的
　　主题，扩大了风险的范畴，使风险的中心由人类干预自然所导致的环境灾难转移到
　　了金融市场运作等风险行为之中。按照这种逻辑，吉登斯断言，没有替
　　代资本主义的良方，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被控制、调节的方式和程度。他主张对金融
　　市场进行比较有力的调节。但其关于全球经济的论述没有考虑到将要遇到的障碍以
　　及实施力量的状况。
　　
　　
　　 三、布尔迪厄：文明反对市场
　　
　　 布尔迪厄认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是必须加以抵制的破坏力量。全球化不是一
　　种现实，而是一种神话，是一种强势话语，是一种富有社会力量的观念。新自由
　　主义更多地是一种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而不是一种学说和思想。
　　 布尔迪厄为当代社会正在进行的一些转变描绘出一幅可信的图画。其关于现代
　　企业不安全结构的分析与吉登斯对“风险”的非政治性的概念化倾向，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力图把新古典经济学变为现实这是社会理论以自己的
　　意志改写现实。人们要认识这种情况，应从布尔迪厄更宽广的社会观出发。他认
　　为，社会由各种领域构成的。在每个领域中，各种力量都为稀有物质和象征性的物
　　品而竞争，拥有一种能把知识变为行动的理论是这场竞争中的武器。布尔迪厄使我
　　们感觉到，新自由主义是那些精英从外部强加给他们要改变的社会的。
　　 精英欲摧毁文明。这种文明的中心是其对公共服务的承诺及它对集体组织和行
　　动的依赖。正是由于这种文明的存在———尽管受到新自由主义的破坏，一些社会秩
　　序仍然完整。布尔迪厄对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述。他提出在
　　欧洲实行一些具体的措施，如最低工资制、反对腐败和逃税、制订关于就业和住
　　房的权利等。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宿命论决裂。
　　 针对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布尔迪厄认为国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现实。人们不
　　应该满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解释。毫无疑问，国家不是完全中立、完全
　　独立于统治阶级的，但它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对来自下层压力不能及时反应是
　　否具有结构性的局限，这是布尔迪厄遇到的问题。在欧盟大部分国家都由社会民主
　　党执政的情形下，他注意到这些政府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是软弱无力的。
　　 布尔迪厄的“富裕经济学”对人类生存的难度，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而这些在
　　新古典经济学的运算中是无足轻重的。他无情地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定量倾向。
　　同时，他也像吉登斯一样遇到了没能提供满意答案的问题。当然，它们都是近年来
　　广为讨论的难题，譬如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布尔迪厄的政治道路使他自己置
　　身于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战略的论战中。他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否则，他向新
　　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将被严重削弱。另外，他拒绝卷入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社会学
　　传统间的争论。他借助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攻击新自由主义驯化经济关
　　系。但布尔迪厄把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看成建立在生产力神化基础上的经济
　　宿命论。
　　 布尔迪厄及其追随者有关自主知识分子的思想有助于实现社会运动非政治化。
　　他们鄙夷政治，这反映了充满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悲观主义。对布尔迪厄而言，社会
　　领域由为争夺稀有物质、象征性资源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组成。任何对先前支配
　　形式的颠覆，只是产生了一种得以实现自我代表的新形式。布尔迪厄参加反对新自
　　由主义的斗争，这使他本人站到经典社会主义者一边来讨论理论和战略性的问题。
　　
　　 四、结论：老问题
　　
　　 的确，吉登斯与布尔迪厄的政治干预有很多差异。但是，他们都遇到了同样的
　　问题：在理论上，要探讨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在政治上，要关注资本对自由民主国
　　家行为所造成的结构性限制。这说明社会民主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如何“复兴”、
　　 “重建”，而是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的难题：资本主义的结构能够允许工人阶级
　　大多数相对地位的持续改善到何种程度？拉封丹的去职说明了这种容忍程度的有
　　限。左派可以对此作出两种回应：一种是适应现存秩序，寻求为自欺欺人的大话所
　　掩盖的有限改善，吉登斯走的就是这条路；另一种是找到、加强能对资本主义统
　　治结构提出挑战的力量，布尔迪厄似乎正朝这个方向摸索。但为了能够成功，他必
　　须认真对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责任编辑杨雪冬）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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