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的经济和经济学

诺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讲演和讨论录

2002年3月20日

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变迁，这是一个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但是，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全面理解这个过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演变成了静态的优化理论，它提供的是一个一流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某个时刻市场或部分经济如何运转；但是它无法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率的市场是如何演化形成的？经济将以何种方式演变？因此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解释经济史显得无能为力。显然，这是其一大缺陷。因为我们要改善经济，就必须要了解经济是怎样逐渐演变的，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也就是要了解改变哪些因素可以改善经济。

　　新的研究方向是从交易成本入手，了解交易成本和它的演变方式，及其它与社会制度框架的关系和它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正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经济过程产生摩擦，它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这显著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交易成本差异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种关系是确凿的。在世行的资助下，我们测算了25个国家的交易成本，并将交易成本相对于人均收入进行回归计算，结果验证了这种关系。

　　那么，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呢？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运行良好？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市场？我用了很长时间探索经济制度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经济制度的基本来源包括：正式的规定，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与常规；正式规定与非正式准则的执行情况和特点。这三个方面共同确定了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表现特征。

　　但是，进一步问，是什么决定了正式规定和非正式准则的规模和形式？又是什么决定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显然，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步又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制度是以何种方式形成？这又涉及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政体中汇总社会选择？谁决定了政治制度如何运行？它与经济的总体特征有何关系？总言之，这决定着政体结构。政治制度结构又决定着经济游戏规则，即产权、法律和规章制度。

　　此外，还要看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衍生物——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游戏规则、产权创立后，为组织演化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框架。组织和制度在演变过程中，是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以求生存的。无论是竞争市场中的公司，还是争夺执政权的政党，或是大学之间争创一流，都要不断创新改善自己生存的机会。他们所做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运营系统。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也是经济学没有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演变？

　　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什么符合自我利益，并会相应采取行动。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历史早就被改写了。实际上，人们却是在主观地构造世界运行的规律，并相应采取行动。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回溯到基本的组成元素的层次上，以此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在社会科学中找不到任何客观结构能够提炼为所谓的基本命题。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没有什么现实的基点，人们可以在头脑中构造现实。制度、组织、市场，都是我们头脑的产物。的确，我们构造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但那是通过我们的主观思想形成的。

　　因而，我们无法像在自然科学实验室里那样检验经济理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试验，并得到反馈，看看我们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构造的人类互动。这个过程大体如下：“现实”——理念——制度——组织——政策——结果——改变了的“现实”。从人心中的某种形式存在的“现实”出发，我们建立了关于周围世界的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在用头脑构造出对世界的认识，了解、解释周围的世界。在此基础上，汇总选择作出决定，并按照我们认为世界运转的方式建立并实施我们认为能够达到希望的结果的制度框架。这不仅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模型，而且还包括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模型。制度是人们构造人类互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构造产生出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结构是我们理念的函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不断对偏离的修正。假如过程是各态历经(ergotic)的，认识就会收敛到真实世界。

　　前苏联兴衰的例子可以帮助阐释这个认识。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如何运行和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想用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天堂。他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证历史观，关于产权和技术革命的作用等问题的观点，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找不到现成的指南。列宁根据所掌握的辩证历史观的框架和对产权的大致了解向前探索，制定了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政策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重工业，把苏联建设成工业大国。这就体现了关于要经过怎样过渡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并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我们必须全面理解这个新经济活动形式的创造。无论是1917年的列宁，还是在2002年寻求发展的中国，都是在遵循解释世界的已有的理论和模型。相对这个无比复杂的世界，无论是列宁对创建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是美国人对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看法，都还极不完善。就像即使中国在过去15年中有了如此之多的卓著创举，也是有时对，有时错。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立的体系所得到的反馈应该能够得到修正。前苏联的中心问题之一一直是提高农业效率。显然，苏联的农业一直不成功，但却从未改正过错误。一般而言，不成功总是出于两种原因：一、理论不对。坚信的认识不对，则建立的模型也不对；二、认识是对的，但是运转社会的人不对。因此，必须总是关心如何在系统中汇总政治选择，使运转社会的人保持灵活度，并能了解变迁社会随着时间怎样演变。实际上，前苏联人面前摆着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的现成模型：1970-80年，占1%的私有田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20—25%，而占99%的集体农场产量为剩余的75%。关键在于怎样学习。当某项政策的反馈表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时，就应该进行修正，以便得到想要的结果。

　　1975年之后，前苏联人知道出了错，因为增长率急剧下降。到1980年，已经接近于0%。然而，尽管他们知道错了，由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此时已是积重难返。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想扭转局势，实行政治制度自由化，打破了原本不太好的经济结构，导致了苏联于1991年12月的解体。

　　所以，“现实”是带引号的，它不像物理、化学有质子、元素那样客观，有的只是我们头脑中构造的事物、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认识系统的灵活性，了解其是否有效，并收集证据，相应地修改理论、调整信念、改变分析的内容。这样做，便是调整制度框架使之有效率。

　　什么是有效的制度框架？人们为实现某种目标功能而建立制度，如果由此得出的结果不符合初衷，我们就要修改制度，直至制度能够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结果。有时我们做对了。有时我们由最初的认识不全面，到修改游戏规则，最终使其得到改善。人类自从新石器时代构造自己的环境以来就一直这样做，而且将一直这样做下去。西方国家虽然一路坎坷，但是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实现了经济增长，稳步扩张，至少在物质方面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类在其整个发展历史中，确实走了许多弯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从未彻底地了解我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我们有好的理论，也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们总是认为他们的理论正确到了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程度。实际并非如此。理论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过分相信它，会导致错误的政策与决策。

　　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变。25年来的信息革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类的各个方面都有改观。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以往任何时候均不可与之比拟的世界。因此，在向过去的经验学习过程中，更要谨慎地注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以往的经验。比如，价格理论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工具，它提出了市场运作的基本理念，并使经济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机会成本、边际分析等经济学中标准的理论也是如此。但是，要谨慎的运用这些理论，自己知道明天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不同于今天的世界。必须清楚，未来的世界会非常不同，我们面临如何应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而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不可能找到绝对的指南。

　（叶伟强记录整理，陈平补充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