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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事件分析”与中国农村中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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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过程—事件分析”与中国农村中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最近做的这点研究汇报一下。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当代
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我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缘由。我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一个口述史
的东西，主要是在农村做的，讲从土改以来农民是如何经历这五十年的历史的，或
者这五十年如果把它看作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相当独特的一段历史的话，我想看
看中国普通农民这五十年间是怎么活过来的，留下一个中国农民自己讲述的关于那
段生活的经历。这项工作大体是从96年开始做的。本来是想在六个村子里做，但由
于每看一个村子所花的精力相当大，所以只做了四个村子；还有没有可能做到六个
村子，现在还很难说。而且从时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北方土改从46
年就开始了，现在都过去50多年了。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想说明，在做口述史
的过程中，怎么分析农民这50年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口述史这样一种搜集、研究资
料的方法，它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同时也有一些独特的局限，因为毕竟是根据口头
上的讲述而不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字或有关的数字等。
做口述史的时候涉及一个概念，叫“过程—事件分析”，就是说在这50年中比
较强调带有事件的过程，特别是那些有开头、有结尾、有情节的事件的过程。我们
做的主要是集中在土改这段时间，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转向合作化，我发现这两
方面相差非常大。土改非常容易讲述，合作化就比较困难了。为什么呢？土改中有
故事。斗地主是怎么斗的？地是怎么分的？纠偏是怎么纠的？搬石头是怎么搬的？
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故事，特别是一提打人了、诉苦了，故事就很好讲述。合作化相
对来说故事就比较少。但是我们整个想法还是想通过对整个过程和事件的分析，能
够展示这50年农民生活的经历。
今天要讲的这个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副产品，就是把口述史中得出的这样一个“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试着用到对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的观察上。特别是
想通过这种方法，像这个题目中所表述的那样，观察二者关系的实践形态。过去我
们讲农民和国家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种固定的关系。事实上，虽然可
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结构，但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具体的过程，是一种
动态的过程。这两方面很难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我觉得这是两个看问题的角度。
从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静态的结构，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
变动不居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大的实践。我觉得如果从这两个角度都能看到一些独
特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对于“过程—事件分析”，开始的时候
讲到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在北大的时候带了十几个学生，包括有些已经毕业的
学生，共同做过口述史，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后来把它叫做一种研究策略，
或者说是一种办法。有人管它叫一种方法，但我觉得确实不敢这么叫，因为只要叫
方法，它背后就得有一套能操作的、程序性的、非常系统的东西，我认为叫“过程
—事件分析”方法确实够不上。因此我把它叫做具体的研究策略或办法。将它用到
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研究上，主要是想看看通过这样一种研究策略或办法能够使我们
在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上看到些什么。对于这样一种研究策略，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
具体的案例进行的。下面把这三个案例介绍一下。
第一个案例是我和我的学生在原来四川、现在重庆的一个县做的，是关于农民
上访的一个研究。这个地方过去和现在都属于乡下地区。80年代初的时候这里建了
一个电站，有些地方就被淹了，农民因此就持续不断地上访，一直到现在，上访已
持续了20年左右的时间，几乎没有间断过。从最基层开始，到乡、到县、一直到中
央，据说在中央连一个副总理的车也给拦住了。我们对这一个案例做得非常细。当
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在那里当挂职的副县长，所以搜集到的材料包括几
千页的资料，包括上级的电话、批文、批示以及对许多参与者的访谈，做的非常细。
这个材料从目前的分析看，主要是做了两步，第一步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
题，就是这个电站当时淹了三个地方，但通过对这个个案的比较研究时发现，坚持
闹的时间最长的，恰恰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是三个地区中受灾最轻的。为什
么会如此，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且在上访过程中涉及到从消极的农民，到积
极的农民，一直到中央的各个层次。从中可以看出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
个互动关系中，实际上过去那种国家与农民，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在很大程度
上已经不存在了。有的时候是乡或县和农民站在一起，出现了不同的结构。但我们
可以看到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然后分析进行到第二步，就是想在上访当中看看农
民的问题是如何“问题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民的土地被淹了，他经
济上受到了损失，这纯粹是他自己的事；但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成为国家和农民关
系中的一个问题？这是两回事。我们就需要分析农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使得
他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能够成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承认这是
一个问题，需要纳入到它解决问题的日程中。这里，一方面我们可以分析农民的具
体的行动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体制的逻辑或原则。就是说当问题成为怎样的
东西时，政府才会承认这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如果
你妨碍到安定团结，国家就会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个案是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郭玉华一起做的，
是参与河北白沟的收粮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也比较典型的体现了国家和农民之间
的关系，因为收农粮的过程，有乡镇干部的参与，有村干部的参与，也有农民的参
与，也就是政府最基层组织的官员、农村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和农民三方共同参与的
过程。应当说整个收粮的过程具有很强的事件性。这是第二个个案。
第三个个案是我的一个现在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的学生，在写硕士论文的
时候做的，讲的是山东的一个乡脱贫致富的故事。这个地方很穷，而且按过去的话
说是基层组织非常软弱，处于一种半瘫痪的状态。然后去了一个书记，他过去是县
团委的一个干部，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来这里就是想“逼”着农民致富。通过
他的关系，引进了国外洋香瓜的种子，让整个乡都来种，种得比较成功，有一年的
春节联欢晚会的中间还播了他们的广告。这里就涉及平时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人民公社解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它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据说当时基层组织还是处在一种非常软弱、涣散的状态之下，作为一个基层政
府来说，其动员能力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动员？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案例，尝试着从“过程—事件”角度来分析国家与农民
的关系。因为这三个个案都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更具体的
说，是都涉及到国家权力的一种实践的形态，或者说都涉及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
种实践的形态，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构的概念。在这里就可以回答口述史的背景了。
口述史这个东西究竟可以看做什么？我跟我的学生也进行过讨论。我个人的想法就
是如果从社会科学这一、两百年的发展来看，那么至少从社会学角度讲，它发展的
一个最基本的动力或源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形成、运作以及所遭
遇到的问题。在社会学中比较有名的创立者，象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及后来的伯
勒斯坦等，其实就是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种
什么逻辑、什么原则，是怎样运作的。作为一种共产主义文明，在最鼎盛的时期曾
经涵盖了整个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应当说和资本主义相比还有一套自己非常
独特的逻辑。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科学非常宝贵的遗产。那么这样一个逻辑它是怎
样形成的？其实践形态、运作逻辑究竟是什么东西？它遵循的一种什么原则？我后
来把口述史定义为共产主义文明的一种实践形态，就是说过去我们对这样一个文明
是从意识形态层面、从正式制度结构层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但是它真正在老百
姓当中的实践形态，与它的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方面，
它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脱离宏观的社会背景，但同时又同宏观的背景、逻辑不
完全一样。举个例子来说，89年6月3日的一声枪响，就使得宏观政治出现了两个截
然不同的时代，但作为一个村子中的农民来说，他没有6月3号和6月4号的区别，尽
管这样的宏观政治的变动过一段时间后会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他生活中的逻辑
和中央政治局的逻辑并非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作为一种文明，它在老百姓日常生
活中的形态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过程—事件分析”作为一种研究
策略，主要就是想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这是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即
简要说明研究的基本状况以及“过程—事件分析”的基本涵义。
第二点我讲一下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研究策略。我想简单一说就完了。可以说，
最近这些年我们无论做口述史还是做其他研究，主要涉及的都是农村。但是在做农
村的研究过程中，就感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人民公社解体、小农经济恢复以后，
中国农村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是靠什么东西来运行的？从学术界来说，对这样的
问题好象一直没有很好的说法，甚至关于农村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人们
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和我们过去的研究
方法和分析框架有直接关系的。更明确的说，过去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带有一种很强的僵硬性，它很难面对和容纳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多样性。比如说
我们做口述史去了很多地方，从最表面来说就具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去河北西部
那个村子，得通过官方一层一层下去，它才会接待你。那个村子有一个很规整的村
部，是一座两层小楼，有电话，有值班的，每天包括干部、办事的，至少有十个人
以上，热热闹闹，旁边还有个饭馆，干部经常在那里吃喝。通过这些你就可以得出
结论，这是一个朴质的、很有效的村子。另外一个村子是刚才说的上访的那个村子，
那里也是我们做口述史的一个点，干部主要分布在山上，经常到村支书家聚会。我
们就住在村支书家里，经常听他们谈论一些公共事务。到了山腰才是村部，但是村
部很少有开门的时候，据说村部的一半房子的钥匙还在已经下台的书记手中，他不
交钥匙。到了山脚下，农民就进行另外一种聚会，就是商量上访的事情，与山上讨
论的事是非常不相关的。而当我们去了陕北的一个村子，又是不一样了。我们在那
里呆了二十多天还没见过村长和书记。到书记家找他时，他婆姨说不在家。问上哪
儿去了，告诉说打工去了。我们走了好几个月，一看这就是个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统
治的村子。但是，它们背后的具体过程跟表面现象又非常的不同。所以，首先是一
种不同侧面的差异。
第二个很难纳入这个框架中但又时时在起作用的，是那些非常微妙的因素。这
些因素在我后面讲个案当中的发现时还会提到。
这样我们就需要反思过去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国家与社会，或者国
家与农民的关系，也是我们关于农村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和框架。反思的结
果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过去的概念和框架是静态的，是将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看做一种组织结构的关系。比方说我们当初较早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看看
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具体存在什么样的控制关系。首先是乡镇通过什么来控
制村庄的？按法理来说，村庄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完全可以不听乡镇的指挥，虽
然宪法中也规定了它种种的义务。但实际上，控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的。
而这种控制关系的实现，除了靠正式规则外，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再
一个就是乡镇和村庄是如何控制农民的。
对于这样一些因素，我觉得在正式的组织框架中，或者如果把国家社会关系理
解成组织结构关系的话，就很难涵盖进去，得出的结论也就有很大的偏颇，因为从
这样的组织结构角度分析，那除了东部一些沿海集体、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
外，我们更多地能够看到的是乡、村这两级组织原则的涣散或瘫痪、半瘫痪状态。
无论是媒介的报道，还是学者的研究，都往往会大体上比较倾向与这样的结论。从
这样的结论中，马上就可以进行一个推论，如果是处于这样一种涣散的状态的话，
那么国家的意志就很难在农村中得到贯彻和执行。但是，从结果上我们看到的却恰
恰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图景。什么是国家意志在农村中的体现？我觉得最形象的就是
农民说的“要钱、要命、要粮”，即统筹提留款、计划生育和订购农粮。这些是国
家意志在农村中最主要的体现。在“要钱、要命、要粮”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
种种问题，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的抗议，或者个别地方完不成任务，但就整体来说，
基本上这些国家的意志都能得到贯彻，国家的目标大体都能比较相当满意的实现。
但若说基层组织结构是涣散的、瘫痪的，而从结果来说它该做的事情又都做到了，
那应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这就需要采用“过程—事件”的策略，即不是看这种关
系的结构，而是看它的实践的形态，或者说看这种关系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
下面就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一种实践形态的话，能
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收粮的个案中，我觉得一个基本的发现或收获可以这
么来概括，叫做“发明了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行使过程”，或者说“正式权力的
非正式行使”。关于收粮，在座的都知道，各级政府有许多有关的规定，尽管更上
层政府的规定要多讲一些体面，但是到基层政府的文件中，一些强制的手段其实规
定的相当具体。象我们去的应当说还是比较富裕的地方，收粮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
艰难的过程，有警察开着警车。它分成两个过程，一个是正常的收粮过程，一个是
他叫做“拔钉子”的过程。这个“拔钉子”的过程和我们平常的理解不太一样，我
们一般都说先收一遍，收不下来的再去拔钉子。他和这正好相反，先有大伙认定一
些“钉子”，然后去拔，敲山震虎，剩下的问题就不大了。这就是说，一些规定至
少作为执行干部来说是正式的规定，比如不交粮的时候可以搬你的电视，还可以把
你抓去等等。虽然中央政府不一定有这样的规定，但一些基层政府是有这样一来的
规定的。我们可以把这作为正式权力所赋予的正式行使的一些原则或权力。我们开
始时跟着他们正常的收粮，然后跟着他们去拔钉子。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我们跟
镇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否则这个“拔钉子”的过程一般是不会让别人看到的。我们
发现他们他们在收粮过程中有时是运用正式的权力规则来行使的，比如搬电视、抓
人，但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过程，特别是当权力到达边界的时候。比方说举个例子。
有一次收粮收到一个六十多岁、很穷的孤老头家里。他家比如说应该交50斤花生，
他已经交了30斤，这回死活让他把其余20斤也交了，可怎么说老头也不听。这时候
如果按正式规定，至少是镇干部所理解的正式规定，是可以让小分队把老头给弄走
或把家里什么东西没收掉的。但我们都知道，在农村本土的文化中，有一种观念，
就是老人是有一种特权的，即倚老卖老的特权。遇到他抵抗不了的事情时，可以装
病、装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他动粗也是一件麻烦事。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国
家权力的一种边界出现了。老头尽管在法律上处于劣势，但在情和理上处于优势。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种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作艺术”，镇干部说了一段非常出奇不
意的话。他说，你也别把我当作是收粮的，你就把我当要饭的行不行？这下老头真
是没话说了，就把这20斤粮给交了。这样的过程是我们在农村经常会遇到的，但仔
细分析起来它包含着很多的内容。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剥夺”的过程。如果从情、
理、法的角度来分析，开始的时候若对老头动粗，他有一个劣势和两个优势，在法
的层面上是劣势，但在情和理的层面上是优势。这时大家的同情很可能在老头那边。
可若象镇干部那样把话说到这份上，他等于是自贬身份，我用自贬的方式给你一个
台阶下，在当地农民的观念中，这就涉及到情和理方面的问题。如果老头接受这样
一个借口，他就是比较通情达理，否则就是情、理、法三个劣势加在一起。类似的
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镇干部在使用一种正式的权力所没有赋予的原则
来行使正式的权力。那么是什么东西赋予了他这种用非正式方式行使正式权利的资
源呢？这就是刚才说的本土性的文化，或者说民间的一种关于情、理的概念。所以
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一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进入了正式权利的行使过程的。
这样一种权力行使过程导致的结果是增加了国家权力资源，从而强化了国家权力。
关于洋香瓜的个案，当时我们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动员能力问题。但是国家的动
员能力是当时新乡长被县里提醒的组织涣散的项目之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权力主要在农民手里的情况下，想把一个乡的上
万农民动员起来，而且不能给他提供任何保证，就让他种一种他从来没有种过的洋
香瓜，市场前景未卜，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组织已经相当涣散的
情况下，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件值得探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就当时的
组织能力下，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开会时经常人不齐，村里书记经常不
参加他的会，怎么能让书记领导下的农民去中洋香瓜呢？这就迫使我们关注动员的
“过程”。就是说把动员并不是看做一个结构性的东西，而是看做一个过程。这个
动员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动员的潜能问题，一个是动员能力的
再生产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假定，是如果在过程开始时，无论他本身的动员能力、
技术及其所掌握的资源，都使他并不足以成就这样一个动员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
动员能力本身就在进行一种再生产。所以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权力的经营”，
把动员的过程看作一个经营式的动员过程，也就是说在动员过程中他在不断创造、
强化、增殖着他的动员能力。所以他的第一个步骤就非常有意思。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组织各村干部到外地参观。大家都知道农村干部出趟门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比较
贫穷的地方。所以外出参观是大家都愿意的事情。但在此同时他又做了一个规定，
如果你去参观，然后村子里中洋香瓜的数目达到多少个，参观的费用就由乡里报销；
超过多少个，不但报销，还给予奖励；如果达不到数目，参观的费用就只能自己负
担。由于大伙都愿意去，所以把村干部都给拉出去了。出去就得在合同上签字，可
回家后就涉及村里的好几千块钱；你究竟要不要这钱，就跟你种瓜的数目有关系了。
就这么把村干部在不同程度上都捆在了他的战车上，后来又进行了组织结构的调整，
取得了成功。但是，过去的研究更多的注重的是一种单向的动员过程，或者说看他
的动员能力、动员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等等。首先他假定国家具有一种很强
的动员能力。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它本身的资源非常的不乐观，在事件之初甚至都缺
乏动员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它是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一种动员能力的。这就是
我们在一种作为实践形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看到的一种东西。这是第二个个案。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动态的权力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对权力的经营过程。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权力已经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可以生产和再生
产的东西。
第三个案例是刚才说的上访案例。我们已经说明了农民的问题是如何进入国家
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里我首先重提一下
开始时提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三个受灾的地方中，闹的最厉害的却是受灾最轻
的地方呢？我的学生后来写了一篇论文，叫“精英的逻辑与灾民的逻辑”，他在这
件事情上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在这个村里，有一个上访精
英层，这个上访精英层的一个主要人物，是一名小学老师。他收集了关于移民的几
乎所有的文件，并在文件上批得到处密密麻麻。他领导了20年的上访过程。当时那
个人的性情也非常豪爽，我走时请他喝了一顿酒。因为我有时不太好说话，只能以
旁观者的身份出现，我就对他说我把学生留在这儿交给你了，他要是调查做得不好
的话，我就说你没有配合好。他说没问题，这一下就套住了。后来对他的访谈，特
别是对他底下一些小头目的访谈，非常重要。那人姓付，他底下的小头目说如果不
是付老师出面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接待你。这些上访精英出现后，就产生了一个特
殊的需求。就是说，在那里你要带头闹事，本身就有一种很强的不安全感。这就涉
及到中国社会一个体制特征，就是我经常讲的总体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这件事上
得罪了政府，政府在这件事上不能把你怎么样，它可以从另外的事情上来捣鼓你。
刚才付老师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有三、四个孩子，有一次乡里就派了小分队把他爱
人抓走，给结扎了。这是发生在他刚开始闹事的时候。后来他就说他一直有一种很
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产生之后，这些精英就有了一个独特的目标，就是他
们必须保持运动的连续性，只有这样一来才能保持与普通老百姓的联系，获得普通
老百姓提供“保护”的保证。当第二次小分队来对他的计划生育问题罚款时，从周
围几个村就来了一千多人把小分队围住了，围了几个小时，其间一会儿这个打一下，
一会儿那个扔一块砖头。当然没打得很严重。过一段时间后，镇里一个妇联主任到
他们村里搞植树，这个主任当时也是小分队的，去了以后给吓哭了，说以后再也不
敢去了。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上访精英层产生后，就形成了另外一种逻辑：由于他
本身有很强的不安全感，需要一种自我保护，所以他必须把运动持续下去才能形成
这种保护。可以由此联想到“六·四”的时候，为什么会从一开始的大字报、罢课，
到后来的上街、静座、绝食？我觉得这就和我们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逻辑有着直接的
关系。他知道大字报不是白贴的，就是说你最初的时候当了什么团的头头，那可不
是白当的，毕业分配的时候还有事呢。所以他就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用什么方法才
能保证他的安全呢？只有把事情推向极端，达到彻底的胜利或彻底的失败。彻底的
失败当然就没办法了，但彻底的胜利就可以为他创造安全感。任何时候没有结果的
停下来，就意味着安全感的丧失。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的关系并不
是一种抽象、空洞的关系，哪些因素能够进入这种关系，哪些因素不能进入这种关
系，是和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当电站建成、农民受到损失时，按静态分析的话，那
么从始至终就是这样的事实；但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的话，政府承认这是他的一
个问题和没有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即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在这
样一种关系中，他的内容是不固定的，有些内容可以抽离，有些内容可以加进去，
但抽离和加入，都是同双方主体具体的行为策略联系在一起的。
通过这三个案例大体上就有这些发现。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方面，我想就当中几个问题做几点讨论。我觉得至少可以增加两个东西。
第一点，是真正的事实，或真正的逻辑，有时侯只有在事件当中才能呈现出来，这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就是说有一些东西的确在起
作用，但如果不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就不能够呈现出来。我们如果作农村研究，
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农民经常会说谁跟谁近，谁跟谁远，只有“有事的时候”
才能看出来。“有事的时候”就是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发生纠纷的时候。农民在
一起聊天、互相递烟、开玩笑的时候，是看不出远近的。这就是说有一些关键的因
素在结构上具有一种不可见性，它们只有在过程、在事件当中才能呈现出来。这是
“过程—事件分析”可以为我们增加的第一个东西。
第二点，更进一步说，过程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解释现象的源泉。为什么
呢？因为在过程中，可以形成一种推动过程的逻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
坐公共汽车时经常会看到，一个人踩了另一个人的脚，也不见得踩痛了，但就因为
出言不逊而吵了起来，最后打个头破血流。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那个人刚踩了他一
脚时，就必定要发生这种结果呢？没有理由。这样的结果是在过程中产生的。所以，
我认为对于过程，在社会学研究中是重视得不够的。有的时候顶多把它看做刚才第
一点所说的，能够在过程中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很少有把过程本身看做一种独立的
解释现象的源泉的。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过程，事实上就涉及到一种对
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事实的看法。创立社会学的老祖宗说过，要研究社会事实。那么
什么是社会事实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会把它理解成一种静态的东西。但如果我们
从上面所提到的角度看，我们更应把社会事实理解成一个动态的过程性东西。我在
看《梵高传》的时候，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就是梵高讲到他第一次看印象派的
画时的感觉。他说自己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并说从这些人的画看自己的画，是那
么地灰暗和枯燥无味。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看到了流动的空气和阳光，也就是说
印象派画家把空气、阳光的动态过程展示了出来。所以我觉得从研究社会学角度来
说，要研究社会事实，但在面对社会生活时，应把社会事实像梵高刚刚看到印象派
绘画那样来对待。这是我想讨论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应当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做是一种过程。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处于实践中的。由此得到的应当是一种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的镜像。有时侯
我就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描述出来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类似于刚才说
到底印象派画家画出来的空气和阳光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画家能把国家与社会
关系画出来的话，他应当用一种印象派的手法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过程描述出
来。从这样一种动态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潜在的因素是如何被激活的，衰败
的东西是如何得到强化的，散乱的东西是如何重组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正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一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