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看希特勒纳粹政权的“胜利”

1933年1月30日，世人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魏玛共和国的丧钟在这一天敲响，欧洲乃至世界性的灾难正式揭开帷幕——白发苍苍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在这一天，将国家总理一职交付给了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
许多年来，人们一直沉浸在这样一种认识中，即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党是社会的怪胎，是垄断资产阶级在面临各种尖锐矛盾，无法用传统议会民主制来维持统治时做出的选择。希特勒和他的党对各阶层许下的美妙诺言，使得这个地位卑微的奥地利下士得到了各方面力量的赏识。军方的认可、工业垄断资本家的支持，民众的狂热崇拜，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在这次夺权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往往被置于首位加以考虑，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也常被视为违背现代性原则的不可思议的逆行。是希特勒这样一个战争狂人和种族优劣论者，凭借他的花言巧语和动荡的时事夺取了政权，甚至一度有观点认为希特勒的上台不仅完全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且根据事物的正常发展也是无法预料的。”他们把希特勒仅仅看作是一个狂热追求个人权力，践踏最起码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冒险家和空想者，是一个为了实现个人追求权力的梦想而无情地牺牲民族命运，没有良心的赌徒。
但事实上，纳粹政权的“胜利”不仅仅在于政治力量的相互妥协和经济力量的结合，更非希特勒一人之力。在德国这样一个以理性精神著称的国度里，希特勒竟以合法方式当选为总理，法西斯制度竟得以确立，仿佛正如诺道所说“德意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强有力的，在好事上如此，在坏事上亦然。”1是社会文化心理的土壤在更深的层次上滋生出了法西斯的毒藤，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在现代性发展中本身具有的曲折。这一曲折可能在许多国家得以避免，但在德国特殊环境下却得到了充分发酵。如果将这一过程归为对现代性的彻底背叛和倒流，未免简单化。其实，正是现代大众政治的兴起，才使得社会文化心理在决定国家命运上更显重要，而非仅仅由领导者一人或上层精英们决定。

自从19世纪末以来，大多数欧美国家在经历了上层有产者代议政治这一过渡阶段后，现代大众政治——“一般公民或臣民广泛参与政治事务”——成为越来越广泛乃至近乎普遍的国家政治形态。这种国家政治形态的兴起有其根本性的社会历史进化原因：工业革命的广泛展开导致传统依附关系的瓦解和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由此而来的“大众社会”既产生了传统的政府机器所无法应付的种种新社会问题，也产生了倾向于要求按各自利益予以解决的种种新社会力量，这些力量结合为各种各样较为具体、狭窄和多变的利益集团。在此情况下，政府的产生和运行体制总会发生更动。原有的代议制在改革后，开始了初始的自由民主制；而选民范围的急剧扩大则导致了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的一系列变化。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现代政党的出现。从千百万社会大众手中获取尽可能多的选票，成为利益集团及其代表政客们获得政治权力或参政影响的根本途径。现代政党这一政治机器，其主要特征不仅在于它有明确的参与政权的目标、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结构及纪律，更在于其大众基础或大众构成，还有它大众化的政治宣传纲领。因此，现代政治几乎就是政党政治；现代政府也相应的就是政党政府。2在这样的氛围下，现当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不同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作用于越来越依赖于公众支持或认可的政府，从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形成。由于这一原因，进入20世纪时绝大多数中欧、西欧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大众政治。不仅如此，即使是以后出现的与自由民主制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政治体制（包括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它们所体现的国家政治说到底一样是大众政治，因为它们都是对旧体制“在大众社会压力下崩解所作的不同反应”。1德国的《机关报》就指出“如果这个政府获得多数，人民就会按照民主观点去作出决定的。”2民众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政治走向。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次由德国极右派策划的反对以美国工业家欧文·D·扬格命名的新修改的赔款协定的民意测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希特勒在 1933年的上台，也是通过正式的选举合法上台。
另一方面，社会大转型使大众心理严重不适而强烈动荡，使原先维系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和组织体制已无可挽回地削弱或毁坏，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凭借其广泛的认同感，给新生的大众社会注入了相当大的凝聚力。由于民族主义是“在传统的地方性忠诚之外对中央国家的强烈感情依恋和普通公民和臣民之介入其政府生活”3，所以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民族主义说到底也是民族大众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除非转移到民族大众，变为激励他们行动的情绪、心态和感情，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作用。4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支配社会大众并主要通过大众非理性情感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大都构成导致或加剧国际紧张、威胁国际稳定与和平的恶性力量，而且这力量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急速大众化而异常强大。正如Gilbert所言，“民族主义之兴起意味着更广大人口的政治参与。大众不仅希望自己的意愿被听取，而且希望自己的国家无可匹敌。他们将国际政治视为他们本国应当在其中夺魁的竞争。由于‘jingoism’这个词描述的民族傲慢横行于整个欧洲。”5社会心理和公众的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几乎非同小可，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1887年，俾斯麦在一次演说中，道出了得力于大众政治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各国造成的严重压力：“人人都在问，战争是否行将来临？我不相信任何国务家会蓄意点燃越积越高的火药堆。然而群氓的激情、政党领导人的野心和被误导的公众舆论——这些因素比统治者的意志潜在地更为有力。”6虽然这次演说所针对的是俾斯麦一向反对的在法国泛滥的大众化民族复仇主义思潮，但海因里希·海涅的预言则使俾斯麦的话成了一个绝妙的反讽——“如果你们有朝一日听到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响，那就是说，德国的雷鸣终于到来了。在德国舞台上演出的一幕会使法国革命相形之下显得只不过像一首温和的田园诗。” 7

在这样的前提下，来看一下德国。
回溯德国的历史，可以看到，这头“教皇的小母牛”自从中世纪以来，历经邦国间的自相残杀、罗马教廷的长期盘剥和西欧及俄国的入侵，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中，“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8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的文化，使它既有别于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欧文化，也不同于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文化。托斯托耶夫斯基曾经说过，德国人“ 从来不同意把他们的命运和原则与外面的西方世界的命运和原则结合在一起，而且在所有时候都对西方的原则进行顽强的对抗。”在精神上，德国始终游离于欧洲之外，同时经受着来自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击和压力。长期热衷于抽象思维，过分夸大想象的能力，善于思考的德国人却容易走向神秘主义的极端，陷入一个虚无飘渺的“理论王国”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则标榜了反对理性的热情和激情。他们把德意志描绘为思想上最纯洁，精神上最丰富的理想国，肩负着引导全世界走向“真正大同”的使命。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下，民族自卑感往往和民族妄自尊大相互交织，在德国人的精神深处形成一种畸形的民族主义情绪。马克思曾这样评论“如果民族的狭隘性一般是令人厌恶的，那么在德国，这种狭隘性就更加令人作呕，因为在这里它同认为德国人超越民族狭隘性和一切现实利益之上的幻想结合在一起。”1德国人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加坚信自身素质的优越，他们目空一切，自视德意志民族应雄居世界各民族之首，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服从德国的利益，并以德国的意志为准绳；德国的使命就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断言整个历史过程在德国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和德国在全世界的扩张一度使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得到满足，但一战的失败却使德国重新堕入了屈辱的深渊。人们为了国家的命运，为民族所蒙受的耻辱而倍感痛心委屈。虽然1918年在军事失败的动荡中他们不太费劲地获得了民主制度，但在凡尔赛体系阴影下生存的德国人，却从没有一天感到过满足。“那份据称极为苛刻的凡尔赛和约的‘屈辱性条款’并没有摧毁德国人对世界强国的全部幻想。”2因此，领导德国重新走向强国，赢得失去的民族自尊，成为德国人的共识。可是，这一切，魏玛共和国并不能给他们。 1918年至1919年的革命用拉尔夫·达伦道夫的话来说，并“不是一次解放性质的事件。” 因为这次革命没有结果，旧的君主政体并未进行斗争，没有人保卫它，德皇逃往荷兰，它简直是无声无息地垮台的。但它大部分的社会结构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因而帝国所无法解决的问题都遗留给了共和国，而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和负担则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这样，一个不稳定确又期待着奇迹来临的政治社会实体出现了:一个不想发展的工业社会，由于阶级斗争思想而僵化了的雇员和雇主联合会，在帝国时期就已形成的一代政界元老和官僚阶层，一个沿袭君主制传统的官僚结构，一个自信心消失殆尽的中产阶层，一个对竞争充满敌意的工业界，一个生产和人口都过剩的农业。海因茨·赫内就指出，“这样一堆对立的利益和畸形发展的矛盾势必窒息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更何况是德国的民主制度，它根本未被公民所真正运用，而且一再被没落的专制国家代理人进行的恶意独裁宣传所削弱。”3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如此详尽地讨论了他心目中德国必然覆亡的原因：容忍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中产阶级贪图物质享受和自私自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周围“阿谀奉承之徒”的恶劣影响、同腐化堕落的哈布斯堡王室和不可信任的意大利人结盟而不同英国结盟的“危害极大的德国结盟政策”、缺少一项根本的“社会的”和种族的政策。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要纠正的。4是的，一战失败的沮丧，经济的疲软——赔款、出口市场的损失、工业凋敝、原料枯竭、资本匮乏、，农业陷入自杀性的循环，由于丧失领土而造成的生产损失和在货币、信贷市场上所承担的越来越大的风险，失业问题成了德国的绝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家和热心改革的政党来予以解决。可是，作为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核心的却是“逃避责任，在政治责任方面恪守中立的无声无息的体制。”不但如此，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反而使通过民主才获得更多发言权的群众感到厌倦和恶心。大众政治培育下的政党政治在德国呈现出的，竟是这样一幅荒唐而绝望的画面：纯系阶级和利益的政党，它们的领袖只知道为本集团谋利益。参加一届政府，对一个政党来说决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通常仅是一种在其他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党的利益不受威胁的工具。施托尔佩尔甚至认为“实际上只存在反对党根本不存在执政党。”5因为他们居于反对的地位，不必承担国家责任，所以他们也不必同竞争对手进行较量磋商与和解。妥协的艺术和必要性，合作的精神和润滑油式的实用政治在这里没有形成。几乎不存在一届名副其实的政府，因为总有一个党的某一翼觉得自己受到了冷遇，于是他们的支持者便开始从联合政府撤出自己的部长。在这场游戏中，部长们多半只是议会党团的傀儡，议会党团无情地把他们当作党的驯服工具。“很少有像魏玛共和国的政党那样拿自己的部长和公众开如此轻率玩笑的政党。”1德意志民主党主席埃里希·科赫—韦塞关于“政党的利己主义”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样的结果是，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民主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议会至高无上的思想，从来没有在德国站稳过脚跟，甚至在二十世纪开始后也一直如此。民主被歪曲，没有人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有多好，几乎也没有人相信它；正如历史学家戈洛·曼所言， “如今国家自称是人民的国家，而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而已……一种极端的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甚至是一种对政治活动的真正憎恶——一种对民主共和国的巨大危险，席卷了整个最广泛的阶层，并首先扼杀了战争所曾唤起过的政治意识。”一方面，绝大多数民众对各个政党从心底里感到厌倦，政党是“一件令人恶心的事”，《法兰克福报》要求：“结束这种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德意志汇报》则干脆断言：“人民深深渴望着领导与权威。”这样的心理使选民们不予合作，他们使魏玛联合政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在1920 年6月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重，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丧失了绝对多数。这对意欲使这个一直为专制国家体制所左右的国家进行任何大规模民主化的尝试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意外打击。社会民主党几乎丧失了一半的选票（只获得21.7%），德意志民主党甚至丧失了一半以上，中央党则丧失了三分之一的选票。选举结果对所有的民主党人宣告了一个黯淡的前景：“不要共和派的共和国。”2另一方面，政党自身也因这无法操纵的局面而心力交瘁，失去信心。社会民主党“值得注意地摆脱议会的责任”，其他政党也害怕承担国家义务。布吕宁在写到米勒总理时有这样一句话，他是“被自己的党逐渐折磨死的。”不少人开始把责任推给总统，同时利用一项实际上已把魏玛宪法分割成两部分的法案：一部适用于国泰民安时期的宪法和另一部适用于艰难时世的备用宪法。宪法第48条就授权总统，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扰乱和危害的紧急情况下有权颁布法令，即所谓的紧急法令，这些法令都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虽然此类法令事后须得到议会的批准，但总统可以通过第25条的威胁把对他不利的议会置于压力之下，因为这项法律条款给予他解散国会并宣布新的选举的权力。这就给了整个政府体系和宪法体系两面性：在“正常”时期由内阁执政，在困难时期则由总统掌权。而各政党对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和纠纷越是不感兴趣，总统的权力就越大。所以，当1925年，年迈的兴登堡坐上总统宝座时，这个在专制国家的精神境界和情感环境中成长起来，根深蒂固不信任所有政党的“代理皇帝”，在共和国事务的决策中开始起这日益重要的作用。各政党无视身边所积聚的危险，只要走投无路，它们就频频求救于总统。宪法第48条本是为类似内战的情况下发生威胁公共秩序与安全的骚乱而制订的，如今却沦为没有妥协和应变能力的政客们处理日常政务的廉价处方。它扼杀了政治家们本来就不高的去进行妥协和协调利益争端的积极性，连通常具有反对任何独裁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后来也对在国会里实行这一使议会处于困境的独裁条款的法律思想不以为怪了。各政党继续他们没有休止的权利斗争，甚至干脆结成职业政治家们具有的小集团性质的利益团体，而置真正的社会需要于不顾。政党的领导已经僵化为寡头政治集团，在执委会里积极参加工作的党员所属组织业瘫痪了。各政党越来越明显地遵循战前的思想范畴，“威廉二世时代的人物均成为各政党的领导”。执政党缺乏热情，空谈党内民主，“共和国的日常状况使同志们灰心丧气”。
所以，如果将领袖思想证明为完全市德国右派的思想产物，实际是“忽略了德国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日常政治生活。” 因为，“右派分子对专政的向往，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领袖的渴望之所以会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并能正确体现为时代精神的现象，这正是由于如下事实：许许多多民主派都成了这种渴望的牺牲品。”历史学家卡尔·罗厄明确认为，“对魏玛‘政党国家’的不快感甚至已经遍及共和派的基干部队。”1 民众几乎像宗教迷信那样渴望有一位神奇人物式的领袖，由他来拯救这多灾多难的世道。
“多年来，我们呼唤要领袖。今天我们拥有了他。让我们紧跟着他。”这话并非出自某一吹捧希特勒的纳粹党人之口，而相反地出自中央党主席卡斯，他推荐自己的党友布吕宁任领袖。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一种风尚：任何一名较好的政治家和党员在此时都想成为领袖，也都可能成为领袖。所以尽管希特勒在1922年就宣告自己要当“德国的墨索里尼”，可当时还有比他更理想的人选。布劳恩也一度被视为有希望成为这样一位救世主。2 在这样一股思潮下，三股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青年、军队和工人——开始倒向了希特勒和他的党。
青年一代对老一代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毫无兴趣，对他们本身所渴望的变革和共同经历也并不完全理解。相反，这两种力量所拥有的激情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成为后来纳粹党最可利用的资源。领袖崇拜吸引了一代青年，民主的政党和政治家那种庄严古板的耆绅作风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所向往的是具有坚毅和激情的地方，是浪漫而又失却理智的战斗场所和稍稍带有冒险气息的去处。事实上，青年确实是最渴望建立那种耳闻的领袖制和很少为共和国各机构和团体欢迎的青年联盟共同体。“绝大多数青年早已抛弃了这个国家，‘这个成年人和老一代人的共和国’不是他们的。”3各民主政党赖以存在地最重要的新鲜力量被夺走了。没有青年人的政党——这对民主派不得不说是灾难性的。而二十年代初德国内战时期残留下来的各政党的自卫组织如今获得了新生，各不相同的组织确都把一种挑衅性的反唯理主义和粗野的军国主义输入了德国的内政。这毫无疑问足以把那些寻求不妥协战斗的青年人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参加了这些自卫组织，并加入这些准军事组织，使那些本已严峻而始终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由于一定规模的暴力更加激化。自卫组织中青年的好斗性使他们成了政治恐怖的工具，成了内战的军队。无论是钢盔团还是冲锋队，无论是共产党的无产者百人团还是民主派的竞争对手——魏玛政党联盟控制下的国旗队，都不甘使自己的战斗性处于落后地位，不断采取新形式的恐怖行动。军事行动风靡一时，语言和思想都高度军事化了，命令与服从被视为最高天职。这样，在社会的这一部分也表现出了缺乏妥协能力和相互接近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正式军队和自卫组织并非一个系统，前者对后者甚至有着恐惧和疑虑。因为军队虽已被剥夺了君主制时代的重要地位，但国防军仍然是当时德国最强大的势力。他们带着前工业化的烙印，同共和国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并最终成为它的祸患。军方的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晚期时达到了颠峰，甚至在君主制时代也不曾拥有这样的权利地位，国防军的触角伸入国家生活的一切部门，军方在外交方面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外交部在将军们的压力下转向把废除凡尔赛条约中军事禁止条款列入国际政策的议事日程，口号是“德国的平等权利”。德国正在蜕变为一个军事国家 ，国防军还从来没有如此急于实现泽克特那句狂妄的话“军队服务于国家，只服务于国家；因为它就是国家。”这是一个等级森严，有着强烈自卫意识和权力欲望的体系，希特勒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扭转德国内政和反对凡尔赛体系的计划，指出建设国防军事达到目标的最重要的前提，“国防军是国家最重要的，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它应保持非政治性及超党派性。国内斗争不是它的事，而是各纳粹组织的事。不同于意大利，无意把军队和冲锋队混合。”4他抬高了国防军的地位，打破了军方的疑虑——不会由于冲锋队而危及国防军的军事垄断地位。武装力量从内政中撤出，实行所谓的“非政治化”，但却许诺国防军在未来的专制国家中有分享权力的要求；国防军领导们也绝不是把非政治化理解为向政治告别。这样，国防军中立化了，冯·赖歇瑙提醒国防军指挥官们“必须认识我们正处于一场革命之中。国家内部腐朽的东西务必扫除，这只能用暴政来实现。党要无所顾忌地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国防军的任务是：持枪待命。”
曾经有一种观点是：德国军队和工人这两支德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对立队伍如果联合起来维护共和国的稳定，那么希特勒走向掌权地位的道路并非不可阻挡，在各个时期反复出现新的拯救尝试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施莱歇尔就曾乐观地说过，“如果进行斗争，那么很清楚：纳粹分子是毫无希望取胜的。”1可结果并非如此，不但是国防军，为失业所苦的工人也满怀希望地将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了希特勒。
的确，德国在一战后是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国家，工业比较发达，工人人数众多。领导工运的社会民主党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在工人运动中影响和威信较大，党员人数也较多。这样一种力量，本应是阻挡法西斯上台，维护民主制度最强有力的柱石— —希特勒对工人总罢工的恐惧也是出了名的，也不能否认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系统为反对希特勒作出了一定努力。但是魏玛共和国最大的弊端、民主派的一大弱点——党派之争——却使这样一种可能走入了绝境，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长期兄弟之争，双方互视为比纳粹更凶恶的敌人。德国共产党大肆鼓动空泛的革命热情，并把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地所谓开路先锋来进行斗争；同样，社会民主党为了不使自己的左翼全部丧失给德共，竟闭关自守，以露骨的反共产主义的态度来反对左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28年至1930年间，社民党的中央内阁主席在内阁谈及激进主义时，总是把矛头对准共产党，而从未对准过纳粹党。2因此，当德共建议发动一次所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参加的总罢工时，社民党的领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残破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失去了修补的机会，复苏没有出现，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布吕宁紧缩政策的泥潭，失业震撼着德国。布吕宁却仍认为目前的情况还不够悲惨，饥饿的国度可能劝说债权国放弃往后所有的赔款，因此按照他的严酷逻辑，德国的日子还须更糟些，街上要有更多的失业者，政治激进主义的阴森景象还必须尽可能广泛和可怕地笼罩在这个国家之上。每一名失业者都不过是国际游戏中一颗棋子，公民的物质福利被冷酷无情地抛弃了，“饥饿政府”试图为自己的执政书写辉煌一笔的同时，却做了纳粹党人掌权的阶梯。失业工人为反对政府的压迫，在1929年5月连续举行了多次大罢工——针对社民党而不是纳粹党的罢工。社民党对罢工的疯狂镇压使过去拥护社民党的工人转而支持共产党，共产党在1932年 11月大选中得到近600万张选票。这一方面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来说是优点，另一方面也必然造成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选票的分散。1932年11月大选，社民党得票700多万张，共产党得票近600万张，如果合起来达1324万张，超过了纳粹党的1172万张。可是社民党和共产党未能组成统一战线，反而对落后200万张选票的纳粹党形成了有利形式。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号下，坐收渔人之利的希特勒则以救世主的姿态指出“今天的资产阶级其核心已经腐朽了，他不再具有理想的激情，他只想赚钱，因此，他在何处能加害于我就在何处干。资产阶级的新闻界也在损害我，他们巴不得我和我的运动见鬼去。他们终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时又指出，“资产阶级的罪孽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能成为疫疬深深地啃啮着人的躯体。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根除。”3纳粹党在1932年竞选时打出的宣传画——一个身插羽翼地社会民主党人牵着一个百万富翁，庇护着他，画下写着“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保护天使。”4——则一举三得地攻击了社民党，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得到了不明真相的工人们的支持。尽管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宏观来看，作为反体系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促使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动力之一。但就当时的德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而言，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对他们自由得致命威胁，他们除了经济困难外，就只把眼睛盯住了红色的革命危险，这种危险在老百姓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畏惧与恐慌。德共平时的过激言行及其自卫队在街头的恐怖活动逐步加剧，而“斯大林主义的党”听命于莫斯科则一直是使德国平民百姓感到不愉快的事，虽然共产党的潜在危险事被大大地估计过高了。1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希特勒在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后大肆打击德共却“受到了普遍欢迎”的原因之一。《米斯巴赫新闻报》就称赞国会纵火案紧急法令“终于触及了德国的病根，那个多年来毒害和污染德意志血液的肿瘤，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死敌。”2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得到了社会主流心理的认可，事实上也为这种心理的进一步发展推波助澜。苍白的民主失去了民心，专制独裁成为民众“众望所归”。当战争的屈辱映照着德意志凋零的政局时，当所有的政党都无一例外地让人失望时，当经济似乎不会再繁荣时，当年迈的总统束手无策，频繁更换总理时，当六百万失业者在生死线上挣扎时，当一切几乎陷于瘫痪，人们变得多疑，敏感，畏惧时，“对饥饿，对无法挽回的贫困化以及（特别在中等阶层中）对‘无产者化’的恐惧，对内战和革命对捉摸不定的前途以及对在困苦的压力下法律和道德动摇的恐惧”3，所有这一切已经无法使人冷静地思考。在难以数计的人们心理升起了一种愿望，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看来非凡的人物身上，必要时甚至容忍违背传统的道义。民社党的宣传使几百万德国人“处于盲目信仰的眩晕之中。”希特勒的名字象征着一种新的，德国政治中尚未发挥出来的力量，标志着一条摆脱已只剩下空壳的制度的无所作为和绝望的出路，因为这个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最起码的需要了。这是一座千百万人都相信的海市蜃楼：跨越各政党和阶级的，许诺要创造某些新事物的那个运动。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人们对俾斯麦崇拜备至。为什么？广大群众热爱勇敢精神，因为他们软弱；他们希望有人把他们带了就走，而不希望带路人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还可以怎样做。群众希望有这样的人，他把靴子一跺，说：这是正确的路。”4
一名民社党的拙劣作者在希特勒当选为总理后，煞有其事地写了这样一首诗：
上帝派来救星，
苦难已有尽头，
举国欢腾共庆：
春天终于来临。

可是事实上，灾难才刚刚揭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