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没有仁爱的知识”
王焱
（本文转自《世纪中国》网站）
“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
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
[元]张明善《双调·水仙子》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悄然落下帷幕，收视率却未能如预想之高。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三分鼎立、逐鹿中原的历史早已成为既往。历史社会的沧桑巨变，已使得今人对古人那种念念不忘苍生社稷的情怀产生了隔膜。
“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啊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得斜阳又晚。”（马致远《贺新郎》）古人阅历兴亡的歌哭笑骂，今天的人们大多也早已失去了感应。有人说，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如此说来，我们应当庆幸远离了那个时代。
可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种冷中有热的现象。
市面上的“谋略热”已非一日。 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播映，给热衷此道者又增添了新的话题。不但《三国》中刘备、诸葛亮身上所体现的“仁义忠信”等古典价值，被他们视为迂腐，就是奸雄曹操，那“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雄桀之气”，他们也没有兴趣，唯一津津乐道的，只是曹操玩弄阴谋智术的“奸”。甚者甚至把谋略当成今人应当膜拜的国粹，主张把它推向世界，从而证明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云云。在这些现代的“谋略家”看来，单单凭借权谋智术，不仅可以经商取利，而且可以宦途青云，无论是在官场市场，还是立身处世、人际交往，都可以占尽便宜，无往而不利。谋略之用，真可谓大矣哉！
结果，连几十年前一本原来不无针贬意味的《厚黑学》，也被赋予了正面含义，俨然成了畅销一时的谋略教科书。这种英雄冷而谋略热的文化现象，恐怕就不是仅仅用今古悬隔历史变迁所能解释的了。 谋略之术兴起于被史家称为“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代。
五霸角逐、七国争雄的连绵战争，造成兵法谋略的发达。而文化衰落，社会失序，价值崩解，又导致了庄子所说的“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造成权谋智术的畸型膨胀。文人谋士便据此以为乱世求取富贵的法宝。苏秦、张仪之流挟鬼谷之术出而奔走诸侯间，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从中取利。韩非更把法术势结为一体，集当时权术谋略之大成。
然而，“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以阴谋出奇制胜者，往往也以阴谋败亡。韩非李斯等作为谋略大师，堪称奇才，最终却都身死法灭而为天下笑。所谓奇谋秘术，适足“反误了卿卿性命”。古人早已发现，那种脱离了仁道控驭的谋略，终将走向反面， 以损人始而以害己终。所以《韩诗外传》 中说：“心智慧不以端计教， 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古人因此不把这种谋略当作智慧而称作“反智慧”，这确实揭示出了谋略的辩证法。
纵观春秋战国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四。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谋略在其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道越乱，谋略便愈有市场；谋略愈行世，世道便愈混乱。两者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因此，也就在这个谋略大行于世的时代，作为周文化继往开来者的孔子、孟子，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揭橥了“仁智合一”的价值理想。所谓“儒者不言兵”，就是指儒者从不孤立的鼓吹兵家权谋，不肯把手段混同于目的，更不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孟子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儒家把以个人功利为鹄的之谋略智术重新置于道德伦理的控驭之下，犹如黑暗中的一炷爝火，照亮了那个为谋略充斥的阴冷世界。迫使被孟子斥为“妾妇之道”的谋略小道从主流文化中逃遁。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便逐步奠定了目的与手段一致，术道互济，仁智合一的牢固观念。
群雄并起的汉末，是又一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三国演义》用如椽的大笔，雄浑的史诗风格，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大动乱时期纷纭繁复的政治文化图景。
将军许褚赤膊上阵，结果被乱箭射死。金圣叹在旁冷冷地批一句：“谁叫你赤膊来！”道破了故事的历史背景。这是个阳刚之气受到愚弄，尚智不尚力的阴柔时代。因此，《三国》对谋略智术的描述不仅不惜浓墨重彩，而且掴掌见血，入木三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悠悠历史长河，奸邪构陷忠良，君子全身远害；枭雄诛除异己，良相治国安邦，都不能不运用谋略。但用北宋苏辙在《老子解》中的话说，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其根本区别则在于“圣人乘理而世俗用智。”在《三国演义》的作者看来，在汉末天下分崩的背景下，曹操与刘备，虽然都有荡平群雄统一寰宇之志，但却分别代表了两个对立的伦理世界；曹刘争雄，归根结底代表了不同伦理之间的竞争。这种伦理的对立，集中体现在对谋略的不同运用上。
《三国》中的曹操，可以作为“世俗用智”的代表。作为文学家笔下的一代枭雄，他集中了残忍欺诈，猜忌多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仅仅出于多疑，他可以恩将仇报杀害吕伯奢的全家；自己不慎失手杀死近侍却又佯称梦游杀人；因为军中缺粮，他能以无辜粮官的人头来安定军心。由于他的暴虐奸诈，曹营上下之间，充满猜忌纷争，最终在司马氏宫廷相斫的密谋中一朝覆亡。
所谓“圣人乘理”的“理”，也就是手段与目的合一之理。谋略作为一种手段，既是为正义的目的服务的，同时也受到目的之制约。《三国》的作者通过刘蜀政治集团寄寓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他之所以以刘备为正统，并不在于他是汉室宗亲，借用刘备的话说，关键在于：“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不仅如此，《三国演义》还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的形象，作为仁智合一的典范，他忠贞不二，才智过人，仁民爱物却又气宇恢宏，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光彩照人的智慧化身，形象地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同是足智多谋之人，后人评曹操是“奸绝”，而评诸葛亮为“智绝”。
《三国演义》对谋略的刻划，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谋略家追求对谋略无限制的运用，在竞争中本应处于有利地位，但由于背离了社会价值，结果反而有限；而受到仁道控驭的谋略是有限的谋略，本应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结果反而是无限的。这大概也就是孟子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含义所在。所以，就连力主“人性恶”的荀子也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篇》） 权谋学预设了人与人之间“象狼一样战争”的绝对对立关系。它把兵家用于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的谋略，泛化为人际交往的通则。在谋略家的眼中，人世间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充满尔虞我诈的机心与算计。对于他人，每个人都得在自己心中挖下一道壕堑。它既不相信“兼相爱”，更不承认人际之间有通过合作“交相利”的可能，因此无论何人，都不过是实现一己功利目的的工具而已。连道德伦理的绝对律令，也被当作一种争夺利害的巧妙手段。不仅仅是政治，整个社会人际间的关系，都被视为博弈论中你赢我就输的零和博弈。用曹操的话说，就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没有任何中道可走。谋略的泛化是一种社会之癌。它的扩散毒化着生活世界的氛围，使正常的公共秩序无法形成。文明社会的规则，要想在这种谋略氛围中建立，将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塌。
科学史家萨顿在研究古代文化史后曾经指出：“没有仁爱的知识，与没有知识的仁爱，是同样无价值，是同样危险的。”被坊间炒作的厚黑谋略正是这样一种“没有仁爱的知识”。它不仅造成精神道德伦理人情上的残忍和退化，而且将人性中的贪婪加以放大，使社会上公开平等的竞争变得凶险狡诈，毁灭了人际之间的真诚、信任与豁达。
文明愈发展，社会规则越完备，道德越健全，谋略家施展其技的天地就越有限。这也就是老话说的“上下和同，虽有智者，无所立功。”明人宋濂因此把这种不能见阳光的“鬼谷之术”称为“蛇鼠之智”。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揄扬为前贤不齿的谋略小道，还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接续，重建中国人的道德理想，使文明的义理化为可操作的普遍规则，从而使这种 “蛇鼠之智” 渐次失去施展的空间呢？假如我们割裂了目的与手段，疏离了古典的价值理想，却只学会了谋略小道，那不是传统的过错。它充其量不过说明了失去了文化价值理想的虚无主义的残酷。
“英雄割据今已矣，文彩风流犹尚存。”可近代文化的断裂，既使我们失去了制约谋略泛化的道德资源，更使今人与古人在生命的意义上失去了联系。今古的心灵不再能够相通。试问今天能有几人，还会为那些怀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理想的英雄豪杰，为那位鞠躬尽瘁,“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孔明，挥洒一掬同情之泪？我们忙于在生活世界以谋略相搏，点检每日的所得，我们的肠胃已为快餐文化填塞的麻木，不再能为那些 “以天下为己任” 的豪杰激动了！
只剩下英雄之糟粕——谋略，茕茕孑立，在现今的书坊之间大行其道。
如果把这两种现象合并起来观察，不难预计，我们今日身处社会，将会与许多奸而不雄之辈相遇。
假如事情真象一位德国哲学家所说的，直至今天，人类还在依赖那个实现了“文明突破”的轴心时代所产生的价值理想而生存。那么“仁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英雄理想，即使在当下也并未丧失其意义。
如同暮鼓晨钟，关汉卿在他的三国戏 《单刀会》 中，借关羽之口一声长啸：
“大江东去浪千叠，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