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法国社会学家莫林《论多元全球化》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最近在法国世界报发表《论多元全球化》一文，从多元共存的新角度探讨全球化的前景是否最终促成一个“世界社会”浮现的可能性。莫林认为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化”可以说是一个在不平等和混乱中出现的“世界社会”的雏型，其世界性文化基础来源于西方文明，直到目前仍然靠科学、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四大支柱的支持而得以发展和延续。但莫林认为在这个基础上仍不足以产生全球化的公民社会。莫林建议用“人类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来取代当今技术－经济型社会的“发展”概念，以响应人类文明和世界邦联化这一“不可能的可能性”。下面是《论多元全球化》全文：(chinesenewsnet.com)

全球化（Globalisation）可以说是世界技术经济一体化的最后阶段，也可以说是在不平等和混乱的方式之中出现的一个世界社会（societe-monde）的雏型。一个社会通常拥有一片领土和一种交通（communication）体系。现在，地球所具备的交通结构（飞机、电话、传真、因特网）是以往任何社会所没有的。(chinesenewsnet.com)

这样一个社会包含一种经济；这种经济事实上已经是世界性的，但还缺少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应有的制约（法律、法权、监督），而现有的世界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无法行使必要的规范。一个社会与一种文化分不开。现在已经有了一种世界性文化，它来源于西方文明，靠科学、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互动游戏而发展起来，并且具有一些标准的价值。这样一个社会，其内部拥有众多不同的文化，但又产生一种本己的文化。(chinesenewsnet.com)

这个社会同时存在着众多不同的跨文化潮流，它们既浇灌不同的文化，又超越这些文化，从而形成一种准全球文化。异族通婚、杂交以及具有双文化的名人（如拉什迪和阿君．阿帕杜拉）或国际性名人在不断地丰富这种跨文化生活。在20世纪，源于不同文化的原创主题，有些是综合型的，有些是再造型的，经传媒制作、发行，已经搅作一团，已经产生一种世界性的民俗（folklore）。(chinesenewsnet.com)

非常了不起的是，电影、歌曲、摇滚乐和电视等文化机器在利益的带动下，按近乎劳动产业分支的方式组织起来，尤其在好莱坞，竟能生产出与平庸的或保守的作品不同的东西；所有这些领域都有过创造性，现在还保持着创造性。(chinesenewsnet.com)

一种全球性民俗形成了，通过整合与交汇而丰富起来。凡涉及到艺术、音乐、文学和思想，文化的全球化绝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形成一些跨文化大浪潮，反而有利于表达各民族自身的原创性。异文化杂交在促进族际交通的同时，总是再创造出多样性。譬如爵士乐最初只是非洲和美洲的一个杂合产品，新奥尔良的特殊产物，后来在整个美国流行起来，虽然经历了不同风格的流变，但产生的新风格并没有抹掉以前的风格；以至蔚为大观，成为黑人和白人共有的一种音乐，白人起初欣赏它，继而闻歌起舞，终而亲自演奏。爵士乐终曾以各种形式风靡全球，一度被视为源头而撇在一边的新奥尔良派老风格在巴黎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地下室里复兴之后，又返回美国，在新奥尔良重新生根开花。(chinesenewsnet.com)

不久，节拍音乐和布鲁斯汇合，又在美国的白人世界中诞生了摇滚乐。它很快就风靡全世界，适应了所有的语言，而每适应一种语言，它便获得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今天，无论是在北京、广州、东京，还是在巴黎和莫斯科，大家都唱摇滚、跳摇滚，用摇滚去庆祝节日和沟通心灵，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按同一种节拍、在同一个地球上飞翔。另外，全球播放摇滚乐在世界各地还催生了新的杂交原创文化，如Rai（一种原产于阿尔及利亚的现代流行音乐），甚至还有人泡制出一种杂家摇滚乐（rock-fusion），全世界的音乐文化都凑到一起，变成一种节奏化的杂拌儿。就这样，全世界音乐文化在杂交，却不知道它们生下了一些“世界娃娃”，有时候产出的可能是最坏的东西，但更多的还是好的东西，而且不会因此而迷失自我。(chinesenewsnet.com)

与任何社会一样，这个社会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底层”，这次创造出来的是全球性底层，并且带有它的犯罪特征：从1990年代起形成了洲际黑手党网络（尤其掌控毒品交易和卖淫）。2001年9月11日又暴露出一个世界性的恐怖主义网络，反而以其特殊的方式使“世界社会”浮现出来。这个“基地”（Al-Qaida）组织本来想击碎全球化，没想到却促动了一个世界社会的形成，这个世界社会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警察和宪兵，也许还要建立一种适合于全球的文明政策。(chinesenewsnet.com)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说，20世纪末完成的民族国家全球化赋予地球以一种共同的文明和文化特征；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全球化又使地球更加块状化，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始终在阻碍着世界社会的出现。民族国家具有解放和压迫双重性质，正是这种双重性质使创建响应五大洲生存需要的邦联制变得极其困难，全球性的邦联社会的诞生就更加困难。(chinesenewsnet.com)

所以，即使地球组成一个拥有交通、经济、文明、文化统一系统的领土，它仍然缺少一些基本的设置，诸如行政、公民身份、权力监督等，同时还缺少一种隶属于“大地－母土”的共同意识。地球本身不拥有组织、法律、权力机构以及调节经济、政治、警察、生物圈的调节机构。联合国自身不能组成超民族的权威，它的否决权制度亦使它陷于瘫痪状态。现在还没有足以让世界社会控制自身经济的建制。京都会议未能建立一个生物圈保护机构。最后，一个世界社会的出现必须相应地拥有一支国际军队和一支国际警察。由于还未出现世界性的公民社会，因此我们现在自认为的“大地－母土”公民意识只是分散的、萌芽状态的意识。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只有基础设施，还没有上层建筑。(chinesenewsnet.com)

不过，从1999年底以来，我们可以注意到某种地球公民社会和地球公民身份的雏型已经形成。最初为对抗技术－经济全球化而组织的反西雅图示威，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示威，其口号是：“世界不是商品”。这不仅仅是意识到解决全球问题必须有一个全球方案，同时也意识到必须有全球性的压力和建言。(chinesenewsnet.com)

不幸的是，曾经创建全球劳工团结的国际已经死亡；它们当年的理想经过许多零零碎碎但有实质意义的草图又复活了，并且从不同的方面勾勒出一个公民社会的轮廓，这个公民社会的形成可能是世界社会浮现的重要阶段。一个世界社会的组成，并不是在地球上圆满实现一个霸权型态的帝国，而是在一种文明型态的邦联基础上形成一个全球社会。现在并不是没有纲领，也不是没有计划，而是缺少足以开辟一条道路的诸原则。这里所取的意义，就是我曾经称之为“人类政治学”（全球范围的人类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的内涵。这首先要求我们摆脱“发展”这个词，哪怕是这个词已经被修正或修饰成持久的、可以承受的或人道的发展这样的意义。(chinesenewsnet.com)

发展的观念始终包含可以用增长指数和收入指数来衡量的技术－经济基础。这个概念本身暗含一种意思，即技术－经济发展是天然地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其成功范例就是被称为“发达国家”的模式，换句话说，就是西方国家模式。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西方社会的目前状态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目标和终极性。这种“持久的”发展一昧地降低从生态语境考察的发展，却不推翻其原则；而在“人道的发展”中，“人道”一词毫无实质意义，除非它指的是西方的人道模式；诚\然，西方人道模式含有一些正面的本质特征，但应该指出它也包含一些负面的本质特征。(chinesenewsnet.com)

发展，这个似乎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也构成了西方社会中心论的一个典型的神话，成了北半球对“不发达国家”（南半球）的殖民工具。按此构想的发展，忽视了不可计算和不可衡量的东西：生命、痛苦、欢乐、爱。它的满足尺度仅仅在于增长率（即产量、生产力、货币收入）。这种仅仅按量来界定的发展忽视了质的方面，忽视了生存的质量、社会连带性的质量、环境的质量、生活的质量。而且，PIB（国内生产总值）把一切能够产生货币流动的活动，包括天灾人祸如“埃里卡”号油轮（在法国近海）沉没以及1999年的大风暴，都作为正面结果来加以统计；这种发展还忽视了无报酬的有益活动。这种计量理性其实是非理性的。这种发展忽略技术－经济的增长往往生产出道德上和心理上的不发达，如普遍化的超级专业化、所有的领域都被肢解分隔、超个人主义、利欲熏心，这一切都导致社会连带性的丧失。(chinesenewsnet.com)

发展带来的是一种普遍化的知识，而这种普遍化知识根本不能捕捉多向度的问题。发达世界的学科教育虽然提供知识，但这种教育本身就决定了一种智力欠缺，无法把握整体性的基本问题。以我之见，应该用我久已提出的人类政治学（anthropolitique）概念和文化政治（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概念来取代“发展”的概念。人类政治学最紧迫的使命是使全球结成连带关系。(chinesenewsnet.com)

为此，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应该为困难的、受苦的和贫穷的人类设立一个专项基金。这样一个机构内应该设有世界艾滋病及传染病免费药物局、世界贫困和饥饿人口粮食局以及资助非政府人道机构的资金。富裕国家应该大批动员本国的青年到有必要去的地方（干旱、水灾和流行病蔓延地区）去履行全球性的公民义务。由于以收入为衡量标准，贫困问题被低估了；而穷人的苦难更在于社会的不公正；面对营养不良和疾病，他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就像他们得不到任何尊敬一样。赤贫者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在蔑视、愚昧和命运\的打击目前无能为力。(chinesenewsnet.com)

人类政治学同时也是组构、保护和监督全球共同财富的一种政治学。目前，全球共同财富只是有限的和偏僻的（南极和月球），可是还有人想控制水资源，任意截流或改变水道，石油矿藏亦是如此。因此，人类政治学应该相应地成为这样一种政治学，它将还正义于所有那些被剥夺了西方所承认的权利的非西方人。(chinesenewsnet.com)

文化政治学的使命是发展西方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扬弃其最不好的东西，并且实行兼容东方和南半球基本贡献的文明共生原则。这种文化政治学也是西方本身所必不可少的。西方越来越苦于计算和利润技术凌驾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苦于量凌驾于质，苦于大城市生活质量下降，苦于工业化的农业和饲养业给乡村带来的沙漠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多次食品灾难。(chinesenewsnet.com)

地球这只飞船是由并联在一起却又无法控制的四只发动机共同推进的，即：科学、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利润）。问题在于给这些发动机建立一个控制系统：科学的能力、技术的能力、工业的能力必须由伦理学来监督，但伦理学只能通过政治来实行监督；经济不仅要加以调节，还应该成为多元的经济，包容互助体制、社团、合作社性质的机构以及服务交流机构。(chinesenewsnet.com)

一个世界社会同样需要管理。目前，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管理体制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产生都要经过非民主方式的准备阶段，亦即经过强制性的改革。最好的办法是由联合国来行使这种世界性的管理权，首先是联合国的组织形式转变为邦联体制，其次是设立一些全球性的机构，这些机构对命运\攸关的问题和极端的危险（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生态、经济和文化）拥有决策权。可是，欧洲的例子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路程的缓慢，因为它需要所有合作伙伴达成一致的共识。也许要等到哪一天人类处境突然险象环生，一场大灾难降临，像强烈的电击那样击打我们的意识，我们才会作出决定。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朝着一种全球文明的方向努力，直到世界性的公民社会出现，直到联合国的职能得到加强。(chinesenewsnet.com)

在衰退、解体、混乱和灾难之中，“大地－母土”将会浮出来，但它不是要取代所有的“祖国”，而是让所有的“祖国”也发展起来。有很多巨大的障碍在遮蔽着这个视野。世界社会的统一趋势遭到了来自国家、种族和宗教的抵制，因为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势力更倾向于全球巴尔干化，而消除这些抵制却需要一种无情的统治。尤其是民族国家、精神、意识还不成熟，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类在自我完成方面还不成熟。(chinesenewsnet.com)

为响应世界化文明的期待，必须让人类精神的巨大进步显露出来，但是人类精神的这种进步不是体现在技术能力和数学能力之中，也不仅仅体现在复杂的知识结构之中，而应体现在人类心理的内在性之中。在我们看来（仅仅在我们看来），西方文明以及一切文明的改革是必要的，所有教育体制的激进改革也是必要的，然而现在大致清楚的情况是人们对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完全投之以极度的无意识。(chinesenewsnet.com)

所以，我们勾勒的人类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图式有悖谬的一面，虽然符合物质的和技术的可能性，但它在目前却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所以，不管最终该走什幺样的道路，人类仍将长久地处于分娩的阵痛之中，新世界或者诞生，或者流产。（孟明译）

多维社的评论：

多维新闻社28日电】多维社驻巴黎记者帕特里克报导／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最近在法国世界报发表《论多元全球化》一文，从多元共存的新角度探讨全球化的前景是否最终促成一个“世界社会”浮现的可能性。莫林认为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化”可以说是一个在不平等和混乱中出现的“世界社会”的雏型，其世界性文化基础来源于西方文明，直到目前仍然靠科学、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四大支柱的支持而得以发展和延续。但莫林认为在这个基础上仍不足以产生全球化的公民社会。莫林建议用“人类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来取代当今技术－经济型社会的“发展”概念，以响应人类文明和世界邦联化这一“不可能的可能性”。(chinesenewsnet.com)

莫林分析了被他称为“世界性民俗”的大众文化。他认为，在同时存在多种跨文化潮流的准全球文化中，各民族自身文化的原创性并没有湮灭，反而因相互的认同而得到加强。莫林指出，一种世界性民俗不仅形成，而且通过多元文化的整合与交汇而丰富起来。最明显的例子是音乐，尤其爵士乐和摇滚乐。爵士乐作为非洲原住民音乐与美洲新大陆文化的杂合产品，曾经风靡整个世界，虽然经历了不同风格的流变，但产生的新风格并没有抹掉它的根源，最后成为白人和黑人共有的一种音乐。摇滚乐最初也是黑人布鲁斯音乐与现代节拍音乐汇合的产物，产生于美国的白人社会，很快就风靡全世界，适应所有的语言；而每适应一种语言，它便获得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莫林指出，在这两个大众文化的例子中，其实民族文化的身份在一个共同的形式内被保存了下来。与流行的见解相反，莫林认为凡涉及到艺术、音乐、文学和思想，文化的全球化绝不是同质化的；异族文化的杂交在促进族际交通（commnication，此词取广义的“交流”语义）的同时，总是再创造出多样性，即催生新的杂交原创文化。莫林指出，文化现象同时也是社会现象，而大众文化最了不起的现象之一就会它建立了一种全球连带关系。所以，当你今天看到“无论是在北京、广州、东京，还是在巴黎和莫斯科，大家唱摇滚、跳摇滚，用摇滚乐去庆祝节日和沟通心灵，所有国家的年轻人都按一种节拍、在同一个地球上飞翔”，你不会感到奇怪。(chinesenewsnet.com)

莫林指出，全世界的文化在杂交，却不知道它们已经生下了一些“世界娃娃”；这种杂交有时候产出的是最坏的东西，但更多的还是好的东西，而且民族文化在其中不会迷失自我。利用现代社会学中陈旧的“社会连带性”框架去分析资本主义后工业文明时代延续至今的大众文化并引出“世界性民俗”的新结论，是莫林讨论多元全球化的一个依据和起点。但是莫林可能忽视了现代“文化工业”对文化本身的不利影响，譬如把文化降低到“大众消费品”的文化生产方式。莫林甚至在文中写道：“非常了不起的是，电影、歌曲、摇滚乐和电视等文化机器在利益的带动下，按近乎劳动产业分支的方式组织起来，尤其在好莱坞，竟能生产出与平庸的或保守的作品不同的东西；所有这些领域都有过创造性，现在依然保持着创造性。”好莱坞的确走在电影制作业的前面，但不能否认好莱坞是按“劳动产业分支”组织起来的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文化工业，而且已经堕落为反文化的技术－商业型文化工业。很难说，在这种反文化工业中一种文化身份不被降低到符合“好莱坞”卷标的商品地位，因为从文化自身的要求来说，单纯的“创造性”已经不足以构成文化产品的艺术内涵。(chinesenewsnet.com)

莫林的另一个观点是，要建立一种“世界社会”的新思路，首先必须摆脱当代社会流行的“发展”一词。莫林认为，“发展”这个概念即使经修正或修饰后具有了“持久的、可以承受的或人道的发展”之意义，也是不可取的。按莫林的看法，发展的观念始终包含可以用增长指数和收入指数来衡量的技术－经济基础；这个概念本身暗含一种意思，即技术－经济发展是天然地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其成功范例就是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这种观点尤其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西方社会的目前状态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这种“持久的”发展一昧地降低从生态语境考察的发展，却不推翻其原则；而在“人道的发展”中，“人道”一词毫无实质意义，除非它指的是西方的人道模式；诚\然，西方人道模式含有一些正面的本质特征，但应该指出它也包含一些负面的本质特征。(chinesenewsnet.com)

莫林认为，“发展”的观念已经构成了西方社会中心论的一个神话，成了北半球对南半球“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工具。按此构想的发展，忽视了不可计算和不可衡量的东西：生命、痛苦、欢乐、爱。它的满足尺度仅仅在于增长率（即产量、生产力、货币收入）。这种仅仅按量来界定的发展忽视了质的方面，忽视了生存的质量、社会连带性的质量、环境的质量、生活的质量。这种计量理性其实是非理性的。这种发展忽略技术－经济的增长往往生产出道德上和心理上的不发达，如普遍化的超级专业化、所有的领域都被肢解分隔、超个人主义、利欲熏心，这一切都导致社会连带性的丧失。(chinesenewsnet.com)

大体而言，莫林肯定“世界性文化”（假如它存在）的基础来源于西方文明，但是莫林怀疑这种文明的现状可以构成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这并不是说莫林对西方文明基础的不信任，而是认为这个基础有待于丰富和更新。莫林指出：“20世纪末完成的民族国家全球化赋予地球以一种共同的文明和文化特征；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全球化又使地球更加块状化，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始终在阻碍着世界社会的出现。民族国家具有解放和压迫双重性质，正是这种双重性质使创建响应五大洲生存需要的邦联制变得极其困难，全球性的邦联社会的诞生就更加困难。”(chinesenewsnet.com)

为此，莫林建议用“人类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来取代“发展”的概念。莫林解释说，人类政治学是组构、保护和监督全球共同财富的一种政治学。目前，全球共同财富只是有限的和偏僻的（南极和月球），可是还有人想控制水资源，任意截流或改变水道，石油矿藏亦是如此。因此，人类政治学应该相应地成为这样一种政治学，它将还正义于所有那些被剥夺了西方所承认的权利的非西方人。文化政治学的使命则是发展西方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扬弃其最不好的东西，并且实行兼容东方和南半球基本贡献的文明共生原则。(chinesenewsnet.com)

莫林提到了近代劳工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建立劳工国际的理想虽然已经死亡，但是某些至今尚有生命力的思想经历了许许多多零碎的草图又复活了，并且从不同的方面勾勒出一个公民社会的轮廓，这个公民社会的形成可能是“世界社会”浮现的一个重要阶段。莫林所说的广泛的公民社会雏型，指的可能是最近反全球化运\动演变而成的公民对抗权力运\动。莫林认为，最初发轫于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这似乎加强了莫林对“世界社会”雏型的见解。但是，以“劳工国际”理想的复兴作为某种历史上有过的“范型”来论证未来世界性公民社会的合理性，说明莫林在这一点上不仅没有提出新思路，反而回到左翼思想资源中去寻找一个已经过时的依据。劳工国际的“范型”不仅属于已经过时的乌托邦实践，而且带有共产主义革命年代的残酷特征。它与西雅图或最近阿雷格里港形成的“地球公民社会”运\动根本不是一回事。(chinesenewsnet.com)

不过莫林指出，不管怎幺说，全球化预示着世界的一个出路。这是一个思路，同时也是一个可预见的现实，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描述通往那个未来“世界社会”的道路。但是，在衰退、解体、混乱和灾难之中，“大地－母土”将会浮出来，它不是要取代所有的“祖国”，而是让所有的“祖国”也发展起来。莫林认为，为响应世界化文明的期待，必须让人类精神的巨大进步显露出来；人类精神的这种进步不是体现在技术能力和数学能力之中，也不仅仅体现在复杂的知识结构之中，而应体现在人类心理的内在性之中。但是，人的内在性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无冲动和无意识。(chinesenewsnet.com)

“所以，我们勾勒的人类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图式有悖谬的一面，虽然符合物质的和技术的可能性，但它在目前却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所以，不管最终该走什幺样的道路，人类仍将长久地处于分娩的阵痛之中，新世界或者诞生，或者流产。”莫林的思路虽然有左翼思想资源的乌托邦成分，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论题，而且可能是目前在世的社会学家所能撰写的一篇关系世界状态的最有诗意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