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财产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王禹译 甘超英校
　　一
　　在18世纪的末期，流行着两种自由的概念，每一种概念都与我们今天的自由观念很不同。
　　第一种概念是纯学术的，并未用来指导当时政治上的种种事务。这种自由的概念渊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思想家的作品，对于这种自由观的研究是当时欧洲高等教育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在这些古代希腊和罗马作家看来，自由不应该授予所有人，它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大多数人不能享有这种特权。希腊人的民主，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并不是林肯所说的民治政府，而是寡头政治，是特定社会中少数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享有统治权，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被征服者和奴隶的一种政体形式。但这种相当有限的自由，到了公元前4世纪以后，也没有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作为一种实际的宪法制度来看待。他们将其看成是过去年代一个久已消失的海市蜃楼。他们叹息这个黄金时代的流逝，但不懂得怎样去恢复它。

　　第二种自由的概念同样也是寡头政治的形式，虽然它缺乏文字上的任何记载。它表现为地主贵族，有时候也表现为城市贵族反对不断膨胀的专制皇权，用来维护他们的特权的勃勃野心。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国王们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只有在英格兰和荷兰，绅士阶层和城市显贵成功击败了皇权。但他们所获得的，也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仅仅是精英阶层的自由。 　　上述年代的这些人，在歌颂和争取自由的同时，也在为使大多数人不自由的制度、甚至是农奴制和奴隶制进行辩护，但我们不能谴责他们是伪善的。他们无法圆满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传统的生产制度太局限了，养活不了不断增加的人口。资本主义以前的农业和行会制度造成了家无片瓦的人数持续上升，吃不饱饭的人很多。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能设计出另一种社会秩序，来养活这些悲惨赤贫的人们。因此不存在授予他们全部公民权的任何可能，更不用说授予他们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了。统治者的权宜之计，便是求助于暴力，使他们保持安静。
　　二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它的历史基础是军事征服。战胜的国王把土地赏赐给自己的战士。贵族一词，从字面意义来理解，便是“在上者”（lords），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取决于消费者在市场上买或不买的选择。贵族同时还是自己加工业的主要消费者，这种加工业在行会制度下，形成了反对革新的法人体制。这种体制不允许偏离传统的生产方式，甚至农业和手工业也只能容纳很有限的人数。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用马尔萨斯的话来说，最后发现在“大自然伟大的盛宴中，没有给他留下位置，”“大自然告诉他必须离去，”[1]但是被遗弃的其中一些人虽然能成功地活下来，但生儿育女使得他们越来越赤贫。
　
　　接下来，资本主义产生了。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就是资本主义用大机器工厂替代手工业者原始和低效的生产方法。这是一种相当浅薄的观点。资本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法的主要特征在于资本主义新的市场规则。资本主义不仅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且还是满足大众需求的大规模机器生产。过去黄金时代的手工业只满足了少数富有阶层的需求。但资本主义的工厂为大多数人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初是用来满足普通民众的，也就是在工厂里生产产品的工人。工厂直接提供产品、或者间接地输出产品换回外国的食品和原材料，通过这两种方式为工人提供服务。市场规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标志，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工人是自己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的消费者。他们是拥有主权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总是正确的”。他们买或不买的选择，决定了市场生产什么产品，生产什么质量和多少数量的产品。他们购买最符合他们所要求的产品，就决定着有些企业获得利润，扩大经营，而有些企业经济受损，倒闭破产，因此消费者将生产的决定性因素转移到那些能够成功满足他们所需求的企业上来。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生产要素中的私有产权具有社会功能。企业家、资本家和农场主听命于消费者，而消费者的命令是绝对不能撤销的。为了获取利润，仅仅靠储蓄和积累资本还是不够的，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资金投于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所需求的行业。市场过程是每天不断重复的公民表决。它排斥那些不按照公众所给定命令来使用其财产的富有阶级。企业，虽然当时受到政府和自负的智识分子的疯狂仇恨，但它仍然能够保持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其原因就在于它能为大多数民众服务；为少数人提供奢侈品的工厂不可能保持这么大的规模。 　　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缺点，在于没有看到工人是工业生产的主要消费者。他们认为，寄生阶级唯利是图，工薪阶层卖命苦干，工厂损害了工人的健康。但如果他们看看统计数据，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之荒谬了。婴儿的夭折率下降了，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人口增加了，普通民众享受了以前富人做梦也梦不到的好处。

　　然而，这种史无前例的共同富裕只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经济的最高权力从地主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普通工人不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从富人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的苦力。作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三个贱民等级，——奴隶，农奴，以及那些被教会领袖的著作研究者、经院派学者以及16到19世纪不列颠法律所称为的贫民，——已经消失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商业体制下，不仅变成自由的工人，而且成了消费者。这种基本的变化尤其反映在以市场主导的商业上。商业首先需要的是市场，最后还是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口号。市场，意味着老顾客、买主、消费者。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只有一条致富之路，那就是比其他人更好地更便宜地服务于消费者。商店和工厂的所有者，——或作为公司股权持有者代表的董事长，——他们是老板。但是这种控制只仅仅是表面和有条件的。它服从于消费者的最高权力。消费者就是国王，就是真正的老板，如果制造商没有超越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他们就会倒闭破产。 　　正是经济史上的这一伟大转折，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很快政治权力从少数特权阶层的手里转到人民大众。资本家的普选权很快发展为成年人的普选权。人民大众，在市场已经给予他们去选择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权力后，就要求获得在政治领域里的类似权力。他们变成了选民。 　　这种现象被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到，我想最早可能是去世不久的Frank A.费特*，他认为市场是一种民主，每一分钱就是一个投票权。更确切地说，民主选举的代议制政府是一种尝试，它试图按照市场模式来建立宪政模式，但这种设计从来没有充分地实现过。在政治领域，总是多数人的意志占了统治地位，而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民主法则虽然适用于少数人，但他们数量很少，以致于无足轻重。服装业不仅为正常体形的人生产服装，而且还为体型特大的人生产，出版业不仅为一般人出版欧式小说和侦探小说，而且还出版仅有少数人才懂的专业书籍。 　　第二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在政治领域，个人或少数人不得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但在学术领域，私有财产使得叛逆成为可能。叛逆就得付出代价，在这世上，没有牺牲就不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地付出代价，他就可以特立独行，游离于社会正统之外。想想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凡勃伦*，弗洛伊德这样的异端，社会主义社会为他们准备了什么样的环境呢？对于莫奈,库尔贝*,沃尔特·惠特曼, 里尔克或卡夫卡来说，又怎样呢?在任何时代，用新思维思考和行为的先驱者能够存在，是因为私有财产使得他们有可能反抗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先驱者在经济上足够独立，从而有可能拒绝多数人的流行观点。不过，他们发现只有在自由经济的社会，这芸芸众生中，才会有人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如果马克思没有他的保护人、制造商弗雷德里·恩格斯，他能干什么？
　　三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在根本上带有缺陷，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主权。他们看到了等级森严的企业组织和企业计划，却没有意识到利润机制迫使商业服务于消费者。社会主义者固执地认为，资本家本性贪婪，工人受到他们恶意而残酷的剥削。社会主义者的视野从未越过工厂大门之外。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大谈特谈经济权力的集中，却没有意识到经济权力最终是掌握在由雇员占其中大多数的购买者手中。他们无法正确理解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被比作一个不恰当的隐喻：工业王国和工业公国。他们太迟钝了，以致于没有看到以下的差别：具有统治权的国王和大公，只能为一个更高权力的征服者剥夺权力，一个“巧克力国王”，只要消费者惠顾于另一提供者，他就会丧失他的“王国”。 　　这种曲解产生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果有哪个社会主义领袖曾经以卖热狗而养家糊口的话，那么他就会可能理解有关消费者主权的意义。但他们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唯一的工作便是点燃国内战火。列宁的理想是按照邮局的模式去建立一个国家的生产系统，这种系统不需要消费者，因为它的财政赤字由强制性的税收所弥补。“这整个社会”，他说，“将要变为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工厂”，[2]他没有看到；当世上只有一个办公室和工厂，人们不能在各种各样的企业中选择产品和服务时，办公室和工厂最核心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列宁对市场和消费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起的作用盲目无知。他不知道自由和奴役之间的差异。在他眼中，工人只是工人而不是消费者，他相信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完全沦为奴隶；除非将所有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有，他们的奴隶地位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用独裁者主权或独裁委员会的主权来取代消费者的主权。伴随着公民在经济上最高权力的消失，他们在政治上的主权也消失了。国家的统一生产计划废除了消费者任何计划的制订，与之相对应，在宪法领域，一党制剥夺了公民去计划公共事务的机会。自由是不可分的，一个人不能在不同品牌的罐装食物和肥皂中进行选择，他同样也被剥夺了在不同的政党和党纲间进行选择和选举公职人员的权力。他不成其为人，他是极权社会设计师手中的一个工具，甚至他生儿育女的自由也被计划生育的优生学所剥夺。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经常向我们保证，专政仅仅在由资本主义和代议政治阶段向每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得到充分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这一阶段存在。[3]一旦社会主义的政权“得到巩固，经得起各种批评时，”琼·罗宾逊女士*，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非常宽宏地向我们许诺，“即使独立的爱好音乐的社团”也将被允许存在。[4]这样，肃清持不同意见者成为我们享有共产主义者所称的自由的条件之一。以此观之，我们也许还会理解另一个著名的英国人J.G.Crouther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在保护一个上升阶级的时候，对危险分子进行严厉镇压，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5]这最明确不过了的，当所有的人都温顺地俯伏于一个独裁者脚下的时候，那儿将不再有持不同意见的敌人可肃清了。卡拉古拉*,托尔克马达*,罗伯斯庇尔都会赞许这种解决方法。

　　社会主义者发起了一场语义革命，将术语向其相反意思转换。在乔治·奥威尔*所说的他们的“新语言”中，有一个术语叫“一党制（the one-party principle）”。从词源上看，party来源于part，单一的party不再与它的反义词“整体”有差别，部分与整体重合了。一个单独的政党不是一个政党，一党制原则实际上是无党制原则。它压迫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自由意味着在同意和不同意之间有权选择。但是在新语言中，它意味着无条件同意的义务，和对不同意的严格禁止。这种对政治术语传统内涵的颠覆，不仅仅是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做法，而且还是其法西斯纳粹门徒的原则。这种社会秩序在废除了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剥夺了消费者的自治和独立，使每一个人都屈从于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独断命令。如果不对这种社会秩序进行伪装，就不可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告诉选民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人们投入奴役的境地，他们就不可能骗得了选民。他们必须在自由的正规用法上费尽口舌，赋予它以神秘的含义。

　　四

　　在策划欺骗性宣传的小圈子内，对自由的深入讨论却不是这么回事。在这儿，始作佣者并不掩饰他们关于自由的意图：自由在过去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当然有用，因为它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实现阴谋的机会。但社会主义一旦革命成功，个人就不再需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行为了。任何变化都是对这个人类社会已达到社会主义天堂的美妙政府的破坏。在此种情况下，容忍不同意者简直是精神错乱。

　　于是，布尔什维克说，自由乃是资产阶级的偏见。普通民众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著书立说，不传播异端邪教，不发明任何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只想过日子，他们的阶级利益与以反对和革新为职业的智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完全不同。

　　蔑视民众是无知的做法。没有必要讨论这一点，因为问题不在于普通民众自己是否会运用思想、言论与著作的自由。问题在于这些平淡无奇的普通民众是否可以从比他们那些智力优越和意志坚强的人们的自由中获到好处。普通人可以漠不关心，甚至蔑视优秀人物的事务。但是他们可以享受创新者按他们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东西所带来的全部快乐。他们无法理解那些他们认为是空洞而琐细的论证。但是，一旦这些思想和理论被企业界的商人所运用，来满足他们某些潜在的需求，普通民众就能很快地获得新产品。普通民众无疑是现代科技的主要受益者。

　　普通人确实不可能爬到工业界头子的阶层。但是，他们在经济事务上享有最高权力，这促使技术专家和推销商想尽各种办法，把所有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人们的日常开支。如果眼光仅仅局限于工厂内部，不知道商人动力是什么，就会不懂得这些。

　　苏维埃制度的支持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自由并不是最高的善。如果自由意味着贫穷，那就“不值得拥有”。在他们看来，为使多数民众摆脱贫穷，牺牲自由是正当的；除了少数个人主义者不服管制，不能调整他们去适应其他规规矩矩的人的生活方式外，俄罗斯人民享受着幸福的生活。我们先不说，这种幸福是否也为成千上万的处于饥饿之中的乌克兰农民所分享，是否为在劳动集中营被迫居住的人们所分享，是否为灵魂改造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所分享，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共产主义东方的生活水平与西方自由国家相比，却有天壤之别。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获得繁荣，俄罗斯人进行了一次失败的交易。他们现在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繁荣。

　　五

　　浪漫主义的哲学家想象人类历史的早期，个人是无拘无束的，但历史演化的结果，剥夺了他们早期的自由，正如让雅克·卢梭所指出，自然赋予人自由，社会却奴役了人。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原始社会里，体力强壮就可以掠夺他人，原始人实际上受体力强壮者摆布。在那时，给予人们这种名曰自由的东西是无足轻重的。自由的观念涉及到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不可能实现个人绝对独立的那种荒谬自由。社会的每个人都依赖于其他人给他所提供的幸福，反过来他又给其他人提供幸福。社会的本质是相互交换服务。只要个人有机会去自主选择，他们便是自由的；如果他们被暴力所强迫或威胁屈从于某种特定的交换关系，无论自我感觉怎样，都没有自由。所以说，奴隶即是不自由，因为主人给他指派任务，如果完成任务，主人决定他得到多少报酬。

　　政府是压制自由和强迫公民服从的社会组织，它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对立物。它求助于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要遵守政府的秩序。只要存在政府的管辖权，就有强制，而不是自由。政府是一必要之组织，它力图使社会合作体系运作顺利，而不让来自国内外的暴力行为破坏掉。有些人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它实际上不是恶，而是一种手段，一种使人们平安相处成为可能的手段。然而，它是自由的对立物，政府意味着鞭笞、投入监狱、和绞刑。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最终都要有武装警察的支持；政府开设学校或医院，其所需资金来自于税收，由公民支付。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一旦没有政府机构的暴力功能，人类的本性会使得我们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和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政府是最有益的人类组织。但这仍然不能改变政府是强制而不是自由的事实。自由仅仅在政府不干预的领域才能存在。自由总是远离政府，它是对政府干预的限制。自由仅仅存在于那些公民有机会去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的领域中。公民权利实际上是控权性的法律，在它划定的精确范围内，国家公职人员才被许可限制个人的活动自由。

　　人类建立政府的目的，是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使一定的社会合作成为可能，如果人们建立的社会体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计划经济)，那就无什么自由可言了。因为所有公民在每一方面都要服从于政府的命令；这个政府便是全能政府，这个政体便是集权政体。政府自行安排计划，强迫每个人按照统一的计划去行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种他们想要整合于其中的社会合作结构的活动方式。只要存在着市场交换，就有自发的个人行为。这种体制被称作自由放任主义，正如拉萨尔所说的守夜人政府那样，在此体制下，有自由存在，是因为个人可以自主地计划自己。

　　社会主义者否认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存在着任何自由。但是他们通过否认在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中存在自由，努力掩饰奴役性的政府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差异。每一次市场交易，在社会主义学者看来，就是对其他人自由的强制。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中，一个人纳税或支付政府罚款与他去买报纸、买电影票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差别。人们在这些事情上都屈从于统治的权力，他是不自由的。因为正如Hale教授所言的那样，一个人的自由意味着“毫无限制地使用物品。”[6]也就是说，妇女编毛衣可能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丈夫，从而设置了我使用这件毛衣的障碍，所以我不自由。我也限制了其他人的自由，因为我反对其他人使用我的牙刷。根据这个理论，我这样做时就行使了一种私人统治权，它类似于政府将一个人投入新兴监狱*时所使用的公共权力。

　　令人吃惊地是，从这原理的陈述中可以推断出没有一个地方能发现自由。他们断定，他们所说的经济压迫与主人对于他们的奴隶所施加的压迫没有本质差别。他们拒绝所谓的私人统治权，但是他们不反对通过政府公共权力对自由进行限制。他们想将对自由的所有限制集中于政府之手。他们抨击私有制和私有权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在他们看来，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也即否定任何人可以享有侵犯私有财产的自由。”[7]

　　上一代的家庭主妇按照从母亲或从烹调指南上学习到的食谱自己做菜，今天，许多家庭主妇更愿意去买一罐装菜，加热一下，就可以与家人共享了。但是，我们知识渊博的导师们说，罐头工厂限制了家庭主妇的自由，因为在买罐头的过程中存在讨价还价，这阻碍了她自由使用罐头的权利。但那些没有受过学术指导的普通老百姓，却可能会说罐头厂生产罐头产品，扫除了消费者得到和使用罐头的最大障碍，或者说，根本不存在障碍。如果产品不存在，产品就不能满足任何人的需要。但他们错了，有学问的博士们说，工厂统治了家庭主妇，因为工厂集中了过多的权力，破坏了主妇的个人自由，政府的职责在于防止这样的恶劣侵犯，一位受到福特基金会赞助的社会主义流派中的另一支派的Berle教授说，财团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8]

　　家庭主妇为什么愿意去买罐装食品，而不愿意求助于她们母亲和祖母的老方法？毫无疑问，因为她觉得这种方式更好。没有人强迫她。一些人——他们被称作批发商、推销商、资本家、投机商、股票投机者——通过投资于罐头工业，满足成千上万家庭主妇潜在的需求。还有其他同样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里，给消费者提供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产品。工厂越服务于公众，它的消费者就越多，它的规模也就越大。看一下美国的普通家庭，你就会理解工厂机器的齿轮到底为谁而转动。 　　在自由的国度里，任何人不得被禁止通过给消费者提供比现在更好的服务来获取财富。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工作。“现代文明，几乎所有的文明，”在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中排位最近的爱德温·坎南说*，“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原则上：为享受市场的人制造他所喜欢的东西，为无法享受市场的人制造他不喜欢的东西。”[9]所有这种关于经济权力的集中的论述是徒劳的。公司越大，它所服务的人民就越多，它就越来越依赖于讨好消费者、多数人、人民大众。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掌握在消费者之手。 　　资本家的企业从来不满足于现有的生产水平。它不断地革新技术，每天都力图给消费者提供新的、更好的和更便宜的产品。现有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变化，总的趋势是用为消费者服务的更好方式来替代已有的成就。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存在着一个精英阶层，这些人被称为工业界的巨子，他们能够提出新的思想，并付诸于实施。一个公司无论怎样庞大，如果它不能每天调整自己，尽可能地更好服务于消费者，就注定遭到厄运。但是一些所谓的政治家和自封的改革家只看到工业结构的表面。他们自作聪明，将工业的市场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用官僚的模式加以管理。当那些明天可能成为国家工业巨子的精英分子开拓进取，准备前所未有的计划时，这些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脑子里尽是用一种已经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管理方法去管理国家的想法。从古至今，历史上还没有官僚阶层能够革新技术并付诸实施的记录。如果我们不想希望经济萧条，那就应该留给今天普通的人们以一只自由之手，这些人有足够的智谋去领导人类进入一个越来越令人满意的状态。这就是一国经济组织的主要问题。 　　物质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并不构成对其他人选择自己所需的自由的限制。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给一个普通的购买者设定了在所有经济事务上的最高主权。它是刺激一个国家中最有事业心的人们去尽其所能，更好地服务于所有人民的一种手段。 　　六
　　然而，没有人能够详尽无遗地描述资本主义为普通民众地位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普通民众在市场中作为消费者享有最高的权力，在政治事务上作为投票者享有最高的权力，他们的生活水准也是前所未有地进步。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使得他们有可能储蓄，积累资本，进行投资。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存在着的等级制度和无钱者与有钱者的深渊，现在看来已经越来越小了。在过去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如此之低，以致于他除了糊口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存款，即使他能够有些余款，也只不过是贮藏一些干贝罢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他有可能存款，而且也有制度来保证他能够进行商业投资。美国工业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是工人的储蓄。工薪阶层获得储蓄单、保险单、公债和其他普通股，他们自己赚利润、分红，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讲，也是剥削者。他们对商业的繁荣感兴趣，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消费者和雇员，而且还因为他们是投资者。有一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拥有生产要素者和非拥有者之间曾一度十分巨大的鸿沟。但是，这种趋势只能在市场经济还没有被社会计划政策所破坏的地方才能发展。福利国家放松银根、扩展信用，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毫无道理地整块整块地蚕食民族可支付的财富。自诩为普通民众的斗士仍然受到已过时的一些思想的引导，认为一项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政策，对大多数民众是有利的。他们不能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也就导致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他们装着要去援助的那些人，实际上是那些储蓄者，保险单的拥有者和股权的拥有者。
　　七

　　西方社会哲学有一个显著原则是个人主义。其目的在于创制一种界限，在此界限之内，个人可以自由思考，自由选择，自由行动而不受拥有强迫权和强制权的社会组织的侵犯，西方社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所有进步都归源于这样的自由观念。 　　个人主义也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原理和政策，它在经济事务上的运用，不需要任何辩护或宣传。成就本身说明了问题。

　　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成就，不计其他，还在于它无可比拟的生产力。正因为这种效率，使得资本主义商业有可能给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持续上升的生活水准。这导致大多数人拥有持续富足的结果，这结果创制了一种社会环境，使得才能卓越的个人可以自由地尽其所能给自己的同胞们作出贡献。私有财产和有限政府的社会制度是唯一的制度，能开发智能，使有天赋的人们获得个性发展的满足。 　　贬低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是无用的，没有比更大更快的摩托车，配有集中供暖的设备、空调、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的居室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当然还有更远大更高尚的事业追求，但是，它们之所以更远大和高尚，是它们不可能被任何外在的强力所驱使，而是依赖于个人自身的决心和努力。对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是一种粗鲁和机械的观点，这种观点假设了这样一种前提，道德和精神文化只有通过政府或通过有组织的生产活动才能建立。事实上，就道德和精神文化建设而言，这些外部因素能有所贡献，就需要某种环境和措施，使个人有机会完善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大众更喜欢拳击赛而不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捏》，更喜欢爵士乐而不是贝多芬的交响曲，更喜欢肥皂剧而不是诗歌，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过错。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因为前资本主义制度在今日世界上仍占大多数，使得许多好的东西，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得到，不过，资本主义给多数人提供了紧随其后的机会。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都没有理由哀悼过去所谓黄金时代的消逝，更没有理由认为追求极权主义的纳粹或苏维埃的乌托邦是正当的。

　　我们今晚举行朝圣山社团第九次会议开幕式，在这种场合下，不应忘记我们现在是对同时代多数人的观点和多数国家政府的政策表达不同意见，这种表达只有在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才有可能，这是西方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让我们祝愿这种不同意的权利永远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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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最初是在1958年10月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第9届朝圣山社团学术会议上的一篇演讲稿。

[1] Thomas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2nd ed，London， 1803年，第531页。

* 费特（1863—1949年），美国经济学家，1911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是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以在工业垄断的理论和实践而知名，但其贡献主要在于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方面。

* 凡勃伦（1857—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力图用进化论和动态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著有《有闲阶级论》，《改进技艺的本能与工业技术的现状》，《企业论》等。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使许多人信服他对企业体制的批判，但多数经济学家不赞成他的观点。

* 库尔贝（1819—1877年），法国画家，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绘画的创始人。他主张艺术应以现实为依据，反对粉饰生活，是当时背叛传统画派的新一代艺术家的领袖和导师。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后，被选为公社委员，担任艺术家协会主席。

[2]见V I. Lenin，State and Revolution，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第84页。

[3] 见Karl Marx，Sur Kritik des Sozialdemoskratischen Programms von Gotha， Kreibich，Reichenberg，1920年，第23页。

* 琼·罗宾逊（1903—1994年），英国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文集》，《资本积累论》，《经济成长论》，《经济学—哲学》，《现代经济学导论》。

[4] 见Joan Robinson为公民教育协会写的Private Enterprise and Public Control，the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Ltd，第13-14页。

[5] 见J. G.Crowther，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Londer，1941年，第333页。

* 卡利古拉（12—41年），罗马皇帝，本名盖约˙凯撒，卡利古拉是他的别名，意为小靴子。卡利古拉于37年即位，7个月后忽然患一重病，病愈后，恢复对某些谋反案的审判，手段极为残酷，41年被禁卫军的保卫官杀死。

* 托尔克马达（1420—1498年），西班牙第一位宗教总裁判官。他认为改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和原穆斯林以及犹太人和摩尔人是西班牙的隐患，因而努力影响当时的国家宗教政策。在他任职期间受火刑而死的约有2000人。

*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英国讽刺小说家，新闻记者，自传作者。早年反感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并在政治上转向社会主义，后往西班牙报道内战，参加共和军，因不同意共产党镇压政治反对派的作法，于1938年写成《向卡塔洛尼亚致敬》，从此一生害怕共产主义。他的最后一部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年》，描写了一个过分集权的社会如何歪曲真相和不断改写历史。

[6] 见Robert L.Hale，Freedom Through Law，Public Control of Private Governing Pow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52年，第4页及其后。

* 新兴监狱，美国的一个监狱，它以允许人犯的家属可以到监狱与人犯住在一起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世。

[7] 同上，第5页。

[8] 见A. A. Berle,Jr.，Economic Power and the Free Society，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Corporation，New York：The Fund for the Republic，1954年。

* 坎南爱得温，英国经济学家，伦敦学派早期领袖人物，他的最大贡献是编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予以诠释。

[9] 见Edwin Cannan，An Economist’s protest，London，1928年，第6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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