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中华民族觉醒的文化信息
杜维明
作者认为中国民间文化生机盎然，但与国际上高唱入云的“中国
威胁论”相形之下，中华民族觉醒的文化信息显得黯然。因此，他认
为人们可以平常心，阐释中华民族觉醒的文化信息。
《明报月刊》九月号刘述先教授所撰《西马的学术文化交流之旅
》提及他与我对话中强调全新阐释儒家，以回应各方对于儒家传统的
指责。谨藉此文引申己见。
“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薄弱而且价值领域稀少，这一判断是针
对知识分子而言，其实如果只作现象描述，“文化中国”的民间社会
不论大陆、台湾、港澳、新马，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团体，都有丰富的
、多元多样的宗教祭仪、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把大多数华人因习
成性而自然构建的生命形态定义为“小传统”是不恰当的。美国芝加
哥大学人类学家芮斐德（Robert Redfield）的大小传统之分并不适
用于中国。
传统中国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互相渗透的，因此具有可量性
与共通性，但大众文化的蓬勃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拥有深厚的资源。
“文化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民间社会的动力固然可以从入世佛教
、世俗儒家和养生、导引、求神、祈福种种活动窥得几分消息，它并
不能助长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和社会作用。正因为“文化中国”的民
间社会荡漾着欣欣向荣的生机而知识界却因内耗而显得疲敝不堪，在
国际上出现了高唱入云的中国威胁论而中华民族觉醒的文化信息却很
黯然！
中国经济有凌驾美日之势？
自从90年代初期亚洲发展银行的经济学家改用比较购买力评估取
代平均所得方式来计算大陆经济实力以来，中国即从不及日本十分之
一的落后地区突然跃升为仅次于美日的三强之一。80年代后期大陆知
识分子还因个人年均所得只合350美元、与东非相仿而忧心如焚，生
怕指标太低，面临“开除球籍”的危险。谁会料到，才三、五年根据
另一种换算的办法，大陆的个人收入便膨胀到一年高达1600乃至2000
的水平。这究竟是实质如此还是估计过高？如果以前算错了，偏低，
现在难道没有偏高的失误吗？但不仅亚洲发展银行，即使世界银行的
经济学家目前也一致认为中国经济确有凌驾美国和日本的趋势。这当
然是中国威胁论兴起的原因之一。
的确，单就中美贸易的差额来看，不过四年之久，中国顺差（根
据美国的估计），便从10亿增加到30多亿美元。加上外汇存底、国际
投资及发展速率等指标，好像处处显示中国经济在腾飞。72年麻省理
工学院的梭罗教授还信心十足地宣称有资格参加国际经济竞赛的只有
三强：美国、德国和日本。今天谁也不敢忽视中国因素的重要性了！
可是，经济发展的变数很大。1954年我第一次出国（代表“中华
民国”到菲律宾参加世界童军大会）；当时的马尼拉远比东京、汉城
、台北和新加坡要繁荣得多。曾几何时，今天的马尼拉在东亚中上阶
层社会人士眼里，只不过是佣工输出的大埠。30年前谁会料到即将归
还中国的香港竟拥有比美国更高的生活水平？
如果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规律，谁能保证到21世
纪中叶吉隆坡、雅加达或新德里不会迎头赶上新加坡、台北、汉城和
东京？说不定上海或广州还可以凌驾香港而成为东亚营运中心哩！但
不要忘记，换一种计算的方式，譬如以用全年使用电量的数字来测量
发展的高低，那么台湾和韩国目前只是美国50年代的水平，而中国大
陆还停留在20世纪的初叶。
当然，后来居上，迟缓发展可以避免前车之鉴，采取最有效的策
略。不过，即使如此，并不能预测中国必然成为经济巨人。
西方媒体丑化权威主义
其实，中国威胁论不只是经济和评估的结果。美国社会的知识精
英把中国刻划成取代苏联而阻碍民主运动的假想敌，虽然是1989年天
安门事件以后才冒出的现象，“文明冲突”的理据则植根于价值取向
的迥然异趣。
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赖以组织的基本理论。作为一种涵盖性
极大的理论，自由主义已渗透到欧美世界的哲学、宗教、科学、政治
、社会乃至宇宙论和人生观各大领域之中。如果把英美自由主义的重
要思想家如海耶克(Hayek)、波柏(Popper)、柏林(Berlin)及罗思
(Rawls)作一介绍，自由主义的涵义不仅包括自由和权益，也涉及公
正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和社会秩序，内容极为丰富。但突出
政治上的低干预政府，经济上的放任政策，社会上的权利法治和教育
上的价值中立是各家各派自由主义的共识。
在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美国知识精英眼里，中国大陆的全能政府
计划经济、人治社会和党的教育不但不符合现代化的理性原则，而且
处处毕露出不合情、反人道的行为。美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坚信，
一个和西方现代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不合拍而且唱
反调的文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假如一个半吊子的市场机制、反民
主（至少是非民主）的官僚体系和抹杀个人尊严的社会居然腾飞，肯
定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有威胁。因此，即使自由派(the liberal)
在美国政治论坛里已丧失了说服力，共和及民主两党所坚信不移的“
美国精神”还是以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为基础。不仅如此，受美国政
治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及台湾的民主运动，虽然文化传统大异其趣
，但所采用的观念和理据都不脱自由主义的藩篱。从金大中和李登辉
对李光耀的批评可以窥得几分消息。
在国际政治中和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是西方媒体所丑化的权威主
义。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欧美自由主义的抨击常被定性为
维护权威主义以自保的藉口。1993年曼谷人权宣言受到非政府组织的
批评。虽然所有与会的亚洲国家（包括印度）都签署了这一宣言，可
是欧美各国一致认为曼谷人权宣言是阻碍人权运动的反潮流。因此，
非政府组织的批评才真正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值得注意的是，宣称“文明冲突”的亨廷顿，因为曾勉力为越战
辩解，在一般美国自由人士的心目中，是官方意识浓郁的保守主义者
。再则，亨廷顿认为新权威主义有利于安全团结，对经济发展和民主
进程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更引起自由主义者的反感。但是，站在西
方中心的立场，亨廷顿得出的结论和自由主义为类似：儒教文化圈（
把日本排除在外的中国、朝鲜和越南）和伊斯兰教世界将来很可能是
和西方分庭抗礼的两大威胁。显然，从“文明冲突”来检视地缘政治
、儒家和回教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在亨廷顿心里，和以自由主义为核心
的西方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置身于这一复杂的国际政治氛围之中，“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
应如何自处？我想中国威胁论所反映的既非中国的经济现实又非中国
的政治现实。我不认为中国目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利用而有狭隘民族
主义高涨的危险（譬如《中国可以说不》所显示的情结）。大陆官方
和民间确有普遍的反美情绪，这和美国阻挠北京争取公元2000年举办
奥运、扼制中国参加国际贸易组织的渠道并处处设法以人权外交制裁
中国有关。假如中美关系改善，反美情绪即会消解。
我也不相信中共中央会主动自觉地利用儒家传统来恢复民族自信
、加强民族凝聚力。所谓“文化热”、“国学热”、所谓“儒学复兴
”、“所谓新儒学已成为和自由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并列为三的显学，
都不符合事实，最多只不过是在长期一元思想的挂帅的强势意识形态
业已解构之后所透露出来的些许多元倾向而已。固然，在“解放思想
”的前提之下，各种学术观点皆应运而生，给人一种百家争鸣的假象
，可是一纸行政命令一个领导人（包括已毫无实权但还能通过人际关
系而发挥影响力的老干部）的“义愤填膺”、一篇评论员的鞭鞑甚至
一种空穴来风的海外谣言，都会使大受欢迎或深思熟虑但却不符合官
方教条的公论遭到扼杀。
东亚民主运动儒家未必无功
深受美国自由智识分子推崇的桑塔(Susan Santag)，在《纽约时
报》撰写专栏的撒菲尔(William Safire)和常出现于《纽约书评》的
布鲁麻(Ian Buruma)一致认为儒家伦理为朴正熙的韩国、蒋氏父子的
台湾及李光耀的新加坡的藉口。不少海外华裔学人也异口同声地附会
：儒家伦理被权威主义所利用正因为三纲所体现的君权、父权和夫权
（专制、等级和男性中心主义）是儒家的核心价值。
殊不知经过五四运动以来彻底反传统风暴的一再袭击而欲盖弥彰
的儒家伦理，正好是和君权、父权和夫权大相径庭的仁德、义理、恕
道、礼让、信实及智慧。韩国的抗议运动、台湾的教育普及和新加坡
的富而好礼当然也和儒家伦理有关。难道东亚儒教圈的民主运动可以
不植根于传统的贵民思想、义务观念、责任意识和修身哲学即一蹴而
就吗？
“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所以薄弱而且价值领域所以稀少，正是
因为知识分子深陷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窠臼
而丧失了开发精神资源的能力和拓展价值领域的志趣。中国威胁论正
好促使我们以平常心来阐释中华民族觉醒的文化信息。
（作者是著名儒学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及哈佛燕
京社社长。本文原载1996年《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