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民进党的“执政危机”看民主权利之作用

景祥

　　民主政治就是一切都依从民意的政治。民主政治体制下，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它的执政任务首先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如果做不到这点，轻者人民会以言论、游行、示威、罢工、选举等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要求，重者它就可能要面临民意在它与在野党之间由谁执政的重新选择。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部自动运转的机器，那么，社会的各利益阶层、集团就是这部机器的各个部件，政府就是这部机器的操作管理者，而游行、示威、罢工、选举对于民主政府来说，它们就是这部机器的故障“报警器”。当“操作管理者”的操作方法和机器本身及机器各部件间的配合存在问题时，人民就能用“报警器”向这部机器的管理者及时发出对操作管理者的操作方法和机器本身进行检查维修的指示，从而避免这部机器出现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所以，人民行使言论、游行、示威、罢工、选举等民主权利决不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这个“报警器”只有永久时刻地开着，才能保证这个机器的各个部件配合良好，整部机器运转正常。

　　近来大陆媒体频频报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和“执政危机”。综合各种传媒渠道的信息我们可以确信，民进党自台湾实行民主改革而得以替换国民党执政以后，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岛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台湾民众生活动荡不定，具体表现在外贸萎缩、股票阴跌、财政匮乏、失业率激增。这一方面与全球经济不景气有关，另一方面台湾民众认为民进党的执政政策也应当负责。于是，社会“报警器”频频向民进党鸣响。据12月26日《深圳特区报》的《台当局施政无能 失信于民》一文报道：“今年1月到11月，台北街头共有约290场游行，参加人数超过30万。其中，仅下半年就发生6次大规模游行。”从该文简介的这6次大规模游行的文字看，这6次大规模游行都是台湾民众不满意民进党的施政政策，不满意自身的生活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的。面对民众的不满，民进党当然只得屈从民众的压力，自身不断做出政治调整。据该文统计，从2000年5月20日到今年12月初，30个月的时间里，台湾行政院正副行政院长及行政院所属机关各部会高级官员共计30人在民众压力下辞职下台，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了言论、游行、示威、罢工、选举等民主权利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作用之大。尽管民进党所进行的这许多的政治调整并未取得明显的社会效果，但这至少说明民主体制下的政府部门对于民意是不能淡漠无视的。政府重视民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政府的政策有失偏颇而不能及时纠正，或社会产生了问题而不能及时解决，就会给社会造成损害并可能由损害累积成社会灾难。而民众是政府政策的受体，是社会的主体，所以民众对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利益关系的感受是切身的。正因为民众对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利益关系的感受是切身的，因而他们的这些感受也是最及时的。所以，只有他们才会向政府提供最及时的关于政府政策和社会的利益关系的反馈信息。如果民众不能行使言论、游行、示威、罢工、选举等民主权利，甚至压制民意，就无疑是斩断了社会民众向政府及时提供最真实的关于政府政策及社会的利益关系的信息反馈之路，冷水文火煮活鱼地而最终将国家和社会引向积重难返。

　　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是多党的政治。而多党的政治制度是政党之间的竞争制度。政党之间的竞争结果，其本质一方面是民意的倾向，而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才能的体现。所以民主政治一方面是 “顺民心者得天下”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是“能者上”的制度。“能者上”的制度可以保证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效率，确保社会这部机器以最优方式运行。尽管民进党迫于台湾民众的压力不断做出了许多政治调整，但是，人民所要的不只是政治调整，而是政治调整后的确实的社会、经济效果。台湾民众似乎仍然不满意民进党调整后的执政政策，于是，民进党开始面临着民意在它与在野的雄心勃勃的国民党及亲民党之间的重新选择了。卧薪尝胆的国民党经过几年的改革，在本月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的选举中，取得大胜。依此趋势看，民进党如果不能施行更为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变目前民众对其政策和经济状况的不满，毋用置疑它将在明年的大选中被人民“炒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