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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驰北

人类的六种文化

　　历史是一个多姿多色内蕴极为丰富而且在不断增大体积和容量的巨大板块。人可以从不同的视点和视角去寻找贯穿历史始终的红线。这种红线像人身上的经络一样，粗的细的形成纵的束和横的束，人们可用不同的红线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链。红线的粗细不同，因果链对历史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也不同。认识历史与认识自然是相同的。认识自然需要分渠道、分切点地探入，才能把握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历史也应如此，把一种因果链绝对化，看成是唯一的，并断定它是历史的前后因，这是和历史的丰富性相悖的。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等于对历史认识的断路。对自然的认识没有终极，对历史的认识也没有终极。历史并非是一个静止的过去，它不停地把现在、未来转换为过去，纳入它的范围，不停地延伸它的领域。再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人身上就存在着永远解决不尽的未知数，它是一个谜，你可以一步一步去接近它，却不能完全占有它。想想看，人类从猿人到完全的人已有300万年历史。在坦桑尼亚发现的13块早期人类化石，经测定其年代在370万年至395万年之间。要弄清在这个悠悠岁月中人的全部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多视角去认识历史就是非常必要的，从草原文化学的角度去探索历史发展的红线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文化有上百种定义。这些定义的正确性有多少，要从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化这个根本问题去评定。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要改造自身，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身是为了充实自己的本质力量以便更好地去利用自然；改造外部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无论是改造自身还是改造外部世界，其手段就靠自身体力和智力发展出来的文化。改造，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塑造。一部人类历史就是用文化塑造主客观世界的历史。社会就是一种文化氛围，人生活在这种氛围里，既接受这种氛围的陶冶，也为这种氛围增添新的内涵。如果只是坐等被动地接受陶冶，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去创新，文化氛围的密度就要降低。社会文化含量一旦稀薄，人的智能体能就得不到开发，人在客观自然面前就会变得低能无力，人的自然驾驭能力也会削弱，人的生命能量就浪费在无用功上。

　　每一个社会都要建构适合它需要的文化内蕴。对社会文化内蕴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样式。从远古到现在，大致上可区分出这样几种社会生产样式：原始狩猎生产样式，原始采集生产样式、牧业生产样式、农业生产样式、商业样式、工业生产样式。与这几种生产样式相关联，人类历史长河出现过六种文化形态：原始狩猎文化、原始采集文化、牧业文化（或称草原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这是从人类历史整体说的。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并非都要经历这六种文化。但是，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差别，凡是完完全全经历了这六种文化的民族在认识上就比较成熟，有很强的生命活力和创新力；而没有完全接受这六种文化洗礼的就表现出先天不足。

　　文化的广义包括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全部成果。文化的全部功能在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文化的客观效果却改造了原始自然的蛮荒。这种改造的积累就造成了今天地球上繁华富丽的人工自然；精神教化和精神生产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它的客观效果却是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扫荡了人精神世界的蛮荒。今天，人能变成万物的灵长，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就是这种改造积累的结果。文化从概念上可以明确地划分成物质与精神两大门类。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促动、互相丰富、互相提高。这两个门类的轴心是人，是人决定着它们的质与量。这并非说人只能决定它们而不接受它们的影响。人和文化是双向塑造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人。文化对人的创造是在两方面见功利的：一方面是开发人的心智，一方面是调教人的野性。这二者的相加便是人的文明程度。任何文化形态塑人的基本着力点都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文化形态在着力点的走向上产生了歧异，有时会是很大的歧异。

　　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每一种文化都是很长的时间跨度，几百年、几千年，在这跨度内可以改朝换代，可以有政治权力交换的大变动，只要社会生产样式不变，生存方式的构架不变，文化形态的经纬网络也就不会变，人的心理内涵也就不会有质的变化。人的生命在一定的轨迹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形成一个常数。它对人就不能不留下心理积淀，形成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中介和对外部世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范式。因为有这种范式存在，在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上就表现出一种定向性。这种定向性形成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世界上所有文化差异都是这样形成的。从一种文化形态骤然投入到另一种文化形态，人会马上感到不自在、不舒适，甚至排斥，不到顺化或被同化，这种感觉始终消失不了，这是因为有旧的心理范式在作梗。消除这种范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这是旷日持久的事。

　　从历史纵向上看，人的心理范式能多建构一层，人的智力土壤上就等于多打了一眼深井，人的生命也会出现新的模样。人经历的文化形态越多，开发智力的钻井也多，人的生命原貌的变形也越大。少几个文化形态的陶冶，对人本身的开发就贫乏多了。如果一个民族在漫长时间跨度中，始终稳定在一两个文化形态内，没有新的发展，又没有异文化的渗入，用现代语汇来说，就会出现熵增大的局面。如果地理环境又是封闭的，这个民族就有可能出现衰落，直至从地球上消失。即或存在到现在，智力发育准不够成熟，生命还有可能出现畸形。不但那些处在落后状态的民族如非洲、澳洲、大洋洲的一些土著民族和美洲的印地安部落是如此，连历史上曾一度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古老民族的身上也能找到这种缺陷。当工业文化还没有在地球上出现时，这些古老民族因为没有先进的参照系作比较，还可以借祖宗的伟业傲视四邻、睥睨八方；及至工业文化出现后，那些古老民族心理深层的缺陷就映照得一清二白，显出很大的落后性。因此，研究6种文化对人类精神塑造所起的作用、对认识今天人类已达到的认识水平和文明水平及各民族之间在这两方面存在的差别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草原文化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那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把研究的聚集点放在草原文化上，弥补这个空白就是本书的出发点。

　　前面所列举的六种文化形态是人类历史曾经有过的全部文化形态。在西方，这六种文化形态几乎形成一个发展的阶梯；而在东方，六种只经历了两种：原始文化和农业文化，农业文化成了东方文化的顶峰，到此就划上了句号。除了日本，其他东方国家只是到近半个世纪，才在西方枪炮的袭击、商品的冲击和各种文化思潮冲刷下，相继发展出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发展红线，要区别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就要对比这两种红线。

　　不论是西方文化或是东方文化都觞于原始文化。人文学科，特别是人类文化学的专家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过于鄙薄原始文化，都以落后野蛮视之。以为文化只是在有史以来才崭露头角，而在有史以前的文化是苍白、贫乏、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他们把文化仅仅理解为器物、制度、典章、文献这些有形的层面，而忽略了对原始初民内心世界的文化含量的研究。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文化塑造和对主观世界的文化塑几乎是同步的，原始初民既然在石器、青铜器、陶器方面作出那样辉煌的成就，他们的精神世界一定也有丰富的文化含量。这里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猿人到完全的人的几百万年时间中，人能成为最出类拔萃的动物，能主宰万物而不为万物主宰，难道是简单的吗？人的这个主宰地位是在有史以前当人能用工具生产，能用武器狩猎的进代就确定了的。原始初民能把人类推到这个光荣的宝座，真是功绩显赫，即然原始初民能取得这个成就，难道能用野蛮落后这样的字眼表述他们吗？原始初民内心世界是几百万年中锤炼成的活性和惰性精神因素构成的。

　　正是这些精神元素日益壮大了人的主观力量，支撑着人和大自然作殊死的斗争，鼓舞着人在一次又一次悲壮的牺牲中不消沉、不颓废、不丧气，而能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再接再厉，按着自己的既定目标，继续探索。强调原始初民的精神因素，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捏造，只要看看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能不为原始初民的创造天才而惊叹吗？从辉煌的器物中不正映现了原始初民璀璨的内心世界，不着眼于这个世界，又怎能说清历史的源头？不研究原始初民的心理文化含量就无法如说明人类如何与自然分离进而成为万物主宰这一事实。有人会这样说：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是无形的，原始初民的文化含量早已被渺远的历史埋葬得无影无踪，现在去追踪这个问题，不是捕风捉影，留下了替身。这个照影，这个替身就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虽然有了驯化的动物，但是基本生存环境和原始初民并没有质的变化，大自然的威胁并未减轻，部落间的战争又时有发生，因此他们还得和原始初民那样不懈怠地和多种迫害生存的力量进行奋勇抗争，于是就把原始初民的活性精神因素全部继承下来。千百年中他们成了欧亚大陆上的天兵天将，来如风，去如电，攻必克，战必胜。世界上三大游牧民族都入侵过欧洲，尤其是雅利安游牧民族以及后来的日耳曼民族对欧洲的土著农业民族简直如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一般。20世纪以前，马背民族实际上是欧亚大陆的主宰，这和原始初民在漫长的年月中取得对万物的主宰一样，是了不得的成就。他们凭着什么能如此叱咤风云呢？关键是他们继承了原始初民心理层次上的文化含量的精粹。这是人类历史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由游牧民族保存下来成为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不研究草原文化，就把握不住这个历史的驱动力。

　　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源就在于草原文化有没有起重要作用。在东方，因为农业人口众多，农业文化缜密完善，具有极强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可以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甚至夺取政权建立帝国，但在文化上却是彻底的失败者。再强大的游牧民族进入东方农业文化网络后，如果不迅速撤离，过上一段时间就会被同化掉。同化游牧民族，就意味着把游牧民族从原始初民身上承传下来的人类在数百年时间锤炼出来的能保证和大自然抗争的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化为乌有，用农业民族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去代替。而在欧洲，农业人口稀少，农业文化底子本来就稀薄，又受到游牧民族的频频破坏，一直建立不起象中国那样包罗万象的农业文化体系，所以同化力非常差，牧业文化就不至于受到粉碎性的摧残。那份从原始初民接受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就得以保存，它就使欧洲的历史保持了创造的活力。

　　农业文化是静态文化，一个相对稳定的静态社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但当静态中的文化塑造已经形成沉甸甸的积累，给历史背上重负，产生了巨大的惯性时，如果没有一种异质文化抵消这种惯性，静态的优势就会转化成劣势。牧业文化是动态文化，正好给农业社会的静态形成撞击。西方因为不断地受到撞击，农业文化静态就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世纪基督教千方百计想给农业文化的静态拧上螺丝钉，对草原文化形成过巨大的遏制，但终因有游牧民族带来的原始初民心理层次的文化内涵存在，农业文化的静态一直受着挑战，形不成君临一切的霸主地位。从十字军东征爆发出的嗜动性使东西方文化在全方位上接触，从而从非常成熟的东方异质文化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营养获得了新的参照，反使西方的农业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在人民面前无法形成至善至美的偶像形象，人们不去顶礼膜拜它，而是用怀疑的甚至是鄙夷的眼光去看待它，这就使草原文化的活动有了更宽松的环境，终于有了在更高层次上表现草原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出现。

　　草原文化因为继承了原始初民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它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能给人一种禀赋，一种气质和复合型的精神元素。草原文化本身没有什么深奥复杂，但它传导给人的那些精神因素却能使人的内心世界永葆青春的绿色，永远保持创造的勇气和活力。因为草原文化是动态文化，它必然要向新的文化形态过渡。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草原文化转型为商业文化，而商业文化是从古典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过渡的重要中介。原来落后于东方的西方历史能大步前进，而东方没有强劲的草原文化，因而无法向商业文化转型，因此在向现代社会挺进时，东方就落后了。

　　草原文化向商业文化转型的最后完成发生在文艺复兴以后，但游牧民族转变为商人的事，游牧民族由绿色海洋走向蓝色海洋的事件则从很古很古的时代就发生了，到了中世纪这种转型几乎是成批成批，有了规模声势。当然，欧洲有一个地理优势，他们靠近一个适应于航行而又四通八达的地中海。正是这个大海把欧洲的游牧民族培训成航海民族，从而有了具有大规模的海上贸易。没有航海贸易就不可能有兴盛的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也就无法形成。中国的商人或者是来自农村的地主、农民，或者来自城市的市民，在他们的骨髓中渗透着农业文化，所以他们只能在农业文化的框架中活动，势单力薄，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无法形成自己的文化。中国虽然有很长的海岸线，零星的海上贸易也曾有过，但也没有形成能撼动农业经济的规模，对形成商业文化自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商业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最重要的，它为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它在古典社会内部酿造了现代社会需要的各类观念，培训了建构现代社会的各类社会角色，探索和积累了供现代社会参照和采用的经验，建立起组成现代社会的组织、团体机构，培养起作为现代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一步步建立起区别于古典社会的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没有这一系列的准备，人类是无法从农业社会跃进现代工业社会。而商业文化的精髓还是承传于草原文化，把商业文化说成升华了的草原文化亦未尝不可。所以说，商业文化和现代工业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合理发展，正是草原文化把现代工业和原始初民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衔接起来，使这种文化含量在很高层面上起到了补充、丰富、充实、修正的作用，使其能显露更灿烂的光华。从农业文化的角度观察原始初民心理层次的文化含量，会被看作是蛮荒时期的人的野性，是对社会静态最具有挑战性的东西，农业文化的中心就是要使人摆脱这种文化含量的影响。它的伦理道德就是对这种文化含量严密的防范和压制，农业社会中的宗教也是为这个目的的服务。当农业文化对人进行的这种改造一旦完成，人都换上温良恭俭让的心理禀赋，尽可能地让惰性精神因素在人身上起主导作用，人就会萎蔫下来，失去创新冒险的能力。这时农业文化就给农业社会的发展划上句号。

　　马背民族极富想象力。浪漫主义遐想是草原文化的明显特色，它的音乐、舞蹈、神话故事、英雄史诗、说唱都有这个特色。想象的箭头总是朝前的，是指向未来的，他们也眷恋祖先的业绩和遗芳，但并不被祖先的有限经验束缚。游牧民族的一个永恒追求是寻找流奶流蜜的地方。耶和华嘱咐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要他们到流奶流蜜的地方去。岂止是犹太人寻找流奶流蜜的地方，这是所有游牧民族翘盼的理想国。在蒙古史诗《江格尔》中，也是把追求流奶浪蜜之地当作他们最大的愿望，这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初民那儿继承来的美好愿望。原始初民因为改造生存环境的能力很差，他们日夜盼望着能有一个理想的地方，于是他们在大地上走啊！走啊！一心想寻找这种美好的地方。游牧民族也把希望寄托于此。他们也不停地走啊！找啊！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来的乌托邦、太阳国都是游牧民族流奶流蜜地方的理性升华。而在东方农业社会只有对彼岸世界的提法。《札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个理想世界的具体设计只不过是社会福利事务，而它的出发点则是一个吞没私字的公。这自然对人没有吸引力，它在中国社会就没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很少人真把它当作一种理想为之奋斗。因为农业文化的一个特点总是缅怀过去，是从祖先的成就中寻找兴奋点，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述的就是尧舜文武周公的业绩，一般庶民百姓也都以祖先风范为行动依归。草原文化总是眼望着明天，眼望明天人就会去设想、去实践，向自己的未来理想目标接近。农业文化视线总是聚集在昨天，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已在历史上展现过倩景，今人的崇高任务是向过去看齐。这儿表现的不仅是两种思维方法也是两种人生态度，这自然对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草原文化面未来，由此引起出来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发展，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出现就实证；农业文化因为面向过去，无意创造具有新的特征的未来，因此只能是固步自封，自己给自己划上句号。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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