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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热津斯基：美国与俄罗斯

转自 中国学术城

将俄罗斯逐渐融入不断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以巩固幅员辽阔的欧亚太陆的稳定，乃是任何一项美国长期战略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该目标的追求需要的是耐心和战略上的持之以恒。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没有可以攀缘的捷径。必须创造一种地缘战略环境，以使俄国人相信：成为一个密切参与欧洲共同体的真正的民主国家和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符合俄罗斯自身最根本的利益。
在欧亚大陆诸主要实体(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当中，只有欧盟和日本可以说完全认识到了国际稳定与否对他们有着根本的利害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则不那么明确，他们仍然热衷于对全球权力的分配进行或多或少大刀阔斧的改变。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又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看到了与西方合作对他们有利的一面。中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她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却恰恰因为其在经济方面的失败。中国靠引进外资而繁荣；俄罗斯则担心来自其南方及东方近邻的潜在威胁，并且感到其核威力的削弱。中国踌躇满志；而俄罗斯则充满自我意识。
因此，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可能接受旨在使他们融入国际合作架构的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好两个欧亚大陆权力三角关系，并且最终使之直接连接起来：其中一个三角包括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另一个则涵盖美国、日本和中国。要想实现连接，关键是与俄罗斯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诚然，美国不可能、欧洲更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诱使或者改造俄罗斯。正如20世纪初叶奥托曼帝国的崩溃和现代土耳其的顺起那样，俄罗斯的觉悟必须是自发的。不过，美国和欧洲所能做的，是帮助营造为实现理想的变革所需的既适宜又带强制性的环境。为此，尽管有理由在近期对俄罗斯现任政治领导层的世界观持悲观态度，但是，从长远看则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
一．历史背景
一个民主的、以欧洲为重点的、后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出现，将为以下两个目前困扰着有政治头脑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提供具有历史意义，并且在战略上起着稳定作用的答案，这两个问题即：俄罗斯是什么?俄罗斯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是在社会濒临灭顶之灾、地缘政治异常脆弱的背景下提出的。
我们决不能低估共产主义长达70年的统治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影响。俄罗斯的现状，既不能以从西方资金流人中受益匪浅的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表面的金碧辉煌、亦不能以俄国增长率偶尔出现的波动来衡量。令人痛苦的事实足，共产主义的实验留给俄罗斯人民的是荒废的农业、缓慢的发展并且在许多地方相当落后的社会基础设施、日益面临非工业化冲击的落后的经济、被毁坏的环境和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濒临险境的人口状况。
要想确切地测算这份遗产全部的影响有多大是不可能的。这些影响是巨大的、持久的。俄罗斯目前的危机与具有五百年历史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有着相似之处，俄罗斯帝国在苏联时代扩张成为版图更加辽阔的共产主义的帝国。国内危机威胁着俄国人民的幸福安宁；帝国的瓦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构成潜在的挑战，同时也使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感到困惑、诱惑和挫折，数十年来，这群精英不仅在教义上麻木不仁，而且时常遭到致命的清洗。这群精英对于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带来的特权和满足感已习以为常，而今天，这样一种地位已经丧失了坚实的基础。过去的10年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这些挑战。俄罗斯的相对开放使俄国人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条件与西欧邻国的条件的确存在着天壤之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口众多的近邻中国形势之好也令俄国望尘莫及，这使俄国人平添了一层焦虑。最后，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把自己看成美国的头号对手的国家来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印度的大约一半并略低于巴西，这一事实想起来的确令人难堪。
中国去年引进430多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使1992—1999年的投资总额达到约3500亿美元)，面积小得多的波兰仅在1999年就获得了8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俄罗斯在同期仅从国外直接引进二、三十亿美元(1992—1999年总额仅为117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消息肯定也使知情的俄国人感到不安。外国投资减少的部分原因在于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形象恶劣。在1999年度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在被调查的59个国家中俄罗斯排位倒数第一(中国排在第32位，津巴布韦第57位，乌克兰第58位)。在对99个国家的腐败情况进行的一项比较评估中，俄罗斯排位第82(在亚美尼亚之后)。
过去10年里，俄罗斯没有进行过由国内斥资的重大投资，仅此一项就非常说明问题。到1997年，对生产部门的总资本投资额已经跌至1990年水平的大约17％，直到最近才略有回升。此外，据估计在今后25年里，大约需要25万亿美元才能更新俄罗斯比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落后3倍的工业基础设施。的确，即便经济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5年俄罗斯仍然仅占全球GDP的2％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共占约40-50％，日本和中国共占25％左右。俄罗斯与其西方邻国之间在技术创新和经济竞争力方面的质的差距可能会拉得更大。社会情况则更糟糕。大约7000万俄国人居住在污染水平高于美国最高污染标准5倍或者5倍以上的城市地区。按照美国的标准，俄国消费的水中大约75％受到污染。曾一度令俄国人引以为荣的保健体制出现了故障，许多医院(特别是在尚未城市化的地区)缺少热水，甚至无法满足最低的卫生标准。已经登记的肺结核病例约为10万例，在最近的新生儿当中，只有大约40％的婴儿完全健康。根据一项研究报告，约20％的俄国一年级学生被诊断为患有某种形式的智力缺陷。男性预期寿命从19如年的约64岁，下降到1999年的约59岁(另一项数据显示约为61岁，按照西方标准仍然过低)。有关各国保健体制的《2000年世界健康报告》把俄罗斯排在第130位，仅仅在苏丹之前。
的确，俄罗斯的人口已经从19如年的1亿5千1百万下降到1999年的大约1亿4干6百万，近年来年度死亡率略高于出生率50％(每年死亡约2百万人，出生约130万人)。虽然经济的复苏和公共卫生项目的改善最终有可能减缓人口的急剧下降，但是一些人口统计研究预测，俄罗斯的人口到2025年可能减少到1亿3干5百万以下。另外，许多俄罗斯人正在从气候条件恶劣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迁移到乌拉尔山以西更安全的中部地区，从而使长期以来鼓励人们到人烟稀少的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定居的努力付之东流。
再则，从人口统计和地理位置的角度看，俄罗斯也面临危险。它的远东邻国中国不仅有大约12亿之众的人口，而且还有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已经超过俄罗斯4倍的经济。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日本的经济大约是俄罗斯经济的5倍，在西边，欧盟正在扩大，其经济规模已经为俄罗斯的大约10倍，人口约3亿7千5百万，所有这些都使俄罗斯不能高枕无忧。还有，比俄罗斯繁荣得多的欧洲是美国的盟友，而美国的人口为俄罗斯的2倍，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俄罗斯10倍以上。
南边的情况更加不利。该地区目前有9个国家，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总人口大约2亿9千5百万，这还不包括倾向欧洲、拥有6千5百万人口的土耳其。还有2千万穆斯林目前居住在俄罗斯境内。按照目前的出生率，到2025年，住在紧靠俄罗斯南边的穆斯林人口有可能高达4亿5千万。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穆斯林邻国由于缺乏经济实力而出现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增大。这些国家的人口主要由年轻一代组成，他们躁动不安，民族自我意识高涨，是更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非常容易受极端主义蛊惑的影响。如果以前曾经统治过他们的邻国俄罗斯不采取高超的手腕和真正的中庸态度，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觉醒就有可能带上强烈的反俄色彩，俄罗斯在处理车臣问题上的失当可能仅仅是一个先兆。
因此，很多东西取决于现任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表现如何，这群精英在人员的构成和观点立场上与中欧国家共产党之后的精英们有着显著的不同。俄罗斯的现任领导层中没有前持不同政见人士。此外，中欧反对共产党的在野党——波兰的团结工会、立陶宛的萨尤蒂斯和捷克的77宪章运动——代表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因此他们有能力承担民主改革的任务。在大多数中欧国家里，共产党也在迅速更张易辙成为社会民主党，他们在总体上支持改革，赞成与北约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的现任政治精英主要是前领导阶层、非法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克格勃和军队领导层组成的联盟。他们为屏弃苏联之过去而做的仅仅是表面文章：在莫斯科市中心仍保留着列宁遗体的陵墓，再清楚不过地反映着他们的心态。的确，普京总统的新班子毫无例外地是由那些假如苏联仍然存在现在还会在政府(特别是克格勃)里身居要职的那些人。普京本人的政治血统非常能说明这一点。他是第三代党的官员：父亲做党务工作，祖父甚至担任过列宁和斯大林的贴身保留。
克里姆林宫的现任领导层是在苏联日薄西山的年代里成熟起来的。他们基本上不再相信僵硬的苏维埃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仍津津乐道于苏联的权力。对于领导层中大多数成员来说，苏联的垮台不仅是历史的震撼，而且是一场本可以并且应该能够避免的灾难。他们当中许多人用解体国有经济带来的实惠擦干自己的眼泪，然而，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丧失仍使他们感到失落。普京在就职演说中不无怀旧地称俄罗斯是“伟大、强大和有实力的国家”，一语道出了他们胸中的郁闷。
要想重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俄罗斯”，老谋深算的普京清楚必须避免与西方直接对抗。的确，在某些方面迁就美国是必要的，特别是俄罗斯在南边的麻烦一旦失控，就必须把美国拉入反穆斯林联盟。1995年和1999年轻而易举地把克林顿总统拉入反车臣阵营就是一个例证。俄罗斯残存的核能力也为同美国进行特别对话提供了基础，从而提高了俄罗斯的威望，甚至可能给世人以俄罗斯和美国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印象。
俄罗斯一方面有选择地迁就美国，同时又有精心策划煽动西欧的反美情绪，以削弱西方任何进一步扩大北约的决心，并且加深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已有的分裂。还可以运用在与柏林和巴黎打交道时的传统外交手腕来为欧洲人之间的对抗推波助澜，阻止政治上更加一体化并且与北约结合在一起的欧盟在俄罗斯西方的崛起。但无论如何，俄罗斯要想继续获得所需的西方财政援助，就必须与西方缓和。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要想实现普京的首要目标即重振俄罗斯的强国地位，需要在与西方的关系中有喘气之机。对于现任领导人来说，苏联垮台之后出现了十几个新的独立国家乃是历史的失常，必须随着俄罗斯权力的恢复加以纠正。虽然他们显然认识到最后的结局不会是只存在一个帝国，但是他们似乎决计要通过在安全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重要领域里限制苏联解体后出现的这些国家的实际主权，逐步使之归属独联体的架构。
这种欲望正是莫斯科激烈反对西方在前苏联版图内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所在。克里姆林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仍然是以列宁时代的零和规则为基础的：假如需要西方的参与，非俄罗斯地区最好不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这也正是目前的俄罗斯精英几乎用看待乌克兰向北约靠拢时的敌意来看待新独立国家通过多条管线从里海地区直接进入全球经济的原因。正如一位俄罗斯外交部官员所说的那样：
”美国公司已经或计划中的对里海石油生意的巨额投资，说明美国在高加索地区有加强政治继而是军事存在的趋势。实质上，把里海地区并入‘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范围正在没有征得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着”。”
请特别注意西方对新独立国家投资需要俄罗斯“同意”的奇特暗示。
在战略上，俄罗斯对克里姆林宫所谓的“周边国家”的政策主要有三把尖刀：第一，向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施加压力，促使其弱点在现任总统退出舞台之后最终扩大为政局的不稳；第二。必须鼓励乌克兰与俄罗斯恢复某种特殊的“斯拉夫人的”关系，以俄白“联盟”作为乌克兰必须努力效法的“斯拉夫人的兄弟团结”的模式；第三，必须施加压力，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北约，理由是：“按照法律“他们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
简言之，克里姆林宫现任领导相信，“强大的”俄国应该远不止是一个在前苏联的空间内与其他国家共存的民族国家。目前的精英中大多数人虽然认识到，经济复苏是再现历史辉煌的必要先决条件，但也不乏有人特别强调俄罗斯必须把军事力量作为获取世界地位的基础。难怪这种观点在俄罗斯军方高层领导中盛行，在1999年12月采用的新军事理论中也有明确体现。军方高级领导人是在新的“欧亚联盟”中重新确立俄罗斯的政治权力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因此，现任精英们可能会显得更致力于重建一个举足轻重的俄罗斯国家。而不是为俄罗斯重新进行历史的定位。于是，在领导层的目标与国家的手段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当代俄罗斯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维持地区霸主的地位，同时又向往着过去，一心要恢复超级大国的地位。尽管内部的弊端不胜枚举，但那些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的新国家却决心维护自身的独立。要想使他们俯首称臣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目前的能力。还有，西方即使有心把俄罗斯的一些地区性抱负作为合理要求来接受，一旦乌克兰或者格鲁吉亚——更不要说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也不可能完全坐视。再则，俄罗斯崇尚军事力量的人大大低估了恢复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对经济消耗的影响，过高估计了俄罗斯用其基本上是单一的核能力施加政治影响的能力。事实是，俄罗斯的军费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约5％，没有实力与美国倡导的军事革命一决雌雄。俄罗斯的核武器尽管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但并非有效的政治工具，它的价值正在逐渐受到核扩散的削弱，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的邻国尤为突出。
如果迟迟不能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的“俄罗斯是什么?俄罗斯在哪儿”这两大问题提出现实的答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依靠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只能起到一时的补救作用。人口稀少、社会贫困的俄罗斯，很有可能在南方卷入与穆斯林的激烈冲突，更有可能在东方蒙受中国对其领土的蚕食，同时与西方的欧洲(以及美国)发生对抗。与中国“结盟”解决不了俄罗斯的问题，而只会使它从属于中国。
因此。如果说迟迟不能正视俄罗斯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社会衰落的全部含义最终造成的后果，是不会把“欧洲推进到乌拉尔山脉”的(正如戴高乐将军曾经设想的那样)，而是会出现一个四面楚歌、内乱迭起的迟到乌拉尔山脉的俄罗斯，这种说法中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二、战略方向
在思考西方的对俄政策时，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奥托曼帝国的解体和土耳其民族国家的随之崛起。那段经历比此前德国和1945年后日本的经历、或者英国和法国丧失了往昔帝国时代的辉煌之后的经历更能反映俄罗斯所处的困境。
俄罗斯不同于德国或者日本，它既没有被占领过，没有接受过冷战胜利者们的政治“再教育”，也没有在后者的直接监督下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重建。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更不明确，更令人困惑。大多数人起初并没有失败感，许多人后来产生了受蒙蔽感，很少人对西方的监护持接受态度。
奥托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一样，领土都是相连的。奥托曼和俄罗斯帝国时代的精英许多来自受其统治的民族。俄罗斯或者土耳其具体的边界并不精确。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土耳其，帝国都不是远在海外的存在，而是国土本身向外不间断的延伸。因此，帝国突然间土崩瓦解产生的影响是强大的，直接引起混乱。
但是，与采用高压手段的苏维埃俄国相比，奥托曼帝国长时间、缓慢的衰落，培育了一批人数不多但举足轻重、决心以西欧民族国家的模式塑造土耳其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军官。创建于19世纪末叶的“青年土耳其人”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奥托曼统治者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之后。他们中有些人先是企图建立一个老帝国的现代翻版。不过，一次大战中的战败，促使新一代改革派领导人尤其是凯末尔接受了按照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建立现代化、后帝国时代的国家理念。很快，瑞士的民事法典、意大利的刑事法：典和德国的商法法典接连：被采用。值得注意的是，从帝国的经历中产生的收复领土的要求被明确据弃。
从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出现中，可以适时地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假如凯末尔和他周围大胆的改革者们代表的不是一个能够从心理上与过去决裂的关键人群的话，今天的土耳其就不会再争取加人欧盟；第二，如果西方继续对土耳其采取排斥态度，这种努力恐怕就天折了；第三，对历史进行重新自我定位的过程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以十年而不是以年来计算，并且可能出现周期性的挫折。
上述结论包含着俄国应该汲取的重要教训。尽管普京的办公室里悬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他依靠的却是克格勃的人马，公开声称他崇拜的是自己在克格勃的前任安德罗波夫，这说明普京并非俄罗斯的凯末尔。他的地缘政治思维方式反映的是苏联最后一代人而不是苏联解体后第一代人的思想。尽管如此，在苏联解体后开放得多的条件下，在现有的政治外表下面，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正在悄然形成。从人口更替的角度看，下一代俄罗斯领导人既不可能出自克格勃，也不可能出自党的机器。
下一代俄罗斯领导人是在俄罗斯往昔的帝国地位和全球地位退入遥远的记忆、并且不能再给他们带来权力的时代走上历史舞台的。这就必然造就一种不同的全球观。下一代领导人更有可能是一些受过西方大学教育的人和真正与国际上打交道(但不是非法交易)的商人，他们希望的是，俄罗斯不仅效法西方而且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公众将日益强烈地要求整个俄罗斯的生活方式至少要相当于中欧的生活方式，不应该剥夺俄国人自由接触扩大的欧洲近邻的机会。总之，支持真正与过去决裂的一群重要人物正在成长。
要想鼓励这个过程，西方必须继续对俄提供援助。但是，这种援助的对象不应该是中央政府。俄罗斯有足够的财力、用自己的资源来解决基本问题，西方的援助有可能使现任精英身上最恶劣的那些东西永远继续下去。另外，由于财政援助是可以挪作它用的，因此有可能转移到军事项目和军事行动(比如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上去。西方的援助应该集中扶持俄罗斯新生的非政府组织，这将推动更年轻、思想更解放的新一代政治精英的崛起，这批精英知道在一个法制社会里自身利益之所在。
美国也应该扩大为有志从政经商的俄罗斯青年开设的访问计划。1999年，国会图书馆启动了一项计划，安排约2000名俄罗斯年轻地方官员访问美国，使他们了解美国民主的复杂性。这项计划值得再扩大十倍，而且应该为新兴的独立国家安排类似的项目作为补充。二战之后，数以万计的德国和日本青年了解了美国的民主，产生的有利影响是巨大的。俄罗斯青年尤其是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青年应该有同样的机遇。
然而，俄罗斯现任领导层如果得到其优先考虑的事项能够、尤其是在前苏联的范围内能够顺利实现的印象，那么，俄罗斯对世界的认识便不会很快重新定位。诸如此类的幻觉和怀旧情结往往会自我强化，不断延续，因此，西方的政策既要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又必须让各国明白，必须从根本上对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作用重新定位，所有这些都似乎格外重要。为了促进俄罗斯完成这一历史转变，西方则需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的巩固不断给予援助。
诚然，维持战略均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一些俄罗斯人士声称，克林顿政府的官员曾不止一次地鼓励俄罗斯恢复在前苏联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俄罗斯因攻击车臣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作出的反映却并不十分强烈，理由是强烈的反应将有悖于“接触”政策。不幸在于，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美国单方面强调西方应当与俄罗斯接触，却不强调俄罗斯也必须对西方采取相对应的立场，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使俄罗斯完全接受自己目前历史现状的时间推迟若干年。
为了加速而不是延迟这一时刻的到来，欧美联盟必须耐心地对俄罗斯敞开不断拓宽和加深联系的重要选择，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强化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俄罗斯任何旨在使地缘政治的时钟逆转的努力都不能奏效。只有到那时，下一代俄罗斯领导人——他们已不再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并更有可能代表着政治上至关重要的新一代——才有可能对国内的弊端和外部的脆弱性造成的危险局面得出唯一现实的结论：为了振兴，俄罗斯只能选择西方。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必须以一个告别了帝国时代的国家的身份，明确地、无条件地这样做。俄罗斯的帝国包袱绝不能带入欧洲。俄罗斯决不能既保持帝国的地位，同时又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为了给这一历史性选择创造条件，关键在于西方必须明确表示：欧洲和北约的扩大，并不排除俄罗斯最终入盟的可能性。虽然克林顿总统2000年6月在亚琛的讲话中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但是他的讲话并不代表欧盟甚至也不代表北约。可能应该由欧盟和北约联合发表一份包含上述内容的正式声明。显然，一个真正民主、并希望成为西方一员的俄罗斯，应当有权选择以某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与欧盟和北约加强联合。确切的联合模式无须在此详陈；事实上，鉴于俄罗斯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任何规定模式的企图都有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必须提供这样的选择。
同时，必须悉心培育有利于这种前景的战略环境。可以采取措施逐步加强欧洲—大西洋合作委员会的作用，由该委员会负责组织北约成员国和和平伙伴计划成员国之间的联合安全项目。一方面，美国尤其需要警惕不要落入成为俄罗斯反穆斯林(或反华)盟友的陷阱，而另一方面，冲突犹如野火燎原一般蔓延整个中亚地区的极大可能性最终有可能冲淡俄罗斯对西方更多卷入该地区事务的敌对情绪。届时，莫斯科才有可能不仅对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甚至最终对北约在该地区扩大经济活动而且在该地区起更主要的维和作用采取更加肯定的态度。
欧盟即将向中欧地区的扩大即便在时间上有所推迟，仍肯定会包括波兰并最终将接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此前提下与俄罗斯讨论加里宁格勒地区在欧盟中获得某种特殊地位的可能性才有意义，这不仅可以解决该地区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可以推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加强联系。欧盟目前致力于推动的、涵盖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加里宁格勒州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合作也属于此种情况。
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邀请俄罗斯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建议增加了欧盟和北约扩大的紧迫感。事实上，如果在中欧地区事先没有全部加入这两个组织的情况下去设想俄罗斯加入其中任何一个体系是完全不现实的。去设想在俄罗斯首肯了或者俄罗斯自身选择了欧洲之后，再正式接纳中欧国家同样不现实，甚至是危险的。这样做就等于让俄罗斯掌握了无限的否决权，可能会滋长克里姆林宫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地缘政治方面的野心。底线是：如果把北约的扩大建立在俄罗斯首肯的基础上，就等于使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地缘政治永久处于不明确的状态，而这将有碍俄罗斯内部的发展。的确，俄罗斯是否愿意对北约进一步东扩、特别是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采取默许态度，这是检验莫斯科作出的加强与欧洲和欧美联系的选择诚意如何的试金石。
由此可见，只有在对俄罗斯采取富有建设性的主动行动的同时，对欧盟和北约扩大采取切实的措施才具可信性。欧盟和北约的扩大应该同时进行，因为它可以避免“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发生冲突的危险。此外，与俄罗斯西部直接接壤的那几个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希望并且也有权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因此，新一届美国总统必须敦促美国的盟国在2002年(即北约此前规定的考虑接纳新成员国的日期)之前接纳已经符合北约成员条件的民主国家。
总之，北约的扩大业已证明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安全有利。最明显的是，北约扩大使冷战后的欧洲更稳定，它把德国更坚实地夹在中间，而不是象有些德国领导人担心两德统一之后有可能发生的那样，使德国变成一个“边界国家”。北约的扩大加强了新成员国的安全感，改善了这些国家与非北约成员的邻国之间的关系，鼓励了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改善对少数民族的待遇，解决领土纠纷，并且推动了波兰与乌克兰的合作，使乌克兰可以从最终与西方建立的联盟关系中得到更大的好处。同样重要的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希望加人北约而在科索沃冲突中采取了果断行动，防止了俄罗斯单方面向普里什蒂纳部署空降兵一假如俄罗斯部署了空降兵，很可能引发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危险的冲突。
西方应该敢于坚持：俄罗斯对欧盟和北约的扩大采取默许态度，将加速俄罗斯本身选择进行全方位交往的那一天的到来。究竟以何种形式、达到何种程度尚待商议，但是，俄罗斯作出建设性反应，同样能够促使北约和欧盟开始系统地检讨“从温哥华到海参战”既切实可行、又合乎需要的共同安全体系是什么。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加强及其从“欧洲”向“欧亚大陆”框架的过渡，也同样可以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如果俄罗斯的态度积极，以北约—俄罗斯联合委员会的形式就这些更长远的前景开始非正式探讨已经不能算太早，此举将增加该委员会的重要性，同时也会使莫斯科感到满意。
这样’，就可以逐步把全球安全两个最重要的三角连接起来，一个三角包括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另一个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目前的军事技术革命有可能加速这一过程。军事技术革命提出一个严肃的可能性，即也许必须从根本上改变40多年来对相互威慑的依赖，转而采取某种形式的战略防卫。鉴于这项发展直接涉及北约的三个核大国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切身安全利益，在美俄的双边讨论之外，这些国家之间也有必要进行全面对话。这种需要本身将形成要求建立常设的欧亚大陆安全论坛的压力。
重要的是需要重申，美国应该采取使俄罗斯与西方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的政策，但是决不能把这样的政策与单方面的友好姿态混为一谈。有效的接触应该致力于营造一种地缘战略氛围，使俄罗斯的精英们逐渐认识到：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即最佳选择就是与西方真正建立起“接触”关系。
稍具想象力的人都不难设想，假如有这么一天，俄罗斯出入意料地宣布欢迎欧盟和北约敞开大门吸收所有愿意加入的国家、俄罗斯自己也希望能有资格加入欧盟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好处将是难以估量的。这种顿悟将使饿罗斯从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得到解脱，为亟需的社会复原创造有利条件。
应该有意识地把有效接触的政策设计得让俄罗斯舍此旁无其它选择。
(原文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0年秋季号，承该杂志慨允，由本刊转发，中文系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韩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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