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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制度评论之九十四 民权、民生、民主都重要

 

 

 

毛寿龙

 

 

 

最近在《联合早报》言论版看到两篇短文,讨论民权民生什么最重要。一位作者说,民生比民主重要,他举了印尼和台湾最近发生的例子。一位作者不同意其观点,提出民权与民生一样重要。这两种观点很有代表性。阅读之后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在笔者看来,人们对民权、民生和民主的概念还有一些模糊认识,这可能是人们产生分歧的根源。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民生不仅仅应该是物质生活的温饱,还在于人获得有尊严、有体面。民生的价值在于,每一个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孩子和承认,女人和男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地、有体面有尊严地生活。物质上的温饱和舒适非常重要,但作为人,精神上的温饱和尊严尤其重要。显然,只重视物质的温饱,不重视生活的体面,是片面的。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民权的涵义也不仅仅只是包括政治上的选举权和参政权,民权的基本涵义应该是不受剥夺、不可让渡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比如生命权、自由权等。民权,首先应该说是弱者保护自己,免受强权侵害的重要保障。其次,它是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参与不同层次公共事务惯例的重要保障。结社权是非常重要的民权,但实际上,即使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结社都是非政治性质的。人们结社,主要是为了通过结社来进行合作,提供个人和政府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解决个人和政府无法解决的公共问题。至于参政权,则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显然,讲民权时,只重视参政权,而不重视公民处理私人事务的自由权,自主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自治权,不重视民权是保障弱者有效武器,是片面的。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民主的价值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在很多情况下,民主变成了的代名词。民主往往被理解成是一切好东西。或许正是这一原因,民主也招徕了许多非议。说民主不好,比如印尼民主化,政治不稳定;台湾地区民主化,老百姓也不一定满意。这不仅夸大了民主,而且也冤枉了民主。实际上,民主没有那么好,民主也不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有利于民生。民主实际上只是体现了契约的价值,它意味着公共官员的任职需要老百姓的同意,这就是选举;公共决策需要征得老百姓的支持,这是政治参与。契约的价值是重要的,但是它也是有边界的,比如人们不能集体同意去任意剥夺某个公民的生命权或者财产权,否则这样的民主就将是暴民政治。民主在很多情况下退化为政客的政治,或者是暴民的政治,其关键就在于人们太崇拜民主,而忘记了民主是需要有边界的,它最重要的边界就是民权:民主不能损害公民的自由权利,否则就将导致政治不稳定,最终摧毁民生的政治基础。显然,民主不利于民生,并不是民主的过错,其过错在于倡导民主的人,误解了民主;实施民主的人,误用了民主。

 

当然,对老百姓来说,民生应该说是其最大的事情,终日辛劳,为的就是以自己的血汗换取温饱和小康。因此,只要政治稳定,天下太平;司法公正,不受冤枉,老百姓就应该知足了。这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很可能是一些人的想象,不一定符合事实。实际上,问一问周围的普通公民就知道了,他们只想要物质上温饱而不需要人的尊严吗?显然不。

 

实际上,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人,尤其是普通人,虽然很希望过温饱和富裕的物质生活,但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自由而有尊严。有一位印度出身的西方学者,1998年得了诺贝尔奖,叫做阿玛蒂亚·森,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发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哪里有饥荒,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没有饥荒。的确,只要有了适当的自由,哪怕是一点点自由,老百姓就能够用自己的血汗去换取温饱。但是如果没有任何自由,老百姓连用自己的血汗去换取温饱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一位学者说,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拥有雄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但不发达国家没有发达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哪里缺乏支撑自由的制度,使得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闲置着,或者被浪费性地使用着。它们的精神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有了民主和民权,短期里不一定有利于民生,但长期一定有助于民生。相反,如果没有民权和民主,短期里可能因为机会凑巧而有物质意义上的民生,但从长期来看,必将不利于民生。

 

这些研究都应该引起我们亚洲人民的重视:为了亚洲的发展超越北美和欧洲,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民生是重要的,但民权和民主也一样重要。

 

 

 

 

 

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1-07-27

 

 

 

 

 

民生比民主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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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玟喜

 

 

 

  一直以来,民主课题在亚洲国家被许多政客,特别是反对党的政客们作为炒作的工具。在这些政客们的不断宣传下,西式多党式民主模式成了许多亚洲人,尤其是年轻人推崇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西式民主模式似乎成了人们生活的最大要素,即使是不吃饭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

 

 

 

  就拿印尼来说吧!在独裁者苏哈多倒台之后,印尼是比从前民主与自由了,和平示威也变成平常事,但是,许多原本是和平示威行动往往演变成暴动,结果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再者,印尼在多党执政的情况下,因不同派系政客间的明争暗斗,导致政府出现许多矛盾与冲突。一些地方更在此时要求独立,致使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国家面对分裂的危险。难道这样的局面就是大部分印尼国民所想要的吗?

 

 

 

  实际上,温饱才是大部分印尼人所关注的问题,许多当时追求西式民主的印尼人,对目前的经济不振、高失业率、贫穷人口大增以及层出不穷的种族、宗教暴力冲突感到厌烦。他们反而怀念苏哈多强权时代的社会安定和国家繁荣。虽然在那个强人统制时代没有目前的言论与行动自由,不过至少可以安居乐业,不像现在终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无时无刻都在担心生命与财产会否在大规模暴乱中毁灭。

 

 

 

  如果说印尼因为太落后而不宜采纳西式民主模式的话,那么,台湾又怎么说呢?笔者上个月在台湾与一部分当地人谈起了政经课题,发觉到目前已经有许多台湾人对当前的社会乱象、经济不振、政府缺乏效率及治安败坏深感不满,他们之中有越来越多人反而向往新加坡的社会安定和高效率的政府。他们对不法分子所制造的治安问题越来越愤怒,甚至希望实施新加坡式的严刑峻法。

 

 

 

  由此可见,民主自由不是如一般西方传媒所报道的对民众那么重要,也不是一般民众的迫切需要。广大民众真正关注的是民生课题,而不是民主课题。一般民众所关注的,是经济能否持续成长,工作是否有保障,物价是否会稳定。大部分奉公守法的民众宁要安定,也不要自由却没有安宁的社会。

 

 

 

  事实上,一个人若不犯法,根本无需担心内部安全或其他严厉法令。这也就是为什么反对党虽然多年来不断在民主课题上大做文章,但仍然无法引起大部分国人的共鸣。

 

 

 

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1-08-01

 

 

 

 

 

民权与民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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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坤

 

 

 

  看完程玟喜君对《民生比民主重要》(刊于7月27日《联合早报·交流》版)的看法,我也想提出一点看法。

 

 

 

  诚然,对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知识分子来说,衣食住行比什么都重要,但是民主是不是就那么不重要呢?首先,我想民主二字的定义在本地并没有好好被地诠释过,甚至显得含混不清,因此我想用民权两个字替代。这不是我的创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权。

 

 

 

  民权应该是更清楚也更能为大众所理解的概念,包括人民的参政权、选举罢免权、言论出版权、结社权等等,并不抽象。在孙中山的观念里,民权是和民生及民族平等同样重要的。一个合法民选的政府,应该设法同时兼顾,即使环境一时不允许,向人民争取多点时间,待衣食足而仓廪实,再兼顾其余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谓人民参政权,具体的表现就是政党政治(当然,这背后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而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环境,一定能让政党政治有相当公平公开合理的运作空间。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时,掌权的政党就有责任去架设一个让民权得以充分发挥和发展的环境。如果人民在时间上愿意宽限,政府却没有积极去做,那就不对了。

 

 

 

  印尼今天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苏哈多大权在握时,没有搭设好让民权发挥的架构所致,而不是民主才使它纷乱啊。

 

 

 

  很多人在看待这方面的问题时,常为表象所惑,以致颠倒因果,让真相更模糊了。

 

 

 

  至于民权与民生能不能兼顾?其实可以,只是如何做的问题。我也同意,一个新兴社会很难在短期内凝聚许多共识,因此一个办法是以威权统治,这正是亚洲许多社会所走的路,它的意义不宜完全否定。

 

 

 

  关键是为政者在社会凝聚力还强的时候,能不能建立一套游戏规则,慢慢形成社会的共识。在这过程中,大权犹在握的执政者就应该学习孙中山那样的胸襟,不能有太多一己或一党之私,否则所谓游戏规则一定不能为其他政党甚至社会大众所认同。我相信,唯有这样,亚洲社会才能真正在免于流血和动乱的情况下,走出一条民主的康庄大道。

 

 

 

  说民生重于一切,当然能得到普罗百姓的认同,但这也可能是回避将民权回归社会的借口。如果社会已经仓廪实而衣食足,难道还不应该朝发挥民权方面走吗?如果民生重于一切可以永远当作民权次之或不重要的理由,那定期的选举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民生问题永远解决不完,而每一次的选举也不是在凝聚全民共识的游戏规则底下进行,那不如不选吧,或者就学中国,明文入宪,奉一党为尊,虽有党派,却不能挑战它,那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呢。不过,就像前面所说,中国的危机也就在此啊!

 

 

 

  至于程文所说,不犯法就不必怕内安令,那他显然是不了解此法的奥妙与厉害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