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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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本书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六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论文所以能影响世界政治，被人们作出这种或那种评价，是因为麦金德在文章中提出了“心脏地带”的论点。他是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他的观点得到德国纳粹地理学家豪斯霍费尔的赞赏，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来源之一。麦金德后来为自己辩解说：在他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远远在有任何纳粹政党问题之前”。但是，我们知道，思想的传播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的。

这篇论文是地理学史上争论很多的文章之一。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联系麦金德宣读这篇论文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大英帝国正处于积极向外扩张、殖民的势头上，麦金德的这篇论文无疑从英国争霸世界的考虑出发，因而，在论文宣读以后进行讨论时，有人为“会议室里”“一部分座位并没有内阁成员在座”而“感到遗憾”。

如何看待地理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地理学中的重大问题，麦金德在这两篇论文中，显然强调了地理环境的支配作用。

这两篇论文都是西方地理学的名作，它们有很多偏见，但是集中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思想，成为一种思潮的代表，值得我们去涉猎，去剖析，去研究，因而，我们特把全文译出。吉尔伯特的《引言》，对麦金德的生平和麦金德作这两次演说时的背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这两篇论文。

在此书即将交付印刷厂之际，我们写了这篇简短的《译者前言》，它并不是对麦金德这两篇论文的具体分析，只是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供读者参考而已。最后，承河北师范大学葛以德教授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给予仔细校订，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1984年12月

历 史 的 地 理 枢 纽

[英]哈·麦金德著

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理的这些世纪，并象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且将会就这个时代在1900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最近，地理探险几乎已成过去的说法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人们并且认为地理学必须转到细致的考察和哲学的综合这个目标上来。在四百年中，世界地图的轮廓已经近于准确地完成，即使在极地区域，南森（Nansen）和斯科特（Scott）的航行也已大大地减少了重大发现的最后可能性。但是二十世纪的开端，之所以作为一个伟大历史时代恰当的结束，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一成就——虽然它是伟大的。传教士、征服者、农民、矿工和后来的工程师如此紧随着旅行者的脚步之后，以致这个世界的遥远边境刚一发现，我们就必须记录下它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除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即使在亚洲，我们正在看到的，也许是最初由耶马克（Yermark）骑兵，即哥萨克人和温斯哥·达·伽马的水手耍弄的那套把戏的最后几招。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哥伦布时代与它以前的时期作这样的对比：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的野蛮世界的威胁。从现在开始，即在哥伦布时代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一枚炮弹落到一座土木工事中，与落到一座高楼或船只等的封闭的空间和坚固建筑物中，其影响有巨大差别。很可能，对这种事实的某些意识，就会最后使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政治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到比较生动的斗争上来。

因此，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十年中我们是第一次处于这种地位，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较广的地理概括和较广的历史概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的一些真正的比例，并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那么这个公式就应当具有透视当前国际政治中一些对抗势力的实用价值。关于“帝国向西进军”这句熟悉的短语。就是一项这类经验的和片断的企图。今天晚上，我打算叙述世界上那些我相信对人类行为最具有强制力的自然特征，并且在地理学对它们并不了解的时代就已和历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历史呈现某些主要方面的面貌。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者对区域地理进行研究，而是要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我承认，我只能达到真理的一个方面；也无意踏上极端唯物主义的歧途。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我所关心的是一般的自然支配作用，而不是世界历史的原因。显然，能够达到期望的只是对真理的最初步接近。我将恭顺地听取批评。

已故的弗里曼（Freeman）教授认为：唯一能算作历史的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是来自这些种族之间的。然而从另一个、而且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样一种界限起着束缚思想的后果。形成与仅仅是一群有人性的动物相对立的一个国家的各种观念，通常是在共同苦难的压力和抵抗外来力量的共同需要下才被接受的。英格兰的观念，是由丹麦和诺尔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Heptarchy）是中世纪早期英国历史上七国时代的七个国家。——译者）的头脑中的；法兰西的观念，是与匈奴人在夏龙的战争以及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被强加给互相对抗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产生于罗马人的迫害时期，到十字军运动中才成熟；只是由于经过长期的独立战争，合众国的观念才被接受和地区殖民者的爱国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只是在与北日耳曼结成伙伴反对法国的斗争以后，才勉强接受日耳曼帝国的观念。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观念及其成果——文明上的这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文学概念，易于忽略那些更基本的运动，而那些运动的压力通常是孕育伟大观念的那些努力的激发原因。一个讨厌的人物，在使他的敌人联合方面完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功能；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

在现代欧洲政治地图中最明显的对比是：由俄国占据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和由一群西欧国家占有较小领土所显示的情景。从自然条件的观点来看，当然在东部连续的低地与由复杂的山脉、河谷、岛屿所一起组成的世界这一地区其余部分之间，也存着一种类似的对比。初看一下，在这些熟悉的事实中，似乎在自然环境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如此明显的联系以致不值得去加以说明；特别当我们注意到在整个俄罗斯平原上一个寒冷的冬天对应着一个酷热的夏天，人们的生存条件因而更加一致时，更有这种感觉。然而，象在《牛津地图集》（Oxford Atlas）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历史地图，却会表明下列事实：不仅俄国欧洲部分与欧洲东部平原的范围大体一致只是最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而且在整个较早的时代，都不断地一再表明在政治组合上存在着完全是另一种的倾向。两组邦国通常把俄国分成北方和南方两个政治体系。事实上，地形图并不表现直到最近还在支配俄国人迁移和定居的那一特殊的自然差别。当大平原上冬天的雪幕向北消退时，接踵而来的是雨水，最大雨量在黑海沿岸出现在5月和6月，在波罗的海和白海附近则推迟到7月和8月。南部的晚夏是一个干旱时期。作为这种气候“体系”下的后果是，北部和西北部为仅被沼泽分隔的森林带；南部和东南部是一望无际的禾草草原，仅仅在河流两岸才生长着树木。分隔这两个区域的界线，从咯尔巴阡山脉北端向北—东斜伸到距乌拉尔山南端近于其北端的一个地点。莫斯科位于这条界线以北不远处，或者换一句话说，位于森林这一边。在俄国境外，这条大森林带的界线向西延伸，差不多恰好穿过欧洲地峡的中心；这条地峡横贯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长八百里。更往西，在欧洲半岛的北部，森林伸展穿过德国平原；而其南部的草地则绕过咯尔巴阡山巨大的特兰西瓦尼亚棱堡，并沿多瑙河向其上游延伸，穿过现在罗马尼亚的麦田后到达铁门。当地人称为普斯塔斯（普斯塔斯（Pusstas），意即草原。——译者），现在大部分已经开垦的一片孤立草原，处于被围绕在咯尔巴阡山和阿尔卑斯山多树林的边缘中间的匈牙利平原。整个俄国西部除了遥远的北方以外，森林的清除、沼泽的排水和草原的开垦，最近已经使景观特征趋于平齐，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从前对人类具有很大强制力的差异。 早年的俄国和波兰完全是在林中空地立国的。另一方面，在从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全部时期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Patzinak）、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越草原，通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在阿提拉领导下（阿提拉（Attila，约406—453），匈奴帝国（433—453）国王，在位时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广大地区，公元451年率军越过莱茵河，攻掠高卢，发生夏龙之战，败退，翌年侵入意大利北部。453年返回他的根据地今匈牙利，病死，匈奴帝国即瓦解。——译者）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紧接着匈奴人而至的是阿瓦尔人。奥地利正是作为抵抗这些人的边境地带而建立的，维也纳要塞则是夏尔曼尼（Charlemagne）战役的产物。又继之而来的是马扎尔人，由于他们从匈牙利的草原基地不断出击，使奥地利作为前哨地点的意义增加了，从而也把日耳曼人的政治中心向东吸引到这个区域的边缘地带。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以南建立了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并且在地图上留下了他们的名称，虽然他们的语言屈从于被他们征服的斯拉夫臣民。对俄罗斯草原本部占领时间最长、最有效的，也许要算哈扎尔人了，他们是伟大的萨拉森运动的同时代人（萨拉森人（Saracen）是阿拉伯人的古称，十字军东征时的伊斯兰教徒。——译者）；阿拉伯地理学家就把里海称作哈扎尔海。然而，在最后，新的游牧民族从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 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误和偏离。

应当注意到，从森林带流入黑海和里海的河流穿过游牧民族的整个草原上的道路，而且不时地有着与骑马人的运动成直角的、沿着河流的暂时性迁移。希腊基督教的传教士就是这样沿着第聂伯河上溯到基辅的，正如他们以前的北方瓦朗吉亚人那样(瓦朗吉亚人(Varangians)，中世纪时对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称呼——译者。)，沿着同一条河流下行到君士坦丁堡。在更早的时候，条顿族的哥特人曾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畔，从波罗的海岸边，以同样的男南—东方向横越过欧洲。但这些都是短暂的插曲，并不损伤比较广泛的概括的价值。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他们所以激发了健康的和强有力的反应，而不是在一种普遍的专制主义下粉碎反抗，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适应草原条件的力量的机动性，不得不在周围的森林和山脉中停止。

一支可以匹敌的机动力量是驾着船只的维金人。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来到欧洲的南部和北部海岸，沿着水道深入内陆。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一般来说，他们的力量只在水域附近才发生作用。这样，欧洲的定居民族就被夹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从东方来的亚洲游牧民族和另外三个方面从海上来的海盗。从本质上说，没有一种压力是势不可挡的，因而两者都是刺激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构成的影响，在意义上仅次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的攻击下，英国和法国都作了长期的走向统一的努力，而意大利的统一却被他们破坏了在以前，罗马帝国曾经利用它的道路来动员它的定居民族的力量，但罗马的道路已经被毁坏了，在十八世纪以前一直没有恢复。

看来，即使是匈奴人的入侵有决不是亚洲人入侵的第一次。荷马和希罗多德所叙述的西徐亚人饮母马的奶，显然实行着同样的生活技艺，可能是与后来的草原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一些河流名称中的凯尔特语成分，如顿河（Don）、顿涅茨河（Donetz）、第聂伯河（Dneiper）、德涅斯特河（Dneister）和多瑙河（Danube），也许可能表明它们是虽非同一种族，却有类似习惯的民族的通道。但象以后的哥特人和瓦朗吉亚人那样，凯尔特人只是来自北方的森林带，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被人类学家称做短头人的这一巨大人口楔子，从短头人的亚洲被驱赶向西，穿过中欧而进入法国，显然是侵入到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长头人之间，而且很有可能来源于亚洲(参看《欧洲的种族》，The Races of Europe by professor W, Z Ripley,Kegan Paul,1900)。

然而，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但在我们分析涉及这些意义的主要事实以前，需要把我们的地理视野从欧洲移开，以便整体地考虑一下旧大陆。显然，由于雨水来源于海洋，旧大陆的中央部分可能相对干燥些。所以，我们就不会对发现这点感到惊异：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这块最大的大陆边缘比较小的各个地区内——在欧洲是大西洋的旁边，在印度和中国是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一条由于实际上没有雨量而几乎无人居住的辽阔地带，如撒哈拉，横贯整个北非，并延伸入阿拉伯半岛。中非和南非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和美洲及澳大利亚一样，差不多是与欧洲及亚洲完全分隔的。实际上，欧洲的南界过去和现在都是撒哈拉，而不是地中海；因为正是沙漠才把黑人与白人分开的。这样，包括在大洋和沙漠之间这块连续的欧亚陆块，估计面积有二千一百万平方英里（如果我们不算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的话），或者说，占地球全部陆地的一半。还有许多块孤立的沙漠散布在亚洲各地，从叙利亚和波斯向东北延伸到满洲，但没有可与撒哈拉相比的如此连续的空地。另一方面，欧亚大陆以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水系分布为特色。它的中部和北部广大地区内的所有河流，从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这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毫无用处。伏尔加河、奥克苏斯河和贾沙特斯河（Jaxartes）流入盐湖，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入北方冰冻的海洋。它们是世界最大河流中的六条河流。上述地区内还有许多较小、但仍然值得重视的河流，如塔里木河和赫尔曼德河，它们同样不流入海洋。这样，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这里有不少由河流哺育的绿洲，但全是不能从海洋经河道深入的地区。换句话说，在这片广大地区内，有着可以维持稀少的，但总计起来还是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的全部条件。他们的领域北以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为界，那里气候太冷，除掉东端和西端以外，不宜农业聚落的发展。在东部，森林带向南延伸直到阿穆尔地和满洲的太平洋。西部的情况类似；在史前时期的欧洲，森林是占 优胜的植被。这样，在东北、北和西北方都有框限的草原，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满洲的小戈壁（Little Gobi），绵延达四千英里；除掉最西端以外，没有可以接近海洋的河流穿国草原。因为我们可能忽略最近在鄂毕河口和叶尼塞河口对贸易所作的努力。在欧洲、西西伯利亚和西土耳其斯坦，草原的地势很低，有些地方低于海平面。再向东到蒙古，草原延伸在高原上，但是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的通道，越过干旱的心脏地带中裸露而没有陡崖的较低山地，几乎没有困难。 终于在十四世纪中叶，袭击欧洲的游牧民族，在三千英里以外蒙古高原草地上集结起第一批部队。可是蹂躏波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好几年的这场浩劫，不过是与成吉思汗名字连在一起的东方游牧民族巨大搅动的最遥远、最瞬息的后果。当金帐帝国占领从咸海经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通道，到咯尔巴阡山麓的钦察草原时，另一群游牧部落从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向西南下到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侵入到叙利亚，建立了伊勒汗国的统治。第三支随后攻入中国北部，征服了中国。印度、蛮子（Mangi）（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蛮子（Mangi），系对南宋政府的蔑称。——译者）；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但到后来，在蛮子的马可·波罗时代和印度的帖木儿时代（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兴起于撒马尔罕，自称成吉思汗继承者，征服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先后侵入伊拉克、俄罗斯、印度，焚掠德里。1405年（明永乐三年）率兵二十万，拟东侵中国，途中病死罢兵。——译者），这个屏障被绕道克服了。这样，就出现了下列情况：在这一典型的、记录详明的事例中，旧大陆所以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后地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成立蒙古王朝，就是它的属国；甚至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先后建立的政权，也覆灭达半个世纪之久。

欧亚大陆其他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的情况一样，有着早期的入侵记录。中国不止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征服。然而，就波斯来说，在早期的入侵中，至少有一次对西方文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蒙古人出现以前的三四百年，从中亚崛起的塞尔柱突厥人沿着这条道路蹂躏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五海地区——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海的广大地域。我们在克尔曼、在哈马丹和小亚细亚站稳脚跟，并推翻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萨拉森人统治。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耶路撒冷基督徒朝圣者的虐待，基督教世界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总称为十字军的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没有达到它们的直接目的，但是它们如此地搅动欧洲和团结了欧洲，以致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看作近代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的压力的需要，所激发起来的欧洲发展的另一个突出例子。

我们现在谈到的欧亚大陆的概念，是一块连续的陆地，北部为冰块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包围，面积为二千一百万平方英里，或者说等于北美洲面积的三倍以上。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估计约有九百万平方英里，或者为欧洲面积的二倍以上。没有可以利用的通到海洋的水道。但是另一方面，除掉亚极地森林以外，一般说来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个心脏地带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区，由海路可以到达。根据自然形态，它们可分为四个区域，而且不是不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一般地说，分别与四大宗教——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域相一致。前两个区在季风地带，一个面向太平洋，另一个面向印度洋。第四个区是欧洲，得到从西面来的大西洋雨水的滋润。者三个区加在一起，面积不足七百万平方英里，拥有十亿以上或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第三个区与五海地带、或者更常说的近东地区一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因靠近非洲而缺少水分，因而除绿洲外，居民稀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兼有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区的一部分特征。这个地区基本上缺乏森林，分布着小块沙漠，因而适于游牧民族的行动。然而，它主要是是一个边缘区因为它的各个海湾和通海的河流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其结果，在整个历史上，这里周期地出现以巴比伦和埃及的巨大绿洲农业人口为基础、本质上属于边缘系列的帝国，并以畅通的水上交通与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世界相联系。但是，正如我们应当想到的那样，这些帝国遭受了无比的一系列剧烈变革，有些是由于从中亚来的西徐亚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袭击；另一些则因为地中海地区的各民族，努力要获得从西大洋到东大洋的陆上通道。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

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萨拉森人和突厥人在控制近东上的主要区别。萨拉森人是闪族的一个支系，主要是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以及低亚小块绿洲的各民族。他们利用他们的土地所许可的两种机动力量——一种是马和骆驼，另一种是船只——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的舰队既控制了远达西班牙的地中海，也控制了直到马来群岛的印度洋。从他们介于东西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中心位置出发，他们企图仿效亚历山大和抢在拿破仑之前，征服旧大陆的全部边缘地区。他们甚至能够威胁草原地带。毁灭萨拉森文明的突厥人是从闭塞的亚洲心脏地带来的图兰人异教徒，他们与来自阿拉伯半岛以及欧洲、印度和中国的人截然不同。

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文明。萨拉森人和维金人是靠近岸航行来掌握统治权的。

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胜。又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这个单一、连续的包围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汗（Mahan）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三十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在水域中间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连串外围和岛屿基地，它们是欧亚大陆陆上强国难以到达的地方。 但是陆上强国依然存在，而且最近的一些事件再次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区变成属地时，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部署它自己的游牧民族来对抗鞑靼游牧民族，从而管辖了草原区。都铎（英国历史上1485—1603年的王朝。——译者）世纪曾经目击西欧在海洋上的扩张，也看到了俄国的势力从莫斯科穿过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席卷亚洲的向东猛扑，差不多和绕道好望角一样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后果。虽然这两项活动是长期分隔的。

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惊人的巧合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向海和向陆的扩张，应该认为是古代罗马和希腊之间对抗的继续。在造成意义深远的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哪些重大的失败能比得上罗马在使希腊人拉丁化上的失败了。条顿族得到罗马人的文明化和基督教化，而斯拉夫族则主要受惠于希腊人。后来乘船下海的是罗马—条顿人，而践踏草原、征服图兰人的则是希腊—斯拉夫人。因此，现代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思想根源上的差异不少于机动性上的物质条件上的差异（这个说法在宣读本文以后的讨论中曾受到批评，我重新考虑了这一段，仍然认为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使拜占庭希腊人不是当时那样的人，罗马也要完成对古希腊的征服。毫无疑问，所说的思想是拜占庭人的而不是希腊人的，但它们也不是罗马人的，这是问题的焦点。——作者自注）。 追随在哥萨克人之后的俄国，从它以前隐居的北方森林中安全地走了出来。在上一世纪中，欧洲发生的编制上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俄国农民的向南迁移；以前农业聚落终止于森林的边界，而现在整个欧洲俄国的人口中心，已位于森林边界以南的取代更西面草原的麦田中间。敖德萨以一个美国城市的速度，从这里崛起成为重要的城市。 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铁路的作用主要是远洋贸易的供应者，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象在没有木材或不能得到石块修筑公路的广大地区所发挥的这种效果。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 在商业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海洋运输虽然比较便宜，但通常要包括四次装卸货物的工序——在货源的工厂、出口码头、进口码头和供零售商批发的内陆仓库；而陆上的铁路货车可以直接从输出的工厂开到输入的仓库。因此，边缘区的远洋贸易（在其他事项相同的情况下）就趋向于在大陆周围形成一个渗透带，它的内界大致以这一线为标志：即在这条线上，四次装卸费、海运费和从邻近海岸来的铁路运费，相等于两次装卸费、和陆上铁路货运费之和。英国和德国的煤，据说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途经伦巴第而相互竞争的（伦巴第在意大利境内。——译者）。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六千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了铁路。在俄罗斯帝国和蒙古境内的空间如此巨大，他们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如此巨大，一个多少有些分隔的广阔的经济世界将在那里发展起来，远洋通商将被拒于门外，这是必然的。

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因为对俄国来说，不在海外占有领土，和英国必须拥有海上优势一样，是一条政策的守则。

枢纽以外地区，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外新月形地区中，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当前的力量对比的状况下，枢纽国家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而且它将修建巴拿马运河，以便使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西洋沿岸的资源能用于太平洋上。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同这一情况相比，以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威灵顿（A·W·Wellington,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译者），利用托雷斯维德拉斯的海军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规模的了。难道这不能够最终证明印度在大英帝国体系中的战略作用吗？难道这不是艾默里先生的“英国军事前线从好望角经过印度伸展到日本”这一概念的思想基础吗？

南美洲巨大潜力的开发，可能对这个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可以加强美国的实力，或者，如果德国向门罗主义挑战而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它们就可能使柏林与那个我也许可以称之为枢纽政策分开。进入对比的力量的这种特殊的组合，现在不是实体的；我的论点是从地理观点看，它们很可能围绕着枢纽国家旋转，枢纽国家很可能是强大的，但与周围的边缘和岛屿强国相比，只有有限的机动能力。

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讲这番话的。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随着对这些数量正确估计程度的提高，我们可能不必诉诸武力去调整差异。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各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相同的自然特征进行的，因为我怀疑亚洲和非洲的逐渐干燥——即使已被证明——是否在历史时期内已经重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在我看来，“帝国向西进军”一语是边缘强国围绕着枢纽地区的西南和西部边缘的一次短暂的旋转。近东、中东和远东的问题，与在边缘新月形这些部分的内部和外部强国的不稳定平衡有关，目前，那一带的当地力量是或多或少地无足轻重的。

最后，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的黄祸（黄祸（Yellow peril）此词在一般意义上是指黄种人对西方的威胁，有些西方的政客和新闻记者有时用此词特指我国，进行攻击。麦金德发表这一篇演说时在1904年，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1年清政府与德、英、日、俄等十一国订立《辛丑条约》。在麦金德发表这一篇演说以后不到一个月，日俄两国就发生了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主要战场在我国东北境内。在麦金德看来，中国将被日本鲸吞，因而说出了“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的话，并据以作出他的“立论”。——译者）

士当弘毅，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