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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近来有关朱熹研究的介绍
北京大学历史系 罗祎楠

笔者2001年初因课题研究需要曾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研究系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得知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先生正在从事有关朱熹的研究，并即将完成一部专著。全书共分十二章，分成两部分。承蒙陆扬先生的帮助，我有幸读到了这部书的第一部分《朱熹的历史世界》，以及第二部分的第九章《权力世界中的理学家》和第十章《孝宗与理学家》的手稿复印件。后来，在和余先生的谈话中，也听他谈到了一些有关此项研究的整体构想，因而对他研究的一些思路有了大概的印象。现不揣鄙陋，做一简单的介绍。需要说明，笔者见到的只是余英时著作的一些局部的内容和宏观的整体架构，不能说有全面理解。近来得知余英时先生又对其已完成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并挖掘出了一些研究朱熹的新的原始史料。由于具体改动的内容笔者并不知晓，所以不敢言其详。好在此书将于今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届时大陆学界便可以知道其中的详情了。
陈俊民等编辑的《朱子文集》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书的序言由余英时先生撰写，是即《朱熹的历史世界》。后将此文作为他即将出版的专著的上半部分。
《朱熹的历史世界》有两个最主要的思路，第一，余英时先生将他对朱熹的研究的时间范畴扩展到了宋初。将朱熹一生的政治学术活动纳入到两宋的士大夫活动这一整体框架之中。第二，将政治与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探讨。为此，余英时先生诠释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认为此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并点出了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可以笼罩士大夫群体所显示的时代风格。也正因于此，余英时先生采用了“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作为其所做序言的副标题。
在余英时看来，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以称为建立期。第二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第三阶段是朱熹的时代，可以称为转型期1 。
第一阶段所谓的建立期是指宋初的儒学复兴经历七八十年的酝酿，终于找到了明确方向。在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方面，仁宗朝的儒学领袖人物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这一理想得到了皇帝的正式承认。同时，在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共同意识方面，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得到了普遍而热烈的响应。
余英时先生以《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中的“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一句入手，通过具体材料的分析，说明所谓的“后三代”之说，在南宋就已经流行于北方的儒者之间，并为元代郝经等继承。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宋史》〈赞〉中所说的“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才是“后三代”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的关键性依据。此赞的作者欧阳玄在其它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即把“三代”、“汉唐”、“宋”区分为三个性质不同的时代，而将“道”作为贯穿其中的唯一准则。三代和三代以上是“道”全面流行的时代，宋代的道学家重新接上了三代的道统，改变了汉唐中与道脱节的情况。这种看法“彻头彻尾是宋代道学家的历史观”。在“后三代”的概念里，文化的成分重于政治成分。宋代在政治上虽然不能汉唐争辉，但在文化史上则可以有超越汉唐的成就。朱熹说宋人“欲复二帝三代，以自胜如唐人”；陈亮也说宋代“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这种说法是元初郝经“后三代”之说的渊源。
接下来，作者追溯了宋代“三代论”的缘起。仁宗朝的石介、尹洙、欧阳修、李觏等人都提出了三代之说。回向三代的改革议论自仁宗中期以来一直持续不断，三代之说中所核心体现的“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成为神宗熙宁变法的基本思想背景。如果说朱熹的“欲复二帝三代”的观察是从道学（或者理学）的角度出发的话，那么建立在以“道”和“义”为基础之上的“回向三代”的运动自仁宗开始便指向变法改制，并不仅仅以三代的道理自限。最终，回向三代归宿于变法改制并溶入熙宁变法中，使得有宋一代的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而朱熹的历史世界正是发生在了这一巨变过程之中。
三代之说之所以可以在宋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必要的条件是宋代士阶层在整个社会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宋太祖为了得到统治的坚实基础，对士阶层采取了优容的态度，士阶层受到比前代更大的重视，这使得他们得以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范仲淹提出了“士以天下为己任”，而文彦博也可以公开提出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而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正成为宋代不同于前后各代所特有的政治现象。由此，宋代的士大夫在政争中形成了士大夫持“道”或“义”为原则的风尚。“以道进退”成为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准则。
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念落到现实的政治层面上使朱熹历史世界中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是回到“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向“起而行”的阶段。也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中正式发挥作用的时期。重要表现是宋代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在熙宁变法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王安石变法中，神宗所拥有的依然是秦以来“君尊臣卑”的君权，他的意志依然是决定性力量。同时，在王安石时代，相权有了扩大的倾向。最终，在君权与相权的关系问题上，以熙宁变法为一划时代的转变。“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一般意识虽然早已经由范仲淹点出，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化是熙宁时代的新发展。神宗毫无保留的以君权配合相权的运行是基于“相与尽其道以乂民”的共同理想。这不仅仅是出于他对王安石个人的信任，同时也是对士大夫群体的一种崇高尊重。因为在他的理解中，王安石的变法也代表了士大夫的一种共识。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象征了士大夫与皇权的共治天下得到了皇帝的正式承认。同样，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不属于他个人，他所以取得非常相权是由于他代表士大夫接受了变法这一非常任务。
但是，这种理想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发生了变化。在神宗和王安石合作的后期，权力意识在双方都已经浮现。权力凌驾理想，正面转向反面，在此已见端倪。王安石扩大相权的种种策略，又为以后的权相开启了方便之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自神宗以下，直至南宋之亡，权相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权相成为宋代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
王安石扩大相权的种种方法被神宗后代的权相所利用。如安石“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便为秦桧所用。此外，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促使台谏为宰相所控制。这种局面到了南宋是台谏官已“沦为宰相的爪牙”。南宋的权相也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中“移步换形”而来，余先生认为这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人所一向忽略的。这样，余英时的研究从北宋可以过渡到南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权相的势力牵制着士大夫的命运。朱熹的父亲朱松便被秦桧手下的台谏驱逐到外地。而朱熹自己在六十七岁这一年（庆元二年，1196年）也被宰相控制的台谏斥为“伪学”，结束了他“官多禄少”的崎岖宦途。可见，朱熹的历史世界不是从南宋开始的，它的创世纪必须上溯到熙宁变法。因为，正是这场变法，使宋代的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士大夫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接下来，余英时先生对由王安石变法产生的宋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新的因素——“国是”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国是”问题也是余先生在对朱熹历史世界的探讨中具有贯穿始终意义的一环。依余英时而言：“宋代政治史上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新因素，不但对朝政的推移具有支配力量，而且对士大夫世界的变动更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新因素便是所谓的‘国是’。”
“国是”起于古代，宋以后也一直存在。但在宋代“国是”是一个法度化的概念，因而成为权力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国是”的法度起源于熙宁变法，下迄南宋末期，“国是”始终和党争、党禁、伪学等重大政治事件互相纠缠，而且愈演愈烈。朱熹和他的父亲也先后受其祸，所以朱熹本人也对“国是”与宋代政治的复杂关系有深刻论断。要理解朱熹的历史世界，就必须理解“国是”的问题。
北宋对“国是”问题的注重是从神宗开始的。上文提到的在仁宗时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士大夫的回向三代的革新要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参与意识，历经庆历变法的挫折，最终由于神宗的改革旧制的决心而演变为定“国是”的问题。“国是”的制定，并不是皇帝单方面的决定，而是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的。由此决定，“国是”和相权甚至皇权同进退。这样，“国是”成为宋代政治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宋代一切政争都自“国是”开始，也只有在“国是”确定后政争才能平息。
接下来，作者从两宋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历代的“国是”的内容和确立的过程。王安石变法是宋代第一次由士大夫和皇帝共同确定的“国是”。继之而起的元祐 ，是以反对王安石变法和复祖宗法度为“国是”的。哲宗一朝，“国是”历经两变，哲宗亲政后和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士大夫发起了恢复神宗时代“国是”的“绍述”运动。而北宋的最后一场“国是”风波是在徽宗时代。徽宗在其即位之初，钦圣太后听政，钦圣有意收用元祐旧臣，采用折中的方案，以“建中”为“国是”。兼收新旧两党。后来徽宗亲政，又以“绍述”定为“国是”。这样，王安石变法时神宗所创立的“国是”历经哲宗绍圣（1094—1097）和徽宗崇宁两度“绍述”最终成宋代政治史的一大特征。
至南宋，高宗力图恢复元祐为“国是”。南宋第一个提出“国是”问题的人是李纲。李纲心目中的“国是”是直接继承了王安石时代“国是”的传统，并提出与士大夫共同定立“国是”的要求。李纲第一次提出了“国是”的观念的超党派性质。第三，李纲的奏札正式宣告了南宋的“国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熙宁以来新法与旧法之争至此已经过去。李纲所提出的和、战、守三策才是贯穿南宋“国是”问题。此三点成为南宋“国是”新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南宋在绍兴八年选择以“和”作为南宋的“国是”，并终高宗一朝不曾改变。孝宗即位之初，由于宋金和局已破，高宗亦退位，使得“国是”的确定进入了争论期。一方面孝宗本人锐意改变，而另外一方面太上皇和士大夫要求回到以和为“国是”的压力又很巨大。这使孝宗在最初的一两年处于举棋不定的彷徨之中。而以朱熹为代表的一些南宋理学家正是在此前此后的时代中出现并进入了一系列围绕“国是”展开的政治斗争。由此，终南宋之世，“国是”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
上面所说的朱熹等理学家介入围绕国史问题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也是朱熹历史世界的第三阶段。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熙宁时期所呈现的基本型范如“国是”的内容等开始发生变异，但并未脱离原型的范围。王安石变法的正面和负面效应都继续在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并极大地影响着南宋的理学家们。余英时对朱熹及其他理学家的研究更多的转向了政治的领域。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两部分中，余英时先生通过对一系列史料，尤其是理学家们往来信札的详细考订，勾勒出理学家进入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的过程，并详细研究了道学家和反道学势力在孝宗、光宗朝的斗争。为我们勾勒了此阶段的政治图画。
通过以上三阶段的研究，余英时先生提出了对“内圣”和“外王”关系的看法。传统的印象是，儒学在进入南宋以后便转向内向了，南宋儒学的重点在“内圣”而不在“外王”。余英时先生认为，以最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如朱熹陆九渊两人而 言，他们对儒学的不朽贡献虽然毫无疑问是“内圣”方面，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更重要的，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做准备的。因为他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南宋理学家们带来的教训和思考在于，他们认定王安石的“外王”建立在错误的“性命之理”上。为了实现他们“外王”的理想，南宋的理学家们要深入探索心、性、理、气的问题。他们转 向“内圣”，正是为了卷土重来，继续王安石未完成的“外王”大业。这样，余英时先生对于南宋朱熹理学的产生问题，从政治的领域给予了重新的解释。
贯穿余英时先生的研究的主要线索有三条，即两宋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士大夫追求的政治理想的演变，“国是”的发展。这三条线索构成了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总体变迁。他将朱熹及其理学置于整个宋代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后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演进背景中，为朱熹和他的学说乃至整个的宋代理学家群体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坐标。由此，余英时先生将对朱熹研究的侧重点转向了政治领域，并以政治活动为基础诠释宋代的理学和理学家。这不同于以往学界对宋代理学研究更为偏重于思想的倾向。在严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余英时先生的论断具有很大说服力。

注释：
以下我们大致列举余先生阐论的观点，而忽略其具体考证过程。叙述中或有突兀或衔接不当之处，读者可以详见即将出版的原书。又，本文所说明的观点和引用文字如果未加特别注明，均出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