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政宽
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1991年初，笔者曾参与某个与历史有关的学术研讨会，由于会上所发表的一篇论文涉及了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果不其然，在开放讨论的时间里，黄氏顿时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黄仁宇」这个名字的确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当然，不令人意外的是，讨论场上的热烈发言，清一色都是抨击和嘲讽。其中的若干言词，笔者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比方说，某位学者讽刺地说道，「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也有学者斩钉截铁地断定，「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是学术著作，他是在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按理说，这些学者应该会进一步给出这些评价所持的根据，以便为我们解惑，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提出这类断言背后的原由，而仅仅是断言，不多也不少。
或许，他们认为，黄仁宇的作品毋庸获得严肃对待；或许，是基于其它我们不得而知的原因。然而，前者酸溜溜地借着畅销通俗作家来做比附的说法，纯就黄氏作品的销售数字观之， 1 这一点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但不可否认，这句话里头确实夹杂着恶意中伤的意味，绝对不会有丝毫恭维的意思。后者的言论，其意思当是指，学术性的历史著作不是这么写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一立场推断出其背后的两点预设：其一，正规的历史论着应当是分析性的、专题式的作品，至于文字上的运用理应保持「超然中立」，也就是说，必须使用冷冰、干燥、「貌似中立」的修辞，藉以营造出某种客观的效果；其二，「叙事」和「虚构」是小说家才会有的手法，亦即，那是文学家的书写方式，而不是处理「真实」（reality）的历史学家应有的作为。这类预设所反映的可说是当时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是学界默认的规约（doxa）。
十年的时光过去了，黄仁宇也已作古；不过，其遗留的作品以及提出的议题，至今还是犹有余韵。那么，「黄仁宇研讨会」的举办，除了带有纪念、缅怀的性质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学术意义呢？我想是有的。至少，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
黄氏的著作甚伙，当然，每一位论者皆可以基于不同的关怀而做不同的探究，进而在这些基础上开展出更细致的讨论，不过，为了避免讨论流于庞芜，本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探讨焦点将围绕在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连上，鄙意以为，那是该书所遗留的重要课题之一；至于具体的内容探究则是以下述的子题进行：「一种新的旧史学」；「历史书写或历史小说？」；「黄仁宇的遗产：历史叙事的再思考？」。
二、一种新的旧史学
1985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台湾问世，虽说历史学界对该书的反应颇为冷淡，甚至是排斥，然而，在莘莘学子和社会大众之间，却有不小的回响，时至今日，该书仍以长销书的姿态，厕身于书肆。
2 相较于出版后的风光，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寻求出版的过程中，却也曾遭受过不少的挫折。原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天，由于内容兼具大众吸引力和学术性，此一特性反倒在商业性和学术性这两方的出版界都碰了壁；商业出版公司认为，黄氏的历史书写涉及了明朝财政，又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和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3 最后，耶鲁大学于1979年接受了该书，而于1981年出版。
4 《万历十五年》问世后，曾获美国书卷奖1981和1982年的提名。有趣的是，该书从撰写到出版的期间，正值英国史家也是叙事史学的旗手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为文大谈「叙事的复兴」的时候，5 因此，我们不妨将《万历十五年》置于六○至八○年代西方历史书写的发展趋势作一考察，以俾将《万历十五年》摆到其应有的位置。
六○年代以降，西方的学术界新说林立，争奇斗妍，可谓是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其荦荦大者，举例而言，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诠释学、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等，皆曾引领风骚，成为一时的焦点，其中若干学说和理论，至今仍旧余波荡漾，犹未止息。相对于思想界一波又一波的学术思潮，以及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推陈出新，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当然不可能全然无动于衷，也有明显的变化，不过，较大规模地探讨史学研究的趋势并非本文的意图，在此，我想稍加讨论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藉以作为探讨《万历十五年》的参考坐标：其一是六○年代以来社会史蔚为主流的发展，以及八○年代新文化史的崛起；以及，其二史东所谓的「叙事的复兴」。
降至六○年代，西方历史学界相当醒目的变化，便是社会史压倒政治史成为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比方说，1958至1978年之间，美国的博士论文里社会史的数量胜过政治史四倍，即可说明这一事实。
6 即令至今，此一趋势仍未改变。而社会史的崛起实际上跟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推波助澜不无关连。五○年代末期和六○年代初期，一群较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汤普森（E. P. Thompson），7 开始发表探讨「民众史」（history from below）的作品，而此一风潮促使六○年代和七○年代的历史学家，将他们的研究从政治领袖和政治制度这类传统的主题，转向探究工人、仆人、妇女、族群等等的社会成分和日常生活。
年鉴学派的影响较为晚近，然却表示得极为抢眼。最初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的这份学报，于1929年由布洛克（Marc Bloch）和费夫贺（Lucien Febvre）所创立。它于1930年代从史特斯堡迁移至巴黎，于1946年更改成其通行名称：《年鉴：经济、社会、文化》（Annales: E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在中枢人物布劳岱（Braudel）的领导下，到了1970年代，这一学派的声望已是国际性的，不过，与社会史的崛起有密切关连的则是第三代的成员。他们亦接踵布劳岱的路线，以区域史作为研究范围，祇不过其关注的区域并非世界性的经济区域，而是关注法国境内的区域，至于内容则是以经济与社会史做为骨干。8 年鉴对于经济与社会史的强调，不久便影响其它学报，例如，1965年至1984年之间，美国的《法国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学报里经济与社会史论文的数量几乎倍增（从24﹪升至46﹪）。9
然而，扮演社会史崛起的这两只主要推手，其内部关注的焦点也悄然有了移转，递次增加对于文化史的兴趣。在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历史里，汤普森讨论英国工人阶级的作品，已呈现出这一文化的转向，而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阶级的语言》，也是一个例证。10 而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诸如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和雷凡尔（Jacques Revel）等人，也将触角从经济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进入八○年代，此一被称之为「新文化史」的趋势，其研究取向中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角色尤其显著，虽不若居于主流论述地位的社会史那般声势浩大，不过也有蔚为风潮之姿，杭特（Lynn Hunt）所辑之《新文化史》的出版便是一个具体指针。11
接着，我们便讨论与上述趋势有若干关连的「叙事的复兴」。一如我们所知，「说明」（to narrative）是人类极其自然的驱力，而在诉说一件真正发生的事情时，运用叙事形式几乎是不可避免，也是表达事件始末和因果的重要方式，因此，往昔的历史名家几乎都是叙事高手。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这门早在现代学术分科以前即已存在的古老学门开始建制化，成为学院中一员。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科学派史家（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y）崛起时，便开始大力标举分析的专题论文写作，也因而引发了叙事与分析两派史家之间的论战。英国史家屈维廉（Treveyan）批判科学派史家分析式的方法时，便说：「历史家的主要技艺是叙事的艺术。」不过，屈维廉的呼吁，祇象征长时期以来叙事史学的没落，分析式的历史书写成为学院中的主流，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2 七○年代初期，叙事史学似乎有了生机。例如，1979年时，史东便撰写〈叙事的复兴：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若干反思〉，指出叙事史学已有抬头的态势，而他将此一现象归因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年鉴派史家所援用之「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解释模式的一种广泛的幻灭。」13 该文一出，便引起另一叙事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响应，其虽赞同叙事史学的发展有振兴的趋势，但也认为，此一走向不可能完全取代分析式的历史写作成为学院主流，惟两者倒是可以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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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趋势中，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叙事历史著作，例如史东从家庭、性和婚姻等角度，处理大约三百年期间英国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的巨大变化的《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和婚姻》，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探讨法国西南部蒙塔尤纯洁派（Cathar）村庄的《蒙塔尤》、金斯伯(Carlo Ginzburg)探讨十六世纪磨坊主曼诺齐欧（Menocchio）的《乳酪与虫豸》、以及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 Davis）通过替身丈夫的案件，探索十六世纪法国下层社会的《马丹?盖赫返乡记》等书。15 此外，这些作品也是「小历史」（micro-history）的代表作，其不仅以下层社会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所涉及的范围，像说死亡、性、妇女、儿童等等，更是过去的历史书写较少处理的议题，至于其研究取向则深受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这一点在出身英国的中国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妇之死》，16 亦看得到类似的迹象。
与上述的学术趋势作对照，尽管我们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与上述著述的视界和关切焦点，显然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至少在写作的手法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其同为叙事历史的作品。相较于当前的学术主流手法，亦即历史分析，历史叙事是属于更古老的历史表述传统；在西方的历史书写传统中，更可远溯至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的斯（Thucydides）；至于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司马迁自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其对黄仁宇的影响当是远远超过西方的那些叙事大家。例如，黄氏便自陈，「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17 黄仁宇中年以后才赴美研读历史学，而幼年时的读书经验对其叙史手法和观点的影响，自是不容忽视。在《史记》一书中，太史公对于人物的刻画过程，历史想象始终扮演着突出的角色，而黄氏对于《万历十五年》中的人物描绘，以及对于「历史事实」的拿捏，其实与司马迁的笔法颇为相近。易言之，就这层意义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说，该书的写作精神和方式，乃是衔接太史公开出的路径，也即更加古老的中国历史书写传统。然而，在当代的中文世界，学院之中以叙事手法治史者，则是寥如晨星，此一状况吊诡地使得《万历十五年》反倒以一种「新的旧史学」的面貌与中文读者见面。换句话说，就书写形式而论，《万历十五年》可一点都不新颖。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就内容而言又是如何呢？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说，其主题、观点和研究取向也不新颖。理由如下。
其一，如前所述，伴随所谓「叙事的复兴」而来的几部主要的作品，例如《蒙塔尤》、《马丹?盖赫返乡记》、《乳酪与虫豸》等书，都是属于民众史、小历史的范畴，而这些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的影响。至于《万历十五年》或许带有某些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的影子，不过，其研究取向则是颇接近传统历史人物传记、甚至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写法，18 而且焦点更是集中在上层的菁英人物身上，换言之，大体上是属于传统政治史的范畴。
其次，乃是旧酒装新瓶的历史观。黄仁宇所倡议的「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的」（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状态等概念，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技术至上的论调；其抱持实证主义的立场，以为从技术角度谈历史，便可以免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一点，黄氏的预期恐怕会落空。一如我们所知，即使提倡方法论上的「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的韦伯（Max Weber），亦是扣紧「价值关联」（value relevance）来谈问题，而不认为能够全然地免于价值判断（free from
value judgments）。19 又如，黄氏在论及中国的传统国家型态和思想时，也仅单纯归因于地理环境的因素使然，这类观点过去的史家像汤恩比（Arnold Toynbee）等皆曾提出过，但也早就遭到反驳。 其三，接续上一论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除了以技术至上论和地理决定论做根柢之外，也召唤了某种目的论作为其形而上的依归，这一点在《万历十五年》之后出版的几部作品中，例如《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表现得尤其清楚；这也正是为什么黄仁宇认为，他的这套「大历史」观不仅可以「叙古今」，也可以「论中外」的原因。不巧的是，这套略嫌粗疏的「大历史」观，正是当代屡遭后现代主义者大肆抨击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既然《万历十五年》的形式、内容、观点和研究取向似乎都不新颖，究竟其魅力何在，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读者青睐呢？接着，我们便重心转向《万历十五年》最为人津津乐道，也屡遭论者非难的另一焦点，也即：这部作品究竟是历史书写，还是历史小说？
三、历史书写或历史小说？
当代的学院史家之中，其著作最常遭指控为「小说」而非「历史」的，说是史景迁，应当不为过。他的《王妇之死》、《胡若望的疑问》20 等书都遭受过类似的指控，比方说，有评论者便认为，后者的「小说手法胜过历史的描述」。21 而《万历十五年》也分享了这类的指控。因此，以下的篇幅，我们先从历史小说的界定出发，再回头讨论《万历十五年》的内容，以便厘清该书究竟是历史书写，还是历史小说。
那么，何谓「历史小说」呢？我们不妨援用文学批评家卢卡奇（Georg Lukacs）的观点来作参照。依卢卡奇在《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一书中的看法，西方的历史小说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第一部作品乃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发表于1814年的《威弗莱》（Waverly），而在此之前，被称之为历史小说者，其所缺乏的正是对特定历史背景的描述，因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个性系来自其时代的历史特性，缺少这一向度便称不上是历史小说。然而，这不意味着在布景上利用历史，也不意味着在描绘环境的有趣与奇异这一点上保持历史的气氛，而是对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作艺术上的忠实描写。22 除此之外，在历史小说中，重要的不是重述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在那些事件里头出现的人的诗学悟觉（poetic awakening）。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像历史现实（historical reality）中的人们一样，重新体验那些引导人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社会与人类的动机。然则这种文学叙述法，乍看之下似乎是吊诡的，但不久便柳暗花明；「为了显现这些行为的社会与人类的动机，表面尚无举足轻重的事件，也即（来自外部的）更小的关系网络，比起有关世界历史的伟大不朽剧作，还要来得适宜。」23
而上述种种，正是史考特的作品中的主要特性，一方面，他试图掌握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也试图如实地述说他笔下人物的心理状态，对人类作某种真实的描述；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人性是有普遍性的，而潜藏在行为背后的社会与人类的动机，则必须从历史层面去理解。因此，史考特从历史角度着眼，叙事重心便摆在人物的情感推移，毕竟，人类心理上的情感乃是社会大众所共同持有的，而社会行为的种种规范，又会受到这些情感的影响。于是，卢卡奇便说道：「史考特对于历史的艺术忠诚，乃是……在各种创作原理中，延展和应用了历史。而这不仅扩大了主题，将历史材料吸纳进伟大的写实主义传统，而且也是根据历史而对人类和事件作描绘。」 24
由上述的角度观之，《万历十五年》会屡遭论者指控为「历史小说」，似乎不冤枉，理由也极为明显，而且指控者的手指大多朝向黄仁宇对他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描绘--这自是小说家骋驰其笔触的领域。在此，便举万历皇帝、淑嫔郑氏、申时行和海瑞作例子，看看黄氏怎样捕捉他的人物的神韵。
关于万历与淑嫔郑氏之间的感情生活，黄仁宇的描述相当精彩动人。话说1578年万历大婚，当时，皇帝年仅十四，皇后年仅十三。然而，造化弄人，万历不但对皇后没有兴趣，对于其它的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因为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即淑嫔郑氏），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会与他邂逅相遇。黄氏带着同情的笔调，描绘出万历的心境：「这时，他感到空虚与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它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与寂寞。」（页32-3）这段文字的铺陈，乃预先为淑嫔郑氏的登场作暖身，也是日后万历接纳、仰赖郑氏的心理基础。
于是，在稍后的篇幅描述淑嫔郑氏成为万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时，黄氏便说道：「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做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反观，即使是万历的母亲，也经常有意无意把他看成依据执行任务的机械，忽略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郑氏跟万历之间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祇有她了解，「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因而唯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页37）
或许是移情作用，万历对郑氏的爱恋，使他起了废长立幼的念头，也即以皇三子常洵（郑氏之子）替代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然而，此一企图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中，乃是不直于纲常伦理之举，因而对此大肆反对。万历「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他也不敢公然出口。」（页107）事态最后的发展便是，在立储这一「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取得胜利，」（页104）也导致日后万历对于皇帝职责的「消极怠工」。（页127）
再者，在第二章〈首辅申时行〉中，黄仁宇一开头便如此描绘这位老成练达的首辅：「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1574年，万历髫龄十岁的时候，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十三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页55）稍后的篇幅，黄氏继续告诉读者，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他「仍旧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页61）既然身居文官集团之首，对上除了要应付一位消极怠工的皇帝，对下也要面对这个集团的双重性格，他尤须恰如其份地处理集团中的矛盾。幸亏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页147）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页82）
至于那位会用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的「模范官僚」海瑞，曾犯颜直谏，向嘉靖皇帝递上一本差点让他惹来杀身之祸的著名奏疏，而此人在黄仁宇的笔下更是充满了戏剧的张力。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这位声望已为整个帝国公认的海瑞，获释出狱。历任几个闲曹职务之后，他向皇帝递出了一本以退为进的奏折，此一举动依黄仁宇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深奥妙。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页174－5）最后，文渊阁和吏部向海瑞低头，稍后他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
在南直隶巡抚任内，海瑞孤军奋斗，加之「过于自信，师心自用」，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因此，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页178）八个月之后，因遭参劾而被迫退休回到原籍，这种下场对海瑞来说，可真是「一种难于忍受的痛苦」。（页193）因为他毕生精神之所寄，乃在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服务。长年退隐在荒凉瘴疠之区，又缺少美好的家庭生活，「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他失望，然而没有绝望。」（页195）后来，海瑞于1585年重新被起用。他不加思索的接受了这一任命，无疑是一个不幸的抉择。此后，虽历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吏部侍郎和右都御史等职务，然而，其政治主张在十五年前尚且窒碍难行，在这十五年后亦不可能畅通无阻。他于是「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页199），因而提出了七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准，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
上述略嫌冗长、简化的摘述，如果由黄仁宇本人亲自操刀，当然会比笔者笨拙的概括改写还要来得生动活泼。不过，从上述括号引文中笔者特别用不同字体标出的文字，亦可看出，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David Lattimore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John Updike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这两则评论都共同点出了《万历十五年》所具有的文学廪性，也符合我们阅读该书时的印象。
再回到本节一开头对于历史小说的讨论。依史考特的例子和卢卡奇的界定，不论人物是否出于虚构，历史小说对于历史的倚重自不在话下，因为在历史小说中，作为某一特定时空与文化的历史，是结合创作原则而与人物的描写融冶为一体的。这么看来，不就坐实《万历十五年》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历史小说？其实也不尽然。以下，我有几点看法要进一步说明。
诚然，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偶而会跨出历史学家的职分，一如小说家那般，去推测他书中人物的动机和内心世界，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万历十五年》比较接近小说的写作，而不是历史的探究；说该书是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毋宁是比较符合实情的。由于，书中充斥着情节的预演、伏笔的安插等等，而这类的也是小说藉以吸引读者的叙事方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纳入考量，而这一角度尤其是评价《万历十五年》的重要因素。
一如该书开宗明义所指陈的，万历十五年似乎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却也是大明帝国走向衰亡的关键年份；此一提法不仅吊诡，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黄仁宇对书中之内容的编织，的的确确耗费不少气力构思，这一点充分显现在主、次要事件和人物的筛选上，其主要的效果便是作者所陈述之往事与读者的距离拉近了，甚至还有产生共鸣的作用。像说，苦闷的万历皇帝、老成练达的首辅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等人，其各自在特定时空的行止、犹豫、抉择和反应，在黄仁宇的生花妙笔的勾勒下，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符象，现在宛如从故纸堆中活过来，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作为说书人，黄仁宇似乎打算藉由其动人的历史叙事，将他的大历史观传递给广大的读者群。依黄氏的自述，《万历十五年》「既为通盘历史，则不能避免政治，但是以长期间作题材，不批判目前政治」，况且是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因此「给大陆同胞看，给台湾亲友看，旨意相同。」（页Ⅲ）历史，唯有通过叙事的力量，才能广为流布，引起读者兴趣，进而影响一般社会大众。显然，黄仁宇在写作策略上会采用叙事的形式来表述其历史书写，除了便于表达之外，的确是纳入一般读者这一因素。那么，除了吸引读者大众持续关注黄氏所探讨的主题之外，我们必须问道，其现实目的何在呢？
关于黄仁宇的历史作品与现实目的的关连，连结到他的另一概念「历史上长期合理性」便更容易看出。依黄氏的界定，所谓「历史上长期合理性」是指「凡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映证，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25 此一立场亦即是发挥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历史家的任务，务必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讲得合理化。26 依黄氏而言，「历史不是朝代的循环，而是一个直线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虽然内中仍有曲折」，27 历史研究必须通过宏观的视界，将过去的历史踪迹同今日连系起来，并作一番有意义的因果解释，因之很多历史实在（reality）是不能片断处理的。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脉络上找寻当今人们的位置，进而探索未来可能的进程；因为很多目前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将历史往后推三、五百年才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唯有如此，视界才能纵深、宽广，28 也才能为「中国找寻出路」。29 而这些现实关怀能否传达给社会大众，端视写作的表达形式，因此，叙事手法又成了唯一的选择。
再者，我们在上述的篇幅，不惮其烦地引述《万历十五年》中大量勾勒内心世界的片段，原因在于这是该书令读者耳目一新、充分享受读史之乐趣的关键，同时也是招致「历史小说」之议的主要来源。笔者要指出的是，探索人性的本质绝非《万历十五年》的意图，恐怕也不是黄仁宇的兴趣所在。例如，黄仁宇告诉我们，万历的皇后王氏是个不幸的女性，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但是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她祇是「一种制度的附件。」（页32）在谈及海瑞一生的经历时，黄氏说道，在明朝，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页168）这一类的情境，交到小说家的手中，想必不会如此平铺直述地道出，而且描绘也会更婉约动人；相反的，我们看到，黄仁宇会大量着墨之处，乃是那个道德替代法律、组织僵化而又技术低能的时代，至于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显然是毋庸「斤斤计较」的。也就是说，黄仁宇不此之途，主要原因在于，文学成就的经营并非《万历十五年》的重心，而大量文学笔法的运用则是着眼于可读性的考虑以及历史想象的发挥，其最终目的乃是「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日的处境互相印证」。（页I）
此外，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大量的推论和虚构来铺陈他的叙述，这一点或多或少让人联想到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举例来说，在叙述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母亲（嫡母仁圣皇太后与生母慈圣皇太后）对于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黄氏在指出其原因时，他是如此描述的：「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在，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页14）显然，黄氏的行文是从万历和两位皇太后的观点来描述这件事情的进行。类似的，戴氏也从她书中人物例如马丹的角度，描述这位苦闷的丈夫如何思索远离眼前不愉快的生活：「吾人能够找出其它离开的方式吗？勒福萨（Le Fossat）有一所学校；年轻的多明尼克?波厄熙（Dominique Boeri）在那里求学，往后也会进大学修习法学学士学位。法兰索瓦一世（Francois
I）的乐队和军队，一如在其它地方那般，在朗格多克（Languedoc）招募新血。回头看拉布尔（Labourd），则有为国王军队效命的达盖赫氏。……」30 尽管两者在写作的手法上有相近之处，不过撇开一为大历史、一为小历史，以及前者关注上层菁英，后者着眼于下层民众不谈，单就两者之间对于「推论和虚构」之限度的认知，就有显著的不同。
首先，当证据不充分或混乱的时候，戴维斯所求助的乃是不确定性，亦即「许多个『也许』」(perhapses)、「许多个『可能是』」(may-have-beens)。31 比方说，在讨论盖赫家族从巴斯克（Basque）语区迁徙到阿尔蒂加（Artigat）时，戴氏说道：「这一切对达盖赫家族想必有吸引力，因为在他们过去成长的地区里，领主的统治力相当薄弱，……」32 ；而论及新马丹向叔叔皮耶（Pierre）要求归还款项时，她在描述皮耶的反应的段落，便用了三次「可能是」和一次「也许」。33 换句话说，戴维斯在作推论时，态度上毋宁是相当审慎的。
其次，当证据亡佚不足以构成某种解释时，有部分戴氏是藉由虚构（或者说，历史想象）来补白，不过，其述句则是相当自觉地以疑问句的方式提出。例如，依戴氏的说法，新马丹与贝彤黛（Bertrande）的婚姻系奠基在谎言之上，因而贝彤黛的内心终究不免会有种种自我挣扎，她扪心自问：「上帝会因为这类的谎言而惩罚他们吗？要是他们的婚姻祇是彼此私定，那么在她的母亲和其它村姑农妇的眼中，她是个可鄙的淫妇吗？……她爱新马丹，但他已经骗过她一次；他终究不会再骗她吗？要是另一个马丹?盖赫回来了，那又该怎么办呢？」34 因此，关于《马丹?盖赫返乡记》的写作手法，戴维斯会说：「在此我提供给你们的，有一部分虽是我的虚构，但仍受到过去的声音严格检证。」35 两相对照之下，我们便会发现，《万历十五年》的部分段落，即使是推论或虚构的，在陈述上也是以相当肯定的语句表达，在这方面黄仁宇的确是把历史想象发挥得太过头了。
36
即使如此，那么缩减掉上述推论或虚构的段落，是否对全书的论证会有所影响呢？鄙意以为，此举除了削弱可读性之外，对于书中核心论证的完整性，其实影响有限。因为，所谓的「推论或虚构」并非等同于「凭空杜撰」，而是有广博的史料做为背后的支撑，这一点祇要检索该书每章文末所附的注释，便可一目了然。比方说，皇城与紫禁城的轮廓及各宫殿的名称，所据为《春明梦余录》；宫廷中的生活，即以《酌中志》、《宛署杂记》和《菽园杂记》为本。也就是说，《万历十五年》的推论和思索过程，是可以通过注释所提示的资料来源而加以检证的，尽管有些片段或许不存在于背景材料，而作者却以文学的夸饰法作了表达。不过，在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该书并非置分析于不顾，恰恰相反，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
四、黄仁宇的遗产：历史叙事的再思考？
《万历十五年》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便点出：「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页3）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也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然而，对明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页128）职是之故，在书中的尾声，黄氏响应了开头的论调，他写道：「1587年，是为明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因此，在这个时候，不论皇帝是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是独裁或调和，高级将领是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文官是廉洁奉公或贪污舞弊，思想家是极端进步或绝对保守，「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据此而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页299）法文版书名《1587：明朝的衰亡》（1587: Le Decl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便直接把书中的这层意思点出来了。
这是全书的主旋律，曲子行进间容或有变奏穿插其中，不过，最后还是要汇归到此一基调上。对此，史景迁便画龙点睛、相当贴切地评论说：「黄氏展现出娴熟于明代宫廷政治之仪式与惯例的错综复杂的细节，也展现了使其让人充分了解的能力。他的叙述建构得相当巧妙，从容又吊诡。纵使到后来，1587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却也充满了各种小插曲，而每一插曲造就了未来的戏剧性事件。」37 该书一如史景迁那些具备完整故事性的作品，皆受到社会大众的瞩目，也同样遭致「小说」的指控，因为这些著作都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作了一趟深刻的「想象」之旅。那么，《万历十五年》留给我们什么样的课题呢？我想，其中之一便是历史叙事的再思考；这也是本节的焦点。
依黄仁宇的自述，「大历史」的重点在于，「作者与读者，不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其重点在将这些事迹与我们今日的处境互相印证，也不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应竭力将当日社会轮廊，尽量勾画。」（页I）既然是从拉长的视界和技术之角度观察明代晚期的上层人物，在囿限于时代格局的框架下，个人的努力最终都祇能落得像是蜉蚁撼树，改变不了大局。因此，在《万历十五年》中登场的每个个人，通过黄仁宇栩栩如生的笔端，几乎都变成悲剧性的人物，个人的能动性既然无从展现，最后祇有以挫败做收场，赉志以终。依大历史的角度观之，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大历史过渡时期中的过客，因此，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特质并非「与生俱来」；换言之，是作者施加上去的，因为历史家所处理的过去，并不具备这些特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叙事？在本文的尾声，我想对此稍作讨论。而我认为，那是《万历十五年》向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在中文世界的历史书写中，叙事论述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
当代有关历史叙事之问题的探讨，重要的代表性人物自当推举美国历史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他在《后设历史学》（Metahistory）、《论述的转义》（Tropics of Discourse）等书中的若干论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万历十五年》的思考。以下的讨论主要针对两方面：其一，再现与历史想象；其二，历史论述与虚构。
现代历史学奠基以来，其重要倾向之一，便是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渐次的分离。回顾十九世纪时期，史家所采用的再现模式，实际上与同时代小说和科学里的发展类似，然而，小说家往前推进，以多重视角的叙事来进行试验，而科学家也开始提出有关科学性质的新问题之时，史家并未改变那种十九世纪的模式。由于将再现模式局限于写实主义小说与实证主义科学，历史学从而「忽略其文学想象力的来源」。38 因为对于此一来源的压抑，才让历史家能够限定他们的隐喻范围，也能够漠视介于历史书写与小说家和诗人的想象活动之间的类似性。要是历史学家接受另类的叙事形式，那么在当代文化性的论战里，他们或可扮演一种更重要的角色；更加注意小说家和诗人历经本世纪所获致的成果，则更有助于克服怀特所谓的「术语矛盾」，而当前它似乎尤其指涉「历史想象」。39 因为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历史」是对应于「真实」，而「想象」乃对应于「虚构」，「历史与「想象」是相对立的。因此，唯有摆脱这类刻板的对立，我们对于理解《万历十五年》中所运用的历史想象，便会有新的体认。
对历史学家而言，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在于，其自发地探究语言与意义在社会、政治与个人经验中的动向。「老旧、牢固的世界概念，要求创作性作家对于推测上静态的实在，描绘出某一如实的复制品」，而他们早已大步跨越了这种世界概念。40 世界事实上存在过，而历史学家却不断追寻这类如实复制的世界表述，而未认知到，他们的局部描述向来都排除掉很多其它重要的讯息。对于历史叙事，更适切的出发点当是这种认知，「也即，所谓不论什么研究对象，都祇有一种正确看法，没有这回事！但是……许多正确的看法，都有自己的再现方式」。为了打破历史学家的作品的单向度倾向，也为了用新的再现形式来试验，我们也看到，黄仁宇至少做了努力，而怀特也力促历史学家冒这一风险：
这让历史学家能够构想出这种可能性：运用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或许）甚至还有行动主义的再现模式，将他们所揭露的资料之意义，改编成戏剧，同时却不审慎地把它们当成证据。如果我们世代的历史学有意积极地参与我们时代的一般智识与艺术的生活，那么就毋庸以现在所运用的这些羞怯而又情感矛盾的方式，来辩护历史学家的价值。历史学的方法论暧眛，为讨论过去与现在的创造性评论，提供了其它学科无法享有的机会。
41
虽说再现具有更多的多样性，但不也会忽视历史证据的需求；然而，史学家势必重新界定证据的界线，以及描述那种证据的语言，因此历史学或可转化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而非祇是确认而已。
怀特对当代历史学的说明已经指出，历史学家较少开启我们的眼光，有更多时候则是关闭了寻求理解世界的可行方式。因为「每一门学科……如同尼采所清楚领会的，是由禁止其先驱从事的事物所组成。每一门学科由一套对于思想与想象力的限制所构成，没有什么学科会比专业历史学具有更多的禁忌限制」。这类的禁忌强求历史学家强调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差异，而忽略了当代文学理论的视角，也使历史学家失去判断他们作品的真正过程之能力。「就事实而论，历史……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从事的那样来让人理解，也就是说，历史是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是成问题和神秘的东西，施加以可理解的……形式。不管我们把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其解释的方式都相同。」42 然而，与从事创作的作家不同的是，历史学家总是不愿察看他们著作中的虚构成分；相反的，他们宁可相信，由于他们为历史学门设立了严格的指导方针，因而已超越了虚构。「他们为想象--亦即，历史想象--作了学科规训（disciplining），也为特定历史事件由什么构成设下了限制。」而且，尽管有这些清晰的限制，不过，历史家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仍然还是要仰赖叙事，因为唯有叙事才能「展现了一种生活意象的连贯性、完整性、丰富和结局，也即，一种想象的、也只能是想象的生活意象。」
还要强调的是，指出所有的事件记述具有虚构、想象的成分，并不意谓着事件不曾真正发生，相反的，意谓着描述事件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依赖各种不同的想象形式。而且，所有历史实在的记述，不可避免地必须凭借着某种历史哲学。换言之，吾人撰写历史时，既不能没有哲学，亦不能没有虚构性的叙事，吾人亦不能轻易地断言历史学家用来区分他们自己与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这种学科差异。这一点也是《万历十五年》所具体呈现的。因为「事实在描述里被编排成文本的外观，藉此历史哲学产生了概念工具，而（所谓的）正规的历史学则将概念工具掩藏在叙事的内部，在内部里概念工具扮演了一种隐藏或隐约的形塑装置。这是介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首要差异。」44 怀特指出，十九世纪的科学论断定，介于事实与哲学、或事实与虚构之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区别，唯有历史学家坚持根据这种理论来对历史作严格界定，那么这种认知--「正规的历史学」里有哲学的构成要素，而且历史叙事里有虚构成分--才会威胁到历史学家。然而，藉由挑战那种区别，历史学家能够扩展关于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的定义，也因而协助这门学科转化成一种更具创造性、自觉、批判性的事业。
一如怀特自陈，当他主张一切的历史叙事皆包含想象/虚构的成分时，此说无疑引发了历史学家的愤怒。因为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迥异于小说家；他们处理「真实的」事件，而小说家只处理「经过想象的」事件。然而，别忘了，小说家与诗人赋予原先似乎成问题的事物，一种可认识的、熟悉的、学科规训的形式，来让人了解，而历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就此而论，无论指示对象是真实的或经过想象的，均非重点所在，因为理解它们的方式是相同的。这一点绝非贬低历史学的知识地位。重点在于，历史学家能否对于他们所涉及的论述可能是如何运作的问题，能够产生一种反观性的了解。人们再也不能声称，其对过去的看法实际上就是过去本身。如果我们因而承认并厘清吾人书写的历史具有虚构成分，那么我们对于历史论述的理解，将会提升到一个比我们当前所拥有的还要高的自觉意识之层次。有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怀特所言的警语，似乎又更具体了：
历史教师对于教导历史写作无能为力，他却不感到懊悔的理由是什么呢？历史所的研究生极力想理解、仿效授课教授似乎在推崇的模式，但此模式的原理却是未知的，那么，他却不感到绝望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含有虚构的成分，我们就会发现，关于语言理论和叙事本身，可以作为历史书写学更精巧表述的构成基础，而不是单单告诉学生去「发现事实」，然后把「真正发生了什么」写下来。
在我看来，历史学门……在今日的处境相当不妙，因为它忘记了其源于文学想象中的视界。为了在表面上看来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历史学门压抑且否认了自己最伟大的力量源泉和更新的力量。藉由把历史学重新拉回到与其文学基础的密切关系上，我们不祇该防范纯粹的意识形态扭曲；同时，我们也该掌握那种历史的「理论」，没有那种「理论」，历史就根本不可能是一门「学科」呢！ 45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还能语带轻慢地说，《万历十五年》不是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吗？
五、余论
最后，是若干结论性的看法。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提的那些问题，并做出回复。其一，《万历十五年》是部历史著作而非历史小说。其二，学术性的历史著述不必然是分析性的，而叙事性的历史论述也可以是学术性的。这两点回复，至此应当是明白不过的。
历史学自十九世纪成为一门学院中的学科以来，自我定位上一直摆荡在艺术与社会科学之间，其间虽历经几番的论战，至今仍然有争议，不过，学院中的历史论述朝社会科学倾斜，则是不争的事实。往昔，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英国史家艾克顿（Lord Acton）所标举的「定论历史」（the ultimate history），虽说祇能是个「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然而，让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之一员的企图，并未止歇，例如，计量史学的出现便是其症候。诚然，分析式、专题式的历史书写是历史学界中难以逆转的主流，即使有所谓「叙事史学的复兴」，亦不可能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趋势。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历史叙事亦包含分析观点，同样的，分析式的历史也具有叙事的成分。以叙事或分析、抑或调整两者的比例，来作为表述历史的方式，牵涉到史家的个人抉择与关怀，至于具体作品之内容的优劣长短，学术规约并非决定性的判准，至少，时间的考验也是一种试金石。
六○年代以降，人文学科历经「语言学转向」的洗礼之后，历史家对于作为表述实在的工具之语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语言并非一全然透明的中介物。于是，对于历史论述之界线的重新界定，尤其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感受性。因此，怀特便指出，「挡在当代历史学家前面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他们在作品里会利用语言学模式来协助他们，……而是他们会选用什么样的语言学模式。」46 当然，历史学不单是仿学虚构而已，因为历史学家势必要处理过去实际发生过的事物。而我们需要的是，对于历史与文学的关连，以及历史论述中的虚构成份，重新做一思考。
如同怀特告诉我们，与文学自觉性稍差的其它历史研究者相比，不论米歇列（J. Michelet）、兰克（Ranke）、托克维尔（Tocqueville）、布克哈特（Burckhardt）、赫伊津哈（Huizinga）、马克思、黑格尔、或史宾格勒（Spengler）的作品，显然都更具「艺术性」和「文学性」。而他们的历史论述中的文学和艺术成分，并未限定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反倒是使他们免遭最终的否定，也使他们在历史学的「经典」地位中确立了地位。他说，我们至今仍旧推崇其作品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典范，乃因我们赞赏这些经典经作家「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尽管我们早就不相信他们的学说，或者他们对其力图说明的「事实」所提出的那些特定的解释。
47同样的，未来，人们或许已不再相信黄仁宇所倡议的「大历史」、「历史上长期合理性」、「数字上的管理」等概念，对「中国的出路」的看法，以及他对某一给定的历史「事实」所提出的解释，然而，黄氏的历史论述中的文学和艺术成分，是得以让他的作品，一如前述的那些作者那般，免遭最终的否定。怀特的一段话很适合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兹征引如下：
当我们将一部历史名著搬出科学领域，以便使其在文学领域内被尊为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对待英国作家吉朋（Gibbon）之作品的--我们最终赞赏的是，历史学家对于具有可塑性、比喻性及语言性的一种力量的把握。佛斯特（Robert Frost）曾说过：诗人一旦上了年纪，他便「没入」哲学之中。一部历史名著……一旦成为过去，它就再生为艺术。48
《万历十五年》即可做如是观。
注释：
1 例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出版时间为1989年10月，至2000年3月，已发行第28刷；《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出版时间为1993年10月，至2000年10月，已发行第35刷；《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台北：联经），出版时间为1991年11月，至2000年7月，已发行第11刷。
2 该书自1985年4月发行初版以来，至1993年9月已有25刷的销售数量，而1994年1月所发行的增订二版，至2000年8月也有30刷。就台湾的历史学著作的发行状况而言，《万历十五年》的销售记录虽不能断言是「绝后」，但至少可以说是「空前」的。以下的讨论，凡涉及该书的部分，径标出页码而不另外作注，至于引用的版本则是增订二版，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2000年8月。
3 详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页324－5。
4 《万历十五年》封底上的介绍提及英文版于1979年出版，此说有误。
5 参见Lawrence Stone, "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 3-24.
6 详见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Michael
Kamme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34。 7 参见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Y.:
Vintage, 1963。
8 有关年鉴学派的历史，详见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Peter Burke着，江政宽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89》，台北：麦田，1997。
9 Lynn Hunt, "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ales Paradig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1（1986）: 209-24.
10 Gareth Stedman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 上述的趋势发展，主要参考Lynn Hunt, " Int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of
California, 1989, pp. 1-22。
12 详见周梁楷，〈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甘乃迪」和「返乡第二春」（按：即「马丹?盖赫返乡记」）为讨论对象〉，《当代》（74），1992年6月，页59－60。
13 Stone, "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p. 8.
14 Eric Hobsbawm, "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Some
Comments," Past and Present, 86, 3-8.
15 依序参见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7；中译本，刁筱华译，《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和婚姻》，台北：麦田，2000；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 tr.
Barbara Bray, N.Y.: George Braziller,1978；中译本，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北京：商务，1997；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 John and Anne Tedesch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Imposture and Identity in a Sixteenth-Century
Vill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译本，江政宽译，《马丹?盖赫返乡记》，台北：联经，2000。
16 Jonathan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Y.: Viking Press,
1978.
17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页328。
18 例如，黄仁宇说道，张居正未回籍丁忧，引起反张派向万历参奏张氏贪恋禄位，最后倒张行动因皇帝挺张而告终，除了办事进士邹元标又继续上疏弹劾之外，没有人敢再提张居正的不忠不孝。「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祇予廷仗并充军贵州。此人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页30）
19 高承恕，《理性化与资本主义》，台北：联经，1983，页39。
20 Jonathan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Y.: Vintage Books, 1989；中译本参见黄秀吟、林芳梧译，《胡若望的疑问》，台北：唐山，1996。
21 详见Bruce Mazlish, " 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 History and Theory, 31, 2 (1992), p. 294。
22 Georg Luka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 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 N. J., Alt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78, p. 19.
23 Ibid., p. 42.
24 Ibid., pp. 63-4.
25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1988，页194。
26 同上，页97，285。
27 同上，页177。
28 同上，页283。
29 黄仁宇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呼应了「一国两制」的提法，他认为一国两制虽有长处和风险，不过重点在于，一国两制的精神所需要的是「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祇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在当时两岸的对峙局势中，黄氏的此一论调颇耐人寻味。在此，限于主题不拟多谈。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页338。
30 《马丹?盖赫返乡记》，页24。
31 同上，页xxiii。
32 同上，页11。
33 同上，页60。
34 同上，页75。
35 同上，页xxxv。
36 部分书评所质疑的正是针对这一点，例如，参见许津桥，〈历史想象与社会结构--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台北：圆神，1987，页164－5。
37 引自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的封底书评。
38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9.
39 Ibid., p. 39.
40 Ibid., p. 50.
41 Ibid., pp. 47-8.
42 Ibid., p. 98.
43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7, pp. 66, 24.
44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127.
45 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s.)
Robert H. Canary and Henry Kozicki, Madison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p. 61-2.
46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 188-9.
47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 99.
48 Ibid.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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