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家国之忧

——感怀杨小凯先生英年早逝

军都夫子

我关注杨小凯先生，是在读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之后，此前只是大抵知道经济学界有这样一个海外学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读到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便觉眼前一亮。该文给我留下三点深刻印象：一是作者颇具反思性格，竟然犀利地批判自己文革时因言获罪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中所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思想；二是作者思想架构开阔、问题思路清晰，虽然专攻经济学但关于共存和制衡式的政治民主以及私有权的政治功能的见解对于我们这些法学、政治学专业的学者来说都是极富有启发意义的；三是文章里中对中国政治问题透着一股浓烈的关切之情，而作者本人属于典型的政治“三无”人员，既无官位，又无政治法律专业学者身份，甚至还是海外学者。我便特别留意了杨小凯的大名，并由此激起了仔细阅读他的其他作品的兴趣，一发不可休止。只是隔行如隔山，一直没有机会请教，后来又听说他病重不便打扰，谁知竟成终生遗憾。 今年5、6月间，我主持的“法学时评网”转向宪政公共论域着手策划几个宪政学术思想专题，其中之一便是以他为主角的论战专题“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 （杨小凯 VS 林毅夫），预备7月中旬向读者推介(见文后“附录”)。杨小凯先生论战的基调论文，是他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及与萨克斯、胡永泰合著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杨小凯一方认为，撇开政治体制改革而单纯进行经济改革，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有效的经济转型的核心应该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只有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而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差得多。杨小凯大声呼吁：“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我们认为，在扬经济体制改革而抑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这场论战算得上我国经济学界顶尖级别的一次论战。在“荐语”中,我们称其为转型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战。

期间，时评编辑开始在论坛选贴杨小凯相关主题的作品，进行网路“预热”。不料噩耗突如其来，7月7日，有网友转贴了杨小凯先生当日辞世的消息。开始我不敢相信，经反覆确证属实，悲恸难禁，便于7月8日凌晨在网站首页发出悼念信息。之后，其他法律网站也跟进悼念。7月11日，我们即期将“制度创新和宪政转轨”论战专题推出，一场纯粹的学术思想论战的推介活动，瞬间转化为一场沉重的悼念活动。在后来的“站长手记”里，我们如此回顾到：“为什么一个经济学家的去世却在法学界引起了如此震动？因为每一次的悼念活动，都是对中国20世纪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重温，都是对一个伟大心灵的领略，也是一次良好的自我教育和反思的机会。这些值得我们悼念的人，已经突破了专业和学科的限制，感动着有志于思考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所有人。”

纪念一个人是件沉痛的事情，尤其是纪念杨小凯这样一位深患家国忧思的海外华人学者。杨小凯先生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催动我们的绵绵怀念之情。他首先是一个学者，术有专攻，作为学者的杨小凯，他的主要贡献当然是在经济学专业方面，只要阅读他的几部经济学著作，如《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即使是外行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个顶尖级别的经济学家；他更是一个思想行者，始终警醒处世直至使自己殚精竭虑，他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学说和思考方式都不是只要解决某些个具体学术问题，而是从寻找理论原点和颠覆既主流方法开始，直指学术思想框架之重构，这种思考结论无论正确与否，仅其追问的原始性和贯注于观察的整体性便足以彰显他卓越不群的思想能力。然而，在对他的作品的阅读中，令我们感受最强烈的似乎还不是他的这些独特的学术思想，而是他贯彻于思想学术中的一种支撑性的精神力量或曰动力，即深切的家国之忧。他是那种典型的由忧而思，由思而学的公共知识分子。杨小凯先生曾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夫子自道：自己一直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尽管来美国后这种毛病减轻了一点，更关心自己在市场中的比较利益和可能卖得出去的知识产品，但“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病还是有一点。 他的家国之忧，或者说对国家的使命感，何止“有一点”，应该说极其强烈，不论身在何处，中国的政治命运使他魂牵梦绕。为什么他这样一个现代意义的非政治职业的专业学者，已经移居他国并被其主流社会接纳，还要不自禁地自束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才具有的顽固情结？我觉得，传统中国文化对他有一定影响，他个人的特殊政治经历也是个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他所说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极为不健全”，才迫使像他这样的非职业政治家过分关心不是他专业的事。正是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严重错乱，“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文革时期的他的一个巨大质问。为了这个质问，他付出了十年的青春代价，成为政治牢笼里“囚禁的灵魂”，换来一本《牛鬼蛇神录》。还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健全，在经历了大半人生之后，即使是飘洋过海，他也无法放下严复开启的“民主与富强”的思考。杨小凯立于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社会阅历，认定“自由与共和式”的宪政才是中国的政治出路。然而，对于老大的中国来说，国运一波三折，踏上宪政之路何其艰难！关于宪政中国的忧思，是杨小凯先生贡献给中国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杨小凯先生的宪政情结，不只是一股忧思家国的痴情或者政治激情，而也是一种由其毕生学术思想所催生的政治追求。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是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原点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从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重新思考的，这就使得他的研究起点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专业分工或者专业化理论上，在这个视点上他必然关注到斯密同样关注的市场自由、竞争、私有权这些非常基础的问题，所以他挖掘出私有权的政治功能来顺理成章。他提出超边际分析这样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取代主流的边际分析方法，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取决于他的善于进行基础性、整理性思维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就使他有机会把制度、国家组织与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起来考虑，这样宪政问题和宪政经济学就必然落入他的视角。他对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资源的重新挖掘，以及他的实证意识，必定使他关注英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史及其各种有关的决定性制度要素的变迁，那么支撑起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英国式宪政制度就必然为之同情。 通过经济史的关注，他也注意到中国和英国的国家政治的历史性的相似点，因而也就更注重中国政治制度转轨对英国政治制度演进经验的借鉴。通过对于民国经济史的研究，他进一步发现和验证了在缺乏宪政规则的国家，经济发展容易为国家机会主义挟持的问题，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便成为社会发展的毒瘤。所以，杨小凯先生的宪政思想，包括关于暴民民主政治的反思，关于自由和共和的意义把握，关于共存和制衡的政体认同，关于私有权的政治功能的推崇，关于国家机会主义泛滥的问题剖析等，无一不是其经济学术思想的延伸结论，是极为深刻的。他的与宪政有关的文论或演讲，包括《民国经济史》、《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基督教和宪政》均有着独到的论证角度和支持基础，对于往往习惯局限在某些过于内在的视角思考宪政问题的法学、政治学专业人士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杨小凯先生发动的是一种方法清晰、论证系统、实证充备的思想论战。林毅夫先生在《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处回应认为，杨小凯等人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是十分意识形态化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把杨小凯的挑战归结为意识形态立场之争的定论似乎有些轻易了。

失去杨小凯，对于热爱学术研究、向往思想智慧的人来说，首先是失去了一个学者、思想行者，失去了一个学术思想的伟大贡献者。然而，对于同时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来说，失去杨小凯，则无疑是同时失去了一个“国士”。国士，国政之贤良也。《左传·成公十六年》云，“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对于政治上积重难返的老大中国来说，国士何其珍贵！张永生君在一篇悼文中提到：小凯病危之际仍在关注中国的宪政问题，想听国内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宪政问题，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曾专门要过吴敬琏先生的电话，要同他讨论宪政问题；当得知张永生曾同吴先生谈起他的宪政思想，小凯忍不住要说话，但又发不出声音。呜呼，壮哉，痴迷宪政中国竟至于此！杨小凯英年早逝，乃国士之殇！今国士既殇，吾人情何以堪！这大约也是关注政治文明和宪政建设的华人知识分子长时期感到悲恸的一个缘由。 2004年8月20日

（军都夫子，“法学时评网”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