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李泽厚：论严复（节选）

转自中国学术城

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四大代表之一。对这一点，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解放前不必说，“译才并世数严林”，人们把严复看作与林纾—样的著名翻译家。实际，严与林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和贡献上，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完全不能并列的。1949年，毛主席总结中国民主革命数十年经验时，提出严复是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的代表人物，曾使好些人出乎意外。对洪、康、孙三人在中国近代先进代表地位是没人怀疑的，他们不但代表了中国近代三大先进思潮，而且本人也都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列，叱咤风云指挥斗争的政治活动家和领导者。严复显然不具有这种著名作用和显赫身份，他何以能与上述三人并列呢?不是谭嗣同，不是章太炎，不是其他当时更有声势和名望的人物，而偏偏是严复?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研究。解放后有关严复的论著仍寥寥无几，在好些论及中国近代思想界先进人物的文章中，也经常看不到严复的名字。……
本文认为，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不是甚么“法家”，也不在于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而在于他是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所走到的崭新阶段，他带给小国人以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起了空前的广泛影响和长远作用，这种启蒙影响和作用不只是在戊戌时期和对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对后几代的年青的爱国者和革命家。所以，尽管严复本人在基本政治倾向上属于戊戌时期的改良派，但把他的客观历史地位、意义和作用框限在改良派或戊戌时期，又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林则徐主纂《四洲志》、《华事夷宫》，魏源编写大部头《海国图志》开始，先进的中国人路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千辛万苦的艰难道路，到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前，历时八十年。中间经历了好几个重要阶段。象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郑观应《易言》(即《盛世危言》)为代表，提出向西方学经济学政治，主张“藏富于民”，“开议院以通下情”等等，是一个阶段。象九十年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创造性地提出一套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作为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又是一个阶段。它们标志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这条“天路历程”中不断上升的几个界碑。但是，郑观应等人提出的，只是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至于这些政策措施的理论依据是甚么，亦即西方资本主义种种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实质是甚么，人们还是茫然。当时所能读到的西学译书，不过是些《汽机问答》、《格致汇编》、《万国公法》之类，从这些译作中得不到上述问题的解答。康有为、谭嗣同正由于迫切感到现实斗争需要理论的指导，才“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写了一些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混合着一大堆从孔孟、陆王到唯识、华严的封建杂烩，“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同上)无论是装在“公羊三世”套子里的庸俗进化论，或者是《仁学》里人权平等的政治呼号，都半是荒唐，半国人以发聩震聋的启蒙影响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立即作了当时正涌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派的重要的精神食粮，煽起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走上革命道路。固然这主要由于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而《天演论》在思想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正如当时革命派所公正指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民报》第2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
然而，《天演论》的作用还不止此。人们读《天演论》，不只是获得了一些新鲜知识，尽管例如破天荒第一遭儿知道西方也有并不亚于中国古圣贤的哲人，“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鲁迅)，的确使人倍感兴趣；也不只是获得对某些问题甚至是救国之类的大问题的具体解答，尽管这种解答的确掀起了上述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更独特的是，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晚清末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加速度地瓦解崩溃，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不同于封建土大夫的新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迅速涌现，严复介绍过来的这种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正好符合他们踢开封建羁绊，蔑视传统权威，锻炼身体与自然界斗争(封建社会是根本不讲体育的)，走进入生战场，依靠自己力量去闻出道路来的需要。而这种观点和态度，又是以所谓“科学”为依据和基础，更增强了信奉它的人们的自信心和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力量。自《天演论》出版后，数十年间，“自强”、“自力”、“自立”、“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盛行不已，并不断地广泛地被人们取作自己或子弟的名字和学校名称。今日老人中，此类名号恐还有不少。这就深刻地反映了严复给好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一种非常合乎他们需要的发奋自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天演论》独创性之所在，也是这本书及其思想长久风行、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然，用“物竞天择”的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是并不科学的。如恩格斯所指出：“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马克思恩格期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天演论》和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后，其社会影响也就消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代和远远超过了《天演论》的影响、作用和地位。



三、 验论及其归宿
如果说，《天演论》带给人们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对严复本人来说，并不一定是很自觉的事；那末，用培根、洛克和穆勒等英国资产阶级的经验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就是他非常重视，十分自觉助工作了。许多文章也都讲到，严复用唯物论的经验论批判以陆王心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封建唯心论的先验论，这里不再重复。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严复从一开头就非常重视哲学认识论。他提到哲学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考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整个问题，并明确认定认识论是关键所在，这才是严复思想一个很突出的地方。
严复驳斥那种认为“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即西方只讲求所谓实学的肤浅看法，指出问题不在虚实，“中国虚矣，彼西洋尤虚”（《原强》）。西方所以船坚炮利，国力富强，经济政治制度所以比封建中国精良优越，正在于它们有各种近代基本理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基础和依据，而所以有这种种科学，又正在于它们都以新的认识论——逻辑学为指导。这种认识论——逻辑学就是培根开其端的经验论和归纳法。他说，“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所无往而不能虚”。（《救亡决论》）“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指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在医学上的重大贡献)。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不得不以柏庚(即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原强》）。严复把富强之基归于科技，科技之本在于方法，即培根提出的哲学经验论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是指一切科学认识必需从观察事物的实际经验出发，“其为学术也，——皆本于即物实测”(《原强》)。“古人所标之例，所以见破于后人者，正坐阙于印证之故。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穆勒名学》部丙按语)。不是书本，而是实际经验，才是认识的出发点我检验的标准。因之，“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西学门径功用说》）。“故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原强》)“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原宫》译事例言)所谓“内籀”，是相对于“外籀”(演绎)而言的归纳，它是上述认识论所具体采用的逻辑方法。严复认为，一切科学真理必需通过归纳法而设立，“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原宫》译事例言)。“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救亡决论》)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法，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学”而发的。严复将“西学”与“中学”作了一番比较。他列举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八股、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以及辞章、书法、金石等等“旧学”中学”，“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救亡决论》），“其为祸也，姑于学术，终于国家”(同上)。
严复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学术根本问题在于不从客观事实的观察、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演绎的前提来自主观臆造或古旧陈说，是“师心自用”的先验产物。“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穆勒名学》部乙按语)。“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同上，部甲按语)。“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同上，部乙按语)因此，讲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脱离现实，墨守陈说，推论过程即使不错，但前提完全错了：“原之既非，虽不畔外籀终术无益也”(同上，部乙按语)。原因仍在于前提不是来自实际经验的归纳，而是主观臆造的，“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同上)。
与康有为等人欣赏陆九渊、王阳明不同，严复用唯物主义经验论，着重批判了以陆王心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严复在《穆勒名学》中一再提到“良知良能诸说，皆洛克、穆勒之所屏”(部丙按语)，认为一切真理都由归纳经验而来，没有甚么“良知”“公例无往不由内籀，……无所谓良知者矣”(部乙按语)。严复还明确指出：
“西语阿菩黎诃黎(即先验的，a priori)，凡不察事实，执因言果，先为一说以概余论者，皆名此种。若以中学言之，则古书成训，十九皆然。而宋代以后，陆王二氏心成之说尤多。”(《穆勒名学》部乙按语)
“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救亡决论》)
严复对陆王心学的批判，把由培根到穆勒的英国哲学经验论，即严复所谓“西学”，是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先验论，即严复所谓“中学”，从方法论认识论的哲学高度上对立了起来。这就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要远远深刻。
总之，只从传统的“古训”、教条出发，“不实验于事物”，“不察事实，执因言果，先为一说，以概余论。”(《穆勒名学》部甲、部乙按语)这才是中学不如西学的问题所在。“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即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原强》)这种教条主义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必需予以打倒和废除。必需“即物实测”，从实际经验出发，观察、归纳、综合，才能得到“无往而不信”的科学“公例”，即普遍原理、原则。“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原富》译事例言)掌握了这种“公例”，就可以普遍应用，驾御各种繁复变化，是“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天演论》自序)。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得出原则“公例”，然后再普遍运用，这就是严复所要大力提倡的哲学认识论。他所以不惜花费最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翻译《穆勒名学》，这部书所以能与《原富》、《法意》两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古典名著，同成为他所着意译出的“数部要书”之一，原因就在这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时负盛名，被认为英国经验论的最大代表，其《名学》一书被看作集归纳法大成的名著。严复翻译它，实际是想把从培根、洛克开创的英国经验论搬过来，所以在《穆勒名学》按语中经常提到培根、洛克，在一开始“正名”时，便指出“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穆勒名学》部甲按语)，并—再指出，“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同上，部乙按语)。总之他认为，由于培根等人“倡为实测内籀之学”，牛顿、伽利略、哈维“踵用其术，因之大有发明”(《天演论》卷下论十一学派按语)。正因为如此，才取得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严复认为，这才是中国所应学习的根本。
严复这样高度重视认识论和逻辑学，自觉介绍经验论和归纳法，就眼光和水平说，在七、八十年前确是风毛麟角，极为难得。这一点就使他超过了前前后后许多人，是在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反对封建旧学中，他的一个独特标志。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无疑对后人(如对毛泽东同志)起了重要影响。这也表明，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有的代表地位，并非偶然。
但是，唯物论的经验论最终必然要走进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去。培根、洛克之后，有巴克莱和休谟。约翰·穆勒是继承巴克莱、休谟追随孔德(Comte)的不可知论者和实证主义者。人的认识不能超出感觉，物质不过是“感觉的持久可能性”，是穆勒的哲学名言。英国经验论的归宿是这样，他们的中国学生严复也没有例外。由于片面强调感觉经验，轻视理论思辨，迷信归纳万能，严复终于完全投入实证主义，并涂上一层实用主义的色彩。在探讨哲学根本问题时，他不断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巴克莱、斯宾塞与庄周、孟轲、周易以及佛、老拉在一起，认为事物的最终本质、实体是“不可思议”即不可知的，而且也无需去认识，因为它们于国计民生没有甚么干系，没有甚么用处，可以不去管它，可以不去研究议论。对一切涉及哲学根本课题以及宗教迷信等等，均认为既不能肯定，也不熊否定，既不去提倡，也不应反对。严复说：
“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时空中）有其井然不纷秩然不紊者，……为台然之律令，……亦尽于对待之域而已。是域而外，因无从学，即学之，亦于人事殆无涉也”(《穆勒名学》部甲按语)；“朱子谓非言无极，无以明体，非言太极，无以达用，其说似胜。虽然，仆往尝谓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同上)。
严复认为，所谓“不可思议”，不是“不可名言”，也不是“不能思议”。例如看见某种“奇境怪物”或“深喜极悲”“得心应手之巧”等等，都难以语言表达，这叫“不可名言”“不可言喻”。例如热带的人没见过冰，听说水变冰后，冰上可以行走，觉得不好理解，这叫“不能思议”。“不可思议”与这些都不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天演论》卷下论十佛法)这是说，一些哲学问题推到最后时，便不知真谬，不可思议了。例如“天地元始”(世界来源)““造化主宰”(上帝存在)“万物本体”，佛说“涅槃”，以及时空、精神、力等等，便都是这种“不可思议”。“虽在圣智，皆不能言”(同上)。“追求一切事物的最最终极的原因，就必然会遇到这种“不可思议”。哲学本体论的种种问题，就正是这种“不可思议”。
“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说也。”
“老谓之道，周易谓之太极，佛谓之自在，西哲谓之第一因，佛又谓之不二法门，万化所由起讫而学问之归墟也”，“不生灭，无增减，万物皆对待而此独立，万物皆迁流而此不改，其物本不可思议，人谓之道”“常道常名，无对待故，无有文字言说故，不可思议故”(《老子评点》)。“是以不二法门，文字言语道断，而为不可思议者也”)(《穆勒名学》部甲按语)，“问上帝有无，实问宇宙第一原因，……虽不设，可也”（同上）。严复认为，这种世界的本体既是不可认识的，也就不必去讲求这种“心性之学”，实际是反对思辨理论，认为这种学问没有实用，“不必亟求其通”，感知对待之域而外，“固无从学，……吾闻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不必亟求其通也”(《穆勒名学》部甲按语)。本体论如是，认识论也同样。严复认为，“心物之按，由官觉幅，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本，不得径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天演论》卷下论九真幻按语)，他举例说，圆红色的石头的圆、红、坚，都只是我们主观的感觉，并不属于物体自身，“是三德者(指圆、红、坚)，皆由我起”，“则石之本体，必不可知；我所知者；不逾意识”，因之，“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更骛高远，真无当也”(同上)，主张不必去追根究底，好些问题可处之于一种非信非疑的态度。“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故哲学大师如赫胥黎、斯宾塞诸公皆于此事谓之Unknowable(不可知)，而自称为Agnostic，(不可知论者)。盖人生知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论不议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严复家书见《严几道先生遗著》，新加坡1959年版)
在严复看来，万物本体既不可知，“可知者止于感觉”。因之尽管严复承认自然规律有其普遍必然性质，(“不同地而皆然，不同时而皆合”)认识、科学赖此而立，但这也只是感觉现象的所谓“对待之域”，“对待为心知止境”，这就是认识的有限范围。尽管严复认为外物是认识的原因，我的认识是外物作用的结果，但所认识的究否外物，还是不能肯定的，这种离开认识的外物存在也没有意义，“必有外因，始生内果。然因同果否，必不可知”(《天演论》卷下论九真幻语)。“我而外无物也。非无物也，虽有而无异于无也。然知其备于我矣。乃从此而黜即物穷理之说，又不可也。盖我虽意立，而物为意因。不即因而言果、则其意必不诚”(《穆勒名学》部甲按语)，承认有外因才能生内果，但同时又认为离开果(我)也就谈不上什么因(物)，即使有这种独立于我之外的物，也是不可知的，等于没有一样。于是，“积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只有“意”“我思”才是唯一无可杯疑的。“我”(思维的我)是积“意”而成。“是实非幻者，唯意而已”(均《天演论》卷下论九按语)。严复的不可知论与主观唯心论终于混同在一处了，巴克莱、笛卡尔、穆勒……被严复一古脑混合起来了。
严复这种哲学认识论不能不影响其政治思想，表现出一种主观主义的随意性。在政治思想上，严复原来就存在着一个思想的内在矛盾和理论的恶性循环，即一方面认为要国家富强，首先有赖于组成国家的无数细胞即国民个体的“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着重个人在经济上、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竞争和发展。这当然与他接受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有关，是斯宾塞的这种理论的具体应用。而斯宾塞理论的哲学基础，又正是英国经验论已走进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产物。“斯宾塞非正式建文而是暗中以之为前提的现象主义，是从巴克莱到穆勒的思维经验方式的共同财产，是斯宾塞精神生活在其中成长发展的那个传统的一部分。”(梅兹：《英国哲学百年》第105页)这其实也是严复的精神生活在其中受到熏陶培育的“传统”。这个“传统”已是英国经验论的没落之流的实证主义，斯宾塞便是著名的实证主义者。严复虽然提倡“即物实测”，但他自己并未做到。相反，由于他严重脱离群众和群众运动，甚至当年改良派所掀起的变法活动，他也是相当脱离的，关在书房里，纯从自己主观片面的感觉经验出发，认为中国人民的德智体基本素质都很落后，因此没有实行政治变革的基础，这与认识论上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