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李扬

被“妖魔化”的学术论争--兼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的异见与共识

　　【摘要】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学术论争。本文梳理了"新左派"的命名及论争源起的过程，指出：在正常的情况下，论争有助于人们认清问题的实质，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双方并不是在学理层次上进行平心静气的学术探讨，而是陷入了意气之争，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在论争当中双方总是极力将对方"妖魔化"，指称对方与"现政权意识形态"关系暧昧，从而置论敌于"不义"的地位；其二，论争双方对对方的批评往往基于一种感情推断，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次论争的学术意义。本文认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既有共识也存异见,他们都认为我们的社会陷入了一场合法化危机之中，特别是当话题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时候，他们的理论诉求则渐趋一致。只是在如何解决"合法化危机"的方案上两者才陷入了矛盾与对立之中：自由主义者强调发展优先的原则；而"新左派"则强调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公正"和"民主"问题，严格说来，这场争论只是自由主义内部左翼与右翼的争论，甚至类似的争论从自由主义思潮诞生的那刻起就没有止息过。但在世纪之交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两者搁置争议、走向融合的"第三条道路"似乎渐趋成形，而且颇有成效，这是值得我们的借鉴的经验。

　　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即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这场跨世纪的民间学术论争中，"新左派"强调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公正"和"民主"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发展优先的原则；双方你来我往，剑拔弩张，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态势。应该说，双方所讨论的都是中国所面临的"真"问题，在正常的情况下，论争有助于人们认清问题的实质，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建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论争场面热闹非凡，但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反而陷入观念的壁垒而难以自拔。原因在于此次论争感情的激愤要多于学理的清理，甚至总是极力将对方"妖魔化"，指称对方与"现政权意识形态"关系暧昧，从而置论敌于"不义"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激起论敌更大的义愤，进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情感交锋。为了不使我们的研究也陷入这一怪圈，还是让我们从"新左派"的命名和论争的源起开始清理双方的学理思路。

　　一命名与源起

　　中国的"新左派"称谓最早出现在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在这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上，青年学者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时称中国出现了"新左翼"。他在文中指出，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出现应该说是对于财富再分配过程中种种不合理现实的一次反动，站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角度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秩序进行批判，新左翼理论的各种探索无疑是极富启发性的，它为改革开放进入到实质阶段的中国人民重新思考现实和历史，提供了许多崭新的观点。1 从此一些秉持批判立场的大陆学人有了"新左翼"或"新左派"的雅号。应该说明的是，尽管自６０年代就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这一阵营，但在中国大陆的本土语境里此"新左派"却非彼"新左派"，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的"新左派"与中国过去的"左派"挂起钩来，说他们是"从坚持社会主义的原版意义出发，谴责斯大林体制是没有真正实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以及没有实行真正的直接参政的人民群众大民主。"2 由于"左"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的恶绩昭彰，基于对"左派"政治的本能反感，被列为"新左派"的学者对这一称号并不认同，汪晖在一篇文章中就说："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3 像以往学术界的情况一样，当事人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学者们使用这一概念，于是，"新左派"这一称谓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从目前争论的情况看，被划归"新左派"学者有：崔之元、汪晖、甘阳、黄平、王绍光、胡鞍钢、韩毓海、何清涟、王晓明、王彬彬、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旷新年、张旭东等人。

　　相对于"新左派"而言，"自由主义"的命名则要简单的多，它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一脉相承，更多地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一直试图运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来诠释中国的发展前景。具体讲来，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他们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卷入全球化，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正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进步，为了社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在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上，强调自由先于民主；在效率与公正的关系上，强调发展优于公正；他们认为社会分化是发展的必然代价，完全没有必要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而放弃对效率的追求，效率最终将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自由主义者将市场经济看成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一旦市场经济到位，有限政府到位，民主也就水到渠成。"4汪晖因此称他们为"市场主义拜物教"5, 被列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有朱学勤、徐友渔、樊纲、盛洪、汪丁丁、贺卫方、季卫东、冯克利、邓正来、刘军宁等人。

　　论争并不是从１９９４年对"新左派"的命名开始的，而是导源于"新左派"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１９９７年王彬彬在《天涯》上发表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拉开了这场论争的序幕，在这篇文章中，王彬彬指责自由主义"反对任何激进的态度，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自由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视"，他以严复、胡适、周作人为个案分析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紧要关头的转向，指出："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在特定的历史关头，会走向极权主义，拥护专制、独裁。"但公正地说，尽管王彬彬所列举的事实都有真凭实据，但是，他显然故意忽略了中国自由主义者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抗衡的一面，这似乎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即以胡适为例，在他的一生之中，就有许多时刻站在了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一边，被官方所不容。因而他的这篇文章情感的渲染大于学理的分析，也正是因为如此，徐友渔在《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一文中对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锋。１９９８年，韩毓海在《天涯》第５期上发表了《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的一文，称"在某些奢谈'市场'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为对立面，而是以公共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公民道德'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提出并且被捍卫的。"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可能连现代意义的'公民'都算不上。"这篇充满火药味的论战之作直接导致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剑拔弩张的局面。同年第６期的《天涯》杂志在刊登汪晖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同时，在该期的护封上正式宣告了"争论浮出水面"，至此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

　　二被妖魔化的学术论争

　　应该说，无论是"新左派"所强调的公正与民主，还是自由主义所重视的自由与市场，都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真问题"。在正常的情况下，学术论争有助于人们认清问题的实质，找出解决的办法，从而在根本上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然而，面对９０年代后期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中国学术界并不是从学理上探讨、梳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而在更大程度上卷入了知识界内部的"话语权"的争夺，虽然表面上学术讨论热闹非凡，但这热闹背后所蕴含的并不是对具体问题的言之有据的理性分析，而更大程度上是党同伐异。这一点在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论争中人们关心自己的学术地位甚于关心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急切的现实问题，这使原本非常富有现实针对性的争论流于表面的形式，这不能不让一直关心着中国学术发展的我们感到些许的遗憾。

　　阅读论争双方的文章，让我们感到惊异的一个事实是，尽管中国已经远离了"极左"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论战双方似乎并不是在进行平心静气的学术探讨，而是极力将对方"妖魔化"，进而在政治上置论敌于"不义"的地位。公正地讲，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处于官方体制之外的边缘状态，但在论战中，论争者出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本能拒斥，都极力指称自己的论敌与"官方"合流：在"新左派"看来，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正"变得日益保守，甚至正在成为与原有秩序合流的当代最重要和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6 甚至说他们"为右派政治提供了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借口"7 ，是强权政治的罪魁祸首，"自七十年代末，西方世界的里根、撒切尔政权正是利用了福利国家制度出现的问题，借助右派自由主义思想，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正是这个政治开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旨在灭绝人类的'星球大战'计划，展开了最严酷的军备竞赛。"8 而自由主义者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责"'新左派'和现政权意识形态关系暧昧，指责'新左派'的观点会导致民粹主义，甚至会为现政权强化专制提供藉口……"9 甚至说他们"不是从知识分子２０年来的基本共识即所谓'右翼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坚持社会主义的原版意义出发"的10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这种急于给对方扣政治帽子的做法都是有违学术讨论的宗旨的，它非但于学理的深入探讨无补，而且只能使人们更加情绪化地理解对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正常的学术探讨变成了政治煽情。

　　双方的论战文章，少有严肃的学理探讨，而更像是一场感情游戏，对对方的指责也往往是建立在情感推断上，基本上不进行文献的征引。这一点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的尤其明显，如朱学勤先生在论争中这样概括"新左派"：在基本国情的判断上，"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11 还是这个朱学勤先生，在长江读书奖风波乍起的时候还在网上说过一句话："（新左派）既然标榜的取向是反对市场经济、国际资本，怎么又向国际资本拿钱给自己发奖？"12 我们且不管"读书奖"是三联书店还是"新左派"拉来的这一基本事实，只是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新左派"的"抵制""国际资本"确实令朱学勤先生深恶痛绝，但我们不明白的是，是谁声称要抵制"跨国公司的入侵"和"市场经济"？是崔之元、王绍光、胡鞍钢，还是韩毓海、汪晖？如果从总体上来分析的话，似乎"新左派"并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朱先生既没有告诉我们这话出自谁之口，也没有文献的征引，这一判断是似乎是建立在自己的幻视的基础上的，无异于堂吉诃德战风车。

　　在论争当中，不但对对方理论观点的概括是基于感情判断，甚至在涉及极为严肃的学术问题时依然如此。如在谈到"计划经济"时，一位作者说："３０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２０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经济自由主义是人类的大智慧，只有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才能看出它的巨大价值……走上计划经济的弯路，起因于对经济自由主义价值的抛弃；而市场化的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我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带来我国文明的复兴。"13 这一判断似乎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不相吻合，我们不知道作者这样说的学理何在？自由主义是人类的大智慧确实不假，但是，将自由经济说得天花乱坠与将计划经济说的一无是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严谨也没有道理。凯恩斯革命发生在３０年代，在此之前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说是古典经济学，正像有些论者指出的那样,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制度能自动使社会资源有效达到最优配置的完美世界，但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无所不能的美妙幻觉，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市场制度的缺陷。"14 因而，在市场理论对３０年代经济危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人们才将目光转向了强调计划的凯恩斯经济学，它对缓释"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经济危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凯恩斯的理论也难以适应发展的社会经济，此后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日益抬头，取而代之。但这并不是说凯恩斯的学说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正像樊纲所说的："在'主流派'经济学家日趋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操古典主义旧业的今天，凯恩斯主义还'没有死'，它还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论著中，继续作为与新古典主义分庭抗礼的一种理论体系存在和发展着。"15 或许，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它会再度复兴为人类拯救危局，因为毕竟市场并不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预期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因而，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曾经有过对经济发展无能为力的时刻，但也都曾起到过挽救危机的作用，正像"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一样，"计划经济"也有它的局限性，而在20世纪经济发展中，正是这两者的交替互补，才使世界经济一次又一次地冲出低谷。

　　"新左派"针对90年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借鉴"鞍纲宪法"乃至"文革"合理因素的建议，这令自由主义者深恶痛绝，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往往是从感情记忆的角度拒斥"新左派"的建议，而并不是具体的学理的回应。从逻辑上讲，过去的梦魇并不一定不包含着某些合理化的因子，即以世界政治思想的发展为例，虽然黑暗的中世纪曾经留给人们苦难的记忆，但正是这给人们带来苦难的封建制度，不但包含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因素，而且也是现代的宪政主义的起源；16 而自由主义所崇尚的代议制度则更是直接产生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正像卢梭所说的：代表或者议员观念"是近代的产物；它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17 显而易见，过去的情感记忆并不能替代理性分析，这是我们应该在论争中注意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理论主张与现有体制有所抵牾，受到过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值得引起正直的知识界的同情，但自由主义者也没有必要滥用这种同情，将自己的受难者形象与民间的学术论争挂起钩来：一会儿指责《读书》变成了"新左派"的一言堂，一会儿又说《天涯》是"'新左派'大本营"18，其实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同样是随处可见，似乎也没有人说某某刊物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就是在《读书》和《天涯》上我们依然可以读到自由主义的论说文字，对此现象，《天涯》主编蒋子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天涯》"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２０００年６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19 显然，自由主义者似乎是在在利用着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精神撒矫。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学术态度，它不但不利于问题的具体解决，同时也对中国长远的学术发展不利。

　　三 "第三条道路"：可能及何以成为可能？

　　尽管论争充满了火药味，"新左派"强调民主、公正，而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与效率，但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并不是没有任何共识，如他们都认为我们的社会陷入了一场合法化危机之中，特别是当话题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时候，他们的理论诉求则渐趋一致。只是在如何解决"合法化危机"的方案上两者才陷入了矛盾与对立之中。自由主义者强调发展优先的原则，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相反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并不彻底所导致的。在他们看来，"一旦市场经济到位，有限政府到位，民主也就水到渠成。"20 无怪乎汪晖在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这样概括它的特点："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阄割平等的价值，以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创造贫富的巨大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却否认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21 而"新左派"则强调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公正"和"民主"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在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平等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政府坐视不平等任意扩大是不正常的；不平等的扩大在市场转型中不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使社会相对公平的市场改革之路；不平等的扩大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有效的增长既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改善公平；政府政策偏好对加剧扩大不平等或缩小不平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调整收入不平等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下降是削弱中央实现再分配能力的重要原因。"22 借此他们提出了实行公正、公平的公共政策，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保障每人公民的基本人权，促进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增强落后地区的发展能力等解决对策。或许他们的对策并不能解决现存的所有问题，但他们行文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表现上看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观点似乎是不可调合的，但他们均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知识者群体，而且都是个人自由言说的权力的积极支持者，因而说他们之间既存异见，也有共识。在此情况下，我倒是认为甘阳的一个观点不无道理：目前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自由主义内部左翼与右翼的争论"。特别是从学理上看，"新左派"的批判精神本来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Spitz甚至将批判精神看作是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信条23 。既然双方都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期待，那么，目前我们所应该做的就不应该是"话语权"的无谓争夺，而是应该面向现实，为改变社会不公正现象和发展健康向上的市场经济而竭尽全力，共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由／民主、效率／公正、个人／社会之间的难局，开创一个二者兼顾的新局面。

　　在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中并不是没有人进行过抛开观念壁垒、进行务实的社会建设的尝试。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强调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同时注重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从而开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右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保留社会正义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应当是指行为自主，而后者反过来又需要广大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在置老式的集体主义于一边的同时，第三条道路政治正在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24他的这些观点已经在布莱尔政府中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当选伊始，布莱尔吸纳了很多撒切尔主义的政策，建立了一个兼顾市场活跃和社会公平的社会，布莱尔近期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获得连任即是一个证明。身居工党的布莱尔所走的正是一条不"左"不"右"的第三条路线，这种摆脱了意识形态争执，而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执政风格，表现了一个务实的政府的风范，这让我们想起一句老话："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新左派"的批判意识使我们意识到了两极分化、权力腐败、社会正义的缺陷，但也应该注意到这未必全是市场之过，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一切。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市场的开放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经济腾飞，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当社会不公达到极限，基尼系数达到０．３９的情况下依然闭着眼睛讲市场的话，那么这市场的崩溃已经为时不远，因为，当那些生存权力被剥夺的愤怒的人群群起而应的时刻，你就会发现万能的市场并不万能，到那个时候，一味漠视政府权威的自由主义者恐怕又要指责政府对市场保护不利了。在论争双方的主张都有某种合理性，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片面"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第三条道路"26 的可行性。以秦晖为例，他既写过《淮橘为枳，出局者迷》27 这样批判"新左派"的文章；也写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8 这样的探讨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的论文；他既承认市场发展的优先性，同时也注意发展中的平等、民主问题。他认为，"我们在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结果平等的问题，而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公平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公正问题。"29"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协调，在私权利与公权力领域划分的条件下不难实现。即一方面承认公民的财产权与其他公民基本权利一样属于公理性的或'天赋'的权利，它既不是君主、也不是'多数'赐与的，因此不能由'多数决定'来剥夺。另一方面在私权利之外的公共领域则奉行多数决定的原则，不允许私人产权侵入公共领域而形成权钱交易。至于政治自由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30 他似乎自觉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正是这种兼顾"发展"与"正义"的策略使秦晖超越了"自由主义"／"新左派"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在当下日益森严的观念壁垒面前是难能可贵的。

　　既然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这些体制之争还可以在"三个有利于"的旗帜下偃旗息鼓，那么"左"与"右"之争更没有必要搞得你死我活。既然我们饱受迭现的社会问题的困挠，我们就应该立足经济发展的现场，以解决问题为已任。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他的经济理论必须面对当下，想以自己的经济理论瓦解现有的官方意识形态从而完成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建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认为，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会有一个繁荣而自由的市场，在这一点上说，"新左派"对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呼唤不但不会妨碍市场机制的运行，相反，从长远角度来看，它有利于市场的持久繁荣。虽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早已烟消云散，但在８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要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注释：

1 《杨平说：出现了"新左翼"思潮》，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58-59页

2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392页

3 汪晖：《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同时参阅崔之元：《关于《读书》与"新左派"关系的说明》，同上书。

4 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1页

5 汪晖：《死火重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页。

6 韩毓海：《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天涯》，1998年第2期

7 转引自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8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第5期

9 程世则：《贫乏的论争难预期的后果》，《二十一世纪》，2001年二月号

10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11 朱学勤：《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419页

12 转引自秦晖：《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学术权力与民主》，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13 转引自徐友渔：《重提自由主义》，《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284页

14 吴良健等：《＜自由、市场和国家＞译者前言》，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5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1997年版，上海三联书店，第21页。

16 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7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171页－172页

18 韩少功：《我与《天涯》》，《视界》第三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19 转引自韩少功：《我与《天涯》》，出处同上，164页

20 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1页

21 汪晖：《死火重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页。

22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2页

23 see David Spitz, The Real World of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215

24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三联书店，2000年版，68页

26 参见张汝伦的《"第三条道路"》，许纪霖等的《寻求"第三条道路"》，二文均见《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7 《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2月号

28 《读书》，1998年第6期

29 塞疆：《敲响公正的警钟--秦晖访谈录之一》，《改革内参》，1998年第5期

30 秦晖：《相克亦相生》，《公共论丛》，１９９７年第三辑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