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理性民族主义的低调
——《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
1932年5月,中国典型自由主义者胡适及其朋友,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中国人民抗日爱国主义的汹涌怒潮,创办了“独立评论”社和《独立评论》周刊,提出理性民族主义的对日观。这种理性民族主义对日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抉择两难困境的必然产物,并呈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极分化特征。具体分析之,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把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趋向边缘化的原因。
一、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两难困境的产物
自由主义是西方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根本价值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具有不可化约的价值和 尊严,以此为核心,形成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因此它与强调民族集体利益的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紧张冲突关系;当其传入近代中国,这种紧张冲突关系表现的尤为突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因此反帝民族主义取代传统道统,成为近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合理性合法性的地位,任何政治势力,欲在中国生存发展,唯有高举反帝民族主义旗帜之一途。针对反帝民族主义的强势,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在1931年以前,进行了如下顽强的挑战:
其一:否认淡化帝国主义侵略问题在近现代中国的客观存在,片面强调向西方自由主义学习以自强。1922年针对中国共产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宣言,胡适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讥之为幼稚的奇谈怪论,认为“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老实说,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他甚至认为在政治纷乱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租界、东交民巷总税务司、外人控制海关邮政等半殖民地秩序,“是中国的幸事！”因此,只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胡适文存》二集卷三349-352）
其二: 对个人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进行大力诠释和捍卫。个人主义在西方包括道德个人主义和为我主义（egoism)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康德的哲学自由主义,对前者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强调人具有独立于感性、道德自律的自由意志或内在自由,强调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当代自由主义大师波普尔在《开放社会极其敌人》中,将个人主义与唯我主义作了如下区分:
个人主义对立于集体主义,唯我主义对立于利他主义,声称“这种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已成为我们西方文明的基础。。。他也是为康德的主要实践学说（永远承认个人是目的,而不把个人看作达到你目的的手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8,第107-108）托克维尔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作了区别,并指出,“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论美国的民主》625-627）.哈耶克认为英国和托克维尔传统的反理性个人主义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而大陆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是假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月,1-20）。西方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个人占有主义（英〈新帕雷格尔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6月,三册,个人主义,855）,即唯我主义。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较深刻地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价值,但其个人主义理念徘徊于道德个人主义与唯我主义之间。胡适于1917年回国之初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提倡“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都算不得什么”的“纯粹的为我主义”。1920年青年学生从事个性解放的自由结社实践,胡适由此对个人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同意杜威对真假个人主义的区分:“假的个人主义——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利益,不顾群众的利益”,“真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包括独立思想,自我负责两点。他反对脱离社会独善其身的第三种个人主义。1927年胡适的朋友们,徐志摩、陈西莹、杨振声、凌叔华、林徽音、丁西林、叶公超等,结成新月社,创办《新月》杂志,据梁实秋回忆:“实际上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他引述胡适的话说,“狮子和老虎都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梁实秋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他们在《新月创刊号》称:“我们都相信思想的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喜欢稳健合乎理性的学说”,他们“不赞成伤感和狂热,感情要经过理性清滤”（《新月月刊敬告读者》、《新月的态度》）,反对创造社成员的非理性个人主义,主张健康的理性个人主义。
其三、强调民族主义应服从统一于个人主义。胡适针对1925年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指出,“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学生爱国运动并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并不能救国,因此他指出“在这个高唱国家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很诚恳的指出:
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三集《爱国运动与求学》571,卷9）其实这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厢情愿,空言不但不能消除个人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紧张关系,反而导致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爱国学生的对立。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趋向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面临进一步殖民化的亡国灭种危机,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局之下,中国自由主义者爱国本能与其个人主义价值抉择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与紧张,导致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内在的精神分裂,使其陷入无能为力的二难困境之中。由此产生了理性民族主义的对日观。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爱国主义大潮,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经常聚会到一起,无休无尽地争论和战问题,拒蒋廷黼回忆,当他们谈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他“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蒋廷黼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539页）据胡适在《丁文江传〉中称:“大火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就要被毁灭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海南出版社。1993,7月,119页）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他们上面所说的“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的“独立精神”,主要指独立于当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抗日“高调”,而提倡所谓不赶时髦的负责任的理性民族主义的“低调”。胡适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称:“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调子。”（51号,1933,5,21。）胡适等人认为,不受抗日救亡的时髦影响,运用知识分子的理性说话,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当西安读者希望《独立评论》各位不要唱低调,联合起来发个“主张坚决的战争”的宣言,胡适回答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气锋来责备人人都的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当董时进撰文提倡“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胡适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然后他议论说: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作政论的人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发无所苟的政论。（《大公报》,1933年,5,21。）胡适说“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在君和我,蒋廷黼,傅孟真——都把这个态度（无所苟的态度）看作我们宗教一样。”（《丁文江评传》海南出版社1933,122。）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民族主义对日观内容如下:
第一、基本上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拥护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反对1933年和1936年“闽变”和“两广事变”。第二、虽对青年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抱一定同情态度,但主要批评、反对学生的非理性盲动,认为徒添扰乱,于救国无益,劝其读书救国。
第三、寄希望国联尤其是美国的干涉,寄希望国际公法和司汀生的国际主义,反对所谓反帝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
第四、主张妥协自强,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民族复兴抗日救国的前提。这种对日观,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己看来,贯穿着一种为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负责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深思熟虑的理性,即理性民族主义。在民族危机关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由此前将民族主义统一于个人主义的做法,转为将个人主义统一服从于民族主义。这是面临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两难困境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关头的不得不采取的抉择。对一些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较为执着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更深刻的精神分裂,对一些工具理性较强的“事业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意味着自由主义理想的搁置乃至放弃,这昭示着逐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再次分化。下文即详述之: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种类型
《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的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可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类型。所谓价值理性,是指其“理性”是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关怀,民族主义是形式,个人主义是实质;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其“理性”是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的考虑,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或放弃,民族主义已名副其实。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蒋廷黼为代表。
胡适与蒋廷黼的对日观有如下三点相同之处: 其一、反对轻言抗战,主张妥协待时。蒋廷黼在其回忆录中声称他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对日妥协争取时间。当燕京大学大多数师生赞成通电全国反对在锦州附近设立中立区的提议时,蒋廷黼说:“我从台上看到一片举手赞成抗日的手海时,心中不免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评论学生抗日请愿活动时道,“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洗刷不掉的耻辱。”但“爱国口号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虽然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我深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后操纵的。”（回忆录1978,137。）胡适对日本侵华的具体态度,用他在《独立评论》46期《我们意见不过如此》一文介绍,“九一八”事变到1931年11月,他主张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币原向国联提出的五个基本原则,即承认《二十一条》规定的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而当时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不敢接受此卖国条款,胡适却一再表示这是中国失策。他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主和派身上,而看不到日本亡华的必然意志或野心。他在《独立评论》5期《论对日外交方针》,批评国民政府躲在民众“不撤兵,不交涉”的喊声里,而不作外交上的策划,建议从实际出发,接受币原五原则。1932年胡适主张防守热河。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后,则反对与日本交涉,认为中国应该拥护国联,无失国际信义。他们二人均看不到人民中蕴藏的抗日救国的巨大力量,故对抗日持消极悲观态度。
其二、对青年学生反日爱国主义激情泼冷水。热河抗战期间,北京大学生集会要求提前放假,停止考试,蒋廷黼在1933年1月15日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文,认为学生们不能御敌抗战为国分忧,起码不要为国添乱,逃跑就逃跑,何必虚伪地说些抗战的话？胡适对一。二九运动泼冷水:“五四以后罢课正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罢课不但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并且绝不能得着绝大多数好学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这几天鼓励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拨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182号1935,12,22日）他在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学生运动》,认为“实际的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因此他建议学生们守法独立,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准备报国的真正功夫。（同上）他在《独立评论四周年》文章里称,“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在我们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是不是我们的公平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们负道德上的责任！”
其三、将救亡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和美国。蒋廷黼1933年4月9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长期抵抗如何运用国联和国际》,认为中国近代厄运主要原因是现代化迟缓,而现代化的内政与国际关系好比左右腿。因此他认为中国现在
收复失地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国际和国联帮助我国现代化。我们要一改过去反帝国主义的做法,全心全意依靠信任国联。“国联不但是我们联合世界一致对日的好工具,且是帮助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好机关。”胡适亦寄希望于国联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或“司汀生主义”。他在1933年4月2日发表于《独立评论》的《我们可以等五十年》文章,认为“司汀生主义真是开了一个‘国际公法从来没有过的’新局面:就是不承认用暴力造成任何局面。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理想,他的成功与失败是关于全世界人类前途的。这种新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实验场所就是我们东北四省。我们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进攻可以怀疑,可是未来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对于国联决议,当时中国舆论一片谴责,而胡适却认为国联决议,使日本侵略有所顾忌,将争执是非大白于世界,使日本成为全世界道德贬义之下的大罪人,这是其三大贡献。“现在全世界的正义的赞助是在我们方面,全世界的道德贬义是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的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其后,又发表数篇文章。一再主张中国要支持国联,寄希望于国联。甚至国联破产以后,胡适仍然发表《国联还可以抬头》的文章,声称,“我们在这国联最倒霉的日子,还不愿撇弃我们的乐观。...国联的力量也许因为此次失败格外加强。”（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