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与世间恶
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七）
刘小枫

伯林在谈到施特劳斯的“隐微论”时一副不屑的样子：“对我来说，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施特劳斯把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界斥为受到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严重腐蚀，在我看来近乎谬论”。（〈伯林访谈录〉，页40）古代哲人中也有人否认显白说辞是必要的，这就是那些诡辩家。按苏格拉底的看法，诡辩家和政治家都是伪哲人。伯林是不是一个现代的诡辩家？不便断言，但他对待古典哲学的态度，倒表现出启蒙后的哲人致命的自负。
柏林对隐微的和显白的说辞的区分不屑，理由是现代哲人经过了启蒙运动的洗礼。但柏林并非启蒙理性主义的传人，他的思想史研究注重重新发现反启蒙理性的浪漫主义思想的意义。与此相反，施特劳斯的思想史研究注重重新发现近代以前的古典理性主义思想的意义。对于启蒙理性以及反启蒙理性的浪漫主义思想，施特劳斯是否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呢？德国反启蒙理性的浪漫主义思想中，有一股回归古希腊精神的热情。不到三十岁的施莱尔马赫一鼓作气把所有柏拉图的对话译成德文，在德语史上的意义，有如路德把圣经译成德文。施莱尔马赫当然不会不注意到柏拉图对话中关于隐微的和显白的说辞的区分，然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这种区分不过是由于柏拉图要因才施教：显白教诲是对初来乍到的门徒准备的，隐微教诲是为已经跟从老师多年的弟子准备的。两种教诲实质上是同一个教诲，只有深浅的不同。施莱尔马赫已经不能理解，对于柏拉图来说，成为哲人“以一种真实的转变为先决条件”（〈显白的教诲〉，页4）。这种转变就是与基于习俗和律法的世俗道德和政治道德决裂。依据习俗和律法生活，对于哲人来说，意味着生活在洞穴的昏暗之中。哲人已经体会过洞穴之外的生活，如果哲人重新回到洞穴，或者假如苏格拉底重新做人，哲人就得具有“慎微”的美德──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称此为“高贵的谎言”──对于真实谎言的一种模仿。因此，两种教诲绝非深浅不同、而是根本不同的教诲。
为什么浪漫派思想家回到古希腊思想时已经不能恰切理解柏拉图？因为，浪漫派思想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启蒙理性的原则。启蒙理性对隐微教诲的遗忘或颠覆，是否是哲人美德的一种进步，浪漫主义通过批判启蒙理性来推进启蒙精神，是否如柏林所以为的那样，意味着哲人德性又长进了一步？
莱辛年轻时置身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古典哲学方面有很高的休养，但启蒙精神使得他放弃了古典哲学的智能。后来，莱辛偶然重新找回了“我们碰巧生活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和我们为了安宁而不得不继续生活的道理”。（〈显白的教诲〉，页5）于是，莱辛思想又从启蒙精神转回古典智能。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莱辛的回头具有重大意义。启蒙理性要破除习传宗教的“迷信”，让社会生活照耀在理性的光辉之中，启蒙哲人不再“慎微”，因为，他们以为理性化的社会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莱辛却意识到，启蒙运动追求的市民社会“也必然不完善”，古典哲人的慎微不可以被看作过时的德性，因为，基于习俗和律法的专制政治比根本没有习俗和律法──也就是启蒙后理性的专制政治要好。习俗和律法毕竟与专制政治构成张力关系，对现世恶的抑制主要不是通过政治的专制强力，而是靠传统的习俗道德。启蒙哲学清除了习俗道德，现世不可避免的恶不仅只能单靠专制强力来抑制，因而独裁专制统治是必须的，而且专制制度本身也会与恶同流合污。
浪漫主义看到启蒙理性的理想会引导出独裁专制统治的恶的现实性，于是将之归咎于普遍理性的绝对价值论，转而主张历史的相对真理──这就是伯林津津乐道的所谓浪漫主义思想的伟大历史进步。然而，伯林轻蔑的施特劳斯的“魔眼”却从思想史中看到：“莱辛无需等到经历罗伯斯庇尔的专制才认识到，浪漫主义反卢梭（他似乎相信一种对文明问题的政治解决）的基本信念时会宣称相对的真理：莱辛早在一个时代之前便认识到那相对真理的主张，并以有益于通向绝对真理的方式──哲学的方式拒斥了它”。（〈显白的教诲〉，页6）浪漫主义所鼓吹的历史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本来是启蒙运动颠覆古典哲学的德性导致的，伯林却将之看作克服古典智能和启蒙理性的了不起的结果。“你不能对眼睛近视的人说，十里外有座教堂”（维特根斯坦语）。眼睛近视的伯林却说，我就是眼睛近视，怎样呢？（参〈伯林访谈录〉，页41）如此所谓经验理性的自负难道不是致命的？
对思想史显得了如指掌的伯林，为什么就看不到莱辛的回头是岸，施特劳斯却能够看到？一个人只能看到自己能够看到的东西，施特劳斯在莱辛那里看到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施特劳斯发表的第一部论着是1930年刊印的《斯宾若萨的宗教批判》，他后来回忆说，这一研究基于一种强有力的偏见：要回到现代之前的古典哲学已经没有可能。就在该书发表后两年，“并非完全偶然地”，施特劳斯经历了莱辛的回头是岸，并在〈评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1932）一文中表达出来。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猛烈抨击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并非仅仅为了德国民族的政治领导权，而是涉及何为“好的”政治制度以及人类生活的意义和品质问题，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放弃了对何为“好的”政治制度的关切。施特劳斯看出，施米特的自由主义批判的要害正在于此：自由主义为了避免无法避免血腥冲突的自然状态，提出了价值中立的政治观，把保存个人性命和财富（自然权利）视为最高的道德，通过价值中立的自主性文化来避免人类自然冲突的恶。施米特的功绩在于，突破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解，回到真实的人类状况──政治状况，也就是冲突和恶都不可避免的状况，通过将划分敌友作为政治的标准，将政治状况视为永远无法抹去和掩盖的冲突状态（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然而，施特劳斯的“魔眼”却看到，施米特批判自由主义时宣称要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观，殊不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恰恰是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道德观赖以推导的基础。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批判自由主义，怎么可能呢？。施米特肯定，政治是人类关于生死问题的权威性决断，因而承负着人类生活的严峻（Ernst）。如果施米特真的这么认为，他也就与霍布斯的出发点区别看来了。可是，施特劳斯看出，对于施米特来说，政治并非是不可逃避的命运──一如现世恶的严峻性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同霍布斯一样，施米特关切政治，仅仅、且恰恰因为政治是现世的危险、最实际的威胁，应该且能够逃避。施米特用例外状态突出政治的性质，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的理解恰恰是现代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基于类型来理解例外，现代哲学则基于例外来理解类型。这样一来，美德的本质的’平凡’问题以及在哪里传授的问题就被忽略了，爱的极端’神学的’美德就成了自然’哲学的’美德”。 施米特从基督教对人的原罪的认识出发，支持“威权主义”的政治信念：人性是恶的，需要被管制。然而，施米特并没有回到作为道德欠缺的恶的概念，相反，却纠弹霍布斯将恶理解成guiltless（无辜）。按施米特的思路，肯定政治必然导致肯定道德，政治必须关涉何为“好的”生活方式问题。但施米特的这种肯定内在地自相矛盾：既然他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立场，把道德归入私人领域，这等于说，何为“好的”道德问题都是私人的事，对恶的抑制就不再会有普遍、绝对的正当性，而仅仅是无可逃避的命运。为什么思想尖锐如施米特这样的人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尴尬立场？原因之一是，施米特接受了现代启蒙精神对古典哲学教诲的怀疑，以至于他用浪漫主义政治来解决浪漫主义政治导致的恶果。对于施特劳斯来说，施米特的矛盾表明，回到现代之前的古典哲学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是否必须的问题。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宣称：“真正的政治若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 施特劳斯早年的挚友Gerhard Krueger在其《康德哲学中的哲学与道德》 （Philosophie und Moral in der Kantischen Kritik，Tubingen1931）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决定性的问题仍然是何为真正的政治，即便找不到回答，这问题也可以教他询问问题，以苏格拉底为榜样”。 正是从友人的这句话中，施特劳斯看到了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仅仅是回到康德，即便为了苴补自由主义在道德问题上的致命伤（罗尔斯）。问题仍然是，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可能克服自由主义的欠缺吗？自由与服从可能在康德式人的自主性中找到平衡吗？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唯有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才可以找到自由与服从的平衡，这就是哲人的疯狂美德与慎微美德的平衡。
这样一来，对古典哲学类型──刺猬哲人的辩护，就变得至关紧要了。在政治共同体面前申辩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必要性：为什么哲学对于人间生活不可或缺，是柏拉图对话著作最终和唯一的目的。（〈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页6） 为古典哲人辩护之所以变得至关紧要，根本理由在于：必须认真对待现世的恶：
只有透过柏拉图与众先知，而不是凭借进步的现代信念，我们才会对曾经耳闻目睹又亲身熬过来的闻所未闻的大灾难和大恐怖作出更好的准备，或者更易理解。（〈耶路撒冷与雅典〉，页17）
如何可能回到古典的政治哲学智能？首先要清除这样的偏见：现代人比古代人更明智、更懂古人自己所说的意思。施特劳斯说，这种现代偏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启蒙的进步思想观：似乎经过启蒙，人的思想就从思想和政治专制中解放出来、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绝对理念中解放出来。尽管历史进步或思想进步的启蒙观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绝对理念中解放出来，仍然是像伯林那样不相信历史和思想进步的人信以为真的。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历史相对主义。这种对待古代思想的态度看起来相对允当，不以为现代人比古代人高明，要求按过去思想自身的样子来理解。可是，历史相对主义真正宣称的是：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真理，都同样接近上帝。这种所谓的历史理解恰恰“重复了自己依此猛烈攻击进步论者的罪行”，因为，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真理的宣称，暗含的前提恰恰是：过去时代的真理已经过时了。伯林在说到施特劳斯时，不就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态度？
施特劳斯强硬地主张：对于任何时代的真理，无论过去还是现代的真理，都要当作“纯粹真理”来考虑。（〈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页3）这是思考真理的基本前提。一个思考真理的人，如果接受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就得承认，他所思考的真理仅仅是相对的时代真理──伯林恰恰以这种主张为荣。这难道不相当可笑？相对的真理可能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吗？如果你不相信你在寻找的生活伴侣将是终身的依靠、绝对的情人，你会以什么态度对待你遇到的情人？固然，你所找到的实际上不一定真的就是你要找的绝对情人，这种失败并没有否定掉你要找的是绝对情人的意愿和努力本身。如果要找的根本不是绝对的情人，就是根本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古典智能就是施特劳斯要找的绝对的情人──哲学是爱欲。这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把自己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希腊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