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揪住狐狸
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四）
刘小枫

施特劳斯在攻击社会科学之前，首先作出了与伯林相同的宣称：只有政治哲学才能触击人类生活中不可解决的问题。施特劳斯同样以为，人类的价值冲突无法解决：比如启示真理与理性真理的冲突、哲人理性与民众信仰的冲突、古典哲人与现代哲人的冲突等等。不过，与伯林不同，施特劳斯相当具体、深入地进入到人类价值冲突的实际情形之中，而非仅仅指出冲突无法解决这回事情就算了。在阐述政治哲学的意义时，施特劳斯须臾没有离开人类的价值冲突。这样一来，所谓哲学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含义就与伯林不同了。
〈什么是政治哲学？〉一开始提出，所有政治行为都有趋于正确知识的目的性，政治哲学是人类为了获得关于“美好生活”的知识而产生的。但施特劳斯马上接着说，“哲学实际上并不占有、而是寻求真理”，这意味着，即便哲学思考得不到最终答案、思考的问题得不到解答，并不等于哲学一无用处。重要的是：哲学意味着关切人类的基本问题，即便这些问题显得已经被论争了好几千年也没有取得进展、得到解决（伯林将此看作价值多元论的前提）。伯林喋喋不休讲的事情，施特劳斯用很少几句话就讲完了。换句话说，对于一个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人来说，这些是常识。
施特劳斯随即对以现代历史－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政治学发起了攻击：“今天，政治哲学已处于衰落、甚至也许腐朽的状态”。情形的严峻性并非首先在于，传统政治哲学被如今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枝解，被历史哲学家和“自称用信念来取乐的人蹂躏”，而在于，科学实证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已经剪除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神经──对什么是“美好的生活”问题的价值关切。“实证主义的目标已不象神学和形而上学那样针对’为什么’的绝对知识，而是只针对’怎样’的相对知识”（〈什么是政治哲学〉， 页63）。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主张在价值冲突中保持“价值中立”，要求不要在“崇高的目的和卑鄙的目的之间划定一条界限”，如果要划定这样一条界限，社会科学也“会宣称这里有各种各样崇高的目的或理想，而与其它理想相一致的理想是不存在的”（〈什么是政治哲学〉，页64－65）。这种“价值中立”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原则、甚至政治原则，所以，施特劳斯断言，“道德上的迟钝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这不是在说，伯林用来抨击社会科学的价值多元论，与社会科学实证主义恰恰是一丘之骆吗？
伯林与施特劳斯攻击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理由截然相反：对于伯林来说，它是传统形而上学自然法原则和神学的上帝原则的翻版，仍然是价值一元论。在施特劳斯看来，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原则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原则决裂的后果，不是什么价值一元论，而是根本放弃了对价值问题的关切。
俩人都是思想史大师，哪一个说得对？抑或各有各的道理？如果按伯林提供的解决经验事实争纷的方法，复核思想史的事实，可以说，伯林错了。韦伯学问论已经宣称各种价值的“诸神之争”无法解决，这是一个文本事实。伯林至多可以辨解，他所攻击的实证主义是十七、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的，而不是二十世纪或韦伯以后的。十九世纪以前的科学主义的确主张形而上学式的客观普遍性、历史的总体进步性及其合理性。然而，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后的社会科学大师如韦伯者，不是已经摧毁了这种论断，重新提出“价值中立”的历史社会学原则吗？
伯林只有在拒绝截然将价值与事实分开这一点上，显得与韦伯不同，然而，韦伯本人也没有截然把价值问题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伯林在〈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中攻击韦伯，要么是他自己把韦伯搞错了，要么辨称仅仅是在攻击十九世纪以前的科学实证主义，就是对思想史还不熟悉。无论那种情形，对伯林都十分不利。
没有看到浪漫主义以后的科学实证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相对主义，至少是据说目光锐利的伯林的一个疏忽。为什么疏忽？因为伯林自己接受了浪漫主义、自己就是历史相对主义者──眼睛看不到眼睛。历史的理解方法、而非近代形而上学，是韦伯以后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基础，一旦人类摆脱了“永恒的价值”一类观念、接受“上帝死了”的宣称，就只有依靠社会科学来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提供指导。既然社会科学以历史的理解为前提，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伯林所谓浪漫主义思想的伟大贡献，价值的历史相对化原则就成了“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的指导原则。
伯林说，社会科学的经验理性原则触击不到真正的政治问题──善与恶的选择问题，与此相反，施特劳斯认为，社会科学不是触击不到价值问题，而是用历史相对的价值原则取代了善与恶的道德选择问题，从而根本上取代政治哲学。正因为如此，关于政治的学问（政治学或冒充的政治哲学）才变得“腐朽”。施特劳斯揪住了要害：历史相对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都极端蔑视永恒人性、永恒价值一类观念，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的答案不可能的信念。伯林了不起的是，把这种蔑视说成哲人的美德──所谓清醒的“现实感”，绝不再上绝对价值观念的当。
〈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在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之前，要么伯林对施特劳斯的分析装聋作哑，要么真的没有读到施特劳斯的文章。无论哪种情形，在施特劳斯作古多年后的访谈中，伯林调侃说：施特劳斯“已经进了坟墓”，所以“无法反驳他”，都是典型的狐狸说辞。施特劳斯指名道姓批评伯林的文章〈相对主义〉1961年发表，离施特劳斯去逝至少还有十二年，伯林没有时间反驳？狐狸哲人不过对施特劳斯哲学嗤之以鼻：“先验论的幻想”、“形而上学的观点”、“柏拉图式的推论方式”。
〈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分为九节，转折起伏，文章的确漂亮，最终要说的是：政治哲学就是永恒的诸神之争。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分为两部分，显得刻板。但如此篇章结构绝不是随意的，好象施特劳斯生性刻板。文章第一部分讲现代政治哲学如何“腐朽”，第二部分解释古典政治哲学的微言大义。如此篇章结构意味着，就政治哲学的智能而言，现代与古典截然而分、断然对立；意味着，在哲学面临的不可解决、又无可逃避的“诸神之争”中，必须尝试回到古典哲学，看看古代智能如何应对“诸神之争”，而不是宣称“诸神之争” 不可解决、又无可逃避，变成狐狸算了。在第一部分结尾时，施特劳斯特别指出：纳粹事件恰恰证明，哲人不能摈弃对回答“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一问题的关切。是否真能找到满意的回答，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必须关切这一问题的回答。既然在现代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和历史主义的哲学中找不到对回答的关切，也就不可能从它们那里得知什么是“政治哲学”，回到政治哲学的古典形式就是必须的。
青年施特劳斯在柏林犹太学院任教时，与从莫斯科逃出来的俄国人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结为知交，其时科耶夫正从雅斯贝尔斯写博士论文。这两位哲人一开始所想的就不是一个路子，政治见解也南辕北辙：科耶夫自称斯大林份子，施特劳斯对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好感，那时还是犹太正统思想的信徒。以后俩人自然越走越远，施特劳斯是古典的──坚守哲学学园的自由地盘，科耶夫是现代的──不屑于在学园讲授哲学，相信马克思的话：哲学在于改变世界。然而，这两位哲人终身在对话。施特劳斯完成一篇重要著述，通常要寄给科耶夫，似乎是专为反驳科耶夫写的。 〈什么是政治哲学？〉讲稿（打字稿）照例寄给了科耶夫，科耶夫读后在稿子上写下：“施特劳斯＝神学”。
科耶夫并非不晓得，施特劳斯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学家，甚至连犹太教思想家也算不上。施特劳斯早年是正统犹太教徒，据说后来放弃了自己祖传的信仰，转而信服希腊的古典哲学。至于基督教，施特劳斯骨子里有一种同尼采一样的反感。既然如此，为什么科耶夫将施特劳斯看作神学家？二十世纪凡与科耶夫有过接触的哲人，无不赞叹其哲学智能过人──精明有如伯林者就是其中之一。如此看来，科耶夫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神学”，不能视为随随便便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