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变成了狐狸
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三）
刘小枫

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的社会科学可以代替古老的哲学吗？回答是否定的。
理由是，社会科学──包括其中的政治学，没有能力解决人类最令人困惑、最"棘手"的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基础是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推延，它基于两种类型的知识：归纳（通过从观察所得数据作出推论）和演绎（通过设立公理命题推论衍生命题）。判断前一种知识是否正确，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问题就解决了；判断后一种知识是否正确，检察一下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是否在推演过程中犯逻辑错误，问题就解决了。以这两类知识原则为基础，自然－社会科学自身的长处是："即便我们不知道一个既定问题的答案，也知道哪一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其答案"（〈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7）。人们对事情的看法总是不同的，生活中出现争议是难免的，自然－社会科学好就好在：只要复核经验观察、检察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通常就可以平息争端。这就是说，在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范围内，原则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但社会科学方法的经验理性的性质，注定了它无法触击到人类生活的价值目的及其正确与否的问题。
人类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价值问题──什么是应该（比如自由、平等）的、更美好（比如幸福、公义）的生活问题。人类在这些问题上从来就有深刻的岐见，也就是在生活的价值目的上相互冲突。价值冲突不可能通过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检察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而得到解决，所以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应该知趣，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碰触到真正的政治问题。哲学偏偏是为对付这样的问题而存在的：对这些问题，人们不仅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求解答、什么可以成为证明答案正确的证据。这是不是说，哲学本质上就不是经验理性的呢？并非如此。哲学以不可解决的问题为存在的可能性，恰恰因为，哲学本质上是经验理性的：人们从来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一旦我们明确了应当怎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就不是这些性质的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9）。这是不是说，无论对于社会科学、还是哲学，作为价值问题的政治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伯林的回答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哲学就可以、甚至应该来对付这些问题？
这里就碰到了何谓哲学的问题。对伯林来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其含义是：人不可能避免价值评价这回事情，政治问题就是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作出决定。这是不是说，虽然哲学除了归纳和演绎的知识外同样一无所有，并没有可能建立一种超逾经验理性的知识，从而凭借这种知识裁决人类在价值问题上的深刻岐见，但哲学的命运就是得与价值问题打交道？
的确如此。社会科学与哲学就不能解决价值岐见而言，是相同的，不同仅在于，社会科学可以幸运地置身价值问题之外，只关心经验事实问题。哲学就没有这种幸运。哲学的无能来自于政治问题──价值问题本身的不可解决，但哲学又无法（而社会科学可以）摆脱这类问题的纠缠。
这种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意义似乎在于，必须区分人类面对的两类问题：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既然如此，人们就得问，价值问题为什么不可解决？
伯林解释说，人类的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有不同层次。实现某一价值的手段，与需要实现的这种价值本身相比，就是次要价值。然而，两种究竟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人类常常无法找到公认的价值标准来裁决──比如个体与社群何者是目的、何者是手段，就是如此。再有，人类社会视为最高的价值的东西常常并非一种、而是多种──比如真、善、美或者爱情与生命，当它们相互冲突时，人类社会也没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因有两个：首先，各种终极价值最终都不是绝对的、神圣的，况且，不同的人对于终极价值的理解是不同的。
这两个宣称反映了伯林哲学观念的两个来源：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经验主义来说，人所有的东西不可能超出经验范围，价值是人所有的，因而都不是神圣的，亦即不是绝对的。对浪漫主义来说，人所有的价值（说真理也一样）不可能超出历史、民族共同体范围，价值是人所有的，而人是历史的、依群而生的，因而价值（说真理也一样）不可能是相同的。依据这两种"主义"原则，伯林推演出自己的政治信念，其名曰："价值的多元论"。它针对两种伯林所反对的政治立场："专家治国"论或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
表面看来，所谓"专家治国"论指那些以为可以靠社会科学（专家）化解价值冲突问题的观点，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指传统的形而上学观点。但伯林说，其实两者是同一个意思。"专家治国"论的意思是，"专家"有能力、也有使命指导人类到达沙漠的绿洲。这些"专家"在古代被称为形而上学家、神学专家，在现代被称为自然科学家和以经验的历史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28）。因而，伯林攻击的，根本上是价值一元论的信念。
价值多元论者是否什么价值都不相信？不可以这么说，他相信没有绝对价值这回事。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就是价值多元论者的价值信念：价值多元论者仍�"相信某种形式的原罪，或认为人类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他们趋向于怀疑经验能否最终解决最基本的人类问题"（〈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18）。伯林还清楚道出，价值多元论的经验理性最终基于浪漫主义"伟大的活力论"：人类的价值不是依靠形式理性或神圣的上帝赋予的普遍客观真理推导出来的，而是有如生物机体那样生长出来的。就历史、经济、地理、心理的因素来看，人类的价值必定是多元的，乃因为价值实质上是创生性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与英国经验主义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思想传统，在伯林那里奇妙地结合起来。据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承认有永恒的、超人类的、普遍客观的真理这一前提下，才是一个问题，才有可能回答。对于怀疑论者、相对论者，尤其浪漫主义者及其二十世纪的继承人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相信，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帝赋予的自然法则"。对于伯林来说，这一信念乃是自由主义信念的精髓（参伯林〈穆勒与人生的目的〉）。
既然施特劳斯同样认定，人类的价值冲突最终不可解决，伯林与施特劳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一致，看来也是假象。
问题骤然紧张起来：既然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哲学不可能避免就善与恶、当与不当、应该与不应该作出价值评价，我们又被告之，"应该做什么？"不仅不得指望哲学来回答，甚至这类问题对于哲学根本就是错误、虚构的，哲学自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都成问题了？伯林真的这么说？真的，但他指的是古典哲学。他自己的价值多元论的哲学避免了这一麻烦。这不是说，他的后浪漫主义哲学是可能的，古典哲学不可能，又是什么呢？伯林用了一个颇为得意的比喻：如果用古老形而上学的先验自然法则或神圣的上帝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有如让真实的人性躺到普罗克鲁斯忒床（Procrustean bed）上接受裁决，哲学必然成为"集权主义政权推行的一种策略"。伯林既拒绝古典的哲学和现代的政治科学，又要捍卫哲学的正当存在。于是，他让自己进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两难处境：一种名之为价值多元论的政治哲学可能吗？或者：必须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政治哲学，可以无需回答这个问题而仍然是政治哲学吗？

第奥根尼的《著名哲学家生平与学说》中记载：色诺芬有一天在赶路，撞上苏格拉底，被他拦住问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地方。色诺芬知道得清清楚楚，逐一道来。末了，苏格拉底问，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色诺芬一下愣住，张口结舌，只好承认自己不晓得。
"来跟我学习罢"，稣格拉底对色诺芬说。"变得美好"是人的幸福，色诺芬跟苏格拉底学，是要知道人生"应该如何生活"。按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回忆"，苏格拉底并没有简单地告诉色诺芬，人生"应该如何生活"需要甲乙丙丁诸项条件，而是同他一起探讨人生变得美好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人生"应该如何生活"的知识，并不是哲人已经拥有的，而是需要哲人关切和追问的。如此关切和追问已经预设了有永恒的、超人类的、普遍客观的真理（苏格拉底所谓的自然法则），虽然哲人还没有占有它，但哲人起码是为了这种真理而活的。根本不相信有普遍客观的真理，哲人的沉思生活的理由是什么呢？新的哲人如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呢？
我设想自己就是现代的色诺芬，被伯林拦住问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地方，我举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家乃至时髦的文化研究开的各种店铺，伯林却问，在哪里可以学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知识？我被问住了，于是愿意跟伯林去学习。在伯林的学园，这位"具有一种休谟气质──关心尘世、不为感情所动、性情沉静"且身兼哲人、思想史家、政治理论家的人告诉我，他是一只狐狸。 随后，他就对我讲授了一番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没有普遍客观的知识的教诲。
的确，哲人天生就要为思考人类"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受折磨，但是，你看，从古至今有那么多哲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哲人，他们根本没有就"应该如何生活"达成一致意见："只要人类还是老样子，争论就仍然会在这一观点和类似的其它观念的形式下继续下去"（〈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38－439）。对稣格拉底来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与公义相关。所谓公义，并非如今所谓的基于个体权利的理性秩序，而是正确生活的方式。可是，人类对于公义的看法，不是依民族体质历史地不同的吗？哲人的知识的确应以无知为起点，但美好生活没有普遍客观的定义，像苏格拉底那样老问"什么是……"的问题，实在荒谬！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说法都是相对的，而且相互冲突，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多研究思想史，就可以发现，历史上不同形式的绝对主义相互否定、辩驳，争吵不休。
的确，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价值多元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关于人性和世界的一种看法，也"建立在一种对人类的永恒属性的生动想象之上"。价值多元论其实并无意、实际上也不可能取消价值一元论的形而上学，而只是说，价值一元论不过与价值多元论一样，是一种相对的观点。但价值多元论胜过或者比价值一元论明智的是，其信�"睿智而肝胆照人"（一位崇拜者语），懂得没有任何价值观点是绝对的。用逻辑语言来表达：人类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唯有这一观点是绝对的。哲人成为一只狐狸，就是成为有这种信念的人。依据这一信念来思虑"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就是哲人生活的理由，也是哲人成为狐狸的含义。多元价值论无异于说：苏格拉底已经不再是哲人的楷模。
离开伯林的学园时，我明白了伯林的使命：用狐狸哲人取代西方古典的苏格拉底式刺猬哲人。但我想不通：伯林的政治哲学肯定地说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要不得，又肯定地说没有绝对价值、所有价值主张都是相对的，这不就等于承认法西斯主义的价值主张有其历史正当性──所谓"扭曲的民族主义"。按狐狸哲人的观点来看，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也是一种价值观点？它们如果不把自身搞成普世的绝对价值、而是宣称仅是本民族的（因为也是相对的）绝对价值诉求，是不是就正当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