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一）
刘小枫

1996年，萌萌要编《1999独白》，希望我写篇随笔，以便告别二十世纪。
我没有理会。萌萌很有耐性，整整一年不断晓以大义，终于没有说动我。我不觉得1999是特别的年头，也无法“告别”二十世纪。不是不愿意告别，而是没法告别，二十世纪太让我困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半辈子，可以用一篇随笔“告别”？别人可以，我不行。
日历上毕竟有1999年最后那一天。这是一个时限，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在某一天必死。如果设想真的如此，我对生活最后想说点什么呢？想说的当然是思想的事情，因为想的仅是思想的事情。虽然我没有理睬萌萌的邀请，其实心里一直在想：1999年最后一天前，我最想说点什么？
98年底，想要说的论题明确了：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
这个题目的感觉来自读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这两位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人物都以为：人类的根本问题──价值冲突──无法解决，政治哲学就是为这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存在的。我感到困惑：如果哲学是为根本就无解的问题而活，哲学何为？停止哲学思考算了。
1994年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译本1993年问世，译者之一黄炎平兄送了我一套（此前我自己卖了一套），那篇短短几千字的“绪论”令我惊讶。西方各类哲学史书我读过不少，这“绪论”绝然不同凡响。我马上读了书末所附施特劳斯的所闻世弟子写的“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史”。困惑马上来了。施特劳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拯救与消遥》的立场吗？我怎么会与这个人那么相近呢？
这自然不是真正的困惑所在。当时，我正在写《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其中的立场明显从《拯救与消遥》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退却了。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推进。《拯救与消遥》以后，在舍勒价值现象学的绝对主义支撑下，我向基督教神学推进，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显得更为坚毅。随后，从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入手，转入韦伯、曼海姆的社会理论，想要搞清楚价值相对主义的理由，于是就有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读到施特劳斯时，我还在韦伯、曼海姆的价值相对主义中没有回头。无论如何，这条路我必须走到尽头、看个究竟。完成《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6）后，我才把《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所写的章节挑出来读，也找来《自然权利与历史》、〈什么是政治哲学？〉来读，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施特劳斯不过老学究，一边去罢。
97年，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开始研究施米特。研究任何一位西方思想大家，仅仅读原著是不够的，必须借助西方思想界中的慧眼之士。西方学界对某位思想大家的评论并非个个精到，浮惑、肤浅之论比比皆是。但如果运气好，还是可以碰到天眼般的理解。迈尔（Heinrich Meier）的《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就是一例。此书在已经堪称浩瀚的施米特研究文献中鹤立鸡群，对我理解施米特大有俾益不说，意外的收获是：原来施特劳斯确大有名堂。
我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存在吗？〉对照读，“告别1999独白”的感觉就这么出现了。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我自己的思想冲突通过舍勒的价值绝对论与韦伯的价值相对论的不和表达出来。施特劳斯在价值绝对论上明显与舍勒一致。固然，舍勒采用的是现象学的思想方式，施特劳斯采用的是注经学的思想方式，这两种方式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已经结合起来，《拯救与消遥》熟悉这种思想方式。施特劳斯求学时，舍勒的名声已如雷贯耳，施特劳斯不可能没有读过舍勒。为什么施特劳斯几乎从来不提这位前辈？表面的原因不难找到：舍勒热情站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信仰立场，施特劳斯对基督教始终敬而远之。为什么？施特劳斯靠什么支撑他的价值绝对论？我搞不懂……
悉心研读施特劳斯从此开始了。海德格尔使我沉迷、舍斯托夫让我感动、舍勒令我尖锐、维特根斯坦给我明晰、韦伯劝我沉静。施特劳斯呢？令我震惊和坚毅。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
格雷斯基的第一交响曲用现代的抽象语言谱写，这是专业作曲者的身份语言。第二交响曲“丧子之歌”就与抽象语言分手了，格雷斯基似乎在对同行们说：那种技术性的专业音乐我当然能写，但我为什么非那样写不可？二十世纪的人间苦楚一点不抽象，像母亲失去了亲子或儿子失去了母亲那样具体。“丧子之歌”通篇没有行板，更不消说谐檞曲。
98年底写出初稿，原想赶在99年的年终前定稿，却被其它有时限的研究任务和到欧洲及美国出差把时间借走了。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

2000年6月于香港道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