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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别传》与读书方法
姜伯勤
三联书店新编《陈寅恪集》隆重问世。《陈集》收入现在所能找到的全部著述，共十三种十四册。其中，读书札记、书信集、讲义及杂稿，均为新辑面世。其开本、装帧十分雅致。日前，堪称寅恪先生压卷之作的《柳如是别传》一书领先出版，这是对我国读书界的一个新贡献。陈美延女公子不辱父命，担任《陈集》的编者，为此付出了许多辛劳。
寅恪先生晚年书斋称“金明馆”，又称“寒柳堂”。据说，“金”指后金，即清朝。那么，金明馆或与寅恪先生晚年治明清史事有关。另外，我们从《别传》中多次论及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词则可推想这里或可得见“金明馆”、“寒柳堂”的出处。由此亦可推想作者心中的柳如是是“梅魂”、“寒柳”，是民族气节、“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崇高人格的象征。而柳氏的金明池“咏寒柳”词，也可以作为我们解读《柳传》的一个重要线索。寅恪先生说：“河东君（柳如是）学问嬗蜕，身世变迁之痕迹，即可于金明池一阕，约略窥见。斯殆为昔人所未注意及之者”（上册，345—346页）。
读《柳如是别传》，亦可从中领悟寅恪先生昭示的读书方法。《柳传》中，传主柳如是的资料背景与钱谦益的资料背景略有不同，有关钱谦益的文字资料较为完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当可尽搜文献，考其诗文之“古典”、“今典”。而柳如是的情形略异，其本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少些，在“残阙毁禁之余”，更增加了读懂柳如是的种种困难。因而正如卞孝萱先生在《〈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一文中引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所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提倡“神游冥想”，决不是废书不读。而提倡“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也决不是鼓吹望文生义的空疏之学。曹意强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13日发表的《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哈斯克尔的史学观》一文中，举出哈斯克尔教授在研究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史时，通过对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原始档案的缜密研究，得出了崭新的结论，从而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性。文章指出：哈斯克尔“将以往相对‘静态的’艺术史转化为一门‘动态的’学科，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拓展了我们思考艺术的角度。”思考艺术品，也就是思考“它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特定思想、抱负、希望、恐惧、爱和恨”。
可见，艺术家和严肃史学家的“神游冥想”都不是不认真读书，恰恰是只有极度认真地读书和创新性研究，才能臻于此种境界。
而《柳如是别传》一书，对有些没有足够学养准备的读者来说，确实是一本不易读的书。1980年《柳如是别传》初版时，我老老实实承认读不懂。然后，认真作各种知识准备。除了钱柳有关原著，笔者反复研读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读孟森先生、谢国桢先生、何龄修等先生的南明史、清初史论著，认真研读任道斌先生的《方以智年谱》，读方以智、澹归、钱澄之等同时代人著作，通读澹归金堡《编行堂集》等，同时反复阅读《柳如是别传》。例如，《柳如是别传》上册，主要是讲柳如是和天才诗人、抗清志士陈子龙的爱情故事，这一发现是寅恪先生的原创，谢国桢先生在《方以智年谱序》中写道：“如书中所记……柳如是与陈子龙遇合的逸事，原为人们所不注意，一经寅恪师的揭露，三百年前的社会兴亡，使人如在目前。我读后惟有惶恐俯首再拜，不敢赞叹一辞”。因此，参读谢国桢、朱东润诸先生论陈子龙及明清之际史事的著作，能加深对“别传”的理解。
又如，在《复明运动》一章，引《消夏闲记》记“宗伯（钱牧斋）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寅恪案，消夏闲记及牧斋遗事所记，与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颇相符合”（下册，881—882页）。在人文历史研究中研究历史人物性格史，给后学无尽启发。因此，读《柳传》不宜学“红学”中的索隐派穿凿附会，而犹宜师其史法。
《柳如是别传》在行文体裁上，对于今日有些年轻的读者，可能感到不习惯。这种写法是宋代《容斋随笔》以来以及明清考据家以来考证史实的写法，即引录一组组原始资料而加上考语、案语。读者读时宜随时将一组史料构成一幅图画，提升为一组观念。我们在青年时把读这类文字看成一种智力锻炼，不断加强耐心、信心，在快餐文化风行的今天，自觉接受这种“智力锻炼”，将会终生受益。
完成于1954—1964年之间的《柳如是别传》，是一部以近代所见的那种百科全书派学者的视野与气势，来研究中国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天崩地解”的“民族大悲剧”时代的巨制。作为一部杰出的史著，它与当代世界的心智史、心态史、妇女史等新史学有同步的发展，并成为建设新世纪中国人文史学的宝贵资源。卞孝萱先生说，据学者统计，《柳传》引用诗词戏曲文集约240种，正史、野史、年谱等约170种，方志约50种，儒佛典籍、笔记、小说等约145种，共600种以上。又据协助《柳传》写作资料工作的周连宽先生对中山大学中文系邱世友先生谈及，所用之书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今年春节后，在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清凉明净的书斋中谈起《柳传》时，蔡教授提起，听黄萱先生说，寅恪先生在写《柳如是别传》时，很多内容都是夜晚想的，第二日清晨黄萱先生一上班，就马上得全部一吐为快，否则存在脑子里十分辛苦。这就是寅恪先生所说的“然脂暝写费搜寻”，而黄萱先生把这种精神称为“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我们今日只有花大力气读懂此书，才对得起呕尽心血写作此书的前人。
我们深深庆幸《陈寅恪集》出版有期。在本书之《陈寅恪集后记》中，我们看到了1942年9月23日寅恪先生致刘永济先生信，得知“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巴利文普老尼诗偈集中文旧译并补释其诗等（下册，1252页），这些都为研究寅恪先生及研究中国学术史，提供了新的信息。我们期待着《陈寅恪集》各册尽早出齐。
香港《明报》月刊今年一月号以专栏讨论《二十一世纪新思维》，何怀硕先生在《如是我见新世纪之门》一文中，担心“数千年文明史的光辉”，“被世纪末的颠覆所摧毁”。饶宗颐先生在《旧瓶新酒》一文中说：“新世纪是求快速、求准确的时代，艺术却落后了，想是大家不否认，如何去取材，谁是智者，必有他的打算，拿旧瓶来装装新酒，好像仍然是大家不甘放弃的玩意儿呢”。都强调在新世纪仍要守护人类既有的人文价值与精神家园。欧洲有今日科技的昌明，其实也和一个重要的事实分不开，即：在那里出现过一批研究文艺复兴人文历史的大师，如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瓦尔堡、贡布里希、哈斯克尔等。刘东先生曾盛赞范景中先生在中国介绍贡布里希的功绩，这件事有利于廓清把艺术史和所谓美学观念作任意勾连的空疏之风。今日曹意强先生介绍哈斯克尔、三联书店推出新版《柳如是别传》，都是一个吉兆。明清之际方以智、柳如是、陈子龙、石涛、八大山人的精神遗产，足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遗产相媲美，而大师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也足以与欧洲研究文艺复兴的诸大师媲美。在新世纪，上述吉兆或许会对脚踏实地的中国人文史学的新成绩起重要的催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