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心 有 灵 犀 可 相 通?
--毛泽东论鲁迅解读

刘 凌

(2004年5月11 日在泰山学院中文系讲演稿)

毛泽东和鲁迅,是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子。不管对他们的评价、感情有何分歧乃至对立,要想继续前进,他们都是绕不开的两座高峰。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就更是如此。而关于这两个伟人的关系,又是这种研究的绝佳切入点。
本次讲座,就是一种冒险的尝试。我的基本方法是:对前人的同情之理解与个人独立判断相结合;文本分析与史实印证相结合;尤其注意破除文字遮蔽,用细读法发掘文本潜台词;借用"民主"与"自由"两个概念,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我的价值立场,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主义。任务无比艰巨,也许我无力到达终点,但如泰戈尔所形容的─"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

毛泽东在1966年在给江青的信中曾说: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冯雪峰也说过:"毛主席最理解鲁迅。"鲁迅没说过相应的话,也不会说。他认为人心极难相通。他只承认,瞿秋白是其"知己"。对毛泽东,只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对他们"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荣的"。显然只是针对中共群体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言,而并非专论与毛的个人关系。
那么,毛泽东是否与鲁迅心"相通"呢?他真的"最理解鲁迅"吗?
毛泽东对鲁迅确有好感,对其高度评价超出任何人。
他在哪些方面与鲁迅产生共鸣呢?
鲁迅曾对冯雪峰讲,毛泽东诗词有"山大王"(绿林好汉)气概。毛确是从农村、从山林走出来的革命领袖;他的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则赞鲁之散文"神气"也即有气派。鲁迅曾对人讲:浙东和湖南民众都有"山岳气"。他还曾要萧军、萧红保留"野气"。瞿秋白称,鲁迅象罗马神话的莱谟斯,"吃母狼的奶长大"并最终"回到故乡的荒野"。他们都有"野气",这是先天气质的共鸣。
在与江青信中,毛表示很欣赏鲁迅"坦率"和"严于解剖自己"。在与周扬的一次谈话中,也赞扬鲁迅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这是个性方面的共鸣。
鲁迅对崇洋媚外的洋奴嘴脸,极尽嘲讽与鞭挞;毛泽东则力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方面的共鸣。
毛倡导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鲁一生不尚空谈,晚年不出国、坚守岗位、做实际工作。毛称赞他是"实际的鲁迅"。这是工作作风方面的共鸣。
毛泽东曾一度受王明、博古极左路线压制,并坚持不懈地斗争;鲁迅也曾深受其害,并起而反抗。这也许是毛泽东对鲁迅产生好感的重要基础。危难之际的精神声援,将终生难忘。这是政治方面的共鸣。
鲁迅推崇改革中的"火与剑",说"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 "。毛泽东主张武装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党指挥枪"。这是在革命手段方面的共鸣。
两人均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这是文艺观的共鸣。
甚至在个人爱好方面,也有共同点。如都喜欢雪,憎恶苍蝇(毛诗鲁文)。
以此而论,两人有心灵相通的一面,故而能相互产生好感。这也是鲁迅拥护中共的思想基础之一。
但在我看来,由于两人在个性、经历和教养方面的差异,毕竟还有相互隔膜的一面。鉴于鲁迅没说过"心灵相通"的话,对毛也极少议论,因而这里只说毛对鲁的隔膜。
前提是明确鲁迅的基本个性和人生追术。
这就需引入 "民主"和"自由"概念。
"民主"的要义是多数裁决,大众利益。鲁迅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认为"真的知识阶级"必"与平民接近"、"替平民抱不平";相信"惟有无产阶级才有将来";倡导"属于大众"的文学艺术;称"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前述"旷野"意识,也即大众意识。他是心系大众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野草》)。他一生为捍卫大众利益而奋斗。这证明他不是精神贵族,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具有民主倾向。这又与毛泽东有相通之处。
"自由"的灵魂是个人独立自主,尤其是警惕并反抗一切强权和专制。在自主义者看来,自由是终极目的,民主是自由的手段。我们这里每每视其为洪水猛兽,却忘了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恰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有人仿裴多斐诗云:民主诚可贵,平等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这,正是鲁迅一生坚守的人格底线。更准确讲,是他的最高价值取向,他视"至独立者"为"至强之人"。他多次表明:"我大概是以自已为主的",只说"我所要说的话";认为"文人不应该随和",应该"不受别人命令"。他是说过"听将令"的话,但那是他"自己所愿意尊奉的",而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因此,他"民主"有本能的警惕。认为如变成"众数(人民)"崇拜,就会"托言众治,压制尤烈于暴君",走向"众数"名义的党派和个人专制,也即毛引为自豪的"人民民主独裁",实则是人民领袖"独裁"。鲁迅深爱大众,却也对之保持警惕。认为愚昧的群众,常常站在觉醒者的对立面;其"罚恶之心"每不下于"军阀"。"文革"也为此提供了注脚。因此 他反对"迎合"、"媚悦"大众,也决不做"大众的新帮闲"。他支持革命党人反抗现实奴役,却也反抗革命者如"四条汉子"之流的新奴役。以此而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就坚持独立、反抗奴役和专制的坚决、彻底而言,他比胡适更象自由主义者。胡适也说过,"是个白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
但是,由于经历和知识的局限,他对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诸如私有制、精英政治、宪政法治、渐进改良等不甚了了(他称为"都不了然")。他主张大众"革命",一揽子暴力解决。他不明白,没有这些制度保证,对专制的个人反抗必然无效,乃至引向悲剧;即或建立新朝,也易滑向新专制。在这方面,他又不如胡适,又不象个自由主义者。鲁迅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拜伦、雪莱)奋民强国思想,从而与中共目标相呼应。但其张扬个性,又带有尼采哲学、俄国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倾向,他称之"无治的个人主义"(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此相似)。这就不能不与大众"民主"产生内在的紧张。他曾在致许广平信中,坦露自己"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在这里,"人道主义"相近于"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相近于"自由主义"。正是这一矛盾,成为鲁迅一生心灵痛苦的根源。
总之,如以西方政治学标准,鲁迅既非民主主义者,也非自由主义者。而若以中国化的标准,他既是民主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位心系大众而又坚持个人独立,并为此而承受自我煎熬和心灵痛苦的真正的"知识阶级(分子)"。毛泽东只看到他为大众的一面,而不理解后一面,怎好"心相通"、"最理解"呢?
那么,毛泽东是以什么眼光看鲁迅的呢?
他不是从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者的角度,而是从一个实际革命家的角度,从对革命作用的角度来看鲁迅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常对鲁作革命功利主义的工具化的利用,而不是"最理解"。毛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陕北公学讲演中,就要求人们看鲁迅"在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认为鲁"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所以高抬他。后来干脆给鲁迅冠以"伟大革命家"头衔。但毛泽东一方面称鲁为"革命家",同时又要部下注意"团结好鲁迅",也即视为统战对象。哪种看法是真实的呢?总而言之,是利用罢了,当然是"革命"的利用。解放前,曾有人建议让鲁迅入党、到苏区任教育委员,毛和冯雪峰均反对,理由是"鲁迅在外面作用大"。但时过境迁,解放后,毛却说:如鲁迅还活着,"大概是文联主席"。这时,却是鲁迅"在里面作用大"了。总之,是以毛所判定的革命功利为取舍。但鲁迅并非组织中人,是自由职业者,毛先生想过鲁迅的自主选择没有呢?毛作为一位政治家,从政治角度看鲁迅,可以理解,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对之不能苛责。但说鲁迅就是个"革命家",并以此评价他的全人,还要求所有人都应这样看,则未免太武断、霸道了。而从"革命家"本来意义看,鲁迅根本不是。鲁迅视瞿秋白"人生知己"。瞿对鲁所作革命"友人"、"同路人"定位是准确的。正因鲁有此身份,才能对"革命"保持清醒与批判。
古人云"得天下者必先得土",唐太宗要士人"都入我彀中"。毛也深谙此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肩负领导人民抗日的重任,而且如毛所说, "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因此号召全党要"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深知鲁之威望,明白拉到鲁迅就能争取到一大批文化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毛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鲁迅,送给他一顶顶无以复加的桂冠,什么"马克思主义化的"、 "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无产阶级的圣人"、"新中国的圣人"(他自称为"圣人的学生" )、"很优秀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总司令"……鲁迅当年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曾说孔子死后一直被当作"敲门砖"利用,成了"摩登圣人"。在毛这里,鲁也"摩登"起来,成了一块借助锺馗打鬼的"革命砖头"。鲁在世根本没能看到"新中国",毛讲话时也尚未出现"新中国",可毛却提前任命"鲁总司令"为"新中国的圣人"。这难道就是"最理解"吗?
已如前述,毛、鲁都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但人们却有意无意忽视了他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分歧。请听鲁迅的主张:"惟政治是安于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他还说"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总之,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职命,就是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以此而论,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冒牌货。而政治家因"安于现状",必然喜欢听赞歌。这就必然与文艺家相冲突。关于革命文学,鲁迅谈到:在革命中决无功夫做革命文学;等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这时再颂扬革命,实际上是歌颂叔力者;政治家又拣起过去反对过的统治手段,文学家不满意,开口说话,政治家便排轧或杀戮,并不因其曾拥护革命而改变。这不真是先知的预言吗?。
至于毛泽东的主张,就无须我多说了,一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知端的。他认为,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发明权在斯大林 ),要"服从党的革命任务";对人民军队、人民政党"当然应该赞扬",认为说"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这不整个儿是在批鲁迅吗?还说什么"最理解"、"心相通"?忠于鲁迅的一些文学青年,如胡风、萧军、丁玲等,在延安时期及其以后,在维护革命政治前提下对政治稍加批评,却纷纷交了"华盖运",想"躲进小楼"而不能;而那些打击鲁迅的左棍们,却个个飞黄腾达,成为整风积极分子。这就是"最理解"、"心相通"吗?延安整风一向被誉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否也创造了新的极左和新的思想禁锢?是否为此后迫害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了极为恶劣的先例?要不要重新评价它?伤害、残害了那么多忠于革命的优秀分子,毛先生在七大上却轻描淡写地说"整风审干好象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好一个"好像",好一个"一点"加"一点" !真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啊!整风总结时,毛曾向受害人敬礼,而且迟迟不把手放下来。到六十年代,就由周恩来、陈毅代劳脱帽了。难道敬个礼就能打发吗?要不要追究责任?气粗时就打击,气弱时就敬礼,周而复始,这算什么话!
最为人们称道的,是毛泽东赞鲁迅是"硬骨头"。这真的是极高的评价吗?让我们共同学习 "最高指示":《论鲁迅》充分肯定了鲁迅"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新民主主义论》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肯定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硬"还不清楚吗?如果在解放区,还能"硬"吗?这里没有说,但后来实际上说了。两年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明白:国统区来的人,"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向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顺便指出,将鲁诗之"孺子"说成是"人民",也实在是一种曲解。偷梁换柱、为我所用,向来就是政治家的手段。"做无产阶级的牛",其潜台词不就是可以有点"奴颜和媚骨"吗?康生之类不就是个好榜样吗(由紧跟王明到紧跟毛)?(还有可怜的郭老)总之,决不允许在这里充"硬骨头"。延安整风就有个"反面教材"。王实味因批评家长制、压制群众而遭错误审查,但他拒不认罪,对审查官员讲,我有"充分自信","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结果遭到更残酷的迫害。看谁"硬"过谁!最后不经审判,在山沟里秘密崩杀了。这就是"硬骨头"的结果。鲁迅的"硬"能在王实味之下吗?他如来延安,后果会如何?还能否有那些眩目的头衔?也都是个问号。
与此相联系的,是言论自由问题。这是最基本的人权,马克思称之为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古人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思想争第一,必然导至动武、镇压。正所"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鲁迅却一向认为,言论自由是思想者的权利。他对文学青年的首要要求,就是"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他多次向"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的思想专制提出抗议,一生与思想禁锢作斗争。这是他永不放弃的权利。而毛泽东,则功利主义地看待言论自由,对之作诸多限制。毛曾在整风小结中讲:"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原来言论自由是做给敌人看的。言论能把党"斗翻"吗?不愿让人触到痛处罢了。王实味等人,何曾想"斗翻"党?不就都是一片忠心、因言获罪,而成"思想犯"的吗?早在把王定为"反革命"之前,就已定其为"思想上的敌人" 了。利用政权之力和运动方式,强制统一思想,乃延安整风一大创造;这种"思想立法"的"国粹",除欧州宗教裁判所外,也可谓世界少有。而在后来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公却号召"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这不是英雄欺人、亵渎冤魂吗?鲁迅如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毛虽推崇鲁迅杂文,却又对鲁迅杂文的批判、嘲讽特色施加限制。他在《讲话》中宣布:"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已经过时。若有嘲讽,也只能专对"反动派";决不许嘲笑"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在这里要求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也即热情歌颂工农兵和革命党,并特别强调"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未必不伟大"。毛甚至把这作为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一个标准,断定不歌颂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革命队伍里的蠹虫"。王实味、肃军、丁玲等人,尽管也歌颂,却因"嘲讽"根据地缺点而成了"蠹虫",以至万劫不复。这些看法和做法,能与鲁迅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相通"吗?"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鲁迅,如果来到延安,下场能比丁玲们更好吗?他的"第一等圣人"还能当下去吗?
从毛对某些鲁迅作品的态度和评论,也可见他对鲁的隔膜。他只评说过很少几篇作品。即使评价最高的杂文,也有意贬低了其犀利与冷嘲。小说,只谈了《阿Q正传》一两部,也每每不得要领。鲁迅曾明确表示:《阿Q正传》是暴露阿Q式农民革命的弱点,对未来的类似革命十分担扰。而作为农民革命头子的毛,却从中发见了对农民革命的肯定。他还多次批评鲁迅,过于"看重"农民"阴暗面","忽略"了其"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也许在毛看来,只有象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颂的,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动不动捉人人戴高帽子游街",才叫"革命性"罢。但鲁迅对阿Q"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拿点东"的"革命"却十分憎恶。"痞子"式的农民革命,在"文革"中终于革到共产党自己头上。一般认为,最能体现鲁迅心灵冲突的作品是《野草》。鲁迅自己也对人讲"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钱理群称之为"鲁迅最个性化、最有独创性的精神创造物"。而毛却对之不赞一词。如安《讲话》的标准衡量,里面自然充满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消极性罢?而鲁迅却是多次声言自己就是"个人主义"也即"个性主义"的。真是南辕北辙,谈何"相通" !
前面已说,毛是"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而高抬鲁迅。对一个以"革命"理想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一切都是手段,惟有革命是目的,还有什么不能利用呢?这决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一系列事实为证。不知各位注意没有,毛赞鲁有三次高潮:一是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一是五七年反右,一是六十年"文革"初期。当时各有不同的"伟大战略部署",亟待统一思想,于是抬出"圣人"和"老师",给自己鸣锣开道。一方面严惩违背自己意旨的"思想犯",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不断统一思想。结果便是定毛个人和毛思想为一尊。所谓"就是要舆论一律"。如延安整风,就是要"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后来的教育方针也是),即转到毛思想上。但整风决整不到毛和几个追随者头上,他们的任务,是牢"掌握思想领导"权,也即思想笼断。与此相伴的,是毛个人崇拜不断升级。马克思坚决摒弃"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而毛却说"需要一点儿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早在延安时代,就有人批评彭德怀,"在讲话中不引用或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是'闹独立性'"。解放后,彭又不识时务,反对《东方红》中"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提法,认为有违《国际歌》"世上没有救世主"的精神,也对喊"毛主席万岁"有看法。这才是彭在庐山上倒霉的内在根源。而谀臣康生们却一路高升。毛在给斯大林的信中,特意表明"康生是值得信赖的"。看来他对康生辈才"最理解"、"心相通"呢!
在这种统一权威和思想的"伟大事业"中,鲁迅始终是个工具,真正的"圣人"和"老师"恰是谦称"学生"的毛泽东自己。解放初,江青参加一个文艺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即反对,认为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对毛讲后,毛很不高兴。这大约是胡风后来倒霉的前因。更何况,胡还对毛的《讲话》保有个人理解呢。胡风平反后,女儿问他为何被打成反革命。胡答:"他老先生不愿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感觉是真实的。由此也证明,毛说自个儿"不是圣人",是"圣人的学生",也实在是英雄欺人。由此推测,如鲁迅尚在,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必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难保不会摘掉"旗手"帽子(给江青戴上),再砸上"右派"紧箍咒。自古就有"飞鸟尽,良弓藏"、"兔死狗烹"一类教训。熟谙传统文化的鲁迅,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险恶处境。而到"文化大革命",毛们则干脆抛弃一切掩饰,公然称鲁迅为毛的"学生"了。众所周知,《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多由毛执笔,或经其修改,起码他要看到。且看党报党刊纪念鲁迅的论述:《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9日社论说:"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红旗》杂志更进一步:"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请注意,是"始终"啊!我的天!鲁迅就象雷锋一样,成了"紧跟毛主席的好战士"了。对这种公然歪曲历史、媚毛贬鲁的混账话,毛公竟然默认了。
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中深刻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这不俨然是他自己未来命运的谶语吗?通过与那些党内"指导家"过招,鲁迅似已对自己所支持的"革命",隐隐产生一种不安。在他逝世前夕,就曾对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半开玩笑说─"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以至冯连连摆手,认真说"那不会,那决不会的"。看来这决不仅是玩笑。早在这之前,1934牟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就曾向朋友吐露心曲──等革命成功,旧社会"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可见他早已做了遭放逐的准备。所幸他早早仙去,得免此役,只好由他的学生们代劳了。由此推断,他大约也不会就任毛泽东的"文联主席"罢。即此一点,他就堪称"伟人"。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有谁能有这等清醒、远见和骨气呢?这才叫"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呢。胡风如对此稍有领悟,或也不至象后来那样,与周扬们一争短长,满怀赤诚上书毛泽东了。
早在194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周年时,《文艺春秋》杂志就刊出两期以"要是鲁迅还活着"为议题的讨论。有些说他无法幸存;有些说他会继续战斗。毛泽东的好友罗稷南,对此印象颇深。在1957年7月7日于上海见到毛时,他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毛沉思之后做了认真回答。这回答,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首次披露,是周海婴2001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毛说: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后罗的学生贺圣谟撰文印证,引述小有差异。毛说: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基本意思相同。罗先生的侄儿陈焜也撰文证实。后黄宗英又刊文以当事人名义作证。文称,毛说: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与前引大同小异。
这里有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共产党为什么会把"无产阶级的圣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毛自己的老师"关在牢里"?鲁迅可能识谁的"大体"、什么"大体",为何要"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他要向在座的人传达什么信息?这是一个个的谜。但我以上的叙述,或许能为寻求答案提供一点点线索罢?
还有一点,为人们所忽略。此类的话,毛此前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而且与这次调子不同。1957年3月10日毛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就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毛回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两天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说了这些话。显然,这里没有"关在牢里"、"识大体"、"一句话也不说"一类意思。为什么呢?就因为毛在前一年就考虑"以苏为鉴",纠正党内一些缺点,重点是整不大听话的高层领导刘、邓等人(要"拉下马"的"皇帝"、"老合尚");此时已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全党整风。而知识界却鉴于以往的教训,顾虑重重,不敢讲话。毛只好亲自上阵发动,鼓励鸣放。所以这里强调鲁迅敢讲话,鼓励大家打消顾虑,敢于"唱对台戏"。毛的本意是通过此举,既净化共产党,又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强化他个人及其思想的权威。但史家往往忽视了此间的一个细节:毛在回答徐铸成问时,曾说"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有片面" ,而"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而两天后的讲话,也只是肯定鲁迅"后期杂文"较少片面性。可见他已在考虑培养能代替鲁迅的理论家了。这就为后来变调埋下了伏笔。
谁料想,到5月初 一放而不可收。许多批评已触及到体制、制度(党天下、少数人独裁、马列指导、自封伟大光荣正确)和毛本人(好大喜功、喜怒无常等)。加之五六月间国际上波匈事变的刺激,毛突然感到鸣放对政权和个人权威的威胁。于是在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高层打招呼,开始转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开展反右运动。党、政、工、农、兵齐上阵,运动如火如荼。6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毛大加赞扬并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7月1日,大张旗鼓地声讨章罗同盟,将运动推向高潮。7月5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7月15日在全国四次人代会上,宣布反右"取得伟大胜利"。这就是7月7日毛罗对话的背景。此时,早已不是鼓励鸣放,而是警告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乱动"了。说鲁迅可能"关在牢里",就是警告那些想效法鲁迅敢讲话的人,不管过去对革命有多大贡献,只要犯了大忌,就关起来,即使"旗手"也无例外,何况尔辈;而说鲁可能"识大体不做声",则是给"老九"们指明前途,"挟紧尾巴,改邪归正",老老实实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所谓识"大体",就是对体制和领袖保持恭顺。在反右告捷的形势下,罗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定挑战性。毛的回答,恰是"不太软"、"也不太硬"的反击。他是告诫在座的老朋友,这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莫要因与毛关系密切而轻举妄动,包括不要对反右说三道四。海婴文称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罗的侄儿陈焜予以否认。但在场人黄宗英,却实实在在是"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事后,大家都对此讳莫如深。罗也发表称颂毛主席、拥护反右的讲话。这不正是毛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吗?某些天真的学者,却以毛前面的言论,而否定毛罗对话的可能性。殊不知随势而变,恰是毛"猴性"(权谋)。差不多同时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稿和公开发表稿的天壤之别(前者重在反左,后者重在反右),不就是凿凿铁证吗?
由上可知,无论是借鲁发动,还是借鲁警告,鲁都是毛得心应手的工具和傀儡。但天真的学者们,却往往执意为毛打圆场,并将之视为科学的权威结论而随意征引。
现在可以归纳一下:在反对封建官僚专制、大众化、暴力革命等方面,毛鲁两人确有相通之处;而在坚持个人独立、对权力保持警惕、对革命保持批判方面,二人又相当隔膜,乃至水火难忍。这便导至毛对鲁态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毛利用鲁的革命动机与个人动机,也实在难解难分。他本人坚持独立思考,也可谓是"硬骨头",因而赞赏鲁迅的同类品质。但致命自负和独断本性,又使他不允许别人的独立思考与自己的独立思考相冲突。这就等于取消了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的独立思考。这正是"舆论一律"政策的一个思想根源。而自由主义却主张:既捍卫个人的独立思考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思考权利。
但凭心而论,毛对鲁迅的似扬实抑、前扬后抑,决不仅是个人好恶问题。它也折映出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中,民主与自由,个体、真理与权势的内在紧张; 也反映了中共既想自我完善又怕根本变革的左右两难。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看重群体,革命党也标举大众。但由无自由结社、低素质的分散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又本能地呼唤"代表"自己的强权和奇里斯玛式领袖。而无监督、制约的"人民代表"们,又往往将救世心态、献身精神、钢铁意志与致命自负、包办代替和强迫革命相交织(如列宁所说"用鞭子把人赶进天堂"),从而成为大众的新"老爷"。这里的矛盾、困惑和尴尬,决不仅属于毛个人,而属于我们整个民族和文化,并至今困扰、折磨着炎黄子孙。以此而论,毛罗对话具有解读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全息性,值得人们反复咀嚼品味,尽管有着酸甜苦辣的怪味而难以吞嚥。
郁达夫曾说:"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我还想指出,迷信和依赖伟人的民族,也是毫无出息的民族。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站士"。"战士"与"缺点"两方面均应重视。我的以上解读,并非全面评价毛、鲁,也无意全盘否定毛的论鲁;而只想破除伟人迷信,恢复历史真面,给予伟人所应得的尊重。因为这不仅关乎历史,也关乎现实和未来,事关重大,不得不辩。特别是毛的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限),给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尤须认真清理。否则,必定重蹈覆辙。我发言中如有失当,决非有意厚诬前贤,并欢迎一切有理有据的批评。但我将坚决捍卫我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权利,这对我个人和民族而言,都如生命般宝贵。知识分子也可能讲错话,却决不可讲假话。为了民族和大众,驱除奴性,评判、监督权力,是最主要的鲁迅精神,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对此,我们如有退缩,就是背叛。
以为"事不关己"的人们,自然可以"高高挂起"。但且不说对民族兴亡的义务,政治也不会因你的逃离而不予光顾。谁也休想超然事外,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也许只有那些从毛的错误中获取了既得利益的人,才反感并压制这种清理和批评罢?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只有民众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才是民主制度的最可靠保证。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因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应当引向自我批判,落脚于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自然,最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理应为国民作出表率。

最后说明,这篇讲演,曾参考张梦阳《毛泽东论鲁迅》、蓝棣之《症候式分析》、林贤治《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邵建《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数文,和陈明远编《假如鲁迅活着》一书。但基本思路和观点属我个人,我愿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谢谢各位耐心听完我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