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读经”运动“减负” ！

刘凌

关于“读经”的论争，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拥护”与“反对”两种立场之争。其中涉及有关“读经”内容、方法及文化原则的重大分歧。笔者近日拜读了大陆“读经”主要倡导者的几个重要文本，益发感到深入探究之必要与迫切。总的感觉是：并非“读经”有错，而是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有误。

现谨据有关文本，将其基本思路疏理、归纳如下：
大约他们认为，“文化”决定民族生死存亡，“亡国”、“亡天下”不可怕，可怕的是“亡文化” ；而“文化”由少数“贤圣”之士所创，“先知先觉”的“大儒”能“开出中国文化方向”、“解决中国人精神问题” ；“大儒”之圣者为孔子，其所编定之“六经”，乃是具有“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和“天经地义”的“天理”、“常理”、“常道” ；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根基、灵魂、精神、价值、未来与希望”，都“存在于”这些经典之中；因此，中国人就应“读经” ，否则，就不是“最根本（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读经”又应“从娃娃抓起”，通过诵读、记忆，“从小埋下义理之学的种子” ，“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其中“道理” ；由于经典乃“天经地义”之“天理”、“常道” ，儿童就应“下意识中确信”、“尊经信经” ，此乃记诵之前提；果如此，乃“儿童将来之福”、“中华文化复兴之幸” ，“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 。

以上概括或有未周，但其精髓大体如是罢？
但这种思路，却令人触处生疑。今兹略献疑惑如下：

一、“文化”究为何物？由何而生？能否脱离社会制度建构？

在我看来，文化乃民族的伴生物和标志。它是民族群体在长期实践中磨合而成的思想行为模式，一种族类认同的生存方式。因此有人说，它是“历史的投影” ，而不是相反。或者说，文化是历史可理解的相对稳定的方面。 在民族内外环境大体不变条件下，族群生存应对方式也基本不变，从而导至文化的相对稳定，这有利于群体的认同与凝聚。但变化却是绝对的。一旦发生重大经济、政治变革，稳定性必然受到冲击。这大约就是“读经”倡导者所慨叹的所谓“斯文见绌”、 “文化疲惫”和“亡文化”罢？重建文化秩序可能出现偏差，却也不可将此重建过程视为文化、道德倒退。因为稳定性、认同、凝聚，毕竟不是最终目的；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重建应对方式。而况即使在文化调整期，也仍会保持相当的文化稳定。只要民族存在，就决不会“亡文化”。 称“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亡文化的历史”，恐怕很难经受实践、逻辑和民心的检验。 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政治秩序一直处于游离生产力和不稳定的状态，此乃“文化疲惫”的根源，而决非根于“亡经典” 。其唯一出路，是社会各利益集团通过长期合作博奕，逐步找到互利共存的均衡点，并建构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而延生出群体认同的新文化模式。富含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虽是宝贵的重建资源，却决非先验预设、不证自明的新文化胚胎，更不能说它是新时代的“先进文化”。

二、能否将“文化”归结为精英文化和儒学“经典”？

文化是民族群体尤其是直接生产者的创造。通过言传身教、世代相传，逐渐约定俗成为一整套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模式，并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才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英文化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就看它与这种主体文化的联系程度。当然，由于传统和习惯的惰性，以及缺乏文化自觉，大众文化革新意识往往滞后，需由敏锐的知识者启蒙、引导。但文化精英又需了解大众心理，因势利导，而不可闭门造车、包打天下。鲁迅早就告诫：“有志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义，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习惯与改革》）

精英文化确是民族文化比较系统、精致、高雅的形态。其经典，则是对民族历史、文化较为真切和有前瞻性的反映。它是“流”而非“源”。即使再博大精深，它也不可能全面反映大众文化。经典的理想化色彩，固然有对社念监督、批判的功能，和一定时代超越性，却又难为统治者和大众所接受。事实上，封建帝王之“独尊儒术”，就已对儒学元典改头换面；而劳苦大众，对其“内圣外王”之道，也极为隔膜。“读经”倡导者也说，“文化”尚存于“草根阶层”的“历史记忆”之中。但所“记忆”的，却是百姓生活中实证实悟并代代相传的世俗常识，而非“大儒”们“先知先觉”的“天理”，虽然其中也或有某些礼教烙印。

至于“读经”倡导者所谓“文化复兴”，实质上却是一种“文化革新”。 而真实的变革动力，则源自生产力发展及所引发的社会关系调整。有时为了降低文化成本，会打出“经典复兴”旗号。但这只是一种“借题发挥”和“托古改制”，而文化人却每每误以为古典真能“开出文化方向”。以西方“文艺复兴”为例，得出“文艺复兴源于经典复兴”的普遍结论，大概与史与理均难符罢。将经典视为“文化之源”、“历史之本”，显然是源流颠倒、本末倒置。只因学校不开“经典课”，就判定为“亡文化”，中国人“只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是否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之论？许多乡夫野老，一生不知经典为何物，难道就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沦为禽兽夷狄之行”吗？ 三、“尊经信经”是否为“读经”、“诵经”的必要前提？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具有某些超越时代的“永恒性” 。但这种“永恒性”又是相对的。它往往与时代性、局限性纠结在一起，剥离开来实属不易。它又并不凝固，而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经典总是不断被后人阐释、再阐释，后发阐释也会纠正、替代此前的不当阐释。“永恒性”就是在这种循环不已的再阐释、再理解中被确定，而不是被少数人一劳永逸地发现。所以，决不应把经典绝对化、神圣化。诚如恩格斯所论：“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论费尔巴哈》）。否则，就只能沦为神学信仰。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J·M·库切在颁奖致词中说得好：“经典通过顽强存活给自己挣得经典之名。因此，拷问经典，无论以一种多么敌对的态度，都是经典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分。只要经典娇弱到自已不能抵挡攻击，它就永远不可能证明自己是经典。”可见质疑、批评，无损经典存活；而盲目尊信、颂扬和神化，却会令其丧失活力。

也许正因“读经”倡导者对经典神圣化罢，他们才要求“诵经”的学童，要在“下意识中确信世间存在着”能够“指导我们生活的绝对权威性”的“体现着‘常理’、‘常道’的经典”，诵经必先“尊经信经”。尽管他们强调学童只须记诵，无须“理解”，但上述训导，不正是一种诱导性和灌输性的“理解”吗？其实，没有起码的“理解”，非本能的“记忆”也决不可能。鼓励学童自主而非强加的初步“理解”，决不是如倡导者所抨击的“自由主义”教育的“大放羊”。没有这种由浅入深的“理解” 力的培养，学童们不会在十二岁或十八岁后“自然会明白” 。

学习经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读经”倡导者看来，大约是让孩子知道并接受一套由经典所确立的，万古不变的做人做事“天理” 。但“读经”毕竟还有另外的目标。美国学者大卫·丹比曾这样描述在大学“读经”的收获：“这些书体现的不是不朽的真理，更不是方法上的一致与统一，而是体现了一个自我质疑的基本传统” ；“这些书所教我们的，不是一组稳固的知识，或一套连贯的‘价值观’，而是一个一旦获得便永远拥有的批判的心智”（《伟大的书》）。尽管这是“西方文化”，又属成人“读经”，我还是希望中国学童的“读经”，不要与此目标相悖。历史早已给出启示，盲从、轻信的人们，极易滑向怀疑一切和无信仰、无特操。这才是文化危机。

总之，我觉“读经”甚好。但应把持“平常心”，看作文化建设和个人修养之参照，和一种学童记诵实验可矣。大可不必背负开出“文化方向”、“君子之国”、“大同之世”的重任。这将使学童、教师和倡导者不堪重负。因此，我呼吁为“读经”运动“减负” ！设若神化经典，抱定以之“兴亡、继绝”、“修、齐、治、平”的雄心，并以此训导学童和大众，究竟是否为“儿童将来之福”和“中华文化复兴之幸”，我大为怀疑，也深表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