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美国参议院投票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地位，为中国加入WTO 打开了大门。随着投票的进行，美国国内舆论纷纷对中国"入世"将带来的影响做出评估，一种乐观精神弥漫在美国各界。"自由化的贸易将摧毁中国的共产政权，"《经济家杂志》如此宣称。同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宣称，"支持中国加入WTO 是自1970年以来我们所遇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此我们可以使中国向积极方向转变。"[1] 《新闻周刊》的资深撰稿人Robert J. Samuelson 分析了这种由贸易自然导致政治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会变成一个富有的、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加入WTO……会促进法治。中产阶级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生产的分散化会逐步弱化中共的控制，最终导致政府的民主化。"[2] 这些满怀希望的言论反映了西方的一个主流观点。西方人普遍认为，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可以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将会成为推动中国走向西方式民主的核心力量。

　　本文作者完全支持中国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也同意入世会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民主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简单而言，政府职能转变是针对权力运作的方式所进行的改革，而民主化解决的则是权力的来源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由入世带来的冲击波可能会促进前一方面的改革，但并不必然触及后者。有若干理由可以支持这一观点，而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讨论。我们认为，正逐步成型的中国中产阶级对内有"政治冷漠"的特点，对外则有民族主义倾向。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文化"，我们质疑以上那种认为扩大了的中产阶级会自然地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乐观假设。

　　一般认为，中产阶级包括政府公务员、专业人士、商务人员以及一部分服务业从业者。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将形成新一代的中产阶级。他们将主要由"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组成--在这里是指在"八九事件"之后进入成年、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于全球化潮流中的那一代人。通过对此萌芽中的新中产阶级的分析我们发现，他们整体上对国内政治态度冷漠，相反，当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外交及经济上出现争端时则民族主义情绪高昂，这两种态度相纠结，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

　　在这里我们将全球化定义为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整合。这一趋势不自今日始，但是在1990年后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共产主义集团的解体）以及科技革命原因（电信业及因特网蓬勃发展）而得以加速发展。"全球化的初生代"以及随后更具全球化特点的各代有另一显著特点，即普遍具有高等教育背景。中国政府认为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为了迎接这一挑战，中国政府加速扩大其大学系统（即高校扩招），以使更多的适龄青年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预料，这一政策将使更多的高素质人材进入发育中的中产阶级。

　　2002年中国即将产生新的领导集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党内领导层的新陈代谢，"全球化一代"会逐渐进入政府各层级。而且，这一代的其他成员已经、也将会继续进入中国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与上一代不同，由于没有文革的沉重负担，加之在全球化中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由意识形态决定，而是由消费层次决定，"全球化的一代"及其后来者很可能会使中国这艘巨舰驶向新的航道。因此，在预测中国最终走向何方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全球化一代"的政治态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萧功秦认为，"六四时期的第三代青年与八年之后的当今新的一代青年相比，前者是高度政治化，言必谈政治，后者则是高度非政治化。"[3] 上海另一著名学者朱学勤也同意这一观点："八九以后，大部分学生对政治失去兴趣。现在他们更关心经济。"[4] 青年学生政治态度的转变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在众多因素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全球化带来的非政治化（de-politicizing）影响。八九风波过后，大多数青年对"政治"退避三舍。随后，由于邓小平南巡以及中国加速进入全球市场经济，这些年轻人转而投身"市场"。GDP双位数字的增长以及丰富的物质享受成为政府及民间都认可的、新的追求目标。九二年以后，"全球化一代"高举经济大旗，终于真正站立在中国的土地上。

　　根据1999年一项调查，80%的中国城市青年"相信市场经济会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5] 年轻人手提诺基亚电话，吃着麦当劳汉堡的情形成为中国城市的街头的常见景象，可以说这些"新人类"已经与全球化带来的消费文化完全融合。在这一氛围中，民主不再被视为西方最重要的输出品。在"全球化一代"的印象里，民主理想只是"昨夜星辰"-- 光芒闪烁，但却不切实际、遥不可及。1989年5月，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Andrew Nathan 指出，当年学生对体制失去信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高学历者经常得到低报酬……，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暗淡。"[6]这一观点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颇具启示性。由于市场化带来了无限机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有着与八九一代非常不同的环境。外国企业的进驻和国内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为他们提供了颇为丰富的工作机会。比他们的学长们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一代"很清楚，如果准备充分，自己无疑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当然，当中国青年人享受着全球化成果的同时，也面对来自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但这同样使他们更关注经济而非政治。这一代的年轻人大都是独生子女，特殊的环境使他们必须在物质上获得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仿效和追赶"，也是基于现实考虑。事实上，独生子女家庭将面对的情况是，他们必须负担双方父母和祖父母的晚年生活。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是由于中国的人口严重超载。密集的人口使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得不为工作、升学和就业而激烈竞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竞争"已经成为全球化一代的日常生活状态。笔者的一个朋友为了准备申请美国管理类研究生院所必需的GMAT，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背熟考试机构提供的200篇范文。虽然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最终被麻省理工学院（MIT）录取，但我们在这种"成功"中仍然体会到某种悲壮。

　　标准化的出国考试仅仅是中国年轻人自小学开始就必须经历的一系列考试的最后一项。在这种"考试文化"中，就算家长们不期望物质条件会随着子女的成功而改善，他们的希望也随着"小皇帝"们的学习情况而沉浮。"考试文化"中的成功者懂得，他们的刻苦学习可以换来更多机会，同时可以告慰父母。努力学习、积累"资本"、循规蹈矩，只要做到这几点，你就可以成为全球化新体制的宠儿。因此，如果顺从能够获得（gain），而叛逆意味着失去 (lost) 的话，"要不要挑战权威"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化在使中国青年对国内政治漠不关心的同时，也在刺激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纽约时报2001年4月的一篇评论说道，"（当代中国青年）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反映了过去十年的一种代际的观念转变。这种转变使现在进入成年的年轻人从七十年代后就形成了对美国的消极看法。"[7] 由于人们认为美国左右着全球化，并从中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全球化在中国被视为"美国化"。特别在中国大使馆遭受轰炸以后，很多中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都不过是披在霸权主义身上的"羊皮"。另外，全球化开放和普遍联系的特点也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便利。Nicholas Kristof 认为，"今年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的聊天室交流思想，甚至出席电台的直播节目，公共意见的影响在扩大。最终，这会使中国人……更趋向民族主义和顽固不化。"[8]

　　公共舆论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在刚过去不久的中美撞机事件中，中国的领导人把因特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政策制定时的参考因素之一。这些激烈言论包括在网上聊天室里大谈"绑架江泽民以强迫他反抗美国的侵略。"[9] 即使那些较温和的学生派别也认为，以美国为摹本的西方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当前苏联发生剧变的时候，他们以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现在看看中国，再看看苏联，答案昭然若揭。"[10] 现在，许多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青年拒绝贴着"Made in America"标签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转而相信现政权能带领人民使中国富强。持这种态度的青年不追求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支持"稳定压倒一切"的论点。正如Thomas Friedman 在去年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学生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他们不可能自革其命（rock the boat）。"[11]

　　如果说十二年前的年轻人没有尝到中国进入世界经济的果实，因此觉得从政治改革中可以获得一切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则是尝到全球化果实的第一代中国人。他们觉得吵嚷的多元民主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相反，只会失去更多。如果有一天全球化的一代被动员起来抗议点儿什么，则他们的表现很可能会类似南韩中产阶级在1987年民主运动中的表现："有点不可理喻地走上街头高喊'秩序万岁！'--一个绝对不'革命'的口号。"[12]

　　中国政府经常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周边民族矛盾、经济结构转型、生态环境恶化等）来强调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当中产阶级深信一个强大的政党是"秩序(order)"的最有效维护者的时候，它会成为政府的支持力量。正如朱学勤教授指出，"民主可能需要中产阶级，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需要民主。"[13] 政治改革的动力似乎更可能来自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者，例如农民和失业工人，而不是西方所期待的中产阶级。近年来，在全球化中被剥夺的社会弱势群体已经开始规模有限、但具有暴力倾向的抗议活动。种种事实表明，由这些群体推动的改革不会是"有秩序的（orderly）"。以"全球化一代"的政治态度为依据我们可以推断，为了维持目前的"秩序"、维护自身在全球化中的既得利益，在可预见的未来，以"全球化一代"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将会成为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障碍，而不是当然的支持者。

　　* 本文曾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费彝民合作论文竞赛"一等奖。

注释：
[1] 《经济家》(The Economist)，2000年5月20，第19－20页。
[2] "与中国共存"，《新闻周刊》(Newsweek)，2000年五月29，第29页。
[3] 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6期。
[4] 访谈记录，2001年5月19日。
[5] 《生活时报》(上海)， 1999年1月8日.
[6]"青年的向往：一个老话题，"《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89，5，22 ，A版。
[7] 同上。
[8] Nicholas Kristof，"民主的果实：谁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1，4，22。
[9] "冷战是如何开始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1，4，11，第15页。
[10] "中国青少年对美国的消极态度"，《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2001，4，22，第一版，第6页。
[11] "五个迷思"，《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2000，10，28，A版，第31页。
[12] David Martin Jones，"亚太的民主，市民社会及非自由中产阶级"，《比较政治杂志》(Comparative Politics)，1998年1月，第147页。
[13] 访问记录，200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