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林毓生教授来华讲学
闵仕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应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大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等单位的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汉学家林毓生教授于2001年10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的学术讲演。
林教授认为“秩序危机”（Crisis of Order）和“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思想文化与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民间社会的独立性不强,社会秩序往往为政治秩序所涵盖（比如,科举制度是社会“差序格局”中的最大动力，在民间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为政治服务的意义比为社会文化服务的意义要大得多。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因为失去了这一制度上的依托，便迅速沦为社会中的“游魂”，这说明知识分子作为民间团体不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政治秩序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承载中心，一旦这一中心崩溃，整个社会秩序便陷于瘫痪。所以，1911年清朝的灭亡，不仅标志着“天子制度”（政治制度）的崩溃，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文化和道德思想秩序的全面解体。换言之，社会秩序跟着政治秩序一起崩溃了。由此导致了一场异常重大和深刻的“秩序危机”，其影响至今犹在。
从社会学上看,秩序的形成和维持需要相应的中心,也就是权威。权威可以分为强迫性权威、自愿式权威和学术传承方面的权威。所谓传统秩序的崩溃,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权威的消失。随着权威的消失,合法性与正当性便受到了长期和普遍的质疑。社会学认为，人无法接受一个没有秩序的环境——他（她）可以面对和解决所有问题，但无法接受混乱。于是呼唤新的权威、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强烈要求，这一要求本身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动力。左派、右派、保守派、改革派、自由主义者顺应这一历史要求，为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秩序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努力都是失败的。旧的秩序解体以后，保守派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社会可以有保守的意愿，但不可能再有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不仅失去了相应的制度基础，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真正的问题变成如何“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并不等于“西化”，从严格意义上说，当年关于要不要“西化”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西化”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所以“西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假问题。林教授通过缜密的分析，尖锐地指出：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他们的学习都是不成功的。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山始祖，胡适极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但胡适所谓的科学并不是科学，乃是科学崇拜，即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胡适错误地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生问题，而事实上，科学并不提供价值，无法为人生问题提供答案）；在民主问题上，胡适认为民主是“幼稚园式的政治”，这一观点更是浅薄到了令人“令人害臊的地步”（民主政治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一些重要的条件）。左派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其“平等”思想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目的在于让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结果却并未产生一个尊重人的社会。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林教授凭着几十年学养和感触，慎重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政治权力，在这一方面，西方几百年来的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林教授的讲演在与会的专家学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早在五十年代，他便对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从“良知”本体开出“民主科学”这一新外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近年来，他又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有人问及“儒家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时，他认为：相对于佛、道两家的避世，儒家直接面对社会和现实政治，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儒家不注重制度，只注重人心。就注重人心而言，儒家对今的西方是有意义的（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落实），但儒家这方面的功能只能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发挥和体现。由于儒家具有一元本体论、目的论的明显倾向，一旦它反过来作为政治秩序的思想来源，便很可能为专制制度的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林教授因此认为，尽管儒家思想对人心和家庭有着很深的理解，在现代社会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够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真正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