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起因古今考
——评甘阳《<自然权利与历史>序言》

林国荣

 

一 从喜剧到战争

在这篇长达90页的、为犹太血统大学者列奥?施特劳斯的毕生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的开篇，导师甘阳先生引用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主题，并借施特劳斯之口说：
“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
在这段话中，“少年”和“成熟”以对立的方式出现。不过我们知道，促使修西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我刚到能够理解事情的年龄。”古罗马的一项法律规定：允许那些行将就木的老迈之人在遗嘱中说出真话。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政治常识是：真话始，则政治终。近代欧洲最大的“政治”贡献就是：让人们学会“少年式”地关心“自然权利”，同时让人们放弃“成熟地”关心“历史”；并且他们成功了。苏格拉底的学生就年龄而论，都是少年，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在最容易产生伟大作品的年代，伟大作品才最能为人所认识、所尊重。将伟大作品传播于世，这是从前的风气。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对于当世的作品和人物漠不关心，但是一旦遇到伟大作品，使得愚蠢和丑陋的薄俗不能不为之屈服的时候，从前的写作风气也还不至于完全泯灭。从前，正因为那些值得记述的伟大作品和事迹，其行事大多出乎自然、光明磊落，所以才能留下一些大手笔。甚至一些自我记述也算不得妄自尊大，而实在是出于自尊自敬，严复以《天演论》之名曲译《进化与伦理》，在从前那个时代可算是其中一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得不找出这样的例子以图安慰，那就是甘老师的这篇序言了。希望我这样说，并没有损害这篇作品的信誉，也没有引发旁人的轻蔑。甘老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活在17、18世纪之交的维柯：作为思想家，他才比天高；作为学者，他却不够格。对待天才、而非学者的作品，评论者若要做到既不吹捧，又不贬抑，就要尽可能地小心翼翼，不走错一步。
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注释入手。甘老师为这篇序言破天荒地下了174个注释，这很可能暗示着，这篇序言是老师的严肃作品。这篇序言引来众多赞叹，在这些众多的赞叹者中，有谁真正读过、或者完整读过《自然权利与历史》本身呢？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进行一次类似我们大学时代的课堂点名的话，那我只能说：“没来的请举手。”结论是：赞叹者发出赞叹，却不知道为什么而赞叹。这种情况和导师的序言结构本身出奇地相似：这篇评论乃是为以“自然权利与历史”为标题的书而作，但在174个注释中，我们竟然没能找到哪怕一部合格的历史作品、哪怕一位够劲儿的历史学家。在序言的开篇，甘老师借施特劳斯之口询问：为什么“前苏格拉底哲学”竟能不涉及政治哲学？作为评论者，我们也可以自己之口询问：为什么《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序言竟能不涉及历史？
也许我们都还记得，狄尔泰早已驱散了这样一种幻想，即，人们可以就某个单独的观念写作一部历史。但是，人们仍然要不可避免地转向历史，以澄清自己关于一系列观念的想法，比如自由、荣誉、正义，甚至婚姻、贸易。这些观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起点。但是，观念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原则，这个问题并不能得到先天的答案：只有历史研究能够说出观念是否、或者如何在历史中发生作用，比如荣誉。不过，即使我们不能确定观念是否导致了历史发展，我们仍可以确定，观念可以导致历史研究——尽管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主题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偏见也就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偏见越清楚，我们的工作也就越有效、越不自欺。比如说，如果你向自己确定：研究罗马法的惟一办法是剖析罗马有产者阶层的利益，那么你也就选定了罗马法研究的众多任务之一；俄国学者对古代奴隶制的研究不也有效地开辟了新领域吗？甘老师在结束序言时说：“我愿期待21世纪是喜剧的时代。”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同样合理地说：“我更愿意忠诚并追随‘人类是场悲剧’这一事实。”马基雅维里大可以把他喜剧式的《佛罗伦萨史》终结于1492年，但哥伦布也大可以在这一年去发现他的新大陆。
半个世纪前，战争迫使大批德国学者走上流亡之路，又进一步迫使他们陷入和犹太民族几乎同样的处境当中。政治首先意味着有一片固定的土地，并且从事对外战争。那么犹太人为什么关心政治、或者说关心政治哲学呢？首先，犹太人的散居必须被犹太人自己看作是反常状态，至少从菲洛（耶稣诞生后的第54年）时代开始就是这样。犹太人并不用政治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背井离乡，他们只把自己的放逐看作是上帝对自己民族的罪恶的惩罚。如同罪恶无疑导致了犹太人国家的毁灭一样，忏悔也同样将导致这个国家的重建。但是，没有人能确定这种反常状态何时结束，但他终将结束，对这一点犹太人自己没有疑问。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并不被认为是全然的徒劳之举。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德国或者德国-犹太血统的学者们在大部分定居美洲之后，开始了悔过和反思的工作，而历史主义这个德国的本土产品当然就是首要目标。耶格完成了对希腊思想史的考察，克里斯泰勒和巴隆成为人文主义研究的灵魂人物，库特纳重新激发了对教会法的研究，潘诺夫斯基传播了一项有关艺术史的方法论、坎特罗维奇则帮助建立了拜占庭思想和中世纪西方思想之间的新联系。施特劳斯利用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席对历史主义展开了犀利的批判，也勉力在这次流亡者的潮流中辟得一席之地。
德国或者德国-犹太血统的流亡学者在美洲的生存，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一种尴尬境地而无法自拔：他们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和忏悔、对政治的关注，只是在对未来国家的期待中才获得意义。正是由于眼光聚焦未来、心灵指向期待，所以对历史主义的这次批判很少涉及史学本身，因为历史意味着过去。况且，美国不是这些人的祖国，所以，美国并没有给这些人提供土壤。美国史学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自己的成熟和自信。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史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居民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有可能的话，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其次，就是来自哲学家们的合作。约翰?杜威创造了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纽带。在用社会学方式刻画历史处境、并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方面，马克斯?韦伯使德国备感焦虑，而杜威则使美国领先世界。面对美国史学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信和成熟，这些流亡者只能更少自信、更多期待。美国不是他们的祖国，但他们却生活在这个国家。施特劳斯可能是这些人中判断形势最透彻的一个，他确实回归了古代，但回归的道路却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历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大军怀着“立国”的理想开赴西西里，但一个要塞的陷落使雅典人甚至没能获得赖以“立国”的一片土地；战争终结了雅典人的这项理想；战争同样挫败了色诺芬在黑海海边“立国”的尝试。这很可能意味着，战争并不是政治哲学的恰当主题；如同一个好将军很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治国者那样。而一个如尼西亚斯这样的笨蛋将军，却有可能是个合格的治国者。正如甘老师借施特劳斯之口所说：“政治哲学更近喜剧，而非悲剧。”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在他的葬礼演说词中希望“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并强调“英雄有大地做他的坟墓”；最终实现伯里克利这项理想的是雅典人在西西里的惨败；修西底德记载了这场战争，并用这场战争教导“未来的世世代代”。修西底德是全人类的教师，因为战争是全人类的教师。修西底德评论说：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失败，是场“悲剧”。修西底德在迫使我们离开诗人荷马之后，又迫使我们离开喜剧。如果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更象哲学而非历史”的评论没错，那么修西底德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历史讲述战争，战争不是政治哲学的恰当主题，但战争是人类的教师。甘老师在以“政治哲学作为教育”为标题的结论一节的起首句中说：“施特劳斯似乎并不认为‘古典政治哲学’一定是保守的。”这句话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意涵上看，都谈不上任何意义；就象我们根本不可能指望发现一个保守的柏拉图或者保守的亚里士多德一样，我们也决无可能发现一个激进的柏拉图或者激进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作为教育”，一个如此“隐微”的表达方式，只不过掩饰着一个“显白的”的事实：政治哲学本来就是教育。正如甘老师在同一节中为整篇序言做总结时所说：“对政治哲学的真正理解可以说只有在所有传统都已打碎时才成为可能，因此……危机越是深刻，反倒恰恰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使人们有可能以全新的视野来审视以前从没有被真正理解的传统。”在教育方面，战争是政治哲学的竞争者；如同修西底德是柏拉图的竞争者一样。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大学、或者更极端一些、在乡野或者广场接受政治哲学的教育；战场则是全人类的教育之所。对战争起因的探讨将如同对政体原则的探讨一样，承担起教育的职能。

二 战争起因
布里的理查，14世纪的杜海姆主教，在其Philobiblon中为那些因战争而没能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感到伤心。他暗示说，如果不是战争破坏，人们将会读到多得多的亚里士多德、多得多的塞涅卡。亚里士多德本应向我们传授圆积法，本不应让世界永恒性之问题成为我们的未解之迷。布里相信，当托勒密的图书馆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中遭到焚毁的时候，加德穆斯的语法、约书亚的几何、埃斯库拉比乌斯的解毒方法、以及无数其他的科学秘密，其实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奥鲁斯·格里乌斯则更干脆地感叹说：“[战争的]一个次要一点的罪行是，阿加门农用自己的剑亲手杀死自己虔诚的女儿，以献祭诸神；大一点的罪行莫过于奥德赛巧献木马计，导致古城特洛伊的覆灭。”
如果布里活在今天，他将更有理由为战争对文献的破坏而悲叹。不过，他也许应当明白，跟战争破坏文献相比，还有更大的灾难。有些文献是得到战争的启示和洗礼的，这些文献的目的在于论述战争的起因，因此，这些文献本身就是最大的灾难。的确应该为这样的文献感到悲伤。惟一的安慰——如果这也称得上是安慰的话——就是，还存在第三种类型的文献，这种文献更坏，因为这些文献本身就启示着战争，他们自己就是战争的制造者和起因所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从事慈善事业的国际组织提出动议，打算整理出人类迄今写作的一百本最具威胁的书。我相信，有一天人们会去执行这项工程。如果这一天到来，那么我提议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塔西佗的《日尔曼尼亚志》应当排在最前面。这并不涉及荷马和塔西佗其人。塔西佗是个绅士，并且就我所知道，荷马也是个绅士。但是，又有谁会否认《伊利亚特》、《日尔曼尼亚志》一直在人类心灵中召唤着最不神圣的情感呢？很幸运，我在这里暂时不用自找麻烦，去谈论《日尔曼尼亚志》对后世的影响这件事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惧，这就够了。《日尔曼尼亚志》自诞生之后，又成了所有这些恐惧的生身父亲。但是，如果要谈论战争的起因，就不能略过史诗的最伟大典范《伊利亚特》。《伊利亚特》不仅创造了阿喀琉斯和阿加门农这些模范人物，而且也让这些人很快成为《奥德赛》中的幽灵，永恒地纠缠人类世界，挥之不去。几乎所有最邪恶的史家都师从荷马，把邪恶的起因归于世世代代的战争。
然而，荷马竟是如此善良地对待战争。他知道人为什么走向战争，他的陈述是如此简单：人为保护妻子、儿女不受伤害而战；人为复仇而战；人为自己或者为首领的荣誉而战；人为财富和利益而战。尽管荷马的最大特点是含蓄，而不是直白，但战争终究是令人悲伤的必然，诸神为可怜的人类编织了命运之网，注定了人类应当生存在苦难当中。这就是“荷马的财富”。
后人在荷马那里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荷马根本就不曾有过，比如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冲突；比如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的永恒仇恨。这一点我们不必再多说了。就其本来意图来说，《伊利亚特》并不是为东西方战争致开幕辞。不过，现在的我们都明白，人们确实把它当作了这样的开幕辞，对此，希罗多德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明白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的涵义所在。尽管有了莱因哈特洞察天机的评论，我仍然搞不懂：为什么希罗多德把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希腊故事栽到腓尼基人和波斯人头上。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希罗多德要解除有关希腊波斯战争的那些神话解释。希罗多德确定地告诉人们：如果你想知道希波战争的真正起因，你一定不要看希腊神话，一定不要看荷马。爱奥、米底亚和海伦的故事并不是希波战争的插曲。希罗多德启动一个惊人庞大的流程以造反荷马，前述内容只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这项造反是完全不动声色的，也许是不经意间，这项造反使得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历史成为可能。希罗多德将自己从神话式过去的魅力中解脱出来，并开始观察不远的过去，包括距离他不到一代人时间的希波战争。希罗多德自问：证据的价值何在？同时，希罗多德的头脑非常清醒，这使他能够对不远的过去抱有同情的理解，他理解了人类生活的复杂，这样的理解也是荷马曾经展示过的，只不过荷马处理的是神话事件。有一件事情无疑是希罗多德从荷马那里学到的——善待错综复杂的人事线团。希罗多德许诺要解释“这场[希波]战争的起因”，他履行这项诺言乃是凭借一个史家的开放心灵和闲暇。如此的开放心灵和闲暇态度，即使对一个史家来说，我们也只是在文艺复兴的16世纪才有机会再见其闪光，这时候，文艺复兴的主导心绪与其说是贝多芬式的，倒不如说是莫扎特式的。
“起因”对希罗多德来说，究竟是意味着“原因”还是“仇恨”，这个问题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希罗多德没有必要就战争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作出区分。他只知道，人拿起武器、人和人成为敌人，这总是有原因的。这就够了。他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使希腊人和波斯人兵戎相见，他不遗余力地记载着同这场战争有关的一切，——只要他认为有关。他的考察扩展到他那个时代的世界的一切，并且也包容了这一切，但是，希罗多德从来没有宣称说，他道尽了这个主题，或者他记载了所有有关这个主题的事实。克洛伊索斯介入爱奥尼亚事务、德摩西德斯建议阿托萨去说服丈夫大流士征服希腊、爱奥尼亚叛变的前前后后、雅典民主派聚会在激怒大流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薛西斯对帝国和荣耀的渴望，所有这些，如果你愿意称它们为战争起因的话，希罗多德也只是提了一下，这些段落的文风是再明显不过的松松垮垮。希罗多德一点都不系统、不紧张。我们不难发现，德摩西德斯的建议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效果；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希罗多德不提这件事情，那他就很可能犯了天大的错误：因为正是这个建议，对后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无法估量的影响。我们也不难见出，大流士对雅典的愤怒被刻画得不成体统、甚至有点扭曲；至于薛西斯要将战争扩展到整个希腊世界的决定，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也得不到足够的理解。但我们同样能感到，希罗多德离真相并不远。但希罗多德并不试图使自己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附和自己的政治意见。他羡慕雅典的民主，并且他很清楚，这样的民主将使雅典在战争的效率方面胜过其他希腊城邦：确实，他把雅典赞美为希腊世界的拯救者。但是，当阿里斯塔哥拉斯成功说服雅典人、而不是斯巴达人，去援助爱奥尼亚人的时候，希罗多德直白地下评论说：欺骗三万人要比欺骗一个人来得容易。援助爱奥尼亚人是雅典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对这一点，希罗多德没有怀疑。
希罗多德对于战争起因的分析既具体又精巧。他知道，希波战争的全部起因在于克洛伊索斯、及其吕底亚王国的扩张，但是他也清楚，战争的实际发生是很多偶然因素凑巧的结果。希罗多德的精神视野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年代上，都惊人宽广。但更令人羡慕的是他叙述历史的技巧，这技巧使他能够从自己编织的网里面超脱出来，而这张网也同样宽广。
拿希罗多德同东方文献作一比较，这个主题充满了诱惑。我不能肯定：这样的比较是不是真能揭示出一些东西，因为双方的差别太大了。埃及和阿西里亚对战争的记载都是官修文献，而希罗多德的《历史》所表征的正是对官修历史的否决。《圣经》的《列王记》同样能讲述希罗多德式的故事。阿伯撒罗姆叛变或者莎巴女王的到达都是同样好的故事素材。但是，《列王记》对战争并没有表示出多少兴趣。如果我们把考察扩展到《士师记》或者《撒母耳记》，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希伯莱文献中的永恒素材，即对神的服从或者违抗，和希腊历史文献相比，竟是如此地无法相提并论。大卫王对上帝说：“我只对你犯了罪，”先知但以理说：上帝能随便改易时势，他建立王国，他消灭王国；阿喀琉斯则谴责阿加门农说：“你这个贪婪之徒……只是因为你的部下太弱。”当然，希罗多德也提到了神对战争的干预，但是，战争中所爆发出来的情感、以及战争的结果本身，总是可在不考虑神的情况下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我相信，假设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从埃及人、阿西里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找到私人所作的文献记载，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这些私人都是有能力凭借比官方史家更冷静、更精巧的态度来看待战争的。
在这项假想的比较中，在其得到允许、同时也具有意义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提出希罗多德和东方文献的三个不同：
A. 东方文献对于战争起因所持的论调千篇一律。某某民族、某某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闱，玩弄阴谋、暴力，所以，需要以战争惩罚之。
B. 看待战争的东方观点几乎一成不变地是从征服者的角度出发。失败通常要掩盖起来。我在东方文献中很少找到希罗多德对斯巴达温泉关战役所作的那种叙述。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东方文献中有了类似的发现，我相信那也只是在角落里罢了。
C. 获胜的国王自动地把自己的事业等同于神的事业，并且把胜利看作是神的直接宣判。
至少，我们可以稳靠地说，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希罗多德是第一个对战争及其起因进行大规模考察的人。这确实是希罗多德为欧洲史学留下的遗产，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项遗产从所有方面来看都是可让人称慕的。希罗多德之后，战争就成了欧洲史学的核心主题或者核心主题之一。一位牛津大学的本科生曾向迈里斯爵士提问说：“爵士，如果希罗多德确实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傻瓜，那么我们为什么到他那里去读伟大的东西呢？”如果我也不得不回答这个著名问题的话，那么我的答案会是这样的：在一般的意义上，希罗多德并不是欧洲史学的惟一奠基者，但他给欧洲史学提供了领导性的、永恒出现的主题——战争，——它的起因、它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以及它的结果。
希罗多德的接力者当然是修西底德。正是修西底德，在使战争成为欧洲思想的决定性主题方面，比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修西底德以一种再深刻不过的方式处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在政治理论方面，把卢梭《论艺术与科学的增进是否有利于淳化风俗》；在政治实践方面，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看作是对修西底德的这种处理方式的直接回应。修西底德的处理方式所具备的力量同其所引发的问题同样巨大。我在此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关于麦加拉令谕，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说；关于“起因”一词在修西底德所具备的涵义，我也没有什么更新的理论可以提供。当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3章说：“国王尚未成年”的时候，很自然，我希望我能够确定修西底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王”，而在于“尚未成年”。修西底德暗示：答案的确定程度只能跟随年龄一同增长，而他本人正如第1章所提示，也只是在“刚知晓事理的年龄”。幸运的是，对于我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不需要任何的理论。
如果说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个开放的社会，那么修西底德的世界则是一个封闭的商店。修西底德决不允许任何陌生人闯进这个他准备加以经营的商店，希罗多德则时刻准备闯进世界的任何地方。修西底德的世界很冷清，就是卷入一场生死战的两个希腊城邦。他要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没有别的。正如戈米所见：“对于修西底德不愿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应当提出任何要求。”这样的孤离对于修西底德的伟大是必须的，对于成功地研究领导人物在战争状态下将如何行动、以及领导人物的决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孤离也是必须的。修西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是针对政治和军事领袖人物所进行一项探察，2400年后，这项探察仍然证明了是无人可以加以模仿或者竞争的。但是，这样的孤离方式自有其弱点。在刻画人类生活的复杂时，修西底德将无法再象希罗多德那样，以荷马为榜样。确实，修西底德是如此坚定的希腊中心论者，以至于他甚至遗忘了卡里亚斯和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有两次将注意力转向波斯，第一次是因为不这样做，故事就无法进行下去；当他第二次面临同样处境时，他干脆中断了这部历史。为这个中断付帐的是他的读者。今天，我们再无法知道战争的最后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更没有机会知道，以修西底德这样的心灵将会怎样呈现这7年的历史画卷。他严厉地将关系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事件分离出来。他精确地知道哪些东西是有关的。他确定无疑地恰好把手放在最重要的关节上。因此，在西西里、克尔西拉和波提达亚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永恒地存在了。但是，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还不够。他禁止自己介入稍微广阔一些的世界，但他把自己狭小世界的深度开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战争的借口和起因之间作出区分。起因是雅典帝国权力的日益扩张、以及斯巴达及其盟邦对这项权力的不安。这项区分深受现代人的欢迎，尽管现代人在表达术语上有所变化。很多人把修西底德当作是古代最讲究科学解释的史家来加以研究，修西底德在这方面的声誉再好不过地体现于下面的事实当中：作为成熟建制的欧洲大学都以拥有一位能够讲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一章、甚至一节的教师而骄傲，这种现象遍布从波罗尼亚到美洲的大学，从文艺复兴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兰克时代。但是，可以肯定，这里面存在误解。如果说修西底德确实有些事情没有做成功，那这件事情就是解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冲突的更为遥远的起源。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三十年的外交和社会史的状况，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是无可挽回地丢失了，原因在于：修西底德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因为修西底德没有费心去研究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和战争的近因一样，战争的远因也是直白的历史事实。如果这些事实没有整理出来，如果修西底德仅仅留给我们一种模糊的神秘感，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被误导了。对于战争的起因，修西底德提供的说法令人吃惊地浅白：恐惧、权力和利益；这种说法的浅白同“战争不可避免”的巨大结论之间的对比同样巨大，而且令人困惑。对此，我们似乎只能说：对于战争的起因，修西底德是模糊的。在解释现实的战争行为方面，修西底德无疑超越了希罗多德，而这正是修西底德所用心的地方。然而，在发掘战争的远因方面，修西底德的说服力远逊于希罗多德。不感兴趣并不意味着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端部分指出：“我为未来的世世代代而写作。”修西底德似乎是在为自己的疏忽作出解释。至今，在意大利的一家博物馆里，仍陈列着一座文艺复兴时代的双面神雅努斯的雕象，一张脸是希罗多德，他朝向遥远的过去；另一张脸是修西底德，他朝向没有尽头的未来。修西底德的这种苛刻的自我限制，使他特别不适合于追踪一场战争的起因：他不允许自己使用那些前辈们已经用得很熟练的材料和因素。康福德陈述说：修西底德不是一个讲究科学的史家，因为他对战争的社会和经济的科学起因一点都没有兴趣。康福德在一百年前所创造的这种感觉包含了大量的真理。修西底德尝试去理解那些即将奔赴战场的人们的心灵，而不是和一场战争有关的传统或者利益。
修西底德区分了战争起因和借口，事实上，修西底德在这方面只是更为精确地表达了已经为希罗多德所本能地熟悉、并更好地运用过的一个区分罢了。这一区分在希腊史学随后的发展中是有作用的，尤其是考虑到人们在追踪战争起因时，通常要流于鸡毛蒜皮的妇人之见。修西底德严肃的语言提醒着后来的史家：他们有责任去看穿直白的现象。修西底德的两个延续者色诺芬和Hellenica Oxyrhynchia的神秘作者，也把这一原则运用于他们所记载的战争。比如，色诺芬，就是用这个原则来解释斯巴达和底比斯之间的争斗；而那个神秘作者则指出，波斯提供的黄金并不能解释反斯巴达联盟的形成。人类需要修西底德的提醒，埃佛路斯证明了这一点。狄奥多罗斯报道了埃佛路斯就米塞纳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所说的一切，就我们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埃佛路斯的这些话鸡毛蒜皮到了不知羞耻的程度。根据他的说法，伯里克利应当听从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建议去开战，以转移人们对他财政管理不善的注意力。修西底德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很难被夸张。但是，修西底德本人和他的追随者从这种方法中所收获的果实，并不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色诺芬还是那个神秘作者，在处理他们各自的主题时，都尽其所能了。
在这件事情上，波利比乌斯应当感到不安，因为在接受修西底德这一区分的同时，他作了修改和完善。对于修西底德已经使用过的术语，他赋予了不同的、或者说更精细的意义。例子之一是亚历山大的远征。起因是色诺芬和阿格西劳斯所从事的远征，这次远征让希腊人懂得了波斯帝国的弱点；借口则是斐力普公开宣称：波斯人对希腊人做了坏事，他要为希腊人复仇。在此，起因表达得并不模糊；它们都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比如色诺芬和阿格西劳斯的那次远征，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马其顿国王在备战波斯的时候，备感安全。然而，即使是波利比乌斯的修正也并不令人满意；即使是波利比乌斯，他在处理战争中的外交和军事行为方面，似乎要比处理战争起因问题更为成功。在追踪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因时，他把这些起因归之于哈米尔卡对罗马人的私人恩怨、归之于迦太基人对于萨迪尼亚之劫的怨恨，最后则归之于罗马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的恐惧。
有些人可能会说，波利比乌斯没能就经济因素、以及罗马的社会结构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些人同样谴责塔西佗不懂得罗马的经济社会制度，但是请想一想，有谁会愚蠢到质疑罗马的一位执政官，说他不懂得本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呢？有谁会认为一个能用三句话就把罗马的八百年历史概括至尽的人，不懂得罗马的社会经济制度呢？还有人会说，波利比乌斯没有关注那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作用很大，而且早在迦太基介入西班牙之前就存在了；另外有人很可能会扩展探索的视野，把希腊的西方城邦也牵扯进来。但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波利比乌斯对战争起因进行了简化的和理性化的处理。修西底德太模糊，波利比乌斯太简单。
一旦到了内政问题，修西底德不再模糊，波利比乌斯也不再简单了。修西底德知道如何去品评雅典和斯巴达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于城邦的内讧，他贡献了最著名的章节；他把第八卷的大部分内容用于解释寡头是如何操纵雅典的。同样，如果我们对波利比乌斯第三卷有关战争起因的探讨感到不满，那么当我们转入第六卷的内政问题时，不满将让位于惊羡。在两种情况下，精细的天才观察都取代了那种关于战争起因的心不在焉的肤浅陈述。我们甚至有了这样的感觉，修西底德和波利比乌斯在处理内政问题时，好象是采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技术。
在此，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正在遭遇到希腊史学、以及希腊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但却少有人能注意到的特征。希腊文献通常聚焦于内政问题。战争和对外冲突的起因是边缘问题，而不会进入关注的中心地带。希罗多德仍然处在这一发展之外，而这一发展跟智者运动息息相关。当然，希罗多德也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历史》第三卷关于最好政体的论辩、以及第五卷关于雅典民主的评论似乎表明了这一点。希罗多德无疑很熟悉同时代哲学们的讨论，但是，他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内政问题，而是个人的行动和民族的习惯。相反，修西底德相当好地反映了这种新形势，回想起来，这种形势乃是一个悖论体。战争在希腊生活中是永恒存在的事实；战争是希腊情感、伦理价值和社会规则的核心点。并非偶然，希罗多德让战争成为自己历史作品的中心，而他的追随者接受了他的这一决断：战争是希腊生活的核心。但是，与内政问题相比，希腊思想对战争起因所倾注的心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耐斯特在一本价值颇高的小册子里收录了希腊人对和平的思考，劳埃纳则给出了一本类似的书，不过主题是战争。这两本小册子几乎毫无重叠的部分。在希腊文献中，除了伊索克拉底之外，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到有谁在自己作品的标题中，允许“战争”与“和平”着两个词同时出现。这个事实表明希腊人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是多么不成体统、多么肤浅。在任何主题上，人们大可以靠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收获一些有趣的事情，即使这些东西谈不上通情达理。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贡献，是无法跟他们对内政问题所作的贡献进行比较的。
我怀疑，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希腊人是把战争作为自然事实而加以接受的，就象我们接受生命和死亡那样，希腊人接受战争与和平，对此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做的。正如修西底德在一段令人颇感突兀的插入语中所说：“我将以四季轮回的时间进程来记载这场发生在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战争。”希腊人对历次战争的起因感兴趣，但他们并不对战争本身的起因感兴趣。是的，荷西俄德告诉过我们，在黄金时代是没有战争的；但荷西俄德只不过暗示了：那只是在黄金时代。在铁与血的日常生活中，你可以拖延一次战争，但你决无可能避免战争，人总是要拿起武器的，这就够了。另一方面，内政是则人为的艺术，是人可以加以控制的；对内政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并且在结果上也是可以取得进展的。战争仍然是史学的核心，因为你不可能逃避战争；但是，内政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能够逃避一个坏的政体，方法是用更好的政体取而代之。修西底德和波利比乌斯身陷这样的悖论当中，前者是智者运动的同代人；后者是帕纳埃提乌斯的同代人、兼希腊化政治哲学的继承人。他们都具备解剖内政的最高超手术工具，但是，当战争发生在一个死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自己缺乏相应的解剖工具。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得过且过，而得不到专家的支持。
修西底德的学生，色诺芬和那位神秘作者，都证明了这一点。色诺芬天才地分析了斯巴达的政体，那位神秘作者则把最好的章节贡献给贝奥提亚的政体。他们对于内政的分析技巧远远超越了他们对战争起因的追踪手段。
在把希腊史学转接给罗马史家这方面，波利比乌斯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关于罗马史家对战争所持态度的许多方面，不是现在这个场合的任务。很明显，跟希腊史家相比，罗马史家要远为密切地将自身同国家在战争中的胜败联系起来。同样明显的是，罗马法律关于战争法权的规定也在罗马史学作品中留下了烙印。罗马史学在这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他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我想要指出的是，罗马史家对内政的描述要比对战争起因的描述，表现出更大的才能。关于战争起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是由萨路斯特在《朱古达战争》中给出的，可惜，这场“战争”实际却是发生在罗马贵族内部，至于是否可信，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利维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起因的叙述非常戏剧化——我们应当不会忘记萨古乌姆的陷落——利维只是满足于让这种叙述在事物的表面闪耀光辉而已。同样也是利维，当他讲述贵族和平民之间冲突的故事时，竟然也能感觉到史家们在讲述战争时所遇到的那些一般的困难。可以肯定，利维对这些冲突的叙述染有苏拉派编年史家的强烈色彩。但这只不过确证了：一种更为直接的生活体验在伴随着史家对内部冲突的描写，这种体验并没有运用到对外战争上面。阿比安的情况尤其适合这个说法，因为，尽管他是希腊人，不过他的素材来自罗马。在叙述共和时代罗马所从事的战争时，阿比安是个笨伯，但是一旦他触及到格拉古改革的缘起这个主题，就立刻成了头脑尖深冷僻的史家。没有阿比安，我们对于罗马共和时代土地制度的了解也就不剩下多少了。他间接地确认了，罗马史家在描述内部冲突时，都是杰出的艺术家；但当他们的话题涉及到对外战争时，这些艺术家的天才大多就消失了。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塔西佗。点评起义或者内战时，他是辉煌的。卡提曼杜亚、卡拉塔库斯、波乌迪卡以及塞维利乌斯活在我们心灵当中，这是因为塔西佗知道在罗马的行省统治中，什么是犯罪。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在塔西佗那里找到最贫乏的一章，翻开《编年史》的第12卷就可以了，那里描述的是帕尔提亚和罗马之间的战争。
对这种情况有所推动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对罗马史家来说比对希腊史家来说，其作用更为显著。为了很好地叙述一场战争的起因，就必须了解对方的地理和种族；而且还必须有过和那个地方的人民共同生活的经历。希罗多德，一个如此人性地懂得战争起因的人，他是个卓越的旅游家。他是个心灵公允的漫游者，在这方面，他的追随者很少能和他相比，——假使这些追随者确实做过旅游的话。就《日尔曼尼亚志》而言，塔西佗在种族志方面付出的努力可圈可点，但塔西佗并没有把这种努力同样用到帕尔提亚人身上。从罗马人的观点来看，帕尔提亚人不够野蛮，因此品质也就低劣。另一位描述罗马同蛮族之间战争的史家，马塞利努斯，把他的好奇全部耗费在胡斯这个人身上。至少在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他从来没有细致地研究过日尔曼人；他很可能是认为，他的典范塔西佗在三个世纪前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因此，我在这里斗胆提出一个一般性结论：同对战争起因的探讨相比，希腊和罗马史家在内政问题上的天才要突出得多，至少他们表现得是这样。这也直接关系到这样的事实：虽然不赞同，但他们认为战争是自然的；但他们肯定认为内政问题是可以通过人的德性、力量和罪恶，来加以控制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毕竟，他们很快就发明了混合政体，作为对政体兴衰循环的宿命观念的克服，而此前，无论是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如果说混合政体的设想确实出现过，那也是出自哲学家们自我表演、自我陶醉的玩笑。这些哲学家不可能、更不愿意把这样的政体付诸实现。基督教的古典史家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和平观念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战争起因的历史探察，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公元后五世纪。此时，圣奥古斯丁的和平观念，尽管值得圈点，但并没有激发出任何新的对战争起因的探察。即使有，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也将使得战争即是自然的，又是无可避免的。随着尤西比乌斯的圣史观念的出现，殉道者和基督徒取代了异教世界的英雄、将军、国王、政治家和公民，战争本身倾向于从人们的精神视野中消失了，对战争起因的探察也就没有必要了。
我还想进一步提出一项更不负责的陈述，尽管我很清楚我没有能力充分支撑这项陈述。我认为，从文艺复兴到上个世纪开端为止的历史作品，在处理国内革命时的表现要比处理对外战争更为成功。托克维尔在这方面甚至走上了极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剖析在宏伟、细致和深刻方面，都登堂入室；但他对新大陆战争观念的处理，则满足于仅仅从杰克逊将军身上开始并完成他的这项挖掘工作。此时，欧洲人对于拿破伦的记忆刚刚过去一代人的时间，而杰克逊将军仅仅是在新奥尔良城下取得过一场不起眼的胜利罢了。尤其是考虑到美利坚民族是个从现代对外战争的经典形式——殖民地战争中崛起、并以《联邦党人文集》为支撑的民族时，我们尤其觉得托克维尔的作法太不公正。也许，对托克维尔来说，这种作法虽然称不上公正，却是自然的。
关于战争史的现代作品，有一个声誉是出名的——沉闷，而他们对内政变革和革命的描写则通常是引人入胜的。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安静下来读有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或者拿破伦战争的作品，除非是出于专业目的，但我们都愿意读关于清教徒革命或者法国革命的作品，那里面充满了欢乐。战争作品很少超越军事技术的领域，而革命作品则要就革命如何到来作出解释，我认为这就是其中因由。圭恰迪尼关于权力平衡如何在意大利诸邦中间被打破、以及查理八世入侵的那些描述，可谓流光溢彩。这样的描述在史学作品中却是极其罕见；但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作品中，类似圭恰迪尼这样的东西却成打成打地出现。事实是：直到最近，史家们的装备一般来说都更适合于解释革命，而不是战争；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和古典史家一样，他们将战争看作是自然的，但同时相信人能够控制内政的变迁。战争本身、它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它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避开而不是拖延它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在19世纪才第一次被当作严肃主题加以研究。19世纪也是这么一个世纪：在其中，战争史作品少了技术色彩，多了政治关怀。造就《论征服精神》和《战争论》的世纪，也是造就《英格兰征服史》的世纪。从道德、经济和社会角度研究古代战争这一想法也是刚刚出现。控制战争的观念，同解放妇女和计划生育的观念一样，都是19世纪理智革命的一部分，同时，这一观念也意味着同古典战争观念的决裂。关于战争的古典解释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古典解释的完善形式由波利比乌斯提供。他教导现代史家学会区分远因和近因、起因和借口。所谓远因，是指过去历史中所发生的孤立插曲，而非渗透一切的经济、社会、宗教和心理因素。当古典形态的内政理论终结的时候，波利比乌斯的教诲也就随之结束了。今天的战争研究者所采用的技术既包容外战，也包容内战；既包容社会冲突，也包容个人冲突，其最终目的是既改造社会生活，也改造个人生活。人们不再认为战争是需要独立加以探察的对象：我们正在试图了解战争何以在人类历史中生根、怎样才能将战争冲动从人类本性中根除。伴随战争起因的古典观念一同结束的是关于内政的古典传统。内政、外战相生相依，这本身是一个具备浓重古典色彩的观念——今天，它变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因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拒绝在战争严肃地引入《理想国》。再没有人能象修西底德或者波利比乌斯那样，写作战争。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第一次可以用崭新的眼光打量古代世界的战争；我们现在可以安坐家中、或图书馆里，研究希腊罗马史家归之于战争的那些起因，并把它们当作一种更为原始的思考方式。自由先于理性，而新事物先于自由，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向我们敞开。我们必须就古人对他们自己的战争的思考作出归类和阐释；我们也必须在古人所从事的战争和他们就这些战争所进行的思考之间作出联系。第一项任务就是搜集古人关于战争起因的思考，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卫。在此，我只能以结论的方式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探究的几个特点：
A． 首先，宣战通常被认为是一次宗教行为。这可能和正义战争的观念有联系，至今没有很好的研究。
B． 其次是我已经提到过的一个特点，即，倾向于把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原因归之于战争，这些原因有时候愚蠢得没了边。这尤其需要加以探察。即使一些传说来自喜剧诗人和悲剧诗人，诗人也能影响到史家。这一点不能忘记。希罗多德可能是第一个产生清醒自我意识、并决定跟荷马分道扬镳的史家，尽管他还不可能读过任何一本有关历史方法的作品。象修西底德那样，自觉地为这种史家的自我意识赋予明确形式、并公开诋毁诗人的史家，即使在最天才的作家群里面也极其罕见。希罗多德和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关系非同一般，色诺芬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之间则重现了这样的关系。关于希罗多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下过评论，大意是说：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旦开始讲究韵律，就很难跟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作品区分开了。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塞罗在把希罗多德称为“历史之父”的同时，也把他称为“谎言之父”。不同的是，西塞罗生活在苏拉派编年史家的氛围当中，他自己不可能不认同、并且赞赏这种罗马所独有的氛围，《论共和国·论法律》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作品之间渊源之深，我们在内心里都相当清楚了；亚里士多德则生活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如果说他不得不同时满足对柏拉图的嫉妒、对亚历山大的同情的话，他对史家则既谈不上了解也谈不上同情。他在《诗学》里面谈论史学，这个错误有些可耻。我们无法想象，在波利比乌斯和利维之后，还会有谁愚蠢到重复同样的错误。在后人心目中，有一点是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你试图发现一个民主的亚里士多德、或者贵族的亚里士多德、或者僭主的亚里士多德，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你只能发现一堆狗屎而已。
C． 传统的仇恨、以及祖先的争斗无论何时都是军事行为的特征，对此，古典文献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D． 同战争爆发有牵连的结盟机制都具备文献上的和实物上的双重证据。各种形式的休战和暂时的和平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希腊史学传统中，这两方面的证据很难同时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希罗多德，实物证据占据主导地位；在修西底德，主导地位给予了文献证据。在罗马史学传统中，双方的结合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文献证据和实物证据的区分仍然作为范例而存在。举例子来说，关于罗马早期的历史，西塞罗指出：“它是模糊的。”维柯凭借对王政、共和时代两项土地法的考察，不但否定了“十人团”和梭伦的牵连，甚至也否定了“十人团”的存在本身。这项考证在18世纪没有收获任何直接的成果，但它对19和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再重大不过。但是，我们作为读者终究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呢？为了同这样的怀疑进行决战，鲁比诺和尼布尔提出了一个最令人感到幸运的标准。他们指出：宴饮歌谣是骗人的，但是罗马政体的传统却能证明王政的存在，并且我们还可以对之加以归类和刻画。蒙森和迈耶认为这个标准可行，但是一个象桑克提斯这样能作出审慎权衡的人，仍然可以指出：“传统对外部战争比对内部历史要有效得多。”鲁比诺和桑克提斯之间的对立看来是再鲜明不过了，而且看来也是无法克服的。不过，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耶稣诞生前最后一个世纪罗马的主流社会团体，他们为复兴古代的罗马生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谈论耶稣诞生后的几位皇帝时，吉本也以比较肯定的口气说：“他们大可以享受到恢复共和制的荣誉。”面对这一事实，鲁比诺和桑克提斯之间的对立也就完全可以解决了。真相是：这两个人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前者的主题是政体，后者的主题却是贵族和平民的争斗。另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关于希腊民主思想的真实状况的。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只要人们仍然把眼睛盯在那些理论家身上，那么其收获将不仅是可怜的，而且也会漏洞百出，根本做不到自圆其说。甚至修西底德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作出的深刻比较，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线索，因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始终分不清楚，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究竟谁民主、谁专制；同样，西西里的赫摩克拉底和雅典的伯里克利都可以同时宣称民主。德摩克里提乌斯，在哈维洛克看来就是民主人的典型，但是，沃尔夫并不认为他有政治思考。事实在于，希腊的民主派不写理论，即使他们写过，也没有东西流传下来；但他们确实树立了政体、并进行不断的变革，就象克里斯提尼所做的那样。甚至西西里的败亡也没有影响到这些人的活动。任何想去找寻一个民主柏拉图的人，无疑都是笨蛋。在19世纪兰克的时代，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自“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甚至有了取代历史本身的倾向。但这样的“考古学”同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处所运用的“考古学”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修西底德的“考古学”乃是追踪发生在遥远过去的重大人类事件；19世纪的“考古学”则是追踪有可能纳入科学解释范畴的一切。两者同样是为了追求“真相”，但“真相”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E． 战争的宗教起因是个单列的庞大主题。在古人所经历的各个世纪当中，这种类型的战争发生的频率、及其意义，同样是重要的。神谕、梦幻、鬼魂和预言是神介入战争事务的手段。战争的现代解释不可能再去考虑这些因素，即使它们确实在发挥着作用。
F． 古典文献，不管是希腊的还是拉丁的，都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公民会议在决断战争问题时所起作用的信息。这为我们研究公众舆论的角色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G． 战争与殖民是联系紧密、而且可以相互解释的观念。在希腊，殖民活动往往由私人进行，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这样的活动尤其突出。亚历山大的远征几乎把希腊人带向了全世界。只是，希腊人要求全世界了解希腊，但希腊人从来没有了解过全世界，甚至没有哪个希腊人真正精通波斯人的语言。在罗马，行省的观念取代了殖民的观念。这是个隐含了重大政治涵义的主题。在一个庞大帝国内，殖民地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在哪，这事实上也一直是英国史学的一个大主题，在丘吉尔时代结束后，这个主题仍然困扰着英国职业史家的头脑。而象汤因比或者柯林伍德这样的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事实上已经无法再严肃地从事这个主题了，对此，个人能力问题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如果美国人决定走出华盛顿谢职演说的阴影，并决定开始创造历史，他们必须考虑用新的术语，美国的历史必然就是世界史，但这种历史同时也注定是美国本土的。
H． 有关战争的理想动机是个最难评估的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雅典人的舰队出现在海上时，他们肯定是心怀理想的。不能把皮路斯事件简单地理解为雅典民主的不宽容，甚至理解为帝国的扩张冲动也是过于粗俗的。西西里远征把雅典人的政治理想推向了顶峰。雅典人的理想色彩是如此浓重，以至于一个象尼西亚斯这样的人的参与与其说是导致了惨败，倒不如更恰当地说，这个人和这项事业之间形成了反衬。修西底德为这突出这项反衬，贡献了——拿迈考莱的话说——“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笔”。说尼西亚斯是个笨蛋，这可能没什么意义，但尼西亚斯确实如修西底德所下评论：是“这个世界最不该死的人”。要在古典文献中发掘战争的理想动机，这尤其困难。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借莱利乌斯之口而突出的斯多亚的世界理想，很快就遭到了整个西皮奥集团的嘲笑和反对。我们很难确定史家们是不是把陌生的动机归给了他们的历史人物，我们更无法断定历史人物在使用某种口号的时候，是不是真诚，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个口号的精确涵义。但是，如果希罗多德谈论eleutheria，如果修西底德谈论ananke，如果前四世纪的史家们坚持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对立，我们就大可以相信他们是忠诚于同时代的思考的。如果某些战争事实，比如斯巴达人毁灭米卢斯或者占领加德米亚，是公众舆论感到厌恶的，那我们就大可以从中开辟出些许的战争伦理。莱山得，同样是斯巴达将军，在攻陷雅典之后，禁止洗劫这座为希腊世界作过杰出贡献的著名城邦；几十年后，当底比斯人攻陷斯巴达的时候，雅典将军提摩太也同样以类似的举动拯救了斯巴达。在亚历山大的希腊时代，希腊人要求全世界了解希腊，理由是：以亚历山大为首领的希腊人对于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民族来说，都是征服者，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提出要求，这是正当的；在提图斯的罗马时代，作为被征服者的犹太人，政治家阿格里帕在耶路撒冷演讲中明确告诉自己的同胞：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征服与被征服是这个世界惟一可以自明的命题。
I． 战争罪的观念在古代世界是精心编织的主题。但是，就我所知，在古代世界，从来没有谁认真研究过。
J． 同样，研究一下“仲裁”的观念，同样能进一步照亮古代世界的战争。当然，仲裁的意义在于：祛除战争的日常起因，比如领土争端这样的问题。

要搜集有关这个主题的古今文献，是个没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对于战争的知识、或者说人类知识本身，都起源于人类自己的苦难和黑暗。使伯里克利的理想成为现实的是雅典在西西里的败亡，文献并不传授知识。但文献大可以负起追查战争起因的责任，并将追查进行到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使雅典成为了全人类的学校，作者、雅典人修西底德是全人类的教师。我很欢乐地注意到，没有哪个希腊作家曾经认为：春天是国王们出征的季节，荷西俄德认为，那是个人们应当在自己家里修剪葡萄枝的季节。战争与和平的轮回，对修西底德来说，只是四季中夏天和冬天的不断反复而已。也许对修西底德来说，只有在雅典全军西西里败亡的时候，提到秋天才有意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以一种希罗多德式的开放、随意和幽默的态度来刻画罗马人的战争观念：
“奥古斯都知道他们[阿拉伯人]富有，就决意同他们做朋友，或做敌人。”
我们不能责怪孟德斯鸠没有象修西底德那样，区分并探察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或者没有象波利比乌斯那样区分战争的起因和借口。我们大可以日复一日地暗自庆祝基督教破坏了西方古典文明，并把这样的庆祝活动推进到恬不知耻的程度，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确定，现代西方文明已经强大到足以抗击任何野蛮人的入侵，并把任何胆敢表示不顺服的“文明有余、野蛮不足”的人群置于死地。美洲的发现重新激发了人类的考古热情。人们怀揣希罗多德《历史》、并以希腊人的“好奇”精神走向这个陌生的民族。在这场历时两百多年的考证中，“战争”在向往“文明”的人们的心灵中希罗多德的那种核心地位，主宰这个阶段考证的是启蒙运动的文明史，而不是古典的战争史。人们怀着对自由和文明的向往，在向这个民族靠近，而这个民族也确实对这些“文明人”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今天。在由“战争”和“地方志”构成的希罗多德的双重世界中，战争消失了，“地方志”扩张成为希罗多德世界的统治者，并从“文明”这个词汇的18世纪意义中汲取力量。希罗多德在一种他本人想象不到的意义上成为了现代人的教师！
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托克维尔借以考察美洲新大陆的工具书不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而是塔西佗的《日尔曼尼亚志》。美洲的发现只不过证明了塔西佗的断言：所有人都来自野蛮人。这个民族正在逼使任何胆敢真正认识他的人，一步一步退入《伊利亚特》和《日尔曼尼亚志》的死角。
在《论希罗多德的恶毒》中，普鲁塔克向希罗多德发起了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攻击：希罗多德不值得信任，因为他并不懂得他所考察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对普鲁塔克来说，一个政治体所需要的不是希罗多德的漫游世界，而是修西底德的战争商店。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一个雅典公民可以凭借一“家”之名，而和敌“国”私下定立三十年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值得提倡，但也同样荒诞，因为人类本身就是场悲剧。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对这一点，没有谁比色诺芬更清楚、更不抱幻想——《家政》的前提正是承认征服与被征服这一事实——没有帝国背景的映衬，“家政”的起点又在哪里呢？正象在今天，如果没有“一极”这一正式事实的存在，又怎么可能想象人们去谈论“文化多元”这一理想呢？当爱德华?吉本用一句话而永恒驱除了欧洲人的恐惧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写出这句话的人不表示无限的嫉妒呢？——“未来的欧洲将不会再遭受任何野蛮人的入侵；因为，在野蛮人决定发起攻击之前，他们肯定已经不再野蛮。”
这种逻辑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中重复过了，甚至远古北非努米底亚的一个部落酋长，都懂得在他的骑兵面前讲述这个逻辑。问题在于：征服与被征服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政治事实，它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写作战争的古代作家们甚至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多费什么口舌，就象雅典使者不愿意跟米提里亚人就正义和神的问题有所争论一样。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既然谁都有愿望去讲述这样的逻辑，那就看谁有能力支撑这样的逻辑，这就象雅典使者警告米提里亚人时所说：除了言词之外，你们没有谈判的“资源”，因为你们是在为你们的“国”而谈判。
如果战争只能拖延，如果战争无法避免，那么工作就必须围绕战争起因而进行。征服者并不负有理解被征服者的义务，雅典大军开赴西西里的时候，对于西西里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是个需要征服的地方；庞培闯入耶路撒冷圣城禁地的时候，他没有学习犹太人典籍的义务。但被征服者或者潜在的被征服者却负有理解征服者的责任——如果这个被征服者希望生活在“悲剧”、而非“喜剧”中的话。

三 结论
罗马人所采用的温和的、包罗极广的政策很自然带来了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如果我们看一看同时代亚细亚的君主国，我们看到那写国家在中央是独裁统治，而对边陲地区却鞭长莫及；对税款的征收或司法权力的推行，都得靠驻军的力量；敌对的野蛮人在国家的中心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世袭的地方霸权篡夺了各省的统治权，许多臣民虽然不可能得到自由，却随时都想发动叛乱。但罗马世界人民的顺从却是一致的、自愿的和始终如一的。被征服的民族完全和一个伟大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便完全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不，甚至连那种愿望也不存在了，他们已经不再觉得罗马的存在与他们自身的存在有什么不方便的区别。罗马皇帝建立起来的政权，毫不费力地笼罩着他们所统治的广阔土地，在泰晤士河或尼罗河岸边推行这一统治，和在台伯河边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不同。建立军团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公众的敌人、或者打击人类中的邪恶分子，而行政官员则很少需要军队的帮助。在这个普遍都有安全的世界，帝国成员和所有臣民的闲暇时间和财富都被用来给罗马帝国锦上添花。
不管有谁认为或者公开宣称庞大的帝国会招致怎样的恶果，一个强大的罗马可是颇有意于人类进步的；传播罪恶的自由交往自然也会同时推动“社会”生活的进步。在更早的远古时代，世界的划分是不均衡的。东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不知。由充满智慧的雅典人所发明的有关社会生活、法律、农业和科学的绚丽原则，只是靠着强有力的罗马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它的可喜的影响之下，最凶蛮的野蛮人也在一个平等的政府和共同语言条件下团结起来了。人们庆幸获得了许多民族可以共同享受的欢乐和持久的和平，完全忘记了过去存在于各民族间的古老仇恨，也再不为将来的战祸担忧了。当普林尼被委以绝非帝国最富有或最重要的比提尼亚的行政长官时，他发现在他管辖内的各个城市正互相竞争着修建各种艺术景观，以求引起各地方人的好奇心和本城市公民的感激之情。总督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在风格上给予一定指导，必要时设法阻止他们不要因为彼此竞争而不计成本。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将军阿尔西比亚德斯被迫离开西西里的时候，岛上到处都是野生的葡萄藤，非常可能在附近的大陆上也有很多；只不过那葡萄未经人工培育，当地的野蛮居民也没发现它有什么可口的味道。八百年后，意大利却可以吹嘘说，80多种产量丰富的葡萄的三分之二以上都产自它的国土。不久之后，纳尔波高卢也幸运地引种成功；只是在塞文山脉以北，由于气候过于寒冷，在斯特拉波时代，大家还认为在高卢的那一部分葡萄根本不可能成熟。但即使这种困难也逐渐克服了；我们有相当理由确信，勃垠第的葡萄园在安东尼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西方世界随着和平向前延伸的橄榄，当时便被视为和平的象征了。
在结束《自然权利与历史》全书的时候，施特劳斯评论说：“柏克本人太深地浸淫于‘健全古代’的精神之中，他不能容许对个性的关切超越对德性的关切。”——《自然权利与历史》本身为《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序言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