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谁的历史？
李猛

　　批判大写历史（History）的危险，杜赞奇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正如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所指出的，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对出现，如果不改变批判的模式，批判者会和他指控的对象堕入同样的陷阱之中。柯施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对历史哲学的分析，其价值正在于揭示了当启蒙者针对专制国家提出乌托邦式的批判时，历史是如何自动转变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的。1 而当历史蒸发成一种历史哲学，批判者也和他们的被告一起亲手建筑了一座“知识的集中营”或囚禁生活的“圆形监狱”。因此，仅仅指出“线性的空时间”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抹煞的关系，这算不上什么新颖的见解。本雅明敏锐的目光早已看到，从乌托邦的天堂吹来的风暴虽然冠之以进步的名义，实际上却只是将普通人的生活变成层层叠叠的残骸。2 但如果我们以为仅仅揭示了这一点，就能够拯救脆弱的“历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幼稚，或者逃避了，我们还会在不知不觉中重蹈覆辙，践踏这些普通人的生活。

　　杜赞奇告诉我们，如果要避免和民族国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我们最好采纳他的“分叉历史”。在线性历史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消失了，只剩下围绕单一的民族认同组织起来的封闭叙事，这种叙事的封闭策略拒绝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的生活，而“分叉历史”却要充当那些被压制的声音的喉咙。但杜赞奇的“分叉历史”真的能够（甚至是打算）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吗？在全书尝试撰写分叉历史的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各种“高级”话语。杜赞奇著作的副标题是“置疑有关现代中国的叙事”，但它置疑也许只是“现代”和“中国”，而不是什么“叙事”，因为在杜赞奇的笔下，正是各种各样的叙事拥挤不堪地占据了历史的岔路口。这些叙事的作者往往赫赫大名，又有谁不知道梁启超、陈独秀或者蔡元培呢？然而在这些响亮声音的背后，杜赞奇向我们许诺的那些被压制的声音呢？我们听到的只有那些关于如何反对“封建迷信”的争论，但是“封建迷信”，在杜赞奇的笔下和在那些所谓“压制者”（既包括话语精英，也有各种制度和运动）的嘴中一样，只有一个含糊不清的背影，成为各种官方叙事和精英叙事的声音背后无声的沉默。3 也许这些声音将注定只会在历史中沉默？我不知道。但真正遗憾的是，在杜赞奇的笔下，甚至连沉默也被小心翼翼地遮盖了起来。我们看到的只是无休止的争辩，从国民党政权与激进文人的争辩，倡导“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与相信进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4，直到杜赞奇念念不忘的他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或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争辩。5 因此，尽管我们在杜赞奇的分析中，看到“历史”总是和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绑在一起被拉上批判的法庭，接受控告，但我们却根本不知道原告是谁，罪状是什么，只是看见杜赞奇作为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代替所有人在发言。在分叉历史中，真正的原告实际上依旧在法庭的门外徘徊。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人民真有一种杜赞奇声称的“反表述”（counter-representation）或“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吗？也许我可以先从一个故事开始。6

　　在我们进行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华北村庄中，被访谈的老人大都会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四十年代，这个村子曾经一度为“治安军”（日伪军）占领，修建了炮楼，挖设了壕沟。至于对这些军队的印象，又大都含糊其辞，在他们的记忆，各种留驻的军队和过往的军队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行为就象“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模糊得失去了面孔，在记忆中只剩下了一些含糊的名字和糟糕的声誉，即使一些细致逼真的故事，也往往没有“主人”。当事人只记得“私人故事”，却忘了故事要转变成为历史，需要准确的时间定位和精致的人物范畴化。7 不过，这里并非没有历史。

　　村中的老人并不知道，在这个村子里驻扎的那些面孔含糊的“外人”中，还有一位是抗日政府派来的地下工作者，这位被他的战友们称为“大神”的革命者，担任了该村的“维持会长”。8 在他的革命事迹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智取手枪”。在关于这位革命工作者的小传9 中，这个故事是这样讲述的：

　　抗日政府有位领导同志知道“大神”在治安军的据点里面本领很大，想让大神为他换支新手枪。大神“接受了任务，茶思饭想，又悟出了一个门道”：

　　一天夜里，一个伪军排长查岗回来，大神把他请到维持会，一会儿喝得醉醺醺的。那个排长，解下手枪，敞开胸怀，两个人划起拳来，正嚷得来劲，突然从门外闯进两个彪形大汉，胳膊上戴着八路军袖章，猛喊一声：“不许动！”缴了枪，又把他俩捆得紧紧的，用毛巾堵上嘴：“对不起，委曲点儿，把枪借我们使使”。接着又打了个收条：“营长，今借手枪一支，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落名：“八路军”。

　　被劫了枪的治安军“怕声张出去丢人，只好哑巴吃黄连，压下了这件丑事”。这个故事以大神亲自将手枪交给了八路军的首长时风趣的话结了尾：“我挨这顿捆可真不好受呢！”。

　　“大神”的故事听上去就象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革命事迹一样普通，就连这个看上去似乎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早已通过各种革命教育，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技术。但是，当我们发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讲法的时候，故事听起来，就有点象是出自博尔赫斯的笔下了。

　　六十年代，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一些作家下乡，“深入生活”，撰写了我们调查的这个村庄的“人民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在这部历史的抗日战争部分，“智夺机枪”成了村史中重要的一章。10

　　在这个故事里面，不仅容易“解下”的手枪变成了需要“背着”才能四处走动的机枪，而且最关键的是，故事多了两个重要的人物，村民中的地下党员。这两位新角色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当“十同”（这是“大神”的化名）将“背着”机枪来喝酒的伪军机枪班长灌醉后，正是这两个村民将这挺沉重的机枪转交给了八路军。这两个人物的增加将一位活动超出村庄范围的革命者的英雄事迹变成了村庄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人民的历史”，尽管这里的人民仍然是由村庄的精英代表的。

　　很普通的一个故事？但仔细想一想，或者更重要的是，再仔细看一看，故事开始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手枪”和“机枪”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差别。随身携带的手枪无需另外找到别的人来帮助携带，它就象爱伦·坡的那封失窃的信，很容易就可以隐藏起来。可是机枪就不同了，它确实需要两个人民的代表来帮助，才能交给八路军。可是因为是机枪，我们就需要一个机枪班长，只有他才有可能（？）“背着”机枪四处走动。而这个在“人民的历史”中被夺走“机枪”的班长，只有含糊的外号（“李大个子”），脸谱化的丑恶形象，最终因为丢失了机枪，而不得不开小差逃跑了；而在更具写实色彩的“手枪”的故事里，他原本和“夺枪”的故事毫无关系，他是一个有名有姓，出生在东北的青年排长，最后在“大神”的教育下，率治安军反正，枪口对准日本鬼子，成了一个革命者。

　　我们立即会面对一个从我们的线性历史直觉产生的问题：哪一个更真实？可惜，我们可能找不到答案，两个故事都有些空白，“手枪”不知道怎么从两个“彪形大汉”11 手中回到了“大神”的手中，而我也始终难以想象一个背着“机枪”喝酒的形象。

　　突然，我又想起了杜赞奇，他也许会兴高采烈地说：历史分叉了！

　　不同的历史叙事，彼此矛盾的文本，难以解消的冲突，这正是德里达眼中绝好的分析对象。12

　　不，我想告诉杜赞奇的正是，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叙事。你们看到的，只是断裂的历史，这些历史的地层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又保持着清晰的等级制。在超村庄的地层上讲述的“手枪的故事”和在村庄的地层上讲述的“机枪的故事”并不是同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它们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而那些打算撰写“人民的历史”的作家，实际上并没有信守他们的承诺。当他们试图借助村中的两个地下党员的出现，将这个超越村庄层面的故事纳入到村庄历史中的时候，他们的叙述中那些大胆的想象所填补的，正是这些不同的历史地层之间的空白。

　　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的交汇点。但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个事件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仿佛擦肩而过，互不理睬。工作组到村庄中发动群众，既是村庄历史（村民的“翻身”）的一部分，又是知识分子改造历史的一部分，同时更是庞大的土改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普通的农民，除了模模糊糊地记得工作组成员的名字之外，对这些彻底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人在村子里的行踪几乎毫无印象。13 冀东平原的传奇人物毛森司令，既存在在县里的文化精英撰写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中，具有鲜明的历史现实感，和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习惯接受的那些生平故事，也存在在那些由我们的访谈对象讲述的神话中，模糊不清，大智大勇，又遥不可及。而无论是传记，还是神话，都是脚踩着话语的传播者生活的地层讲述的历史。这些不同的地层堆积起历史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正是由那些全国范围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铺就的。只有在“梁启超”这样的精英的眼中，才有着眼全国的历史。在这些历史中，甚至象“大神”这样的演员也总是沉默的，很少有机会发言。他们对历史的作用是用被概化的“范畴”（比如“人民”，“劳动人民”或者“贫农”等等）来计算的。而当我们下降到县的历史地层，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活动着的身影，在这些人的世界中，那些国家精英成了遥远的神话人物，而在另一边则是更多的，更沉默的人民。和线性历史相对的，不是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层的历史生活。那些沉淀在历史最底层，记忆中分不清过往军队类型的农民，过着似乎甚至难以称得上是“历史化”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提出与线性的全国历史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表述，一种反叙事。即使有什么和杜赞奇的所说的“线性历史”相对的，也只是一种拒绝叙事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一种身体记忆。村庄中的人们度过的是一种村庄历史，不过有时，其中的一些精英人物能够与超村庄的历史发生关联。这样说，并不是象传统的历史观那样认为村庄的事件“组成”了超村庄的历史，因为在我们眼中，任何事件都是这些不同历史之间的一次遭遇。村庄精英与超村庄历史的关联，就在于当他们将布迪厄所谓的“身体化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转变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历史，一种历史叙事时，他们不得不借助超村庄的历史来为他们的故事提供“参照框架”，无论是时间关系，历史因果关系，在叙述村庄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必不可少的“历史转换语”（shifters）14 都是精英们掌握的基本话语技术。而正是这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村民区分开来，成为精英15，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杜赞奇著作中蕴含的关键矛盾，线性历史的危险到底是压制了一种没有找到发声机会的“反历史”，还是拒绝理解没有历史的人们？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谁的历史？如果对人民的探问，只是为了写一部更好的帝王历史增加更多的素材，使这部历史的眼睛看到更多，那些曾经被拒绝理解的人不过被囚禁在目光更敏锐的历史监狱中罢了。16

　　“手枪”和“机枪”的故事，不是两个冲突的文本或叙事，而是两片破碎的历史（broken history）。分层的历史是没有办法粘合的历史。我曾经以为，可以找到一个链条，将他们连接起来。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链条，最后不会变成锁链，无论这个链条是所谓的线性历史，还是在与风车搏斗的分叉历史。这条锁链永远是从历史金字塔的塔尖伸出，直接延伸到金字塔宽阔的底座，杜赞奇的著作只不过是这种努力的一次失败尝试而已。历史天使的那对翅膀，只是吉米·亨德里克斯歌中所唱到的“小小的翅膀”（little wing），永远也无法笼罩所有的过去。我们和经历历史的人们一样，只能面对一些历史的碎片，而没有一块拼合了所有故事的大历史。真正的办法也许只能是近视的办法，看得细一些，慢一些，少一些，模糊一些。在福柯之后，我们应该有勇气说，我们是“历史的极少主义者”，拒绝填补历史的空白，拒绝粘合历史的碎片，拒绝治疗充满错误和病患的历史。因为，正象维特根斯坦当年指出的那样，更多的疾病来自这种徒劳的治疗。

　　米什莱（Juliet Michelet）当年曾经立志要撰写人民的历史，但是，他终于发现，人民的语言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进入的。最后，米什莱写下了一句话，平淡而沉痛：“我不能让他们说话”。

　　1、参见Koselleck, R.,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1988，Berg；Future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1985，Cambridge。

　　2、Benjamin, W., Illumination, 1969，Harcourt。

　　3、作为所谓“被压制者”的代表，就是仅仅用一段论述含糊地交待过去的所谓“大同军”。而即使这段资料也是引用了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这大概正是这本书让我的许多朋友失望的原因之一吧。杜赞奇的这本书丧失了《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中国现实的经验感受力，而他理论素养方面的欠缺反而暴露无遗。事实上，《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福柯和布迪厄的探讨就多少有些无关痛痒，似是而非，但相对于全书的历史分析来说，这些论述毕竟只是次要问题。但在现在这本纠缠于理论问题的著作中，理论分析方面的含糊不清就成了致命的缺陷。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研究在理论的研究传统方面十分单薄，既缺乏系统性，又欠缺和主流理论界的对话，因此当近年来中国研究开始逐渐注重将对经验料材的分析与理论问题的探讨结合起来时，这种理论探讨却往往要么流于生搬硬套，理论成为经验分析早已得出的结论的一种“学术包装”，要么则“无中生有”，理论的探讨既脱离了对经验材料本身的细致分析，也忽视了对理论自身的观念史和语境的研究，结果经验的材料成了刻意追求学术时尚的理论部分的蹩脚注解。在这方面，杜赞奇的这本新书可能还并不是最糟糕的例子。

　　4、也许，二者的差异并不象杜赞奇相信得那么大，而且，围绕“文化”观念形成的许多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叙事舞台中并没有处于边缘地位。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杜赞奇一厢情愿认定的对立，从来没有象他想象得那样纯粹。梁启超、杨度、周作人，这些人身上的复杂性就远比杜赞奇的叙事更具有“分叉性”。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话语精英”们。

　　5、大概这才是杜赞奇全书的真正动力吧。不过，杜赞奇竭力批评的所谓“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的两个假设”似乎很难算是真正的批评，这不仅因为象吉尔茨这样的学者早就试图在分析中努力触及这样的问题，参见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第9章, 1973，Basic Books；而且即使针对安德森的分析，也很难说杜赞奇这样的“控告”是合理的，毕竟这并非安德森讨论的主题，参见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1991，Verso。此外，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有许多相当优秀的分析（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一研究领域）。例如，布鲁贝克对德、法的比较分析，就比杜赞奇对中、印的比较分析，更具有启发性，Brubaker, 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1992，Harvard。

　　6、本文下面讨论所依据的文献材料和口述材料均系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出于技术原因，没有提供完整的文献目录。

　　7、在访谈中，调查者曾经经常向村民询问他或她对所见过的军队的记忆，下面是一个王姓老年妇女的口述片断：

　　“问：您还记得尽过过什么兵吗？

　　王：那－那－啥兵没有。八路军不用说，咱们八路军，那八路军你也得应酬。来敌情了，你也得应酬。那时候，我没挨过他们打，我没挨过他们打，我敢跟他们对付，我不怕。问：你不怕？王：我不怕。那大兵，他把那个褂子，我侄女给洗了，白褂，我说，我给他，你洗了，交给我。是吧。她洗了，这个丫头，搁她屋里。又去了个兵，给拿去了。王：给另一个兵给拿去了？王：哎，那你还敢？…“接着她就讲述了一段这个士兵与她的“冲突”故事，但至今我们也很难准确地弄清楚这个兵是日伪军，顽军（国民党的部队），或者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口述材料中并不少见。非洲史学者的研究证明同样的情况并非一种中国农民特有的“文化”现象，参见Dakhlia, J.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tory of History: Lineage and Nation in a North African Oasis", History and Theory, 1993，Beiheft 32:57-79。

　　8、准确地说，是绝大多数老人，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有几个“话语中间人”（村子的各种故事往往就在他们的嘴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而其他人似乎更多是消费这些故事，哪怕这些故事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含糊地知道下面我们要提到的故事的主人公，但似乎对他的英雄事迹并不太清楚。而我们访问过的普通村民对这位曾经一度生活在他们村庄中的革命英雄并没有任何印象，在他们的脑海中，唯一留下牢固印象的倒是一个“治安军”的伙夫，原因是他与村中一位妇女有来往，甚至最后在这位妇女的丈夫去世后，娶了这个寡妇，从而成为村庄历史的一部分。

　　9、这个小传收入了该县的文史资料中。

　　10、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在我们掌握的另外两种涉及了同一时期的村史材料中，都没有撰写这个故事，这固然可能有撰写者在取材方面的考虑。但似乎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这两本村史的撰写者，和我们一样，没有听到村民向他们讲述这个故事，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提到这个小村子里的大革命者（即使提到，他们也会认为，这个人原本和这个村庄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村庄的历史进程没有造成任何具有因果意义的影响）。否则，他们大概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绝好的历史素材和教育故事。

　　11、不要过于大胆地猜想这两个“大汉”就是“机枪”故事里面的村民。作为治安军经常见面的本地人，他们是不可能冒充“八路军”的。

　　12、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的思路恰恰是杜赞奇这本新书一个潜在的坐标。

　　13、在我们的调查中，除了少数几个精英人物，普通人甚至连这些工作队员是否来过，来了几个人，姓什么，都不甚清楚。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人和此后历次运动中派下来的无数“工作组”或“工作团”混淆起来。

　　14、参见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收入《符号学原理》，第48－62页，1988，三联书店。

　　15、在我们表明要对这个村庄的历史进行口述研究时，村中的干部首先向我们推荐的人选基本是掌握了这些话语技术的精英，他们往往能够依据超村庄（往往是全国性）的历史进程框架来讲述村庄的故事，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当我们提出要对访问一些普通村民时，他们往往善意地指出，这些人“不会说”，“说不出什么”，甚至告诉我们这些人“糊涂”，而这些普通村民往往也同意这样的评价，对我们找她们谈“过去的事儿”大惑不解。这里，妇女的情况尤其突出。

　　16、或者象孙立平所敏锐指出的，这样的努力往往过于关注村庄的精英，结果“人民的历史”变成了一部“村庄的宫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