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异化

——读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笔记

文/绛枫

这本艰深晦涩的小册子是后现代思潮的著名理论家，法国的利奥塔的名作，也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象原书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这是一份关于知识（科学知识）的报告。该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化社会下的科学知识，研究的方法是语用学的方法，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通过对合法化问题的探讨，利奥塔指出，在社会后工业和文化后现代的条件下，科学知识面临着合法化的危机，已经不再拥有元话语的支配地位了，这些都是源于科学知识的两个异化现象——“知识商品化”（也可以称为知识商业化、知识货币化和知识资本化）与“知识权力化”。

读这本小册子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书中的科学名词和特定术语俯拾即是，很多名词都是被重新定义的（这和后现代的理论也恰恰是吻合的），譬如“语言”、“陈述”、“游戏”、“叙事”等，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了，也很难作出一个明确的解释或界定。何况还有诸多名词是引用于其他的文本的（全文从其他著作文本中借用的专用术语至少达上百个），更使人在阅读时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全书的理解效果。难怪社科院的徐友渔先生会对之进行断章取义式的评述，并妄下结论——“说得挖苦一点是关于作者（即利奥塔）自己知识缺陷的报告。”（见徐友渔《自由的言说》）笔者对徐先生的结论颇不以为然，在此也提出自己对这本对后现代思潮影响甚大的小册子的一己之见，权作一解释文本。

利奥塔的研究方法是将科学知识与叙述知识相对立，通过对科学语用学的研究和比较，得出了科学知识的几个重要特征。

1、“科学知识要求分离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陈述，并且排除其他的陈述。”在这里，首先要将利奥塔语境设定中的两种陈述形式予以比较：

语用学 指示性陈述（知识游戏） 规定性陈述（行为游戏）

伦理学 真理范畴（真/假） 正义范畴（公平/不公平）
事实判断（是什么） 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

逻辑学 实证研究法 规范研究法
真值模态判断 规范模态判断

这样，科学知识遵循的是左半部分的游戏规则，拒绝以“精神生命”或“人类解放”为其研究命题，也不再关心第一原因或终极目的这些人类本原痛苦的命题，它遵循的是一种排斥价值判断因素的原则，即效能原则或说效能标准。利奥塔所说的效能标准（输入/输出总比率），在知识商品化和知识权力化的语境中表现的含义又有所不同。在前一个语境中，它提出的问题是：“知识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出售？”在后一个语境中，它提出的问题是：“知识是否高效？是否能和权力相同构？”而不再提出这样的问题：“知识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知识是否真实？”就这样，科学知识就与其他那些组合起来构成社会关系的语言游戏（指的是叙述游戏）相分离了。

2、“研究游戏中要求的能力只涉及陈述者的位置，对受话者的能力没有特殊要求，对指谓的能力没有任何要求。”

在这项知识报告中，利奥塔设定的实现科学知识的两个途径为：（1）生产途径：研究；（2）流通途径：教育。而在这两个过程中，科学知识发生了“双重异化”。

首先是知识的商品化。前面说过，与知识游戏“相关的不是真善美，而是高效：当一个技术‘招数’获得更多、消耗更少时，它就是‘好的’。”要确立科学的地位，就必须有其合法性举证的证据（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容后阐释）。而“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陈述的检验，就没有真理。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最富的人最可能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利奥塔又指出，技术进步的冲动力首先来自“发财的欲望而不是求知的欲望。”“技术与利润的‘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于是，科学就与金钱（研究经费）之间就具有了函数关系，不可避免的使自己异化为一种商品。这是在生产阶段，即研究阶段的异化。另外，在教育阶段，大学生已经不是一个来自“自由精英”的青年联合体，他们也不再关心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伟大任务，而是竞相成为“职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成为一批批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机械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对实用能力的培养超过了对伟大理想的塑造。“知识的传递似乎不再是为了培养能够在解放之路上引导民族的精英，而是为了向系统提供能够在体系所需的语用学岗位上恰如其分地担任角色的游戏者。”这样，受话者（接受知识者）与陈述者（知识的垄断者）达到了功能上的“同构”（即达成了共识）。

其次，是知识的权力化。利奥塔提出一个重大疑问：“谁将拥有知识？”他尖锐的指出，科学的合法化与立法者（或称有权者）成为相互生成的两面——科学需要权力赋予其合法性地位，从而建立起一种话语霸权，成为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元话语；权力则需要知识来强化其统治，科学知识甚至成为权力冲突的新赌注（象几个世纪来的“土地”与“原材料”一样成为民族国家相互争夺的牺牲品，即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化战争）。在这样的后工业时代，掌握信息（科学知识的载体）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而是一个混合的阶层——“企业经理，高级官员，各大职业组织、工会组织、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的领导”。一言以蔽之，即所谓“技术官僚”，当然，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还是国家机器。他们对知识的唯一技术标准就是高效，知识在他们手中成为决策的因素和手段，而不是用以“为人民服务”。在另一个途径，也就是在教育阶段，教师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一，“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教学可以由机器来替代完成，这些机器（如电脑、网络）可以把传统的存储器（图书馆等）作为数据库与学生使用的智能终端连接在一起。于是，接受知识成为与机器打交道，而上一代人的精神积累已经不能通过感情对话和交流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人。其二，“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并不比跨学科集体（也就是上述的技术官僚）更有能力。”大学生除了成为新的技术官僚的复制品以外，已经不能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什么新鲜血液了。知识的发展需要倚赖机器的生产，人已经成为机器和技术的附庸品，不复存在创造力，也不需要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

3、“科学陈述不能从它被讲述这个事实本身获得任何有效性了。”这也就是该书的核心问题——科学知识的合法化危机。

利奥塔从语用学的角度指出科学合法化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通过对其他叙事的证明中获取自身的合法性。正如利奥塔所说：“只要科学语言游戏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使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科学而言，叙事（在利奥塔的语境中，叙事指的是具有价值判断因素的重大价值观念，如前述的“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等）是一种非知识。然而，即使借助叙事，科学也仍然会陷入预先判断的错误之中。这个预先判断是对第一证据或先验权威的形而上学的证明：“怎样证明证据？谁决定真理的条件？”这也就是用一个关于条件的话语来定义一个话语的条件，从而陷入了证据自身的无限循环之中。利奥塔自己也认识到“证据问题有问题，因为必须证明证据。”这样的证据，谁又能说明它是真理的条件或真理本身呢？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自我来证明，这又显然不符合逻辑，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自我证明是真理，除非它预设一个游戏规则或先设条件，也称为元陈述（或元规定）。然而，这又犯了上面同样的错误：科学游戏的规则，是内在于游戏的，它们只能在一个自身已经是科学的辩论中建立，只要这些规则能让专家达成共识，它们就是真理的条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显然这个元规定是无法确定也无法真正寻找到的。这样，科学的信仰就不可避免的遭到了质疑，走向了没落，也丧失了合法性。何况科学陈述本身是无法避免“证伪”的，知识是以前得到承认的陈述累积而成的，但它总是可以被否定的，科学的合法化也就在这个“证伪”过程中一点点的被剥离，最终消失殆尽。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的各种问题呢？利奥塔象所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都是顽皮的小孩，把现代性这个精致的钟表拆开以后，就组装不回去了。在这个小册子里，他没有（恐怕也不能）给出正面的解答，只是在最后一章“通过误构达到的合法化”中，在对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辨证的对话”予以反驳时，给出了一个模糊的闪烁其词的答案。利奥塔以为，哈贝马斯的“辨证的对话”隐含了两个假设——“首先假设了所有的对话者都会赞同那些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普遍有效的规则或元规定，但这些语言游戏显然都是异态的，他们属于异质的语用学规则。”“其次假设了对话的目的是共识”，而“共识只是讨论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讨论的一个目的。更确切的说，讨论的目的应该是误构。”然后，利奥塔建议用“临时契约”来取代“永久的制度”。这个“临时契约”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承认游戏规则的异态性；第二是认为即使存在共识，也应该是局部的共识——换句话说，就是承认误构才是目的。

通过这样一番解析，后现代主义的几个特征表露无遗：价值多元、解构中心、消解整体、相对主义、不确定性（注：这在“9·11”事件以后成为全人类向未来发展的最大特征）以及前述的机械复制。利奥塔也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步——对“相对真理标准”的追求：这是一种“临时的”、“局部的”、“制约性”的真理标准。达到这种状态的方法是“放弃恐怖”。“恐怖”在利奥塔的语境中是指：如果你不遵循科学语用学的游戏规则，就会被规则的制定者（权力者和技术官僚）从这个游戏中开除出去。只有放弃“恐怖”，才可以让各种语言游戏在特定的时刻成为信息完全的游戏，让公众自由地通往信息游戏，从而让一种新的政治显露出来，“在这种政治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未知的向往都受到同样的尊重”。于是，作为科学真理的指示性陈述和作为正义标准的规定性陈述达成了“共识”，形成“同构”，新的大叙事又重新出现了，统治未来的知识世界！而异化却“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