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犹太人和《旧约》[1]

利奥塔

欧洲的统一也意味着其仇恨的统一。在这些仇恨当中，最要紧的是不能把种族主义和恐外症和反犹太主义混淆起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仇恨。两者都可以发展到冷血的谋杀、私刑、纵火洗劫住宅，破坏公共建筑的程度。把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开，旧不存在忽视，“咽下”或遗忘在法国对马格里布[2]（Maghrebi)儿童，青年或成年人的几乎是定期的谋杀的问题了。

对犹太人在卡朋特拉斯（Carpentras）的公墓里的坟墓的亵渎，并把从棺材里拖出的尸体放在一根桩子上展示，这明确地说明了：在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对他们地死者或对关于他们死者地回忆，已不拥有任何权利了。在欧洲，存在着亵渎犹太人坟墓的漫长传统。不出于任何政治目的，“最后的解决”（final solution)迫害和杀死了几百万犹太人，并使他们烟消云散。它试图消除所有屠杀的痕迹。

我的看法是，犹太人代表了某种欧洲不想和不能够理解的东西。即便在犹太人死后，欧洲还在消除对他们的记忆，并拒绝把他们葬在自己的土地上。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无意识之中，没有发言的权利，当这件事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之后，欧洲片刻之间为面对它自己欲望的震惊和恐怖的情绪所控制。

在对付外国移民，尤其是当他们是欧洲人的时候，欧洲人的态度就像有钱人对贫穷的远亲一样。他们暴烈的激情，他们的盲目，各种罪恶的行为都是家事，。所有悲剧都是家事。

但犹太人并非家庭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被所谓“安置”在卡朋特拉斯已有一千多年，在布拉格，布达佩斯，莱纳尼已有几百年。犹太人并非一个民族。他们不说自己的语言，他们并不扎根于一种禀性，就像那些欧洲民族那样，。犹太人声称自己扎根于一本书[3]。

难道人们对书，对他们的书，对这本书的读者的反对意见，会导致他们去侵犯犹太人的坟墓，以杀死他们的死者吗？在原则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欧洲是开明的，他们敬重文学和学者。在世纪上，是那么回事。没有比学习阅读这种没完没了的活动，更为缓慢，艰辛而且无利可图的了。在一个热衷于表现，利润，速度的社会里，阅读是一种失去了价值的活动，训练人们阅读的机构随之失去了价值。于是产生了教育的普遍危机，对教师的轻蔑和普遍的对知识分子的敌视，这种敌视甚至蔓延到了传媒的“文化任务”。但犹太人是“书的民族”这一事实，并不因此就能解释对他们的公墓的亵渎。

能够解释这一点的是他们的书说些说明。因为这本书所说的是欧洲，开始是基督教的，然后是共和主义的，现在是富有和放纵的欧洲，所不想理解或不能理解的。这本书存在于欧洲的整个文化的基础中，它继续以被排除在这种文化之外的形式存在于这种文化之中。 这是个古老的故事。它从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人和希伯来人的使徒书信开始。原谅我的简短和因此产生的失实。犹太人的书说上帝是一种声音；每人可以接近他可见的存在。人们不能越过把犹太教堂分成两个部分，把内殿隔离开来的帷幕（除了一年一次，由上帝选择的一个教士意外）。所有假装成神圣的人都是骗子：偶像人物，有魅力的领导人，至高无上的指导者，假先知，上帝之子。正义与和平的法则不会化身为人。它不会给我们追随的榜样，它给了你一本充满了需加解释的书去阅读。不要试图跟它妥协。你属于它；它不属于你。

但是，保罗说这不是那么回事，教堂的帷幕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被“一劳永逸”地扯了下来。这位使徒重复说，耶稣地牺牲有“一劳永逸”地救赎了你们的罪。法律给了你们赦免，上帝把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死给了你们，作一个可见的榜样。上帝的声音通过他显露了出来。它清楚地说：像兄弟一样相爱。

这是一场革命。这是现代性的开始。基督教被建立起来，（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取代了古老异教而传播开来。但是，那犹太教，拿那些不能勉强自己相信耶稣的神话的人，拿那些毕竟提供了第一本神书和古老戒律的人——欧洲有文字记载的宗教的祖先怎么办呢？拿那个揭示出帷幕并未升起的宗教怎么办呢？ 基督教欧洲的整个社会，政治，宗教和思辨历史证明，欧洲长期以来使用了各种手段（宗教审判，改变信仰，放逐，审查制度），来使犹太人的讯息失效，并放逐这一不信基督教的集体。一直要到20世纪，教会才修改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乡村和城镇会听从它的教导......

我不是在指责任何人。这牵涉到有关和象征——也即法律和死亡——的关系的争论。基督徒对我们宣布，我们终于都成了和解了的兄弟。犹太人提醒我们，我们始终是受到祝福但并不服从的上帝的子孙。救赎的信息比屈辱的记忆听起来更舒服，更容易被“利用”和宣传。 但今天，大屠杀之后呢？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吗？它永远不会结束。基督教会引入了友爱的主题。法国大革命把它颠倒了过来，发展了它。我们都是兄弟，担不是作为上帝的子民而是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不是一位他者给了我们法律，而是我们的公民共同体给了我们法律，它规定义务，发布禁令，给予许可。这称作从他者那里的解放，称作自尊。我们的法律把公民身份对每一个人开放，条件是尊重共和主义的原则。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被允许加入。这就叫做同化。

但是如何才能把一个宣称信仰他律（heteronomy)的人转化成为一个实行自律（Autonomy)的人？基督徒可以设法达成妥协：对他者的债务已经一劳永逸地偿付了；在某些限制（不同教派有所不同）地范围之内，自律受到允许。但是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债务并未被象征性地一笔勾销，它地取消只是受到了承诺。救赎并不依赖于努力，甚至不依赖于意愿。只有上帝才能解放。

那么一个“祖籍以色列地法国或德国公民”会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当他是一个像德雷夫斯那样的军官，或是布鲁姆（Blum)那样的政府首脑？在欧洲人的无意识里，他们认识到，他对他者的债务会压倒他对其他人，对民族集体的义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叛徒。除非他忘了自己是犹太人。这对那些“被同化的”的人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最终的解决”将像一个怪物般地提醒他们，他们永远是（甚至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欧洲所不想理解的某种东西的证人。

人们在对“最终的解决”之后反犹主义仍然存在感到吃惊。但是瞧瞧当代社会吧。它已经根本不提友爱了，不管是基督教的还是共和主义的。它只提财富的共享和“发展”的好处。在被规定为分配上的公正的范围之内，一切都受到纵容。除了服务之外我们什么都不欠，而且只在我们相互之间。我们是一桩很大的生意，即发展的生意上的合伙人。过去只有在它被资本化成各种各样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控制未来时才具有重要性。现在政治也成了一种名身扫地的职业，它的功能只时通过处理好发展的结果的重新分配，来鼓励发展。政治已经失去了对悲剧的垄断。这有坏处也有好处。对这个暂新的欧洲来说一切事情都将时这样。 在欧洲向前飞奔的时候，它对犹太人圣书中的神秘声音所说的话会抱有何种兴趣呢？它会如何理解这些早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在一群群的牧羊人之间流传的关于法律和债务的费解故事呢？它会如何对待这些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戒律呢？人们甚至已经不再讨厌执着地阅读这本书地读者，不再讨厌这些异端的证人，相反倒觉得他们别具一格。这是一种后现代形式的压抑：即把他们看作时陈腐过时的，品味低下的一群人。说穿了，人们认为犹太人就是那么一回事罢了。 于是，在宽容的欧洲的无意识里人们继续着对犹太人的圣书所说的教训的毁灭。于是，人们继续着对法律并不属于我们，我们与它的和谐仍有待发生的启示的毁灭。欧洲的看法无论如何总是与这一启示相反，欧洲总是认为它拥有自主性。这就是欧洲在本质上的反犹太主义。亵渎卡朋特拉斯的公墓的可耻之处，恐怕在于它世纪上是属于另一时代的行动——对当代的“价值观”的绝望。但是这些当代的“价值观”如何与卡朋特拉斯的死者曾经读过的圣书发生关联呢？（谈灜洲译）

　

选自《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灜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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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以“L’ Europe, les Juifs et le livre ”为题，发表于1990年的《解放》（Liberation）杂志。——译注

[2] 北非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一个地区。——译注

[3] 指作为犹太教经典的《旧约》。——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