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晚清为何需要革命？

一　基督徒革命者的兴起

二　革命与华人教会本国化运动

三　孙中山：基督徒革命者的形成

四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五　革命团体的筹组

六　兴中会的起义及失败

七　革命力量的重整

八　兴中会二次起义及失败

九　大明顺天国的发动原因及酝酿

十　两湖基督徒的革命

结  论



导 言   晚清为何需要革命？


　　*注：本文是根据香港中国福音神学院老师梁寿华先生所写的论文「基督教与中国革命」所做的读书摘要整理，对梁先生在学术工作上所作的努力，仅此致上最诚挚的敬意。

　　晚清时，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发展的停滞并呈现腐化，更由于外力的东侵，产生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上的剧烈变动。外力不但指威胁国家民族尊严和生存的外国的坚船利炮，同时也是指西方的近代文明。晚清对现代化的接受虽有从器物上的洋务运动到政治上的维新运动，却未触及与儒家势力相互支撑的帝王权威。

　　就是在在这主流现代化维新运动的边缘，出现了彻底否定儒家统治体系的现代化改革──晚清的早期革命。

　　晚清的早期革命最初不被主流改革派的维新团体势力所认同接纳，但最终突破了晚清政治的局限，破坏了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中国几千年坚固的帝王统治模式的崩溃。

　　这种突破事实上是由于这些革命者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所造成的，这是一种自洋务运动以来最彻底的西化、其革命比以前的改革更彻底，是因为早期革命者接受了和中国传统儒家价值完全迥异的基督教。



第一章　基督徒革命者的兴起


　　一位政治家曾说： 『当1807年马礼逊进入中国时，已种伏了革命的根苗。』这句话并非过誉，因为清末的革命的确是由基督徒发起的，革命以及随之而陆续出现的革命风潮，其中的参与者不全都是基督徒　，不过 1902-1903 年间之前，反满革命主要是由基督徒推动和领导、1900 年在庚子之前，忧国之士仍报终君思想，欲以和平手段改良政治和社会现状；在这时期，中国基督徒已筹算和实行排满，推翻现有政权的革命了。


　　基督徒虽然发动了这场革命，但并不是教会内部有组织的行动，而是基督徒个人自觉性的抉择、同时在革命思想以至实现行动过程中，基督徒并没有隔绝非基督徒，两者可以合作无间、因为革命的基督徒的大前提不是要实现教会的使命，而是要实现民族的使命。

　　中国基督徒发动和参与革命是传教士所始料不及的，但是他们接触了基督教，一旦结合中国状况以及地缘等因素，又有些同时加上由教会教育或亲身体会而来的对西方基督教社会的认识，就促使他们选择以革命为救国的方案了。



　　新的群体：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出现

　　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绝大部分早期的基督徒教育程度都很低，甚至是文盲，家境也很贫穷，一般人也多不愿意送子女进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外国差会大量注入资源，天津﹑北京条约又准许传教工作在内地的发展，致使学校栽培了不少受过西学熏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商人，其中有些更信了教、十九世纪因移民﹑工作或留学到外国的华人也不少成为接受西方洗礼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中就此出现一批具有新式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是有密切相关的。



　　价值的抉择

　　中国基督徒不一定反对传统，但往往视新接受的基督教价值比本国固有的传统更高，而这价值是中国传统和现实所无的、其中最为当时基督徒革命者着重的是人道主义　(humanitarianism)，这往往成为其中一些基督徒参与革命的动力，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对生命的尊重引发出西方人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主动进取的精神、中国基督教的革命很大程度也是由这种对生命尊重的观念所触发、这些基督徒抱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见到祖国非人性﹑伤害人的政治，就产生不满，同时也引起一种『拯救』的意念。

　　革命就是要解决这种不满的现状，实现拯救受苦的同胞、他们知道这理想是可行和有效的，他们当中一些人所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可以证实的具体例子、他们相信，基督教不但和他们个体生命有关，也可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命、这些基督徒个人接受了基督教，当他们掌握或观察到这种理想的优越性时，比对一下自己国家民族令人堪叹的状况，就产生一种抱负，要将这种理想实现在民族生命中。



　　新思维的批判

　　中国人信教后，基督教的内容，就自然成为他们习知的传统所形成之现实的一个参考架构，这参考架构一形成，就对这现实起了一种批判作用。

　　批判思维的发生，是因为基督徒接受了中国传统以外，并与这传统格格不入的一套信仰，而这信仰要求皈依者将之视为一种委身性的信仰去接受；换句话说，这信仰是个人的一种『终极的关怀』。

　　对原先是传统读书人来说，一旦皈依基督教，原先的儒家价值就变得次要，甚至变成新信仰批判的对象；对没有受太多传统教育影响的基督徒，他们的批判就更没什么阻碍。由基督教来的批判思维，不止于纯粹指出或揭露现实的问题，也是对现实有所要求、对国家社会来说，基督徒这种要求是要它变革，是照着基督徒的理想 (包括信仰和文明 ) 的样式来改变。



　　超越观念的批判

　　基督教在最早期即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有上帝比世俗权柄更超越的观念，以后早期教父在政教问题上也认为地上政权是从上帝所赋予的，所以要顺服、这样一来就把中国传统神圣化的帝王观念消解了、既有了比君王更超越的上帝作为效忠的对象，对君王的『忠贞』就不是绝对的了，推翻他也不构成一个道德伦常的问题、这是当时基督徒革命者典型的君王观念。

　　他们同时认为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并交扥君王所管治，君王就要对上帝负责。早期革命绝少士大夫参与，只有基督徒和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以及秘密会党，才肯从事被当时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反清革命，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爱国主义而非文化主义。

　　作为一个中国人，基督徒革命者所具有的民族爱国意识并没有因信仰基督教而有所冲淡，反而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理想，而加强了他们对国家更积极的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文化主义多于真正的民族主义，根据他们的定义，文化主义是『视整个文明为重要的单元，而不是较广阔的文化中较狭窄的国家政治单元』。

　　这使晚清士大夫勉强地接受西化，同时也甘心忍受异族君王的统治；因为这些统治者没有征服他们的文化，反而成为汉人文化的效忠者。

　　晚清基督徒革命者在爱国一事上不是文化主义，也不是纯粹要实现基督教的理想，更不是以打倒传统为职志；他们所关注的是异族统治之腐败庸弱 ，引致民不聊生，外患仍频、他们的关注是政治上而不是文化上的，基督教理想只是作为改良祸国殃民的现存政治的一个药方而已。孙中山也曾说： 『为吾人之宗旨，无非欲得一良好政府而已。』『革命之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由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国、』可以看出，若当时当政的不是满人而是汉人，基督徒革命者也会一样去推翻它。



　　边缘身份的抉择

　　中国人信教以后，很容易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和社会的边缘人物，这种处境是一个非基督教社会所加诸他们的。

　　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没有具备跻身士林条件，或取得社会认可的地位，往往是出于他们的选择，而并非不得已、有些人还年轻时，就认知到还有一条路，这认知使基督徒知识分子放弃经子业，他们知道，除了中国传统学问之外，世界还有更优越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值得追求，还有一些是因为反满的种族情绪、他们从事革命，并没有打江山﹑建立自己功业权位的意图，而只是抱着一颗赤裸之爱国心，以及基督教赋予他们的理想。

　　总之，基督徒走上这条反清的路，不是基于没法循正途跻身社会上流阶层，而是基于基督教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理想，以及被祖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所触发，从而走上这条反清的路、这也是他们在革命事业中肯舍弃个人利益，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计的原因、他们是从旧社会传统出来的人物，但他们本身却服从他们所预见的新秩序，而同时也抱着这个理想去从事革命。




第二章　革命与华人教会本国化运动


　　基督教是靠着船坚炮力打进来的洋教吗？是否民族思想就因此而泯灭了呢？是否他们就是被外人所统一，而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了？从以上所举出来的史料，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没有错，外国得船坚炮力真的打醒了中国人，使得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在中国生根、萌芽，甚至影响了许多的知识分子。

　　然而是否也因此，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的引入而就此消失了呢？

　　从「教会自理运动」与「教会自立运动」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民族主义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消减，相反的、他们这些华人基督徒要去做的确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基督徒，不但在自己所属的教派中去成立属于中国人的自理会，更有甚者，在自己原来的教派以外成立自立会。

　　他们并没有信了基督教就成了洋人，亦没有信了基督教就远在外国不回来，相反的，有所多的远在外国的基督徒，远在外国筹备资金就是基于中国民族精神而要回国来建立教会。基督教，激发了中国的民族思想。

　　更有甚者，他们的民族思想，并不只使他们的爱国情操只停留在传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 信仰 —— 给他们的同胞；他们去看见问题，挖掘问题，真正的去面对中国所碰到的问题，真正的为中国人民寻求一个解决之道，他们启发了革命，用一种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作乱」的方法来救国。

　　究竟是信仰里面的哪一种力量激发出他们的爱国心呢？究竟是信仰里的哪一种力量使得他们那么有远见的选择一个革命的方法来救国呢？甚至为此殉命也在此不惜呢？我想，这是以后诸章必然会探讨的问题。

　　以下就先介绍自理与自立运动。



　　1. 自理运动

　　自理运动，简单的说，就是有西方差会背景教会中的华人信徒，以原有差会宗派的名义进行的宗教本土化运动。

A，伦敦会

　　自理运动最早的起源是在广州佛山的华人自理会。1839年，伦敦会传教医生合信(Dr、Benjamin Hobson)在广州创办了一间伦敦会惠爱医院，并聘请澳洲回国的梁柱臣负责医院的布道工作。梁氏深感中国人要自理自己的教会，于是在香港伦敦会华人信徒的支持下，于1865在佛山一定成立最早期的华人自理会。

　　在香港，同为伦敦会的华人基督徒们，亦在 1876 年订立会章，提名华人执事和长老，成立教会，并命名为「华人自理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会于 1884 年所聘请的传道人王煜初，王煜初乐中中国的改革，在戊戌变法之时，王煜初上万言书，痛陈中国弊病，献测改革，并与何启(柯保安所称之「基督徒改革者」)传写大量批判中国传统里法与旧习，提出西法旧时的主张，高举民权，倡议清廷变法以及改变官僚制度；他们两人一方面鼓吹清廷改革，一方面孙中山先生兴中会革命，直接参与兴中会活动的凤犀亦是王煜初于道济会堂的会友，而王煜初于 1887 年所成立的道济会堂，曾数度成为谈论革命，及联络志士的场所。


B，浸信会

　　浸信会最早期的自理运动肇始人陈梦南，基于一种民族本位的立场，于1873 年在浸信会华侨信徒和广州本地会友的支持下：连同溤活泉、张观照等，创建「华人宣道会」，适最早的浸信会自理教会。

　　陈梦南适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 1882 年去世，为及参加革命，但他的学生溤活泉和侄儿陈少白适其影响极深。溤活泉是浸信会的牧师，兼承陈梦南的民族精神，在 1904 年与期信徒创立「兴华浸信自立会」并在兴中会革命时期，参与革命活动，成为「革命同志」； 1903 年又与香港圣士提反堂的爱国信徒林护、谭民三等人串办《世界公益报》，宣传革命。此报刊「世称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第一家则适陈梦南侄儿陈少百主持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


c，美北长老会

　　其自理运动是由美国华侨信徒所发起的。 1881 年三蕃市和檀香山的美北长老会华人信徒捐款返回广州买店铺建立福音堂，做为华侨及本地教友往返广东脚注之地。

　　至 1907 年，美北长老会华人传到总会派伍于衍返回广州帮助华人长老会成立总会，是为「华人长老自理传道总会」。伍于衍适三蕃市的长老教会信徒，与教友伍盘照，都是兴中会会员，支持孙中山革命，他们创办之福音性报刊《中西日报》在三蕃市华侨中鼓吹革命，并成印行邹容的《革命军》，分送华侨，激发华侨反清意识，《中西日报》成为当地重要革命报纸。


D，纲纪慎会

　　由于在美华侨基督徒的乡土情怀，并在 1883 年要求纲纪慎会的海外差会美部会差派善嘉理( Charles Hager )来华，在香港成立纲纪慎会基地：后来发展到四邑、广州等地方。

　　孙中山、陆浩东和唐雄等人便是在这里受洗为纲纪会信徒。

　　之后数年，三蕃市纲纪慎会背景的三蕃市的另一批纲纪慎华人信徒也发起家乡的教会自理运动。

　　1886 年，三蕃市纲纪会背景的华人教会柏大尼礼拜堂，有信徒从邝吉：赵哲、朱金等人组织「华国纲纪慎自理传道会」，次年委派赵哲携款回国开堂，最初在广东台山开基。 1894 年右派信徒携款在广州十八甫建堂。此堂开设未久，就在兴中会乙末( 1895 年)之役时，供孙中山作为起义指挥部之用。

　　十八甫纲纪慎教会除支持革命外，在康有为、梁启超鼓吹为新旧国期间，在1897 年：由三蕃市华侨基督徒斥资在此教堂开设「星导书楼」，目的是开通民智，以使国家富强，期望中国有如西方诸国。

　　以上是华人自理运动，适外国宗派的华人信徒基于本身对于中国的情怀在自己所属宗太发动的，名义也在原属宗派之下。接下来，我们要简介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本土化运动。



　　2. 自立运动

　　「自理运动」是指外国叫派的华人信徒在自己所属的宗派发动的，名义也在原属宗派之下。而「自立运动」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分属不同宗派的华人信徒在自己宗太以外，「自立」部属原有教派之总会。这类的运动，比起原来的自理运动就显得杂多了，因此，以下，将提出几个主要的来做重点介绍。

　　「耶稣救世会」，　是由惠师礼会信徒罗开泰及长老会信徒黄文卿等棱于1895 年所创立的。

　　推动这运动的领袖也不少是与革命有关的，其中有办革命报纸《世界公益报》的革命同志浸信会牧师溤活泉、「乐心参与兴中会革命运动之教徒」长老会的黄文卿，史家简又文说他「对排满运动尽力不少」。

　　此外还有 1990 年、 1902 年分别参与兴中会惠州之役以及洪全福之役的巴陵会神到学校教习李植生，李植生意识中兴会惠元。中国播道会创办人之一原属纲纪慎会的。

　　华人牧师萧雨滋、萧汉卫父子也这自理运动的发动者，父子二人素有救国心志，后来父子在芝加哥设立同盟会分会，萧雨滋更被选为会长。

　　另一个自立会「中国基督徒会」是于1903年伍汉持等人所创立的。

　　先是上海的爱国基督徒高凤池、宋跃如、黄家珃、谢洪宝等人，于 1902 年敢于光绪二十八年湖南辰州教案导致国家受屈辱，就在上海发起「中国基督徒会」，其中的副会长宋跃如(后任董事)是孙中山在上海的革命秘密同志，暗中支持南方的兴中会起义。

　　上海中国基督徒会成立之后翌年，广东爱国信徒伍汉持、谭民三、宋居仁、黄其馨、谭思义等人亦鉴于当时发生的教案，往往酿制中国丧权辱国，深感痛心，就与上海宋跃如等人的「中国基督徒会「联合，在香港创立中国基督徒会，伍汉持为正。

　　香港中国基督徒会很重视福音工作，字成立后，在香港九龙四处布道，1904年并开办「华英学校」，做为学生福音工作基地，日间授课，夜间布道。香港中国基督徒会的领袖大多是革命党人，所以当革命行事紧张时，他们因为四处奔走活动，以致教会及学校事务也几乎要停顿。香港基督徒会著名的革命至是有宋居仁父子、伍汉持、谭思义等人。

　　送居人士巴陵会传道人，是兴中会会员以及重要的行动人员，参与历次的反满战役，他的两个儿子也跟随父亲投身革命活动，兄弟二人在民国初年相继为国殉难，长子宋少殷就是中国基督徒会华英学校的学生。

　　伍汉持和盘司意义参与晚清革命，也是在民国初年因反对军阀先后被杀殉国。五汉持是一位医生，首授业于广州博济医院的传教士医生嘉约翰( John Kerr)。而谭思义士广州长老会培英学校的学生，曾任香港中国基督徒会西湾河支堂传道人，他是在 1917 年应另一位原兴中会基督徒革命至是瞪荫南之召入内陆密民亦从事革命活动，结果被捕殉难。


第三章　 孙中山：基督徒革命者的形成


　　孙中山在历史上被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已显示他是中国革命史的始创者，特别提到中国第一个带有民主性质的晚清革命，也不能不以孙中山为整个革命历程的主导者、不过，事实上，最早谈论革命的不只是孙中山一人，且兴中会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并不是孙中山、但这也不能否定孙中山在晚清革命先行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在早期的同志中，孙中山的领袖形象渐渐成型，在兴中会实际行动中孙中山作为最高的领导者的角色便突显出来了、孙中山由始至终的确是兴中会的最高领导核心的所在。



　　改良或革命抉择的因素

　　他出生自香山，后来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方教育，这三个地方对孙中山革命家的成型有莫大关系、家乡香山在孙中山的生活经验中，是一个落后﹑黑暗﹑腐败的中国政治社会的缩影，负面的景象对他有很大的冲击；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他吸取到西方文明的养分，形成了他另一种理想抉择，这种新理想刚好可以响应家乡状况给他带来的冲击。

　　和康﹑梁不同的是，康﹑梁接受西方文明不包括宗教，而他所观察到的西方文明是包括了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不能分割的部分，同时也是他所接受的理想价值的根本、正因为它对西方文明这样的理解，他就曾说出康有为﹑梁启超绝对不会说的话

　　[ 我们最大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 (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知的) 作为一种传递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家乡的成长及不满的产生

　　孙中山少年时代离太平天国灭亡不远，他接触到“太平天国中残败的老英雄”，并听他们讲述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英雄事迹，引起与满清朝廷为敌的意识，并也或多或少知道基督教的一些事情、在赴檀香山前，克尔教士是他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老师，同时也可以说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触的开端、基督教带来给他唯一的影响可能是翠亨村以外某教会的地图，同学的描述给他很多对另一个世界的联想，有要了解外在世界的欲望。

　　家乡的环境除了给他一个稳定简朴的农村生活外，其它触目所见的都令他产生很多疑问和不满、如官府不但为保护村民使免遭河贼的劫掠，有时甚至屈枉良民，造成冤案、此外，周遭的生活环境迷信意识很浓、幼时在村中受的教育所认知的学问也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他感觉到这些学问所主张的道德教训不能改变家乡种种不良的现实、那时他已有要突破这闷局的冲动、



　　檀香山经验及新理想的形成

　　孙中山真正接触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是在往檀香山读书的时候、十二岁时，他离乡远赴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是他后来忆述这次出洋经验的话、他在檀香山一段短时间后旧察觉这里和家乡的不同，这里没有河贼，也没有贪官污吏，但有法律，人人都遵守法律，受法律保护、经由观察使他感受到秩序守法的可贵，很快的他知道这些都和美国基督教有关。

　　孙中山到檀香山时，偶像迷信仍然仍留存未尽去，所以他就清楚见到基督教文明和偶像文明的优劣，也见到基督教如何帮助夏威夷人脱离迷信，迷信的脱离随之而来的就是进步。

　　他进入意奥兰尼学校就读，西方学术训练虽是基础的，已给他大开眼界，见到在《三字经》﹑《千字文》以外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在学校里宗教教育的熏陶下，孙中山愿意成为基督徒、基督教对他来说，不但是一种社会改革的宗教，同时也是个人生命的宗教。他终其一生都信仰着基督教这种在个人生命中的价值，也就是因为这种对个人的价值，其长兄阻止了他洗礼的念头，后来甚至使他辍学返乡。

　　孙中山在檀香山五年时光，大部分时间是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亲身攻读集体会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民主，以及宗教等知识和思想；特别从所接触的传教士和基督徒身上，觉察到他们基督教信仰原来是可以实践的信仰，他也可以比较以往在家乡经书读到的道德学问在实践上的无能；二者的优劣可见、此时虽仍未形成革命思想，可是他在檀香山所经验到的，已成为他要求中国转变的理想典范、



　　在家乡的冲突

　　刚回乡，他所具有的檀香山理想就立刻和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冲突，事缘是清海关官吏上船检查时的蛮横和要求给予贿赂。

　　回家后，他可以继续公开地作基督徒、他发现家乡情况依旧，种种弊端未有改善、抱有新理想的他，就常常找机会宣传改革，揭露政治的弊端，但乡民都以他为怪、在乡民中，他找到了陆皓东 —— 唯一有兴趣和他谈改革的人，后来也成了基督徒、孙中山感受到： 『使我们受苦的主要祸根是愚昧』，『偶像崇拜乃是愚昧真正之源』、家乡的偶像迷信成为它的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这是他和陆皓东家乡改革的根本部分、先是指责庙宇中的偶像，劝告乡人离弃迷信，最后见迷信情况没有改变，终于忍不住，就付诸行动，破坏庙中的偶像、他们的举动，不是反宗教，而是反『偶像』，他们是本着基督教的优越采取这行动、此举触怒了乡人，认为是叛逆行为，不被容于家乡，他们的家人便打发他们离开翠亨村、
作传道人还是去革命？

　　这次的家乡改革完全失败，连自己也被逐、这是一个新理想和就传统冲突的结果，孙中山视这次乡人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为此而生而死的『理性的生命』、这可能是他后来一度考虑作传道人的一个原因、他对中国的改革是仍未死心的，这个时候，他已具备了基督徒革命者所要具备的条件；一个从基督教而来的新理想，对旧社会的不满，以及以这个新理想去改造旧社会的冲动。




第四章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基督徒革命团体胚型基础的形成

　　孙中山和陆浩东被逐离家乡后使他们在香港入读新式学校，这样的选择使他们不能成为上层士大夫阶级的一份子，因为他们选择西方教育，更比出过去所受过的中国式教育相当不足。

　　正如史扶邻所说：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及一个现代医生，当儒家既定的体制对他的才干采取不屑的态度时，他就转身去投身他的边缘集团，去作一个革命者，孙中山此时念的是香港的拔萃书室，这是一间英文男校，在此时期孙中山在家人的阻力下接受洗礼，不久后陆浩东也跟着受洗。在香港这段时期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学业、同志以及后来的革命事业建立了方向和一些初步的联系，特别是基督徒身份的确立以及和教会的联系，使他们在救国事业上得到必须的支持，由此这个基督徒革命团体的胚型基础进一步得以成形和长大、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檀香山

　　受礼不久，孙中山辍学于萃拔书室，其后转念中央书院，但不久就被其兄孙眉自香港召回檀香山，原因是希望能够阻止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但这个时期的孙中山是有志从事传道事业以救国的，但在中法埲争( 1885 )后，中国战胜却签下条约失去安南(越南)的宗主权，这成为刺激孙中山从传道救国转成革命救国的关键。



　　孙中山在大学阶段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孙中山的初衷是传道救国，但因为在香港和广州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神学院，最后孙中山选择了读医，因医疗工作在当时的传教士和华人信徒来看，除传道外，「无其它服役能如此接近基督教者」。

　　这点可以从当时中国医疗传教会这个组织的目标主要是「减轻人类的痛苦，以及以科学探索真理以破除迷信，同时训练中国人成为西方医学的医生」看出。

　　在选择读医前，孙中山曾考虑读陆军、海军以及法律，这都是救同胞的学问，但他最后选择读医的原因，据他后来的回忆大抵有两点，第一是「我很喜欢这门学科，相信我将会有一个为我的同胞行医的有益职业」，第二是因中法战争的结果对清廷不满，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藉行医为入世之媒」。不论孙中山选择何种形式，其目的皆是要拯救同胞脱离苦难。

　　基督徒革命力量最初的凝聚场所，除了孙中山在中学阶段的香港和檀香山外，主要是孙中山在大学时代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的医学院中。两个医学院都有基督教背景，包括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和香港西医书院，这两个医学院提供了场所，组合了后来兴中会以孙中山为首的最高层，包括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三人的领导核心。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广州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念了一年书，这段时间孙中山和他以前在香港拔萃念书时的国学老师，后来从香港调到广州伦敦会的传道人区凤樨建立了革命同志的关系，后来区凤樨更以会计长的分份来帮助他的革命计画。

　　此外，孙中山亦在广州结识了另一个革命同志郑士良，郑士良原本在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三合会中担任头目，在他接受基督教后，三合会传统的「反清复明」的观念，因着基督教信仰和教会新学教育的影响，就转化成为「民主革命」的理念。

　　郑士良是第一个向孙中山提示会党可以用作革命的第一人：后来在兴中会第一、二次起义中，郑士良运动的相当多的三合会人员，特别是第二次起义，他所运动的会党成了主力。郑士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以及中国早期革命方式影响的重要，可从孙中山所说：「予由谈论时代入于实行时代之动机，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窥知一二。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香港

　　香港自 1842 年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就成为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为何孙中山从广州博济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的主要原因，他说：「香港有英文医校，予以其课业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于是孙中山在此念了五年医直到毕业。

　　孙中山在这个时期认识了陈少白，并和香港教会人物建立了友谊关系，如王煜初牧师、王宠惠、何启、康德黎等人对孙中山后来的革命事业都有相当影响和帮助，特别前三个中国基督徒亦很注意中国的改革，甚至后来曾参与改革和革命的运动，其它如形成「四大寇」、结识辅仁文社的社员等，都是在香港这段时间发生的。

　　这个时期，不但凝聚了基督徒革命志士，如在广州的情况一样，这些基督徒圈子是对非基督徒开放的，因为他们的大前提不是信仰而是救国。四大寇中尤列和杨鹤龄原是广州算学馆同学，他们不是基督徒，但孙中山、陈少白和他们很投机，常在杨鹤龄的杨耀记商店大谈革命，当时四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遂被当时的人并称为「四大寇」。期间，陆浩东就职于安徽芜湖电报局，郑士良在归善家乡，两人亦时常到香港加入四大寇的讨论。不过，后来杨鹤龄并未直接投入革命，尤列在乙未之役也无甚表现。

　　辅仁文社是香港基督徒杨衢云、谢攒泰、何汝明、温宗尧联合其它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于 1892 年组成，基于不满满清之无能，觉得有研究新学以使国家富强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宗旨为「开通民智，研究新学」，据谢攒泰说，辅仁文社也是一个「革命总机关」，也意图计画革命，不过始终没有什么行动而已，要到 1895 年辅仁文社部份成员被稍后成立的香港兴中会吸收以后，杨衢云、谢攒泰等人才在兴中会名义下进行实际的革命行动。

　　其它部份成员却选择了另一条救国的路，如温宗尧后来参与维新派，任维新派的自立军在上海外交代表，到新亥时才投入革命阵营，不过辅仁文社是最早鼓吹革命的正式组织，比兴中会早两三年。

　　结识杨衢云不久，大约在辅仁文社创立四个月左右，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结束他所谓的「革命言论之时代」，以后便积极于行动，在澳门、广州、上海等地为未来的革命事业铺路。





第五章　革命团体的筹组


　　孙中山 1892 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而于澳门担任医生，此即「革命言论之结束」，而进入革命行动之开始。虽其开始招募革命力量是在澳门，但真正得革命同志支持是在广州、上海及檀香山等地。



　　澳门及广州的尝试

　　孙中山一开始于澳门境湖医院但任西医，医术精良但受葡国医生及境湖医院旧势力排挤，行医受阻；且因澳门无西化学校及基督教势力薄弱，导致保守环境的澳门不易寻到革命同志，故使孙中山转往广州发展。

　　广州由于为清末基督教传教士最早活动据点及五口通商之一，故使知识分子多有与西学接触，而较易拋弃儒家传统君臣观念，使广州的革命推动较为顺利，并于此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 —— 兴中会。

　　1893 年底孙中山于广州成立「东西药局」为推动革命据点：后并利用长老会的圣教书楼卖西学书籍之便吸收有西学观念之有志之士。孙中山于广州结合的革命势力虽不多，但多为往后革命的基干份子，其中又以陆浩东、郑士良、陈少白、区凤樨、左斗山、王质莆等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这集团常以东西药局、圣教书楼后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抗风轩为集会地点，最后并于广雅书局抗风轩成立第一个革命集团体，并以「驱除鞑掳，恢复华夏」为宗旨，以原三合会头目郑士良为负责人。



　　上海基地的建立

　　在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决议上书李鸿章以荐改革之道，途中认识留美回国兼具牧师、洪帮成员的宋跃如，当时宋跃如经营以印刷基督教书籍为主的华美书馆。因宋跃如原即以「福音拯救中国」为职志，故与孙中山谈后极支持其以革命方式实践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价值，其后宋跃如并与孙中山及一些基督徒筹组「少年中国党」，并以手按圣经为立誓方式。往后宋氏成为孙中山革命幕后最大的支持者。

　　孙中山于天津上书李鸿章，发现中日战争前夕，朝廷仍大肆庆祝慈熙万寿，导致孙中山对满清政府全然绝望，转而全力投身革命。孙中山自天津归回后决前往檀香山寻求当地华人的支持。



　　檀香山兴中会的创立

　　后来孙中山于檀香山及香港先后成立兴中会，成为第一个近代民主政治性质的革命团体，其中领导指其活跃份子多为基督徒。



　　革命的鼓催

　　1894 年孙中山选择回檀香山鼓催革命，主因檀香山远离中国、为孙中山熟悉地方多有同乡、教会及同学，且政治意识较浓。但反应多为香山人及基督徒，状况并不理想，其因为「风气未开，人心锢塞」。



　　最早参加兴中会的基督徒

　　基督徒华侨对皇朝较疏离，又因基督信仰不会固守于儒家忠君观念，又有基督信仰所提供一更高理想，故较易支持革命活动。据孙中山《建国方略》，当时檀香山筹组革命只得大哥孙眉及基督徒邓荫南愿倾家支持革命。而银行员兼报纸记者何宽、香港巴色会第一位客家籍牧师李昌、华人社区及教会重要份子钟宇等基督徒多为早期参与革命的主力。
兴中会成立即基督教色彩。

　　1894 年 11 月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会中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及「驱除鞑掳，恢复中国」为宗旨，孙中山为总理，会中决议取广州为根据地。此会入会盟誓是以「创立合众政府」此等基督教理想，而非传统秘密会社的「复明」。以后洪门等秘密会党入会多也改变原「复明」目标，转而为「创立合众政府」，此为基督徒革命者对会党「反清复明」种族主义的改造。中兴会入会手续拋弃秘密会党迷信色彩，而以基督教仪式代之，其后创立的革命团体多也仿效如此。



第六章　兴中会的起义及失败



　　兴中会第一次起义及失败

　　檀香山兴中会的设立和以往在香港、广州等地革命志士的集结不同，兴中会不但是凝聚和招揽同志的团体，同时也是发动起义的行动组织、他们组织成形后及着手策划起义并回国部署。



　　起义的准备

　　檀香山兴中会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和一些志士策划起义，计画到美洲向华侨寻求经济支持，此时收到宋跃如的来信，指出日军占领东北，中日交涉清廷的懦弱腐败引起民心激愤，为发动革命不可失之机，孙中山遂与同志先后返国。

　　孙中山至上海与宋跃如会面并决定袭取广州为根据地，抵达香港后决定以香港为集结志士和起义的基地，于是在此成立兴中会，由于香港是孙中山所熟悉的地方，早年在同学朋友中鼓吹革命就有积极的响应，亦曾在此结交愿意投身革命的同志，且香港距革命目标广州很近却不属清政府领土，这些造成成为适合搞革命的地方;而澳门虽也距广州很近，属葡国殖民地，孙中山亦曾在此行医，但此地多为传统式地方士绅，态度保守，不愿支持革命。

　　首先要找陈少白，孙中山与他会面后，回香港租了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革命基地，陈少白继续奔走，找寻旧同志并物色新同志，郑士良，陆皓东，区凤墀先后加入这个新组织，另外，孙中山为新组织法律及外交事宜邀请香港西医书院老师道济会堂的何启帮助，其它基督徒参与组织的有辅仁文社社员，另外参加新组织的非基督徒有与孙中山陈少白并列四大寇的杨鹤龄和尤列，此外亦有基督徒商人医生加入并助饷款，另外也招揽一些三合会中人。

　　各路同志招集后，1895年2月21日共聚在士丹街会址成立香港革命组织，计画重阳节于广州发难，香港兴中会的入会仪式仍比照檀香山，举首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其中的神明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因为这次香港兴中会最初参加的人，基督徒占大多数，较檀香山的更高。

　　为避免香港侦查特务注意，公开招牌以"干亨行"掩护，此名称出自<<易经，文言>>："干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此"天命"在基督信仰中就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自觉参与革命是符合上帝旨意，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信念，后来许多基督徒革命志士亦曾表达过此信念。

　　四、五月间，檀香山百余人先后到香港入会，实力大增，在基层军力方面，香港兴中会计画集征港澳两地会党，绿林，乡团，防营等人力，这是基督徒与会党合作革命之始，由同是会党的基督徒所达成，另一方面，当时广州大量遣散军队，招致军人不满，兴中会趁机招揽，各军欣然从命愿效死力，为了起事后通告各国，要求承认，兴中会邀请香港<<德臣日报>>，<<士蔑西报>>等西人共同起草英文对外宣言。

　　这次起义领导人员孙中山，杨卫云，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黄咏商，谢续泰等全都是基督徒，可见当时香港兴中会的起义实在是基督徒主导的、



　　广州起义的部署

　　兴中会诸事安排妥当后，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等人赴广东部署，他们租用了双门底王家祠之云岗别墅为分会会所，作为基地、并采用：“农学会”名义掩饰。

　　农学会的开设是区凤墀建议的，因鉴于兴中会革命力量专倚重会党等下阶层人物，缺乏社会上层力量，实力不足易遭失败，因此建议孙中山以农学会拉拢社会上层士绅、农学会主旨以忠君爱国、君民一体及整顿中国农务，明显示要迎合传统士绅口味。

　　然而他们的计画并不成功，革命对这些士绅而言，是有乖伦常的，连唯一例外肯支持革命的刘学词，亦只是想藉革命称帝罢了、传统士绅和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呼召反应冷淡，以致此次兴中会革命大多密谋领导者是基督徒，但其实此救国革命大业是对非基督徒开放的。

　　虽然招揽士绅失败，但广州兴中会参加的人数比香港更踊跃；有各层人士与教会工作人员、教会工作人员有圣教书楼负责人左斗山和书楼福音堂的牧师王质甫，他们不但参与其事还将圣教书楼及内中福音堂作为革命机关。

　　此外又在咸虾张公馆设招待同志之所，炸弹队即此制造炸弹，而圣教书楼内的福音堂则用作贮存军械及秘密文件、当时衙门不敢随便干扰礼拜堂，否则亦引起传教士抗议，而变成外交风波。

　　攻击计画分四路，由司令领导，另外设指挥部于十八甫纲纪教堂及双门底圣教书楼，为藉教会掩护、并且教会平时多基督徒出入，故消息之往来不易被察觉。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起义之日重阳节来临，当日是扫墓之期，会有大批人回广州省城，由香港来会合的几千名同志可蒙混进城、一场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为人不屑的造反正待爆发，领导这场革命的基督徒抱着救国心志，憧憬基督教的公正和人道的统治实现于祖国、这是他们以基督教理想对中国旧政权进行批判的时刻、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兴中会为这次起义的种种准备和努力怎知还未起义就功亏一篑，主要原因是内部保密不足。

　　原来负责起草起义檄文的会员朱淇，行动被兄长获知，其兄竟在发难前一，二日用弟朱淇名义告发。

　　缉捕委员接获消息便立刻展开侦查，结果得知真有此事，又知罪首是孙中山，但总督仍指示再未有凭证前不能贸然拘捕，因知孙中山是教会中人，恐被教会反噬。

　　会这样想主因是当时传教士以本国领事馆势力为后盾，经常干预有关自己教会华人的诉讼官司，这其中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特别是那些法治观念薄弱，专事贪赃枉法的昏官污吏，常因刑求、受贿以及轻率判案等造成冤案比比皆是、传教士自然不愿他们的会友在这方面吃亏，因而造成这种西人常干预地方司法的现象、孙中山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只被监视，而官府则继续侦查其它可疑的人。

　　孙中山被监视及搜索期间，经历一些波折，辗转藏匿、怎知同时，香港通知广州，要迟两天才能供应机械和人员、广州无法实时发难，只得急急收拾，各自逃避。

　　同时农历初八，一批伪装坭胶运往圣教书楼的枪械被海关查获，于是官方不但知道罪首是基督徒，其它一些牧师亦是逆党，教堂也是造反机关。证据确凿，官方便派兵搜查圣教书楼，并拘捕左斗山，由于一些造反文件来不及毁掉，亦被搜出、左斗山被捕后，所属美国长老教会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请求美国领事默喜出面营救，左斗山因此得以保释外出。不就左斗山另设性质相似的大光观书楼，继续推广新学，并秘密支持革命。

　　缉捕委员四处搜捕革命党，在其它基地捕获陆皓东。程耀臣、程奎光等人，陆皓东本可实时脱走，但他折回王家祠要毁党员名单，结果被捕、差役又在码头四时多名党员，官府得消息，谓其它革命党员也多为教徒，便下令传教士香便文一起到码头辨认缉拿、香便文关注中国启蒙且同情革命，便预先暗中通知有关教徒走避，兴中会人员因此脱险的很多。各路志士们亦闻风逃遁，各自离境避祸，一时同志四散，暂时失去联络，广州革命组织完全瓦解，得脱关系及身分未暴露的志士，仍留在广州的，亦噤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

　　陆皓东、程奎光、邱四、朱贵全等人被捕后，严刑审讯，个人直认不讳，其中陆皓东的供词极其慷慨激昂，痛斥满人政权腐败，誓要光复汉族，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衙役多方用刑始终不肯供出同党身分，并说：“我肉痛心不痛，汝耐我何：“陆皓东是基督徒，属香港纲纪慎教会，审讯后，美国领事默喜亦前往搭救，但县署拿出陆皓东的供词，证据确凿，营救陆皓东便告失败。

　　其它被捕人员有些供认为佣工，又无具体证据，结果被释，但除了陆皓东外，亦有一些基督徒此役中徇义，而逃脱的党员亦被悬赏通缉、中国第一次具民主性的革命行动至此完全失败、此役发生于干支乙未年，故又称：“乙未之役”、
失败后基督徒革命者的遭遇。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兴中会密谋被揭露，人员四处奔逃时，被一般人咒骂诋毁，相识者则断绝关系、士绅阶级更一致反对无一同情，广州曾参加农学会的士绅更深恨被孙中山所骗。自乙未之役失败后，官书报纸皆称孙中山为“孙汶”，即视为与强盗同等、可见志士失败后，成了被社会鄙弃的小群。

　　不过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除了这些社会压力之外，还要面对教会的排拒。虽然这场革命运动有教会牧师信徒支持和参与，但也有部份牧师不认同、密谋泄露后，在华西人包括传教士和中国官员一样，就联想到这动乱和太平天国的变质信仰类似、一些教会和传教士对基督徒革命失败者也采取划清界线的立场，原因不但是为了信仰是是否正统，更是为着保有传教机会和教会安全。

　　孙中山等基督徒志士一方面被社会和教会排拒，另一方面更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无法继续在香港立足、事发后，两广总督要求港府逮捕孙中山等人遣返中国审理，港府拒绝，不过为避免两地政府关系恶化，便在 1896　年 3 月当孙中山不在香港时下令递解孙中山出境，五年内不得回港。

　　基督徒领导之第一次革命完全失败，同志四散，亲密战友陆皓东殉国身亡，广州乙未之役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的集结开始，亦以他们相偕逃亡结束、其它志士也只得各寻安身之处、他们为了救国大业都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第七章　革命力量的重整


　　兴中会第一次起义未出师就告惨败，革命组织因同志四散而瓦解，但　孙中山先生仍抱着革命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必然的心态，于是一方面重新聚集旧同志，一方面招募新人，使得革命力量比以前更强大。

　　这次革命力量的重整大致兵分两路，一路是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为首，另一路的重心人物则为郑荫南和宋居仁。在同一的起义当中，分别负责两地的活动，而又彼此策应，这就是１９００年庚子的惠州之义和广州的谋炸督府之义。 失败后，这些革命领袖各 * 在不同地方，准备再起；孙中山等人逃往日本，立刻联络华侨组织兴中会。郑士良返港重新召集余众，联络会党，设立机关。陈少白在横滨、东京等地联络华侨，并试图在日人中鼓吹中国革命。郑荫南逃至香港转赴檀香山做工。宋居仁、扬衢云等人亦在不同地域鼓吹华侨革命。



　　革命力量的重组：海外华侨

１．横滨兴中会的成立
　　(１)过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离开香港，逃亡至日本时，巧遇李纪堂等基督徒，而到了横滨，当地侨领等十余人在孙中山、陈少白主持下，成立了横滨兴中会。虽然这个新成立的革命团体早期成员基督徒不多，但却具有主导地位。

　　(２)发展：新成立的横滨兴中会会务发展很差，原因一是因为旅日华侨风气闭塞，「闻革命而生畏」，这一些会员都害怕有所连累，甚至会长冯镜如也有此顾忌而表现的不够积极。另一原因则是部分会员对孙中山的革命未有深切认识，经济支持不够；以及留在当地的陈少白不善交际，未能影响更多侨民支持，结果兴中会名存实亡。直至后来有一些基督徒因拒拜孔子而与维新派对立，而联合兴中会的人另起炉灶后，革命力量才因此而有较大的凝聚。


２．忠和堂的成立
　　(１)过程：由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派势力日强，并将１８９７年陈少白等人筹组的「东西学校」，改名为「大同学校」，使其成为维新派及后来保皇势力的大本营，于是兴中会的力量更日益衰弱。

　　１８９８年光绪皇帝依维新派建议下旨变法，令维新派得势，所以有很多人依附维新派，甚至包括兴中会的部分会员。当时横滨一些工人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因不满维新派的专横，而组成航海工人俱乐部。不久香港兴中会会员尤烈帮助重整俱乐部。尤烈原是洪门中人，曾在香港组织过有革命性质的三和会，名叫忠和堂，因此尤烈便将此俱乐部改命为忠和堂，以示关帝忠义精神，同时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个俱乐部因尤烈的参加和兴中会联系了起来，给正在衰弱不振的革命力量一种加强剂。

　　(２)改革：由于忠和堂拜关帝，被人斥之为怪诞迷信，基督徒亦闻之却步。于是受此打击的忠和堂便邀请陈少白当顾问，改革忠和堂。陈少白改变此组织的草莽色彩，，将"忠和"改为"中和"，并主张辟除迷信拆去关帝神像，也因此加入了许多基督徒，以及一群较有教育和学识人，中和堂的素质和形象因此提高，并且和革命党人关系日深。基督徒革命志士将革命意识带给华侨中和堂就是一个例子。


３．华侨学校的成立
　　由于大同学校为扩展孔教信仰，规定老师和学生每逢礼拜天要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此事引起华侨基督徒的不满，渐渐和维新派疏远，尔后兴中会、中和堂的部份基督徒，联合其它基督徒华侨另创「华侨学校」。透过兴中会、中和堂和华侨学校，革命派有更多的基督徒支持和参与，在日本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伦敦遇难及其影响

　　孙中山往英国时，打算与香港西医书院老师康德黎等人见面，途中被清使馆人员拘禁，欲把他暗中遣回中国。后经康等人奔走营救，惊动英政府外交部及警方，清使馆才被迫将他释放。

　　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响是

　　(１)信仰的进一步经历： 在被拘禁的险境中，孙先生在恐惧绝望里惟有祈祷求神拯救，而当脱险后，孙先生回忆这一过程说道：「自云此祷告有应，蒙神施恩矣！」这次的经历加强了他对基督信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

　　(２)吸引广泛的注意：这次事件亦使孙中山先生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也引起海外人士对孙先生的支持和同情，虽亦有人持嘲讽态度，但到底是引起了国内外界广泛的注意，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外国人加入了这个革命集团。



　　日本同志的结集

　　１８９５年１２月陈少白因友人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宫崎寅藏，而当１８９７年寅藏又在香港和平山周会合，平山周亦是一个很关心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尔后，二人在香港的道济会堂中找到曾参与广州起义的兴中会会员区凤墀，区对他们二人积极的谈论革命救国事业，并坦诚招待他们，如此热烈的态度令寅藏和平山周感动不已，并加强了他们对兴中会革命的认同。

　　寅藏和平山周返日后，与孙中山先生相遇，在会谈中，孙先生用人道主义以及共和理念激励他们，触动了寅藏胸中的理想，因寅藏早年亦曾受过人道主义政治思想的熏陶，也曾是基督徒，并加入公理会，而公理会会众制的民主精神更加强了他对自由和民权的信念。

　　孙中山和兴中会其它基督徒革命者的救国事业，其实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和爱国主义结合的结果，这与寅藏的背景相似，于是寅藏和平山周便决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日本人集团，在以后革命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基督徒和会党的合作

　　郑士良原为三合会会党头目，后招募更多党员成为惠州之役的主力。

　　尔后陈少白亦加入，被封为"白扇"，是会党里的军师，有设计指挥之权。

　　此次联络会党较以往大规模而且直接。事实上，在洪秀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南方会基于广州起义的失败，以及招募同志的困难，孙中山愈觉借助会党力量的重要性，虽然两者的信仰不同，但在推翻满清异族政权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基督徒可以和会党合作，不仅未见有什么冲突，反而见到会党愿意在宗教仪式上迁就基督徒，亦甘愿受基督徒的领导，去进行民主共和的革命。

　　党就有与基督徒合作的经验，而这次兴中会的招揽会党，会党亦愿意接受兴中会领导人的指挥，可惜的是会党派系太强，意见常歧异，导致在以后的起义领导上无甚表现，也就是说当时在二者之中，基督徒常做领导者，会党成员在基督徒的领导中进行民主革命。



　　广州基督徒志士的结集

　　乙未事件发生后两、三年，广州风声较松弛，宋居仁就约邓荫南回广州，以基督教书室「志道书楼」作为基地。运动初期以基督徒为招揽对象，第一位招收的为苏焯南，其次为黄大汉，后再经秘密召集，不少基督徒亦加入。

　　主要成员中较显著的有：练遑成，巴陵会教友；黄福，长老会三支会会友；李植生，是三合会前辈，又是巴陵会信徒，善于化学和制弹药；另有胡心澄、胡心泉兄弟，二人均是天主教神父。而这些投身革命的基督徒，很多是以主内教友关系，彼此引介加入兴中会，连同旧有兴中会会员，在广州教会界形成了一群「教会革命同志」。尔后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在广州成立「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于是邓荫南就将兴中会从志道书楼移至那里的会址中。



　　史坚如：一个热血的基督徒革命者

　　史坚如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对中国经籍大多无好感，只喜欢兵法、历史、地舆的书，特别是史书，从史书中他领略政治得失及治乱之理，对他后来革命的投身有潜在的影响。他亦受儒家尚义精神的影响，形成他不惜舍生取义的性格。也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革命事业中看到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和这固有的儒家尚义精神的兼容。

　　在中国的乱局中，他不打算拥主一个英明的国君，而是要设置民主政府，代替专制的政权。而后广泛的接触西学和基督信仰，使他眼界大开，而于１８９９年受感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同时并致力于革命，并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他在１８９９年在香港与宫崎寅藏谈及他革命思想的来源说：「我是耶稣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由此可见其革命心志。

　　史坚如从不以现状为满足，不断的实行革命理想，且亲身跟随孙中山，投身于正式的革命实际行动，为了一伸其胸中理想，竟于谋炸两广巡抚之役殉国。他革命的事迹实在是抱有基督教理想而投身于革命的基督徒的伟大典型。



第八章　兴中会第二次起义及失败


　　这次起义是在１９００年紧接庚子拳祸、八国联军入京以后，起义地点仍在广州，计画将军力分置广州和以东的惠州两路，双方策应，攻下惠州之后，然后分兵直攻广州。第一路由郑士良在惠州直接领导。第二路广州地区则由邓荫南领导。另外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革命报纸「中国日报」，并在港设置革命机关，而这次起义可说是由基督徒领导。



　　革命的形势和布署

　　１．中国的情势：北方处于义和团大杀洋人、灭洋教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大量传教士、中国神职人员和信徒被杀，教堂被烧毁，甚至围攻使馆，攻击一切和洋人及基督教有关的事物。而南方的基督徒正努力的结合力量，要拯救整个国家民族免于衰颓，因为唯有推翻始作俑者的满清政权，基督教受迫害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毕竟革命党人不认为中国人是排教的，一切的排外均是满清的罪行。

　　２．革命的布署：惠州一路由郑士良、黄耀庭、黄福等人，结合当地十县的会党和绿林，始其连成一阵线，由郑作总指挥，使他们在这次战役中成为精锐的部队。广州方面，在邓荫南领导下，各同志亦着手个人参与起事的计画，例如：练遑成夫妇在药房行医卖药，实则为革命秘密机关活动；吴义如负责联络军界和绿林；宋少车则召集其余各界人士。另一种布署则是窥探地形，观察要隘，以及刺探军情，此职责由吴义如担任。

　　这些起事准备的任务，主要是基督徒担任，而整个广州起义的总司令是邓荫南，参谋是李植生。在布署的同时，正值八国联军之战。



　　惠州之役

　　十月六日，各方布署成熟，郑士良正式起兵。到处破清兵、缴枪械，甚至有不少军人和地方势力投诚，不到半个月，惠州十州县地方已有六县为革命军所占据。此次的军队不但战斗力高，而且很有纪律，所经之地对民众毫无所犯，故被称为"仁义之师"。另外由梁慕光和李植生所率领的博罗军起兵却告失败，因清兵强力支持，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只好宣布解散。

　　此役最后仍旧失败之因，是由于购买军火的日本人中村弥六吞占款项，军火供应无着落，同时因日本更换内阁，下令禁止台湾总督玉源太郎支持中国革命，于是弹药净尽，不得不解散军队，但在港英当局的同情与帮助下，革命军得以安全撤退。惠州之役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郑士良，因此在翌年八月七日郑士良在港被人下毒暗杀，一位基督徒名将就此身殉。



　　广州的响应

　　惠州之役失败后，许多人因为害怕惹祸上身，结果临时脱逃，使得原先计画毁于一旦。于是史坚如等人改变计画，决定谋炸当时任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的德寿和将军衙门等重要机关。虽惠州之役的消息传至，却不灭他们的士气，反而更加的积极。

　　这次计画在人手配置上，炸抚署由史坚如和苏焯南负责，将军衙门由黄福和五叔等执行，另一路谋炸目标是提督郑润才，是由李植生布置。结果三个地方只有抚署才成功的埋藏了炸药，其余因布置不及而作罢。

　　十月二十七日清早，他们将炸药信管埋妥后，计算约一小时后引燃，怎料他们在赴港的轮船上等了一个多小时仍未有动静，于是史坚如下船查看，发现药引点不着，便重新安置，结果虽引起爆炸，旦只炸毁了几间民房和抚署后院围墙，尔后史坚如因不死心的不断赴现场打探消息而被补。谋炸巡抚失败后，其它各处之士则解散，各自逃避。



第九章　大明顺天国的发动原因及酝酿


　　这次起义是由兴中会庚子起义失败的余绪激发而起。李纪堂因庚子起义失败而心有不甘，又鉴于国内人心渐变，事有可为，因此在香港屯门开设一个农场，提供作兴中会革命基地，又积极留意再次起义的机会。适逢身兼兴中会、三合会会员的谢缵泰，为替因惠州之役被广州政府杀死的好友杨卫云报仇，太平天国遗臣洪全福(为三合会首领)欲重振太平天国，三人便因意向相同而时常聚首，讨论革命事宜，李纪堂并为革命加入三合会，遂形成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的领导核心。



　　大明顺天国的参与份子

　　参与份子几乎都是基督徒，且大多参与三合会、兴中会。他们因受过西方基督文明的洗礼，渴望以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例如被推举政权成立后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容闳，自幼接受西方基督教育，在美留学，深感美国与中国实况的差异，而兴起以文明(包括基督信仰)改造中国的冲动，大明顺天国以民主为诉求的政权性质，正切合其原本的理想。

　　而基督徒又以德籍的信义宗教会涉入最多，如巴陵、巴色会的教徒，德籍传教士郭宜坚因同情革命而以传教士身份为掩护，帮忙转运革命军火、信函。



　　大明顺天国政权的形式和性质

　　「大明顺天国」具有强烈反满复汉的意味，同时又有太平天国的影子：「大明」，表示以「复明」为目的；「顺天国」指「顺天应时」，并兼具太平天国「天国」的用法：指人间所建立的神的国度。但其在政权性质上却完全有别于明朝、太平天国专制政权，主张英美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国的政权，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选举总统，并强调人人平等，欲打破中国官尊民卑的传统。「大明顺天国」的政治主张，与参与份子大多受过西方基督文明的洗礼的背景息息相关．这是中国首次具体提出建立民主政权制度的革命团体。

　　起事的策略

　　预定先于万寿宫埋藏大量炸药，在壬寅年除夕，广州群官聚集万寿宫贺年时引爆，之后再据军火库、焚火药局，内分五路堵清兵，配合外边线路进攻省城。

　　事泄失败

　　预定起义的前两三天，香港警察接获密报，破获和记栈机关，搜出含有军械物资运送路线、收藏地点、收交人员姓名的信件。与此同时，李纪堂向洋行定购军械，洋行老板因无法如期交货竟向衙门告发，而洪全福与梁慕光设法补救而补运的枪械，或被乡人拦截，或遭满清临检察获而全数失手。

　　随着起义的曝光，两广总督德寿展开调查，广州的数个据点皆遭破获，大明顺天国的起义计划惨告失败！。

　　这次起义共有十多人被判死刑，部份志士被叛监二十年，当中虽大多是基督徒，但德国领士与传教士并未干预，主要因(一)造反证据确凿(二)列强当时为保在华利益，主张「保清反革」(三)德籍传教士被查出有份造反，自身难保(四)庚子拳乱后，中外为避免教案的产生，订定有关教士在华权力章程，其第一条规定便是「凡非教案，教士等一概不得藉词干预」。而这次造反明显不是教案，传教士与领事无从干预。



　　小 结

　　这是基督徒集团在晚清所发起和主持的最后一次革命，之后的革命虽然一直有基督徒参与、支持革命，但庚子以后，尤其有「勤王」性质的自立军被破获后，国人对满清、革命的观感有了极大的转变，革命风气在知识分子、学生、军人中日渐兴盛，之后的革命都有基督徒参与，但多不是由基督徒发起。




第十章　两湖基督徒的革命


　　武昌、长沙两地日知会的基督徒参与两湖革命，是继大明顺天国后，兴中会系统外的基督徒革命活动。虽然大多数的成员为非基督徒，但日知会是基督徒所创办主持，且是第一个以教会机构名义进行革命的机构。



　　基督徒与黄兴长沙革命活动

　　1904 年的长沙革命：由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发起，并集结了湖南长沙圣公日知会、湖北武昌科学补习所。

　　日知会由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为一启发新思想、鼓吹格命的组织。除了提供有关新思想的书报，黄吉亭并在主日讲道除宣讲福音时，「假基督舍身救世等事为宣传革命的资料」，吸引多人聚会，并深切影响湖南军人、学生的革命思想。

　　科学补习所是武昌学界的爱国志士所办，以在军中宣传革命思想为目的，对外号称研究推广西学，实则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

　　长沙起义计划，因事泄而遭清廷的大肆搜捕、并被搜获科学补习所的参与者资料，属核心份子的刘敬安、曹亚伯皆因基督徒的身份、藏匿教堂而得以悻免；部份的革命党人、黄兴亦在黄吉亭牧师的大力鼎助下，而逃脱清兵的威胁，黄吉亭的信仰，为他带来莫大的勇气，支持他冒生命危险搭救革命志士。



　　武昌日知会的革命活动

　　武昌的日知会由胡兰亭牧师主持，感于国势日衰而接受刘敬安的建议，将日知会改组为革命机关。一方面广招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的人才入会，并吸引许多革命团体自动结束自身组织全体加入日知会；另一方面致力宣传革命思想：在其阅书报室公开展览大量革命书报，供人阅读，除宣讲福音外，并有革命演讲，吸引许多军人、学生前来，也有多人因此信教。日知会的影响力由武昌扩张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军也受日知会熏染而顷向革命，孙中山并以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会。而日知会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带动革命风潮，得以公开展览革命书籍、鼓吹革命思想，实得归功其为教会组织所拥有的特权。



　　起义失败及结果

　　1906 年刘敬安等人欲策划在武昌起义：不料开会时秘探潜入当中，再一次革命事泄，不过因涉及美国教会与外人，湖广总督不敢冒然行事，仅暗中搜集资料，以备将来破案对外交涉之用。 1906 日知会策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会党的联合起义失败，张之洞开始大肆捕杀党人，刘敬安在内共有九名日知会会员被捕，衙门并拟出第二批黑名单。

　　幸而圣公会的西洋传教士见自己教会同工、信徒被捕或被通缉，再加上他们一向同情革命，于是展开营救的行动，使刘敬安等九人免受死刑、也取消了原订的第二批缉捕名单。



　　日知会的影响及重要性

　　(一)日知会虽破，但其蕴酿的革命风潮未曾稍减。其会员纷纷另立名目重组各种革命团体，也预备武昌起义成功的必要条件。

　　(二)日知会改组之初以旧日科学补习所会员为骨干，解体后其会员又纷纷成立革命团体，其在革命史上具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信仰与救国

　　对基督徒革命者而言，基督信仰与他们救国行动有密切关联，不仅带给他们救国的理想，也赋予他们参与革命的力量，例如日知会被捕的刘敬安，在狱中备受严刑酷罚，但信仰帮助他超越了眼前的苦楚，支撑他在狱中传福音，继续连络外界进行革命。又如张纯一在接触基督教后，发现基督教独有的牺牲利他精神有助救国，而受洗加入，在当时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

结 论


　　一、晚清的革命契机

　　中国在整个十九世纪原不具备革命的条件，现实的条件只能发生叛乱及改良性质的改革而已，然而，因着基督教这个因素，使爱国基督徒抱着基督教赋予他们的理想和勇气，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相碰撞，产生了革命，并突破中国几千年传统帝王政治的格局，进行最彻底的政治改革。而这些信奉基督教的爱国主义者，就成为中国革命史的肇始人。且这样的革命，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二、边缘人物——革命的基督徒

　　在革命活动早期，所参与的人物并不全然是基督徒，还包括小商人、工人、受过西法训练的军官、新式知识分子、华侨、会党等，这些人和基督徒一样，在意识上都是没有太多受传统中国的羁绊，也都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而在基督徒革命者的开导和鼓励下，革命意识开始凝聚和结集。

　　革命行为起初是被士大夫和主流新式知识分子所不屑的，甚至被当时的一些人指为大逆不道。兴中会以及以兴中会基督徒为主要份子的大明顺天国，就在此孤独、不利的情势下发动了革命，突破了中国数千年朝代递嬗的规律，以及当时政治社会改革的局限。从兴中会到庚子后两三年的大明顺天国的革命，革命起义都全由基督徒发起和领导，每一次都得到教会和教会人士的支持，事败后都有传教士出面营救基督徒志士，每次也都有基督徒殉难。大明顺天国之后，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革命事业也不再由基督徒所独占，这样一来，基督徒革命者也不再被国人鄙视和排拒。而两湖基督徒在日知会的活动，依然在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力量的来源。

　　基于这段早期革命历史的基督教因素，基督徒革命者，在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中的起源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三、民族责任感的催化剂——基督精神

　　由历史证明，成为基督徒并不会失去中国人身分的意识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反而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他们对民族的责任感。基督徒信教后不但仍保持爱国的民族本位主义，又因信仰基督的缘故，在思想上加上了新的价值观和理想，使得他们在面对中国现实处境时，形成了批判思维，特别是信仰中的上帝比一切超越的观念，使他们比一般国人更清晰的发现君主的非绝对性和平凡性。

　　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基督教的价值和理想是拯救祖国的良药，同时也抱着将基督教理想和价值在中国实现的愿望，希望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人民得以脱离黑暗和愚昧，从而过着幸福的日子。

　　基督教福音拯救的观念，也强化了基督徒革命者面对祖国危机时所揭发的救国冲动，福音的拯救观念把他们推向实践，因为福音的拯救不只是一个观念，亦兼具有催促观念持有者去行动的动力。对他们而言，这种行动一如耶稣救人，是本于无私博爱和牺牲精神的，这种精神成为他们革命道德和勇气的支柱。且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在革命中暴力是实现无私的爱的拯救的必要手段，爱和暴力两者并不冲突。

　　基督徒革命者虽出自教会，但革命本身并不是教会运动，而是教会中信徒的救国运动，早期革命者在社会上仅能得到教会人士的帮助和掩护，而教会也确实是基督徒革命者可以得到支持地方。其中一些基督徒在革命中传道，又在传道中革命，他们总念念不忘福音会带给同胞的好处。

　　总而言之，无论是否受到国人的疏离或排拒，这群基督徒永不放弃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责任，甚至将鄙视他们的士大夫当作是拯救的对象。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去拯救祖国的革命，是基督徒革命者自愿的抉择，毕竟他们的革命事业是内在价值决定外在的发动，内在基督教价值造成了革命救国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