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

报业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梁启超报业观略论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梁启超报业观的核心是，通过精英化的报刊舆论，扩展公共舆论空间，影响民众、报业和政府，将自身及对象纳入有组织的民族国家之中。其结构是由精英权威中心向民众的逐步扩展，其结构功能表现为启蒙宣传和批判两类，结构聚合的纽带则是国家主义的道德理想。

　　问题的提出

　　沿用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来讨论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相应的问题，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西方历史语境中所讨论的（如哈贝马斯所论）公共领域？其二，如果不存在，那么沿用这一概念（或者如黄宗智另外提�"第三领域" 的概念与之对应）的时候，需要理清哪些问题？在讨论西方问题的时候，人们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经常设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果在接受这样一种预设的前提下来讨论中国问题，显然是不恰当的。黄宗智的一个看法很有见地，他认为，哈贝马斯使用"公共领域"一词的时候，是在暗示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类型学，它可以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资产者的公共领域"只是其中的一个变数。他为了避免使用这一概念所有的困扰而又把握它所指涉的社会区域，使用了"第三领域"的概念。如果把黄宗智所谓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第三领域"视为整个公共领域类型学的一种情况，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概念所指涉的领域在近现代中国究竟呈何种历史样态？

　　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关于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观念。本文探讨的是梁启超的报业观。按照一般沿用的"公共领域"的含义，梁启超关于公共领域的论域除舆论外，还应包括学会、商会等"群"以及更广的范围。按梁启超的用法，"舆论"有时可与报业同义，有时涵盖比报业要广。报刊是当时主要的舆论媒介，梁启超的报业观与舆论观大致相同。作为对梁启超公共领域观的讨论的一部分，我选择梁启超的报业观作为个案 ，试图分析：在梁启超的设想中，报业是如何被组织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目标中的？报业的国家主义倾向如何影响了其公共舆论的结构观？通过分析报业在梁启超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中的位置，我们可以在思考公共领域在国家中的位置这一问题时获得什么启发？在讨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其报业实践以及政治实践中，受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舆论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可以在梁启超的报业观中寻找到与西方语境中的公共领域概念相呼应的地方，同时，由于梁所处的特殊语境及其特殊思路，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公共领域的概念有其使用限度。 　　 "通"的构想：政府、民众与报刊

　　在梁启超进入报界前后，中国报业已有一定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报纸，后来又有王韬等边缘知识分子在香港等地办报。到后来，内地知识分子借洋人的名义也创办了一些报刊。到1895年前后，由内地人创办的报刊多了起来。 不过，在梁启超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介入之前，当时的报刊主要是商业性的。据雷瑨回忆，"其时（按：同治末年至光绪中叶）开报馆者，唯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唯以省事为要诀，而总其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者，不过为洋商一种营业，与吾侪初无若何之关系。"

　　梁启超在报界广为人知，始于上海《时务报》时期。而在此之前，他已有创办《中外纪闻》等报的经历。他在追述创办《中外纪闻》那段历史时说，"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

　　报刊的重要性为近代知识分子所认识，主要是因为西方的刺激。对于改良派知识分子来说，报刊在政治上的功能无疑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当时犹属商人经营的商业性报刊中，知识分子发现了可以发表自己思想的广阔天地。但是，改良派的改革要求与传统思想发生冲突，而他们所期望的改革是内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么，反映改良派思想的报刊如何在体制内取得合法性？梁启超采取了向传统官方�"太师说诗以观民风"及邸报寻找报刊的历史源头的修辞策略，企图将近代报刊传统与官方传统相接续。这也是当时知识界常见的一种修辞策略。在抱有政治意图的知识分子自觉进入报业的开始，邸报在传统政治格局�"通"的功能最被强调。梁启超说："……，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他援引西方的例证说，"闻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梁启超对"通"的强调，着眼点首先在于国家。"国家"概念的兴起是近代，更确切地说是甲午战败、维新变法兴起时期的事 。以"新民"思想的成熟（《新民说》，1902）为标志，梁启超抛弃了康有为的天下大同理想，转而认同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想。梁启超对民族国家的强调，与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有根本的关系：处于与列�"外竞"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与安全是其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在此前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也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到突出19世纪德国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他选择国家主义取向，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建国目标。他最核心的政治理想即在于此。

　　报刊作为"通"的媒介，自然被纳入到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体系中。显然，随着政治结构（或者设想）的变动，"通"的具体内涵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作为"通"的媒介的报纸所联系的对象，一直是政府和个人（团体）这两个方面。

　　变法失败前，维新派有可能主导改良政府，改良的取向也就是国家的取向。所以，梁启超论述报刊与政府的关系时，侧重于报刊与政府之间的调谐，以及报刊对政府的引导。�<知新报>叙例》中说，"东西各国之有报也，国家以之代宪令，官府以之代条诰，士夫以之代著述，商民以之代学业。" 在变法前最重要的一篇论述报刊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强调的报刊所涉范围也集中于给政府和民众介绍新事新思想、报道政府改革等方面，启蒙在这个时候要比批判重要。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国家概念和国家意识在维新时期的兴起强调了这样一种理解：朝廷是否就是国家？如果国家在理念上可以独立于朝廷，是否意味着王朝政治某种松动的可能性？维新派的反对者们也看出了这种转向。梁启超曾说，在戊戌变法期间，反对变法最有力的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摺�"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 其意亦即所谓维新改良，则亡大清；不维新改良，则亡国。满清利益集团看到改革对自身利益的危险性，于是迅速扑灭了改良运动。

　　在维新失败流亡日本的1902年之后，梁启超更加明确地把国家当成政治终极的目标，认为政府（朝廷）的设计要为国家的设想服务。因此，梁启超在政体方面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变法失败后，他于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之间徘徊，在辛亥革命之后也认同共和政体。张灏指出，在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之间，梁启超最关心的不是此二者，而�"国家理性"这一更广泛的问题。政府行为应以国家利益为根本而不计其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后果。

　　但是，为什么梁启超又会有这种犹豫呢？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以"国家理性"设想政府与政体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如何以平等、自由与民主将国民与各团体集中于国家目的之下，而在于占有优势力量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愿意按照平等、民主诸原则出让利益、达成妥协。平等、自由、民主在宪法上被确认并被落实，必须以相关力量的力量制衡为基础，这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然而，梁启超面对的却是你死我亡的对抗格局，妥协的机会微乎其微，居强势的满清集团不容忍弱势的改革派，而弱势集团则欲控制同化强势，推行国家主义的政治。

　　梁启超注意到了中国政治结构中权力倾轧的基本现实。"今日之恶势力，不独一方面，凡所谓势力者大抵皆恶也。"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主张发展另一种新的（如市民社会）势力，去限制恶势力，中国政治亦无此种传统；而是凭借经过国家主义取向的启蒙之后的民众、政府以及报业界来排斥恶势力，或者说，他主张否定不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势力，以国家主义的道德来浸刺社会个体和群体。因此，梁启超面对现实有两条并行的思路：一方面，启蒙民众、政府，包括报业界；另一方面，反对、否定、批判直至消除势力，特别是政府中的势力和势力政府（或以开明专制甚至革命来培育秩序）。如果考虑到梁启超的反对（有时倾向于革命）是为了启蒙平台的出现，可以认为这两方面将相辅相成，殊途同归。这样看来，且和且战，在不同政体设想之间的犹豫，事实上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应对策略。 　　报刊作为"通"的媒介，自然在这样一种结构中被纳入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体系中。那么，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报刊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通"政府与民众呢？ 　　梁启超说，报刊与政府、民众处于平行的位置。"通"在梁启超这里不只含有下情上述、上德下宣的意思，而另有深意。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曾说，报馆的两大天职是"向导国民"、"监督政府" ，说出了一部分但很重要的功能。总的看来，在梁启超这里，公共舆论同时为民众及政府提供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对于民众来说，是确立国民道德与国民资格。对于政府来说，则是提供执政与改良政体的指导，它与政府既不是相互制衡的关系，也没有以自身作为立法标准的主动要求；同时，梁启超还必须面对采取什么途径实现政体改良的问题，因此，他也主张对旧政府之腐败给予抨击，但其目的仍在于促使与启蒙相谐的政府出现。他说，"最近仍复营《国风报》，……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亡，刿目惊心，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

　　在对理想政府有一定设想的同时，对现存政府采取何种态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报纸的定位。如果报刊所面对的政府是专制的政府，甚至不给予报刊的生存空间，则报刊是反对专制政府、推动理想政府出现的有力武器，"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御国民之甲胄也"。如果政府给予报刊相对的空间，报刊则是其监督者，监督政府于是成为报馆的一大天职。梁启超说，政府只是受国民委托的机构，是"国民之雇佣"。

　　在这一政治架构中，"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它"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兄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而岂以主文谲谏毕乃事也。夫吾之为此言，非谓必事事而与政府为难也。" 而在当时中国，"百事未举，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乎？"他甚至说，"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梁启超论及立宪时代报刊与政治的关系�"立宪政治者，质言之则舆论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完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此事理之至易睹者，无待赘论。"

　　报刊对政府还有一个与监督并列的功能，那就是启蒙。在梁启超这里，启蒙是兼对于个人、团体和国家而言的。 在《〈国风报〉叙例》中，梁启超便说，报馆"忠告"、"向导"之"德"，乃"兼对于政府对于国民言之"。 精英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启蒙政府和大众的思路，隐含了梁启超对政府和大众的判断，即大众尚蒙昧无知，而又有接受启蒙的能力；政府尚不完善，但亦有接受启蒙的可能。通过启蒙，任何个人、团体甚至政府都有可能具备国家理性。他说，"政府国民，虽涂饰敷衍者属大多数，然谓其绝无一毫向上欲善之心，亦太刻论也。顾虽曰有之，而不识何途之从，掖而进之，先觉之责也。斯所谓向导也。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自精，然后有以导人。" 就政府而言，梁启超一直有一种期待，那就是，即使是满清统治集团，亦能够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调整自己的立场和行为。变法的失败也没有改变这一认识。最好的例证是他对于新政的态度。1905年，梁启超为赴日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草拟奏折等二十余万言。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于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梁启超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告一段落。" 用他后来的话说，他对于立宪的思路是"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　"一战"之目的即催生体现启蒙目的的政府。

　　启蒙大众是梁启超办报的一个主要目标。他说，"……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 （1912）在戊戌变法失败前，他说："东西各国之有报也，……，郁郁夫，洋洋乎，宗风入于人心，附庸蔚为大国，何其盛也。" （1897）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他的确仍锲而不舍地坚持此目标。在阐述《清议报》的特色时，梁启超说，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历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而报纸则可以"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从而"养成共和国法制国民之资格"。"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就启蒙民众思想、培养民众道德而言，报刊和小说是梁启超是最为看重的两种媒介，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反过来说就是，政府、团体与个人必须被启蒙；不管是革命还是改良，最后必须要落实到对他们的启蒙上。精英知识分子主导型的公共舆论空间，不可能由社会公众自发形成。这样，在启蒙民众培育新民道德这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途径方面，在建构一个新政府方面，报刊的宣传启蒙便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是报刊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方案的一个根本原因。 　　精英知识分子的报刊与国家主义的道德理想

　　梁启超在政府、民众和报刊的相互关系中确定了报刊的基本取向。可以理解，他需要一种与此相应的舆论（报业）来落实这种设想。

　　其一，在梁启超看来，舆论并不能普遍而必然地作为政府的规范和民众的引导者，它有健全与不健全的分野，只有健全的舆论可担重责。换句话说，公众的讨论，并不一定遵循普遍原则，它需要启蒙和引导；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作为普遍整体的公共舆论，至少在梁启超的理解中是这样。他说�"……夫舆论之足以重天下，固若是矣。然又非以其名为舆论而遂足贵也。盖以瞽相瞽，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其号呶。俗论妄论之误人国，中外古今，数见不鲜矣。故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健全之舆论，无论何种政体，皆所不可缺，而立宪政体相需尤殷者，……"

　　在梁启超看来，健全的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国家理性和国家主义的道德理想。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对国家主义道德理想的聚合与教化效力的设定与信赖，梁启超才有可能设想将报业界内部及民众甚至政府联结于国家主义目标之下。对于报业界内部，具体说来，就是要有"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诸种道德。其生成则有赖于个体的道德自律。他说，"以上五者，实为健全舆论所不可缺之要素，故命之曰'本'。而前三者则其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则其保健之要素也。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意思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欲使舆论之性质具此五者，亦曰造舆论之人先以此五者自勉而更以之勉国人而已矣。"

　　梁启超认为，报刊应为国家目的，放弃私利偏见。既然势力被梁启超在道德层面上所否认，则报刊反映势力利益、要求和思想的观念亦被他所否认。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已指出，包括报业在内的舆论�"代表国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而国民亦为有国家理性具备国民资格的个体。他描述了西方立宪制国家报业的形象，"今世诸立宪国，其国中之舆论大率有数派，常相水火。然倡之者罔不以诚。诚者何？曰：以国家利益为鹄而不以私人利益为鹄是已。" 根据比较文化的形象学方法来看，梁启超对西方立宪制国家报业的描述是否符合历史，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描述西方立宪制国家的报业？ 其间含有的意图是，以西方立宪制国家的想象表达其对立宪制下报刊舆论形态的设想。在阐述舆论应�"公心"时，他说，"若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或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不问是非曲直，不顾前因后果，而一惟反对之为务，此皆非以沽名，即以快意，而于舆论之性质，举无当也。"

　　而有意思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梁启超在报纸的论述策略上又强调一种故意的对立。他认为，报馆与学校和著书不同，它是"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人物"，是为了"救一时明一义"，所以在认定一定目的之后，报馆"宜以极端之义论出之"。当不同的偏激之论出来之后，人们可以将它们互相纠正，互相折衷，真理因此显露。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有效的权宜之计，如果报馆真有忧国民之心，不必瞻徇顾忌，因为"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 这与他所否定的出于党派私利而发偏论截然不同，这也透露出，在他理想的舆论空间里，并没有执党派私利的报刊的位置。

　　梁启超一方面认为报馆有言论、出版自由，一方面又要求报馆的自由与国家主义联系起来，此二者的内在紧张，与他以全民主义为内涵的民主观念的内在紧张是相类似的。他说，"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 他关注的不是一般所说的个人自由，而是国家独立的自由和参与自由。对于报刊，他所强调的也是国家独立的自由和参与自由。他这样理解西方的思想、出版、言论自由，"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我曰是法国大革命之产儿也。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或曰中世纪神权专制政体之反动也。而唤起此反动力者谁乎？或曰新学科新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此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 他对西方历史的解释最后视三大自由为阿基米德支点。这一论述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内在期望，即应开放三大自由，使现代国家建成，民族文明勃兴。三大自由所着重者，则在于向政府要参与的自由，保障报刊生存的合法性。而报刊与个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报刊作为公共意见的表达者，已被完全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它不是托克维尔所谓真正参与分配和制衡权力的公众舆论， 而是在统一利益格局下从内部引导和监督政府，为其提供执政思想资源的公众舆论。

　　梁启超所理解的公共舆论排斥非国家主义取向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他追求的是"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因此，称得上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主体的公众是把他们的领域看作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他们认为原则上一切人都属于这一领域�" 梁启超显然不如此理解，他更深一层的期望在于，通过启蒙，甚至凭借开明专制，可以改变固守私利的党派陋习，从而扩张国家主义舆论的空间。对于各种"大抵皆恶"的"势力"（它们往往是公共舆论的主动攻击者），梁启超也坚持批判原则，但他已经把它们划在健全的公共舆论范围之外。梁启超在对抗与启蒙同化这两极之间往往省略了通过何种政治途径实�"统一"与"秩序"目标的两难问题。在他的设想中，这两极是相通的，它们最后都体现和落实为建立理想政府的启蒙。

　　因此，可以理解梁启超对当时事实上业已存在的公共舆论的批评。梁启超认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创办的报刊，"其体例无一足取"。这些报纸上充塞着"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等千篇一律的字样，论说亦展转抄袭，平庸之极。"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对甲午战后兴起的各种报刊，他也是既惋惜又不满。 他否定了纯粹商业主义的报刊取向，即使它正是当时体制下民间的公共舆论产生的温床。

　　其二，梁启超对报业的设想需要凭借知识分子精英的权威来完成。

　　报刊作为宣传工具，它所提供的国家主义的话语空间，主要资源是由知识分子提供的。梁启超理解的公共舆论的范围是启蒙知识分子以及他们通过报刊等公共媒介所联系的大多数人、团体甚至政府（即被启蒙者）。从理论上说，启蒙完成的过程，就是公共舆论生成的过程，就是理想政府的建立过程，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但是，在梁启超的构想中，直接参与理想政府建构过程的，往往只是由精英知识分子主持的报刊等媒介所构建的公共舆论。

　　他一方面坚持公共舆论应包括大多数人，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众处于待启蒙的状态，那么，按照梁启超自己的说法来推，这不是说民众不应该被包括进公共舆论中？这正是梁启超的矛盾之处。 对大众的矛盾界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谁组成了公共舆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解释？由此引申的一种追问是，民众为什么会处于待启蒙状态，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启蒙的原因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与上一节所说的梁启超的矛盾有关，即，梁启超的自我意识的中心在于知识分子自身，因而在他的意识中，公共舆论结构的核心是知识分子；他对支持知识分子精英的（或者说自己所寄生的）社会群体缺乏明确的认知，他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的民众，所以就谈不上从这个群体的利益出发，来设想公共舆论的结构方式甚或是政治结构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一般所说的知识分子所代言的那些群体，事实上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在历史中对知识分子运动的参与也相对有限。这样，在启蒙和对抗的两难之间，启蒙者缺乏为证明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论资源是否足�"正确"？他们的实践是否能够落实它对自身作用以及对未来的承诺？

　　因此，确切地表述，梁启超所理解的公共舆论是由启蒙知识分子及接受其启蒙的正在扩展的有着国家主义道德取向的公众组成的，这即是其公共舆论的结构观。公共舆论只能在逐步扩张的过程中，参与国家与政府建构的过程。 通过报刊启蒙民众培育国民道德、规范与监督政府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相对于更换一个政权而言，是一个更为长远而基础的规划。

　　在这种思路中，报业从业者要求精英化。梁启超认为，中国报业不发达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他指出："由于主笔时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 与此相对，他认为欧美各国报业之所以发达，原因在于报纸的重要性既为世所认同�"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

　　由于理想的报刊舆论对于政府、民众及未经启蒙的报业而言，表达着多数人的公意，有着启蒙布道的功能，因此，理想的报刊舆论的组成者便是最为关键的因素。理想报刊的组织者--精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在梁启超那里，与其说是多数人，不如说是精英分子掌握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他在论格兰斯顿时指出，"……虽然，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 而精英之为精英，靠的是道德的自律和修养。 如果拿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报刊业与法国报刊业的对比来看梁启超的报业观，大致可以说，他在思路上接近法国知识分子。

　　其三、报业应有自主性。

　　梁启超夫子自道，认为自己办报力求独立自由，对各种恶势力都不庇纵，抱一定的方针给予攻击。对于新思想与旧思想�"常以天真烂熳的态度，自发表其现时良心所主张，一无瞻顾"。因为从不肯发违心之言，因此，"在社会上恒见逆耳"，"常遭拂逆"。 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独立乃报刊独立自主的保证，而报刊生存的关键问题正在于经济不易独立。"凡办报者非于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其报馆不得自存。""常觉金钱何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受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无论经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吾侪十余年守此苦节，虽于精神上差获慰安，而事业上之茹痛乃无极�" 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品格，方能以国家利益为鹄的启蒙民众，监督政府，这是最基本的道理然而也最难做到。到最后还是只能依靠精英的自我道德完善。

　　其四，梁启超相当注重报刊的修辞策略。

　　他看重政论，自己便因在《时务报》上的政论文章而名声鹊起。1895年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而他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短文。"　1898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期间，他主持言论栏目，"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 其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时亦如此。他的政论文章也影响甚巨。同时他亦主张用多种形式传播思想。例如，他将小说与政论结合起来，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得数《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的创作。结合的目的在于深入人心，开启民智。他说，小说有熏、浸、判、提四种"支配人道"之力， 这话用于报刊也未为不可。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欲尽报馆之天职者当具"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八德。如"浸润"与煽动不同；"强聒"，"所贵乎立言"，"反覆以谏"，"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风人之旨也，宁适不来，靡我不顾，小雅之意也。"

　　结　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认为，梁启超的报业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试图将社会与国家（政府作为其代表）统一于建国目标之下的努力。这一努力，与西方知识界主流意见，即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制衡所呈示的方向有根本差异。而梁启超的努力所包含的理路，其思想资源同时应该到传统思想中去寻找。我们的思路可以再次回到本文开始论及的以主张"通"获得合法性的话语策略，对此我们可以获得更深一层的认识：精英（反映全民公意的）报刊扩展公共舆论空间，影响民众、报业和政府，以理想的政体将它们纳入有组织的民族国家之中。这种"通"的报业舆论，其功能可具体化为启蒙宣传和批判两类，其结构类型为由精英权威中心的民众的逐步扩展。报业舆论的"通"，构成了自成一个完整的内部循环的民族国家理想（也是乌托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其间，不难发现类似于传统儒家对于道德理想的高度期望，在此，为国家主义的道德理想。

　　这与我们反复强调的矛盾是相呼应的：在梁启超的论述中，相对于政府，舆论有其独立性，同时，舆论与政府又统一于国家目的，以动员政府与民众整体的力量。但是，在这一架构中，精英舆论缺乏对一定群体力量的主动认同，也没有建构市民社会以形成制衡力量的主动意图。而建立立宪政府，取代旧专制政府，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对抗；由于缺乏社会基础，立宪政府的建立本身即是一个乌托邦的设想。这就使得梁启超的努力带来的只是预期之外的客观效果，即拓展了晚清公共舆论的空间，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


　　 　　 上网日期 2002年0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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