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 英法知识阶层的差异

傅铿

雷蒙·阿隆(一九○五———一九八五)在法国浪漫激越的知识分子行列中，是一位难得的头脑清醒、眼光锐利而思想稳健的学者。当法国五十年代的知识界在为“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而闹得天翻地覆的情境下，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种种卓异识见。就思想倾向和道德识见而论，阿隆与他那位有贵族头衔的先辈同胞德·托克维尔(一八○五——一八五九)极为相像。托氏在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那部传世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八五五年)中指出，大革命以过分平等主义的理想而牺牲了那些志士仁人自己所宗奉的自由：法国革命“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取得了一律化和一体化，但付出了日益集权化的代价。它并未能实现自由”。(参阅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版，第397——398页)阿隆则说，承大革命之惠，法国在其余欧洲国家之前达到了纸面上的社会平等；然而君主制的崩溃和特权等级被剥夺一切政治作用，却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法兰西政府不稳定的时期，它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在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八○年之间，个人自由和宪制政府在法国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受到连续不断的敬重。(参阅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纽约花园城，一九五七年双日公司英文版，第1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阿隆和比他早生一百年的托克维尔同样不喜欢那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同样强调宗教和道德传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也同样深切而不懈地宗奉于古典自由派的理想，同样精深地剖析了那些激进分子的缺失面以及他们所造成的负面社会后果。如果说交游颇广的外交家德·托克维尔是另一位法国贵族孟德斯鸠的嫡系思想传人，那么雷蒙·阿隆这位政论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则亦完全可以说是承袭了前两位的思想衣钵。这三位法国多难时代的大智者，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共同之点，那便是他们像政治上较为温和的启蒙哲人伏尔泰一样，都是英国的立宪政治制度和稳健的自由派思想传统的崇拜者，亦即是英语中所言的崇英者(anglophile)。再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都处于绝对的少数派地位，他们思想的影响也大都发生在国外和身后。 法国激进的文人学者崇尚浪漫理想而轻视枯燥繁难的事功精神，偏重于激情和愿望，而相对地不注重理智，用德国社会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推重价值理性，而贬抑工具理性。与此相反，英国人所欣赏的则恰恰是事功精神、理智或工具理性。所谓事功精神，就是愿意从琐屑、平凡和枯燥乏味的具体现实工作中建功 立业，比如商人的式簿记，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便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极端务实的精神。德国有一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一八五○——一九○五)，为了测验联想与记忆的关系，设计出了两千三百多个无意义音节，以他自己为唯一的实验对象，用各种方式来记忆这些音节，作下详尽的记录，随后分别分析学习材料长短，复习次数和时间间隔这类变项与遗忘的关系，最后得出了著名的“遗忘曲线”。这种工作的枯燥朴实程度我们可想而知而其实验成果则被心理学界誉为科学中明白、精确和引人入胜的一个典范。这便是多少有点科学主义色彩的事功精神。照牟宗三的说法，事功精神其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化(prosaic)的精神，平庸、老实、无甚精彩出奇；事功精神也即是商人的精神，其境界看来不高，“但是敬业乐群，做事仔细精密，步步扎实”。(《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版，第163－164页)在这种散文化的事功精神的推动下，英国的那些清教徒们不仅建立了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商业帝国，而且还通过一六八八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而确立了一整套稳固的宪政制度，既保存了古老的传统、等级秩序和习俗惯例(例如堂堂大英帝国的宪法竟是建立在最古老的“大宪章”这样的习惯法基础上的不成文法)，又相对顺利地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秩序。 十八世纪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羡忌英国人的这些制度上和商业上的辉煌成就的，但是他们却将英国人的制度译成种种光芒四射、永恒但却是含混不清的理念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民主权曾经是魔力巨大的革命咒语。更为甚者，法国人还常常祈求于“无阶级社会”、“人对人的承认”(the recognition of man by man)以及“纯真的相互主体性”(authentic intersub－jectivity)这类极端抽象的理念。在其他民族看来，也许这类抽象理念仿佛飘浮于云端天边的海市蜃楼一般不着边际，然而照阿隆的说法，它们“却显示了法国文人的历史职能之一：那就是将文人自身与人类的种种梦想和激情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不管是好是歹，将那些散文化的社会成就转化为种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光辉灿烂的功绩和悲剧式的史诗”。(第xiv页) 这种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的对照，从整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偏向来看，还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作家和哲学家，或者是一身二任的学者型作家，如让·保罗·萨特和让·雅克·卢梭。他们居于法国知识舞台的中心，扮演着知识分子的主角，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往往风靡全国乃至世界，激起舆沦的普遍赞赏，甚至连当政者也不得不颂扬他们一番。因此巴黎的塞纳河左岸被称作是知识分子的天堂，一流作家云集的圣地。这些作家组成了猛烈批评社会不正义现象(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德雷弗斯案件，本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卢森堡夫妇案件)的道德法庭。 英美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则不是作家或哲学家(即使在作家和学者中间，教授们在讨论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也比作家更为重要，这与法国正好相反)，而是各种专门家，比如经济学者或社会学者。更进一步说，英美民族是以商业导向的，它们重视技术专家的程度远甚于对人文学者的重视，因而技术专家的整体声望远远高于学者和作家。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美清教传统及其余波仍然对思想和舆论界有颇大的约束力；更不用说其间美国一直盛行着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倾向，即极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理论知识和价值趣味，而崇拜普通人的常识。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间，英美作家自然难免要感受到内心的压抑和思想上的束缚了。 所以不用说像拜伦这样的浪漫主义贵族诗人由于不遵守英国保守的道德规范，反叛主流价值准则，因而不能见容于国内，而不得不流亡和客死他乡。即使进入二十世纪后，如D.H.劳伦斯一类无情揭露英国贵族们道德操行的小说家，也不得不飘洋过海，去国远游，最后躲到意大利山谷的葡萄园中去写他的那部所谓伤风败俗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直到成为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他也仍然搞不清是他抛弃了祖国，还是祖国抛弃了他。同样，本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一大批激进作家的命运也并不比劳伦斯好多少：当时英国的作家领袖、诗人W.H.奥登，以及杰出的作家艾希伍德(Isherwood)、阿道斯·赫胥黎和诺曼·道格拉斯等，都先后远走高飞，流落英伦之外。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次大战前后的一批美国旅外作家，都纷纷涌到巴黎朝圣，沐浴知识分子天堂中的解放空气和启示之光。譬如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和伊迪斯·华顿，《贵妇人画像》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美国总统世家的公子、作家兼历史学家的亨利·亚当斯，以及后来居上的海明威等，都长时间地到巴黎领略过充满着灵感的浓郁文化空气，斯泰因等则索兴在那里定居了下来。不错，他们从美国来到法国等欧洲国家主要是来吸取文化养分的，但同样也是为了逃避那种卑之无高论，且又狂热围攻思想离轨者的清教传统之现实。总之勿庸置疑，至少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是作家和人文思想家的圣地。不然怎么无独有偶——屠格涅夫等十九世纪的众多俄国作家也都跑到巴黎来朝圣和避难呢？ 法国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仗义执言的良知意识，好高鹜远、崇尚玄虚的乌托邦主义，从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便形成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种特别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启示录传统(apocalytictradition)：即相信我们所看到和知道的这个罪恶世界，充满了各种腐化堕落和乌烟瘴气的现象，终有一天要灭亡，并将由一个公正、纯洁的美丽新世界取而代之。这一传统发源于《圣经旧约》中先知们的启示之说(宣示上帝王国或千年王国即将实现)，并以善恶二元论之间的对峙为其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英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如爱德蒙·伯克、阿克顿，狄斯雷利、艾塞亚·伯林和怀德海等，则形成了既注重传统和现实、自由和秩序，又能够变通、坚持稳健地改良现实的思想倾向，而其最大的特征是务实精神。即便是萧伯纳、拉斯基、韦伯夫妇和T.H.托尼等工党派的左派知识分子，也批评政府，要求缩小贫富差别，但他们身上同样具有极端务实的精神，他们倡导用点滴改良的方法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且同样尊重传统和秩序，而不是鼓吹破坏性革命。像凯恩斯这样批判现存经济秩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提高社会福利的激进经济学家，也只是提出了尊重传统社会秩序的改革方案。而令人惊奇的是，英国却成了最早实行累进所得税的西方国家之一。 阿隆归纳英法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说：“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那些常常是意识形态性的冲突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将那些更与手段，而不是目的有关的争端转化为道德冲突；而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则是，出于一种为全人类而设想的狂妄愿望，总是忽视、并常常是恶化本民族的实际问题”。(第248页)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英国也许是以最合乎情理的方式对待其知识分子的国家。一位英国历史学者D.W.布罗根曾说，“我们英国人并不十分严重地将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一回事。”这样英国人既避免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时常所导致的激烈反智主义倾向，也没有对知识分子不加批判的赞赏，如像在法国人们对作家的作品和政治见解所表露的那样。 英法知识分子的这些区别，看来与两者在宗教改革历程中的不同经历大有关系。由于不同的宗教改革背景，英法两国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对待宗教的态度便全然不同：在法国，即便像伏尔泰这样政治上转为温和的启蒙学者，也以其猛烈抨击宗教势力而著称，更不用说狄德罗、霍尔巴赫这样的无神论者了；而且法国大革命中包含着许多文人学者的中间派吉伦特党人，也大都是无神论者。相反，在英国，像牛顿这样的第一流科学家，开整个时代之风气的人，也深信上帝统治着整个宇宙，而洛克这样的经验论哲学家则竭力倡导宗教宽容；另一位重要的英国哲学家休谟也只不过提出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英法启蒙运动另一个重大的不同是，英国启蒙学者特别强调财产权，注重无论何种理由都不能剥夺的“消极自由”权利，如人身、言论、结社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对他们来说，为了平等而牺牲这类“消极自由”权利，那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此，英国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学者，如弗格森(Ferguson)，亚当·斯密，以及斯密的好友、保守派的开山祖师爱德蒙·伯克，都坚持认为，由宗教组织、商会和私人企业等构成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上述“消极自由”的最根本保障，反过来，破坏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则必将危及这种自由权利。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卢梭虽然对市民社会也有阐述，但其旨趣却截然不同。卢梭更注重的是古代希腊人那种全体公民参政的“积极自由”权利，他倡导政府权力应由人民的总意志(the general will)来决定这类人民主权说和大众民主论，但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人将卢梭的学说落实到政治行动之中时，却导致了“革命恐怖”这样的历史现实。爱德蒙·伯克这位自由派的辉格党首领之所以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一书中激烈抨击法国革命，就是因为他认为法国革命极度破坏了市民社会的种种秩序，以及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利。事实上传统的宗教组织、商业组织乃至习俗惯例，都对政治权力起着某种牵制作用，这种权力通过市民社会各种中间群体的缓和之后，至少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没有那么严厉的制约力了。所以在英国，由于消极自由得到了传统、习俗惯例和完善的市民社会组织的牢固保障，从而公民的积极自由反而能在十九世纪得到稳步的发展，而法国激进党人极端注重积极自由权利，却引出了一段长歌当哭的历史，同时丢失了两种自由权利。 中国“五四”以来的文人学者与法国浪漫激越的知识分子有许多相像之处。中国文人历来就存在着崇尚浪漫理想轻视事功精神的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无神论反宗教情绪，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主义也同法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潮一拍即合。因此，继承了中国古代某些儒家士大夫精神的现代中国文人学者，与法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特殊的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y)，因而特别倾向于选择法国人的种种思潮作为破坏传统秩序的武器。 事实上即使在“文革”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发源于欧洲大陆的各种思潮较之英国学者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也要大得多。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文革”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拥有特殊的感召力，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和个人选择的思想自然有助于人们冲破思想上的禁锢。自认是卢梭思想传人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及福科和德鲁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本质上也是颇为激进的。而那些极具瓦解和破坏社会传统秩序之功的西学思潮，比如要求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猛烈批判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尼采哲学，认为西方社会的道德压抑造成了病态人格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以及成为法国“五月风暴”运动之思想纲领、激烈抨击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说，都曾在一九七八年之后受到中国文人学子特殊的青睐，而广泛地传播之。虽然这些思潮皆起源于德国文化圈，然其瓦解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激烈反传统的色彩，则与存在主义和卢梭哲学如出一辙。与此同时，保守派思想家爱德蒙·伯克、德·托克维尔，自由派思想家艾塞亚·伯林和哈耶克在中国学人中的影响，则远不如上述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说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中国学术界始终是受到抵制、批驳和冷落的。这一情况表明了，当代中国文人像法国主流知识分子那样，仍然是长于思想上的破坏性革命，而拙于建设性思想革命。破坏性革命起于一种合法性秩序和原则的崩溃，而又没有新的合法性秩序取而代之：“五四”运动之前普遍王权和传统礼教的全面崩溃便是典型的一例。而建设性思想革命则是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合法性秩序：加尔文和路德的新教革命即是建设性思想革命的经典例子。 中国文人重人文理想而轻事功精神的传统，助长了他们热衷于破坏性革命。因此，正像法国知识分子热衷于将种种散文化的社会成就转化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一样，中国“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或从事破坏性革命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浪漫的人文理想使然：亦即渴望英雄式的“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却表明，最后拯救法兰西民族的并不是那些高悬乌托邦理想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而倒是像戴高乐和马尔罗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对社会的一种鞭策力量，的确有其无可否认的感召力和推动作用，但是它往往把人，而尤其是将文化激进主义者自己想象得太伟大、太理想化了，以致将人构想成了没有人性缺陷、而又无所不能的“超人“，所谓“普罗米修斯式使命”显然是一种超人的事业。可是宏图实现不了则必然会酿成悲剧。而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虽然无甚壮观，甚至有点灰不溜秋，无疑要稳妥、慎重和可靠得多：在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兢兢业业的事功性艰苦工作，来嫁接新文明，就大多数历史情况而言不失为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稳妥之路。

一九九一年七月于上海寓所 Raymond Aron：The Opium of the Intiectuais，Doubleday of Company，Inc.New York，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