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莱茵模式的发展走向

李振全

The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Rhein Model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Li ZhenQuan

This thesis aims at the research of the dilemma of the model of the market economic development--Rhein Model (the new title of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Making it an object of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ly,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ystem which has created “an economic miracle” when it began to go into function and became “an example” for other countries to follow and has gained recognition when it went into function. Its essence and guiding thought have some rationality; secondly, when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as an guiding thought obtained more recognition, it became less useful,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the Labor Union and the Church accepted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essential principles are changed and dropped, therefore, all chief political forces accepted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as their theoretic basis, which seems as a paradox; lastly, the term “Globalization” is put forth and used in more and more occasions, and gradually it is identified by the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as an objectiv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Germany, as one of the most rapidly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ogether with its Rhein Model, met with great difficulty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slowly developing economy,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and the reducing economic shares. The Rhein Model which was once highly acclaimed met with more and more suspicion by people. The Rhein Model seems to conflict with globalization and lose its developing orient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 Whither the Rhein Model will go is put forward.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research of the dilemma of the Rhein Model becomes a research subject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所谓经济全球化，按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积极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实行自动化、合理化、大量削减劳动岗位(特别是非熟练技术劳动岗位)基础之上的新经济时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认为，新经济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就是：“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导致失业率的减少，而是相反，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条件—这就是高失业率的增长。”这种新的劳动生产力法则推行的是一种高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新的劳动生产力法则同莱茵模式所推行的高工资、高福利和高消费的价值理念不同，从而对莱茵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莱茵模式向何处去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莱茵模式的基本内涵

莱茵模式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最新称呼，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它的一些主张和政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内涵，“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米勒·阿尔马克（Mueller-Armark A·）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被有意识地加以调节的、由社会进行调节的市场经济。”他同时指出，社会市场经济乃是“一种秩序政策思想，其目标是，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主动精神同正在通过市场经济成就得到保证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而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艾哈德则把社会市场经济归结为“自由＋秩序”，他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自由和秩序的基础上，它们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自由不可能存在与那些没有稳定秩序的地方，在那里，自由有坠入混乱的危险；而秩序也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秩序很容易导致残暴和强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秩序”政策框架，这种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以市场为主体的，国家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立法为市场经济建立秩序，扮演公平竞争的仲裁者，同时，通过积极的市场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谋求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莱茵模式虽然对社会市场经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但是在基本理念上，莱茵模式仍然秉承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继承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衣钵，仍然强调“市场”、“国家”和“社会”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具体来说，就是强调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个人自助同社会互助的有效结合。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秩序政策，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体制，它是由经济政策家或政治家所代表的各种经济社会利益集团及其与之相应的多种经济社会思潮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过程或公共选择过程。因此，莱茵模式具有兼容性、实用性、开放性和可发展性的特点，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动态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全球化时代莱茵模式的走向

经济全球化使所有的模式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工业制度遭到严重的挑战，而那些信息技术发展缓慢、主要以传统工业制度为经济发展基础的国家更是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失业现象加剧，从而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经济模式对自身的反思不断加强。而美国及时顺承了全球化的发展，从左翼新自由主义思潮转向右翼新自由主义思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崛起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也就是新保守主义，后来被称为右翼新自由主义，顺应了这一新的劳动生产力法则，推行了一种高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政策，创造了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后来又被称作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叫做“新美国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莱茵模式如何发展变革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关于莱茵模式的前途，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坚守自己的模式阵地，在挑战面前不思进取。这种意见认为德国经济遭到的挑战和困难是暂时的，它会激发德国各界的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二是改变自己的模式，效仿目前占优势的模式。这种意见被称为彻底改造派。他们认为应该按照美国模式来改造德国模式，全面改革各种制度，比如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和投资者提出要改革现有的“利权人”结构，提高股东价值，把追求效率放在第一位。三是在坚守自己的模式阵地的同时，积极吸取其它模式的有益成分，灵活地完善自己的模式。这种意见倾向于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他们承认现有体制存有问题，但只要进行积极改革，这能够更好地发挥德国模式的优势。罗格尔·德韦克的观点集中代表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德国模式的支柱—社会市场经济的三个组成部分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当路德维希·艾哈德设计这个模式时，经济可以和工业划等号。聚集在工厂的人们需要规则来协调利益关系。现在随着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工业组织逐渐消解，网络代替了工厂，工作形式趋于多样化，工业时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在市场方面，产品寿命越来越短，竞争愈演愈烈，国家的调节能力无法再适应市场的变化。在社会方面，社会保险越来越昂贵，国家支出不断上升，但财产分配一年比一年不均，失业问题严重。这些变化使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难以适应新情况，但这不等于说其使命已经完结，只要进行自我革新，仍然前途光明”。

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德国政府在加强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口号下，也把提高资本利润放在首位，把广大雇员，特别是广大非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德国政府在推动科技产业革命、刺激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一方面在政府政策范围内推行放松控制战略，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从税收、贷款、利率等方面向资本提供优厚待遇；另一方面支持雇主推行合理化，大力消灭劳动岗位，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拆毁社会福利国家，使居民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社会福利领域都面临着危机。左翼新自由主义政府在整个西欧范围内的倒台和社会民主党的再度崛起，所谓新中派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试验等，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社会民主党面临第二次被新自由主义—右翼新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以至同化的命运，这是战后历史上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第二次新自由主义化。

虽然西欧社会民主党再一次被新自由主义同化，但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却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是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和革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1998年艾伯特基金会未来委员会的14位专家在集体撰写的《三个目标，一条道路》的新书中指出，“三个目标，一条道路”即在“有活力的经济、协调的社会和生态的持久性三个目标”平衡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新的德国模式”，以此作为未来10年德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施罗德总理不久前也提出走“中间道路”的政策，即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社会公正。德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许多改革措施，主要任务是消除大量失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为了克服失业现象，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还需要对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些部分进行完善和改革。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之一“团结互助”政策进行革新，并赋予新时代的特定内涵。面对全球化的出现，应当赋予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劳动以全新的形式，某种“互助补贴”政策应在法律上确定下来。这种“互助补贴”主要是为“部分性失业”所作的工资补偿，它可补偿大多数就业者因缩短劳动时间而减少一半左右的工资。这种新型的劳动方式将有利于工会、企业和国家这三个方面。对工会而言，新型劳动方式可借此为职工争取更多的时间，而不会使他们在收入上蒙受过多的损失。就业者可以从“互助补贴”中得到部分补偿，并且不会失去工作。因此，部分性失业并不会令职工感到对自己是一种威胁。同时，税收改革也为职工减轻了压力，因为税收改革将提高对能源消耗的税收，降低社会保险费用。因而工会在劳资双方制订工资标准时所采取的政策，只需保障就业者在劳动时间缩短的条件下收入保持稳定就行了。对企业而言，他们将把缩短职工劳动时间视为在短期内降低工资支出的一种可能性，因为用“互助补贴”来补偿职工收入的并不是企业主，而是劳动管理部门。同时，职工在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更具有灵活性。这就使得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协调起来。对国家而言，虽然国家要承担“互助补贴”以及其他由税收来支付的社会福利费用，但是它摆脱了由大量失业而造成的巨大负担。随着几百万失业者的再就业、纳税意识的增加，国家用不了几年便可摆脱支付保险费用所造成的财政危机。

三、“第三条道路”是否意味着莱茵模式开始走出困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各国都在找寻经济发展模式的出路，而90年代中后期各国纷纷朝向“第三条道路”方向迈进，仿佛人们找到了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布莱尔，经他改革的新工党在1997年5月1日的大选中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保守党，结束了保守党18年的执政生涯。新工党取胜的一大秘诀就是改革了老工党，提出“新工党”概念。以布莱尔为首的新工党上台后，布莱尔明确地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但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同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后者是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布莱尔和新工党所走的第三条道路则有另一种含义。布莱尔解释道，他所领导的工党政府既不同于70年代的工党政府，也不同于保守党政府；“新工党”既不是经过伪装了的“老工党”，也不是打着新招牌的保守主义政党。新工党走的是非左非右的第三条道路。他说目前英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其目的是在“放任自流”和“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之间推出一个真正“布莱尔主义”的管理方式。布莱尔一再表示，他的政府是重实效的，他拒绝任何教条，最重要的是使国家如何发展，而不在乎是左还是右。著名政治学家、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提出走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德国的施罗德在上台后，他为使社会民主党尽早摆脱困境，获得生机，打出了“新中派政策”的旗帜，也加入了风行于欧美政治舞台的“第三条道路”的大合唱。

在98年的德国大选中，施罗德提出“工作创造与中间阶级”的口号，选择了一条超然左右、力求务实的中间道路，推行“新中派政策”。施罗德所推行的“新中派政策”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务实性，意欲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淡化左右之争。施罗德自我标榜既非左派、亦非右派，宣称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因为“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的东西感兴趣”。施罗德所谓的“新中派”包括了来自德国社会各行各业“创造效益的人们”、“想在职业中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首先自己的工作意愿的人”和“正在寻找培训和工作机会的青年人，以及一切不甘忍受失业和不公正现象的人”。这些人约占德国总人口的70％，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施罗德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减少“中间阶层”（大体包括象企业职工、技术工人、中小企业雇主等阶层）的税收负担，提高大众的购买力，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同时，针对当时高达10％以上的失业率，施罗德还大肆宣扬社会公正的思想，其中写道：“我们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我们合作，为实现我们对现代化和公正的德国的设想而共同努力。我们要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并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此外，施罗德针对传统福利制度的弊端，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提出了全面的改革主张。其重点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使个人、机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作出贡献，其行动准则是只要有可能就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给予直接的补偿，最终实现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的目标。因此施罗德主张用工作创造去取代福利救济的发放，这取悦了众多的青年选民。新中派政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妥协性。施罗德在谈到“第三条道路”时说：“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主流是试图找到回答因全球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其中，最关键的是平衡，即如何保持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保障间的平衡”。这一思想使“新中派政策”的具体主张具有明显的妥协性：1、兼顾公平与效率。新中派政策从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已失去往日的灵验出发，表示要摆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宣扬社会公正、反对失业的同时，适度调整福利政策，以刺激企业竞争、减少公共赤字。力主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强调社会福利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把福利的削减和增加就业机会结合起来，用经济增长来促进社会公平。2、兼顾权利与责任。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只突出社会对个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权利的保障，而忽略了个人对社会尽职尽责的要求。因而新中派政策强调了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促进并加强人们的自我能力”。借用布莱尔的思想导师吉登斯的一句名言，就是“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

从施罗德的“新中派政策”的一些基本主张来看，“第三条道路”所推崇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权利与责任”等思想同莱茵模式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一些具体的实施政策上存在分歧。比如“新中派政策”更加强调经济增长，更加强调人们的权利，而对社会公平和人们的责任则相对重视不够，因此在推行的政策上同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正是为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需要而对莱茵模式困境的一种纠偏，这种纠偏也正是莱茵模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可发展性特点的反映。当然，这种纠偏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要看它在实施中的具体效果。

四、莱茵模式对全球化的回应

在德国，对于全球化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反全球化，而另一种反应则是适应全球化。

对于反全球化现象，在德国很有市场。其实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相伴而生的。而对于什么是反全球化，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对全球化的否定，对全球化反面性的批评，对全球化的担心，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回击，对全球化加剧的贫富鸿沟、社会分裂和环境灾难的不满等。关于反全球化问题，人们很难对它作一个准确的判断，行动与言论往往是判断是否存在反全球化现象的唯一根据，而不能看是否贴上“反全球化”的标签。对于反全球化，人们最集中关注的是两大问题：即全球正义与生态环境维持。在言论方面，德国许多学者以及政治学家都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这种“反全球化现象”。比如，汉斯－彼得·马丁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所说，“为建立世界市场，上百万人成了牺牲品”，“一个失信的诺言：自由贸易会带来福利”，“美国模式，临时工的回潮”等；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列举了全球化的十大谎言：“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社会福利国家代价太大”、“全球化是解决失业的机会”、“英国和美国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榜样”等；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全球化与道德重建》虽然并没有把德国经济和社会所陷入的困境完全归结为全球化，但他也认为全球化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如人口爆炸、世界人口增长和工业化程度提高给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全球性的温室效应、大规模的移居潮和难民潮等。在行动方面，“反全球化”已经成为一场“全球运动”,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性运动不断，主要表现在：1999年11月30日到12月初，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的西雅图召开，会议期间发生举世震惊的反全球化游行示威，而环境保护主义者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主角，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与环境问题暴露无遗；2000年9月，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高峰会议上，也爆发了反全球化的示威运动，有的抗议者把他们的行动称为“人民峰会”等。德国的一些政党也对这一反全球化运动持支持的态度。比如，德国绿党，它主张缩小资源消耗和废气排放，减轻环境负担以及蕴含的生态风险等；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主张的缩小贫富差距、实行必要的救助政策等，也体现了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纠偏。并且，莱茵模式中本来就蕴含着反全球化不良后果的因素，莱茵模式所强调的“竞争与秩序的平衡”、“效率与公正的兼顾”以及“社会互助理念”等，都与新的全球性的劳动生产力法则有某些冲突，因此，德国国内存在的反全球化现象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对于适应全球化，又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和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是持续降低成本战略。这是为保持国际竞争力和为重新赢得维持高就业率所需要的增长活力而实行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认为，由于全球化的加剧，来自外国的竞争压力增大，德国因劳动力成本高、工作时间短、企业税高以及社会福利制度昂贵而不再是有吸引力的生产基地，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优势。因此，这个战略包括精简战略和企业合理化战略两个部分。精简战略主要是指企业通过裁减和精简人员来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强竞争力；企业合理化战略则是指政府通过降低税收减轻企业负担以及企业通过实行减少社会福利费支出政策，以及要求雇员及其工会接受工资增长幅度低于生产力提高的幅度，有时甚至还要降低实际工资，以便降低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持续降低成本战略的基本着眼点是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扩大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和减轻就业压力。上述要求中有一些是合理的，它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企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实力以及工业出口能力。但是，其负面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片面地降低成本战略导致了劳动收入和税收收入减少，工资比率下降，分配关系恶化，导致了国内的增长损失和失业，其代价要由为国内市场生产的企业负担，也要由为劳动岗位担忧或失去劳动岗位的雇员承担，还要由国家、社会保险机构以及缴纳税费者承担，他们必须为失业筹资，长此下去，片面降低成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代价将不堪承受，其结果将是越来越无法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即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对外经济平衡。更重要的是持续降低成本战略可能给社会团结带来风险。工资收入降低以及人员裁减给企业气氛造成负面影响，人们的收入机会愈来愈少，就业愈来愈缺乏保障，从而使人变得缺乏安全感和灰心丧气；而工作失意、恐惧和缺少激励使人们的进取精神减弱，竞争热情丧失，从而失去工作热情，长期下去，维系莱茵模式的互助合作理念和实践信任逐渐丧失，久而久之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而且还会降低效率。在东德的转型过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问题将更加严重。东德的转型过程毋宁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方面指的是生活条件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指的是快速统一的社会政策的和文化的“后遗症”。另一方面指的是新联邦州的经济和社会复兴已陷入停滞状态。这种停滞不是景气的间歇，而是结构问题的表现，因此可以归因于劳动市场不利于东德的长期分裂。持续降低成本战略必将走入一个“社会的死胡同”。

另一种是持续增长战略。该战略以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前提，但是它也必须拥有抑制成本的手段，如果其他办法不能抑制通货膨胀的话，通过持续增加成本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而竞相开发和创新是以资源和能源的过渡消耗为代价的。同时，为刺激消费者购买产品，新产品被源源不断地推向市场，无休无止的消费螺旋在许多场合导致对环境政策有破坏作用的、荒谬的经济行为。持续增长战略特别依赖于排除各种形式的“投资障碍”，以便以此方式来增加和促进有益于增长的和能创造就业岗位的游资，例如要求放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等。实行持续增长政策虽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但它是以扩大资源消耗、增加排放、加重环境负担为代价的，蕴含着巨大的生态风险。环境恶化不仅会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会影响德国的投资环境。持续增长战略由于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将走入一个“生态的死胡同”。

其实，以上两种战略均不可行。为克服当前德国经济和社会目前的困难，必须实行能使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三个目标保持平衡的战略。经济增长对于增加就业是必需的，但是经济增长不能继续伴随对环境的损害甚至破坏而进行，需要高质量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即当代人不能以过渡剥夺自然资源或长期给自然造成污染负担的方式缩小后代的生存机会；实现社会团结不仅是通过增加就业，重要的还有家庭，以及公民对社区和社团组织等的参与。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而不考虑其他目标，反而会损害这个目标本身。

不管是反全球化，还是主动去适应全球化，都不会对全球化现象视而不见，只是两者对全球化理解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反全球化是以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为出发点和视角的，而适应全球化是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出发的。但不管是从那种角度出发，我们不但要考虑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还要考虑全球化本身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对这种现象和趋势，对莱茵模式的改革和完善也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