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俄]舍斯托夫：恐惧和虚无

转自中国学术城

世界和宁静处于纯真状态中，与此同时还有另外某种东西……然而，这究竟是什么？是虚无。虚无具有什么作用？它激起了恐惧。

——克尔凯戈尔

与罪孽相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信仰。信仰是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对于上帝没有不可能。然而，人类的理性终究不会同意允许一切都是可能的；对于理性来说，这意味着把毫无限制的为所欲为作为宇宙的基础。假如我们赞同克尔凯戈尔的话，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事情也会毫无改变，因为这就是承认，上帝丝毫不会顾及我们的理性，也丝毫不会顾及我们的道德。难道能在未弄清上帝是理性和道德的生物之前，就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帝吗？万一上帝是丧失理智的呢？万一上帝凶恶而又严厉？亚伯拉罕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真是不学无术、蠢笨糊涂之人。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儿子举起刀——他又是罪犯和凶手。对于我们这是自明的，在此毋庸争辩。就连圣奥古斯丁本人也写道，在信仰以前我们扪心自问：cui est credendum（为何信仰）。上帝创造了一切：但是理性和道德却不是受造的——它们是亘古长存的。

在这里，克尔凯戈尔再次遇到了罪的观念，这个观念已被多神教意识到，也在圣经中得到描述。他使我们相信，在苏格拉底的定义中，罪的观念没有“恶”的成份。但是，我们确切知道，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正是多神教使罪与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试图（在此我补充一下）把自己关于罪的观念强加给正在形成的基督教。在这一基础上才发生了著名的毕拉基教派的纠纷。用克尔凯戈尔的话来说，毕拉基教派认为，与罪孽对立的概念就是美德——因此他如此狂热地坚持说，人能凭自己的力量得到拯救，他又如此愤懑地反对那些从不想建立自己的功勋，而指望上帝恩赐的人。确实，毕拉基教派被判为有罪之人，然而就连首先给予毕拉基教派以应有的回击的圣奥古斯丁也从未能够（也没想过！）弃绝作为恶来规定的罪孽观。在神学思想史中，我们能发现在这种或那种托辞之下回归于毕拉基教派的不断尝试（当然是隐敝着的）。人们总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力量，并且总是信赖自己的理性远甚于信赖上帝。当然，克尔凯戈尔竭力否认毕拉基学说，并总的来说观点不同于它，但他终究不能从自己的灵魂中连根拔除这样的信念：罪孽的开端是恶意和顽强，美德在我们的拯救事业中注定要起着某种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他不仅仅是不能，而且也不想——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与其说不能，不如说不想要美德。但是同时他又领悟到，罪孽的多神教解释与《圣经》解释之间的根本区别完全不在这里。

在自己的《恐惧的概念》一书中——这是最深刻、最能反映他的观点的著作之一——克尔凯戈尔已接近了《圣经》对人提出的最伟大之谜，即第一对人隐入罪孽的传说。他使出浑身解数，以便把《圣经》有关原罪的叙述和对信仰的解释与自己的个人体验融为一体，并且还摆脱了他在研究多神教和基督教哲学的著作之时吸收的现成思想。他写道：“思想寻求罪孽以何种方式来到尘世间的逻辑解释，这是愚钝蠢笨的，是只有可笑地致力于永远解释一切的人才会有愚蠢。”在下一页，他又说：“罪孽怎样来到尘世间，每一个人都应自己懂得这一点——假如他企求别人教会他，就是说，这里隐藏着某种误会……如果任何一门科学与自己的解释一起出现——它也只有搅混了一切。人们说得对，学者必须忘却自己本身；然而正因为如此罪孽才不是科学问题。”

但是，既然如此，克尔凯戈尔能给我们述说罪孽的什么呢？他的讲叙又取自哪里？是取自《圣经》吗？但是，没有他《圣经》也已是众人皆明的。并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拒绝从《圣经》里有关第一对人的堕落的故事中接受某种东西。他有某种信息来源：无怪乎，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必须懂得罪孽是怎样来到尘世的。听听他的说法：“纯真就是一无所知。人在纯真中不是由精神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心灵与天然性的直接统一。人的精神还迷朦未醒。这种解释完全符合《圣经》，因为《圣经》不承认纯真的人具有区别善与恶的知识”。与此相反的情况则无须争辩：这种理解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圣经》，然而却与思辨哲学对圣经故事的解释极为相似。的确，按照《圣经》的说法，纯真的人也就是在堕落之前的人，根本没有知识，也不知道区别善与恶。但是《圣经》并没有暗示，人初出创世主之手时，其精神是在昏昏欲睡，更没有暗示区分善恶的知识和能力标志着人的精神的觉醒。恰恰相反，有关隐入罪孽的神秘传说的全部意义正是在于区别善恶的知识和能力，也就是禁树之果带给人的东西，它并不是唤醒，而是使人的精神沉迷昏睡。蛇诱惑夏娃时，正是向她许诺，尝了这些禁果后，人就会觉醒并会像上帝一样。但是，根据《圣经》所说，蛇是一切谎言之父，并且只有古希腊文化教养的人却古代诺斯替教信徒崇信，后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按另一种方式思维，并且不会想到区别善恶的知识和能力不能唤醒昏昏欲睡的人，而使不眠的精神仍然沉睡不醒。为克尔凯戈尔所深恶痛绝的黑格尔坚定不移地重申，在人类陷入罪恶的历史里骗子不是蛇，而是上帝：蛇给第一对人启示了真理。看来如此热烈赞颂荒谬的克尔凯戈尔更不应该把精神的唤醒与知识紧密相联，他既然领悟到，信仰的骑士被迫摆脱伦理，就更不应该把区分善恶能力看成是精神优越性。但是，他不是平白无故地抱怨，他不能使信仰作最后的变动。但是，他不是平白无故地抱怨，他不能使信仰作最后的变动。就连在内心最紧张的时刻，在他以全部灵魂气愤若狂地奔向荒谬的时候，他也在看“知识”的脸色行事，要求荒谬行使监督职责，并询问道（当然，是询问理性，还可能问别人吗？）：cui est credendum（为何信仰？）。因此，他就这样舍己忘身地把自己的灵魂献给《圣经》——不客气地说，他没有理解《圣经》故事中蛇的作用，这就是说，几乎（或许并非几乎）照搬黑格尔的话：不是蛇欺骗人，而是上帝欺骗人！

但是，尽管克尔凯戈尔保留了用自己的理性监督《圣经》启示的东西的权力和可能，他还是全身心地感受到圣经的深奥真理，甚至以自己的这些解释间接地确证了它，就像通过承认不能使信仰变动来确证它一样；他也就不会离开丽琪娜。紧随上述引语他接着说：“世界和宁静处于那处状态（即纯真状态）中，与此同时还有另外某种东西：这不是惊惶失措，也不是斗争——要知道没有必要去斗争。然而这究竟是什么？是虚无。虚无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它激起了恐惧。纯真的伟大秘密就在于它同时又是恐惧。”

原罪，第一对人的堕落——作为面临虚无的恐惧结果，是克尔凯戈尔上述之书的基本思想。应该认为，这是他在其独特的精神历程里所体验到的最宝贵、最必需、最隐秘和最深刻的思想。但是，在上述所引的话里，他毕竟没有恰当地表达出来。他说：“纯真的伟大秘密就在于它同时又是恐惧。”假如他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这种话，他大概也会感到震惊，并且回忆起他有关思辨哲学和由思辩哲学得出的客观真理的一切言论。“纯真同时又是恐惧。”是谁赋予我们如此显现纯真的伟大秘密的权利？《圣经》里没有，就像那里甚至都没有一点儿暗示：人在纯真中不是由理智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心灵。我再说一次，克尔凯戈尔可能是从诺斯替教那里得知这些的，诺斯替教从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接受了认识论思想和价值哲学，与此相应，他们又把人的理智状态作为最高的状态同心灵对立起来。或许，他又是从受诺斯替教影响的现代思想家那里得知这些的。况且，我们未必会“知道”有关纯真状态的任何东西。克尔凯戈尔凭自己的个人经验研究陷入罪孽，但是他的罪人体验不可能有对人是否无辜，即没有犯罪的材料的任何判断。他更无权作出“纯真同时又是恐惧”的判断。顶多他有权说：“有过纯真，后来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了恐惧。”然而，克尔凯戈尔只是不敢提“我信仰”。但这是对“突然”的恐惧和对已经广为熟悉的虚无的恐惧吗？这种恐惧已毁灭了我们的始祖，但它本身却依然长存并千秋万代地继续遗传给我们这些亚当的遥远子孙？……

克尔凯戈尔坚持把第一对人的恐惧与总是由某种一定原因所引起的害怕、担心和其它相似的心灵状态相区别：正如他所说，这种恐惧是“自由的现实性亦即可能性之前的可能性。”换言之，亚当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但终究还是不可克服的。假若克尔凯戈尔没有去定义恐惧，即“自由的现实性”（我们立刻会看到，按照克尔凯戈尔的看法，人丧失了自由是堕落的最可怕的“结果”），亦即“可能性之前的可能性”，而是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说，纯真之人的自由是毫无限制的，这也许会更好些。这完全符合早先他在附和《圣经》时对我们所说的话：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也与他后来讲述的有关恐惧的故事相吻合。把纯真的状态看成恐惧和精神睡眠都是不正确的。按照《圣经》的说法，精神睡眠和恐惧都是堕落之后才来的。显然，把蛇作为某种外在但又是积极的基础，就是因此而引入《圣经》故事的，蛇使第一对人恐惧，尽管是虚假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但这是令人沮丧和不可克服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人的精神昏迷沉睡，使人的意志麻木不仁。克尔凯戈尔取消了蛇并声称不能把任何观念与之联结。我们的理性还是“懂得”蛇的作用，对此我不想争辩。但是要知道，克尔凯戈尔本人喋喋不休地对我们强调，无论如何要“理解”、“弄懂”、陷于罪恶意义的坚定愿望，只能证明了我们不希望去感受这一问题所蕴含的全部深奥和重要意义。这里“解释”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很碍事：我们已进入“荒谬”以及不断消长的“突然”所统治的“荒谬”领域。然而须知，任何“突然”、任何出乎意外都与“解释”处于不可调和的仇视之中，就犹如《圣经》的fiat（命令）对于普通的人类思维是dues ex machina（机械降神）一样，思辨哲学正确地把它看成是自己覆没的开始。

我认为——但愿下面的叙述也会使我们相信：每当克尔凯戈尔试图修改《圣经》（呜呼！ 他三番五次地这样做），他都是在背叛自己，因此，我们将会更多地了解他，假如我们这样说：纯真状态排除了恐惧，因而它不知道有限的可能性。纯真之人生存在上帝面前，而上帝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诱惑人的蛇拥有的是虚无。这个虚无，尽管它仅仅是虚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它是虚无，它使人类精神长眠不醒，也使昏昏欲睡之人变成恐惧的猎物和祭品，尽管恐惧没有任何原因或者根据。然而，要知道虚无只是虚无。虚无怎么会变成了某物？它在变成某物后又是如何得到这种支配人类甚至一切存在的无限制的权力？

虚无观念早已为古代人所熟知，亚里士多德曾作出证明，德谟克利特和留基波坚决主张虚无的存在，他们说：“存在不比非存在更是存在”。普罗泰戈拉在其颇含深意的话里引出了同样的思想：“存在和不存都存在”。确实，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把虚无与虚空，某物与物质都混为一谈。但是，古希腊哲学在这种或那种形式假设了虚无的存在甚至视之为思维的条件，这同巴门尼德是对立的，巴门尼德的原理是：只有存在才存在着，不存在是不存在的，它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可思议。显而易见，埃利亚派不是完全没有这一思想，当巴门尼德如此坚决主张虚无不存在时，他是在与自己进行搏斗，以克服和摆脱犹疑不决：或许虚无终究还是以某种方式巧妙地存在着：“自然的”思维在埃利亚派与原子论得的争论中被迫转向后者。虚无不是完全的即失去存在的虚无。它与某物对峙着并且平等的对峙着。这样就应该理解柏拉图关于两种——神和必然的——因果性的话。他只是更鲜明地表现出原子论的思想：他认为虚无变成了必然性。对于爱好古希腊文化者，深信必然性与神灵共享支配存在之权是最无法克服的自明性之一，也可以说，甚至是希腊思维的基本公设。至今为止，它们仍是如此。在近代哲学里，它表现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表现在他所说的“概念的自我运动”，也表现在谢林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和原理中。谢林认为，在上帝身上，除了他本身之外，还有“其它的东西”，即他的本质。作为黑格尔和谢林的精神之父——斯宾诺莎，他在其著名定理中说：Deus ex solis suae naturae legibus et a nemine coaetus agit（上帝只根据自己的自然法则行事，并不受任何人强迫）。

人类“自然的”思维渴求自明性，也就是说，达到这种知识，它就能看到什么存在，并且看到它不仅存在，而且根据必然性存在——只有这种思维，正如康德向我们解释的，才赋予我们真正的知识——自然的思维被迫去保护必然性理论，就像自已的最宝贵的奇珍异宝一样。无论理性如何赞美自己，它仍想，仍应该把自由限于必然性的框架中。这一必然性就是我们迫不得已说它存在的那种虚无，因为虽然任何地方也没有它并且也不能找到它，但是它却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深入人类生活，摧残和扭曲生活，就像劫运、命运、天数、Fatum（天命），无处躲避它，并且也无法摆脱它。

克尔凯个戈尔多次谈论古希腊意识中的天命作用和古代人面临天命所体验到的恐惧。当然，这一切都是对的，犹如天命对于《圣经》启示来说不存在是对的一样。启示之所以是启示，正是因为它与一切显明性背驰，并启示我们，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上帝除了万能，别无其它权利。当人们问耶稣，全部戒律中的第一条是什么，他回答道：“全部戒律中的第一条是：听听犹太人的说法，我们的天主上帝中唯一的天主”（MapkⅫ，29）。克尔凯戈尔凭什么假设纯真，即人直接面对天主的状态是以对虚无的恐惧为前提的，并以此使自己成为充斥人生的东西，而且他还无与伦比、感人肺腑地在自己的日记、著作中描述的恐惧的基础和潜能？我如此坚持这一问题，是由于克尔凯戈认为，在这一问题或者在对它的问答之中隐藏着存在哲学的articulus tantis et cadentis（不灵活，便会失败）。约伯，亚伯拉罕以及任何先知和圣徒都从未想到纯真，正如克尔凯戈尔在与《圣经》完全吻合的话中正确地所说，它就是一无所知，同恐惧不可分离。这种想法只会产生于丧失纯真并获得“知识”的人类灵魂之中。我们刚才说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聪慧的视觉在看到上帝的权力的同时，也看到了必然性的权力，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信心十足地赋予虚无以存在的谓语，巴门尼德只会斗争，但未必能从其灵魂中消除有关虚无存在权力的想法。只要我们信赖理性和由它带来的知识。虚无和必然性的权力就由自明性来保障，我们不能也不敢去征服这些自明性。克尔凯戈尔之所以走向约伯，走向亚伯拉罕，召唤荒谬并渴求信仰，是因为这样一来，他才能指望炸毁思想藉以隐藏毁灭一切的虚无的不可接近的堡垒。当悖论和荒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统治权力并且同自明性进行伟大的最后斗争时，它们就会疲惫不堪，被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弄得软弱无力。

(方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