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类学巨擘-----克娄伯 东林
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了一个在人类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流派棗历史学派。对于它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弗朗兹‐博厄斯（Frans Boas）我国学术界介绍的比较多，但对另一位影响几乎与博厄斯不相上下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尔弗莱德·路易斯·克娄伯（Alfred Louis Kroeber）则了解甚少。为了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人类学史，尤其是了解美国人类学在博厄斯之后出现的发展变化，本文特对克娄伯这位博厄斯的大弟子、继博厄斯执掌这一学派大旗的掌门大师及其对人类学发展的影响作一概要的介绍。
生平简介
1876年，克娄伯出生在一个美籍德裔犹太人家庭。这个家庭保留有浓厚的德国传统，十分重视文学、美学和科学方面的修养。克娄伯的父母英语说得都十分流利，而德语却是家庭用语。克娄伯幼年时就在父母的督促下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可能正是小时候学过4种语言的缘故，克娄伯终生都对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七、八岁时，克娄伯就被父母送到一位德裔人办的家教班去学习。这位精力旺盛的德裔老师不仅教他的学生读书、写字，还常带他们去当时还是一片田园风光的纽约上曼哈顿郊游，以激发孩子们对自然的兴趣。后来克娄伯重视自然历史可能与此有关。此后数年，克娄伯先后在几所私立中学受教。1892年，16岁的克娄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初入大学，克娄伯主修英国文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克娄伯参加了在博厄斯家中举行的美洲印第安语言讨论会。从此他就着了迷，开始改行研究起人类学来。1901年，克娄伯成为博厄斯门下的第一位博士，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人类学博士。同年，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聘，他去该校当时新设的人类学系任教并参与校属人类学博物馆的工作。从此，克娄伯的家就安在伯克利。在伯克利任教期间，他培养了大批学生，并作出了自己的主要学术研究。1946年，克娄伯从伯克利退休。逐渐老去的岁月并没有使克娄伯的研究兴趣和著述能力有丝毫减弱。在不断发表研究成果的同时，他还常常应邀去各地讲学和开会。1960年他参加完一个在奥地利举行的人类学会议后，和他妻子在巴黎度假。10月5日，。一代学融百科，识贯古今的人类学大师克娄伯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结束了他著作等身的84载生命。
主要贡献和学术思想
人类学在美国开始于19世纪中叶,但现代人类学的美国传统却是在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的提倡下出现的。作为博厄斯弟子中资格最老、寿命最长的一位，克娄伯经历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人类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被认为是这段“人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一人，在美国人类学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克娄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的人类学系和校属人类学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人类学系和校属人类学博物馆之一；他在多年的教学中培养了大批训练有素且治学严谨的人类学专门人才。克娄伯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对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美国印弟安人进行过民族志调查和语言学研究；在美国祖尼人（Zuni）地区、墨西哥和秘鲁从事过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以全球为着眼点的历史综合理论；还发表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有关文化的论述。克娄伯的成就还表现在他那才华出众且连续不断的著作中。有人统计过，从1896到1961年间，他的出版物共有532种之多，而且几乎全部是学术著作，其中一些的厚度超过千页。由于成就如此不凡，所以当他的影响逐渐展现时，名声美誉也就接踵而来。克娄伯曾任美国民俗学会、语言学会、人类学会主席，获得过哈佛等5所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得到了包括赫胥黎奖章在内的两枚金质奖章（对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来说，要想得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章是极其不容易的）。
克娄伯是如此一位伟大人物，要想全面评价他的功业是件十分困难的事。首先这是因为他曾研究过的课题相当繁多，而一般人只要研究其中的一两项就要耗费终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成就是经年累月逐步积累而成的，因此，面对时间的积淀，任何人都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本文只打算概要地介绍一下克娄伯，以期能够绘出这座大山的轮廓。
人类学素以广博著称。它研究的对象，上起远古，下至当代，涉及生物、社会、人文等领域，极少有人类学家能够精通人类学的所有范畴，而克娄伯则被认为是最后一位能对人类学的所有分支都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类学家。他对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三者中的任一学科的贡献都足以让他在人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语言学
在美国语言学历史上，克娄伯投身语言研究是件相当重要的事。克娄伯很重视语言研究。在他的500余篇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语言学方面的。但奇怪的是，克娄伯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语言学家。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个非独立成分，语言学始终次于民族学。克娄伯主要研究的是加利福尼亚印第安语言。他曾与人合作确定了加利福尼亚各印第安语言的语言谱系。克娄伯在对约库特（Yokuts）语言的研究（1907）中运用了基本词项列表和统计技术，这是现代语言年代学和词汇统计学的先声。《亲属关系的分类体系》（1909）是克娄伯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该文中率先使用了一种后来在认知人类学中广泛应用的成分分析方法。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克娄伯还对亲属称谓进行了语义学的研究。人类学中亲属称谓研究的先驱是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他认为亲属称谓是先前社会制度反映。克娄伯则批评这种观点，认为亲属称谓只是表示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已。此后直到40年代，克娄伯一直关注亲属称谓问题。他通过对亲属称谓制度的比较研究，确定了亲属称谓的8个基本方面，认为依据这些基本方面，就可以对各民族的亲属称谓进行分类，各类型的分布可以用历史发展和传播来解释。克娄伯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上一直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和文化其他部分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或决定棻痪龆ü叵怠Ｋ运投匀ざ麠沃尔夫假说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虽然语言和文化其他部分之间有某种联系，语言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人类的认知分类和行为方式，但决不存在着什么语言的决定作用。克娄伯在语言学方面的主要兴趣在于语言的历史发展和语言间的历史联系，并不在于语言本身的分析。虽然他也写过语言结构分析的文章，但绝非现代语言学意义的分析研究。
考古学
与他不认为自己是语言学家相类似，克娄伯也不认为自己是个考古学家，但正是他使人们认识到可以通过考古来理解文化。克娄伯认为人类的历史对理解当代社会有重要作用，而要了解历史就不能缺少考古学。当克娄伯进入人类学界时，美洲考古学发展得还很不充分。考古学家的主要工作是用共时的观点对史前遗址和遗物进行分类，整个学科无论是实质内容还是方法论都没有什么发展。克娄伯对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克娄伯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相当意外。1915年，克娄伯在祖尼部落做民族志时，在附近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碎片。他对这些碎片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就想出了一种排列的方法，即按照陶片颜色差异和装饰技巧进行类型学上的排列，然后再根据这个排列判定各种陶片的相对年代。这种从风格上的差异来断代的做法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它给史前史研究一种时间上的视角。在克娄伯和其他一些学者（如A.V. 基德尔）的共同努力下，使以前主要进行共时研究的美国考古学家开始用历时的观点来研究考古材料。这最终导致北美考古学研究发生了重大变革。
克娄伯最突出的考古成绩是在墨西哥和秘鲁取得的。他认为这两个地方是美洲古代文明的两个中心，古代文化要素保存得最好。克娄伯曾2次去墨西哥，3次去秘鲁做考古研究。在墨西哥的考古发掘中，克娄伯使用了可控发掘技术，并对所得材料用顺次排列法进行研究。事后他写出了有关中美洲印第安文化前古典亚期研究的最早的论文。克娄伯做了许多有关秘鲁的考古研究。最初他是整理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中乌勒（Max Uhle）收集的秘鲁考古材料。后来他亲自去秘鲁，先后在纳斯卡（Nasca）等地区发掘研究。他在秘鲁发现了一种新的陶器类型，并通过对各遗址发现物的比较研究，建立了一套复杂的时间序列，从而改进和完善了秘鲁的考古年代列表。1944年，克娄伯写了篇关于秘鲁考古状况的报告，这篇综述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成为当时秘鲁考古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读物。克娄伯虽然很投入地进行考古研究，但他没有忘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理解文化，这就使他看起来不像是个纯粹的考古学家。可是后来的考古学家认为考古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解释文化的变迁，于是克娄伯就被奉为先驱之一。
民族学
克娄伯认为，在人类学的所有分支中，文化人类学是最重要的，其他分支则是次要的和边缘性的，它们的意义在于有助于理解文化。所以，克娄伯就声称自己首先是个民族志家和民族学家。
民族志的实践 作为提倡田野工作的博厄斯的学生，克娄伯很重视民族志。他的民族志研究在当时的人类学家中是十分突出的。当克娄伯1900年第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做民族志时，还极少有人类学家关注这个地区，但是当克娄伯逝世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加利福尼亚那样拥有如此多的相关人类学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克娄伯写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1925）是克娄伯经过17年潜心研究写出的一部著作，收集有加利福尼亚各个部落、各种语言的基本资料，并绘制了完整的民族和语言分布图。该书被认为是美国民族志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即使在今天，由于书中收录有许多现在几乎完全消失的印第安部落的资料，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34?/FONT>1938年间，克娄伯还主持了一个庞大的调查项目。共有13个田野工作组调查了洛基山脉以西从阿拉斯加直至美墨边境的254个地区。大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印第安文化要素的资料，后来出版了25本调查报告。这次调查中使用的“文化要素调查表”堪称文化要素及其分布研究的登峰之作。克娄伯把文化分为许许多多细目，分别研究它们的情况。有的文化要素调查表上竟有包括拔胡子方法在内的三千个文化细节。不过这个耗费巨大的调查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类学界的太多注意。因为当时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已不再是文化要素，而是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功能学派思想。
民族学的理论 克娄伯在民族志方面的突出成就给他赢得了荣誉，但他对人类学的影响力却主要来自理论方面的贡献。克娄伯的理论观点极少以完整体系的面目出现，多以假说的形式与大量资料掺杂在一起。这些观点散见于他60余年的诸多出版物中。他的理论观点，有时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是由于他经常修正自己看法，而在修正之后，却没有声明自己的观点已发生的变化。不过，1952年出版的《文化的性质》(The Nature of Culture)是个例外。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是克娄伯以前发表过的，在重印时，他重新做了编排和注释。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克娄伯思想观点的一些发展情况。
有关文化的基本思想 克娄伯视野开阔，涉猎极广，但他的研究有一个中心，即文化。他做的研究，要么直接针对文化，要么是为了理解文化。克娄伯认为，文化是一种泛人类的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虽然每个具体文化都有独特的内涵和发展过程，但也只是人类文化大海中暂时的一个小旋涡；要真正理解文化，不仅要研究特殊社会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全球性的事物来考查。与这一整体的文化观念相一致，克娄伯主张用历史的探求法来研究文化。这种方法是综合性的，它将研究对象视为较大而复杂的事物的一部分，并且倾向于从现象的独特面貌来考察，而不去寻求普遍性的规则。虽然克娄伯没有排除以分析和概括为特征的科学的探求法在文化研究中的潜在意义，但出于个人的偏好，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仅用了历史的探求法。
一心研究文化的克娄伯自然对什么是文化的问题感兴趣。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他把文化视为现实物象的最高层次，即超有机体。后来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52年，克娄伯和克拉克洪(Clyde Cluckhohn)合著了《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判性回顾》(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Refinitions)一书，专门就文化一词作了详尽的探讨。他们在书中列举了从1871?/FONT>1951年间较为严格的161种文化定义。在对这些定义进行评价之后，他们对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定义；“文化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及其在人工制品中的体现，它通过象征来获取和传递，并构成各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具有二元性，既包括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体系，又包括人们行为中内含的模式结构。后来克娄伯又下了一个稍有不同的定义：“文化是对人类群体言语、行为和制品的共同趋向的抽象描述。”此时文化已成为人类学家头脑中的思维构造。从总体上看，克娄伯先是把文化看作最高层次的现实物象，然后逐渐抽象化，最后成了一个仅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抽象描述”。应该说，这是他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的反映。
克娄伯将整个文化系统分为基本文化和次生文化（或现实文化和价值文化）。基本文化指受技术和环境制约的实践行为，如粮食种植。次生文化则与人类的创造性有关，如艺术行为和艺术制品。它们相对独立于技术和环境，不是达到某种实用目的（如生存）的手段，而是以自身为目的。克娄伯认为这两种文化各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并且每类文化的各个部分也表现出迥异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克娄伯在研究中十分重视次生文化，几乎完全忽视了基本文化。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为“次生”并非“次要”，次生文化是摆脱了人类生存需要的文化，它反映了人类的真正成就。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认为人类学是一门人文学科有关（与生存相关的行为缺少人文意义）。
文化超有机体 克娄伯理论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文化“超有机体”理论了。“超有机体”最初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的，用来指进化的最高阶段。1917年，克娄伯将它引入到人类学中来。他将世界上各种现实物象归结为4个层次：非有机的、有机的、精神的和超有机的（或社会文化的）。克娄伯认为文化属于第4个层次，是超有机体的，不受较低层次物象的影响，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有独具一格的特点。文化只能用文化来解释，不能用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因素来解释。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但不是先天遗传所得，而是后天习得的。他甚至认为个人也是无关紧要的，文化不受个体的影响，个人完全依附于文化，“个人或个体只有例证价值，没有历史价值”。这个理论一出就受到萨皮尔(Edward Sapir)、高登威塞(A . Goldenweiser)等人类学家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个体行为的差异，而且是决定主义的。后来克娄伯用“社会文化的”取代了“超有机体的”，但文化决定论的基本思想一直没变。
文化形貌 克娄伯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文化形貌理论。该思想在克娄伯理论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于后来茜奥多拉‐克娄伯(Theodora Kroeber)所写的传记的名字就叫《阿尔弗莱德‐克娄伯：个人的形貌》(Alfred Kroeber ：A Personal Configuration)。对克娄伯来说，“文化形貌”是指一个由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特质所构成，但又能明显辨别出其独特面貌和风格的整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的“文化模式”相似的文化整体观（事实上克娄伯在很多文章中都是“形貌”和“模式”混用）。克娄伯的名著《文化成长的形貌》（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4）主要研究的是旧大陆文明社会的文化发展过程，并试图解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科学诸领域的兴衰。克娄伯认为新出现的文化模式会为杰出人物的产生提供了很多机会。由于这种良好的外在环境，就会涌现出大量精英人物，文化鼎盛就出现了。精英人物不断开拓进取直到新模式所赋予的发展可能性完全耗尽，精英人物随即减少，便出现了文化衰败。然后随着一个更新的模式在同一个地方或其它地区显现便又形成文化兴盛期。克娄伯认为，将这些模式化的现象与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确定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规律性的形貌。这本从全球视野来研究文明的书被认为是可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著作相媲美的20世纪经典历史著作之一，只不过它是由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写的。
文化区 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文化区的研究，克娄伯也不例外。不过他在继承博厄斯的思想后，又有所创新。从1904年写出第一篇有关文化区研究的论文起，克娄伯就认为文化区研究的重点不在地理区域，而在于文化内容，其终极目的是了解各个文化的发展过程或文化历史。文化区没有绝对的边界，文化要素聚结所形成的文化顶峰的中心是文化起源和发散的中心。文化区可大可小，大至一个大洲，小至一个小社区，所不同的只是研究分析深入的程度。他还提出了“强度”这个概念来分析各个地区相关文化要素的分布状况。克娄伯在文化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北美土著的文化区和自然区》（Cultural and Natural Area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 ,1939）。该书以北美印第安人的民族志材料为基础，讨论了各种文化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克娄伯在书中将北美的文化区分为大文化区、文化区、亚文化区三个层次，并把不同层次的文化区与自然区域联系起来考察，进而发现在生态与社会组织类型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联系。这个发现可能对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有某种启示。不过虽然克娄伯意识到文化根植于自然，但他的论断却是：文化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其他文化现象。他没有走到到环境决定论的地步正与他的文化基本观念相一致。
体质人类学
与其它几个人类学分支相比，克娄伯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建树最少。他留下的只有敏捷犀利的评论和对新研究领域的鼓励。作为一个反种族主义者，克娄伯极为反对那种认为不同种族具有不同先天能力的观点。他评论了许多有关种族的著作，对那些流露出丝毫种族主义思想的书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克娄伯是最早认识到血型研究潜在意义的学者之一。他在30年代发表了一篇名为《血型群分类》(Blood-group Classification ,1934)的文章，指出了进行血型研究的重要性。
其他方面的贡献
除了学术研究领域，克娄伯在其它方面的贡献也值得注意。克娄伯所著的《人类学》（Anthropology,1923；Anthropology：Race, Language, Culture, Psychology, Prehistory 1948），是自泰勒(Edward B. Tylor)的《人类学》（Anthropology,1881）以后第一本关于人类学的普及性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学》是克娄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该书初版于1923年，当时在美国，人类学正逐渐被学术界认可，人类学的队伍正迅速壮大，而克娄伯的《人类学》是唯一可用作教材的通论性著作。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一般公众而言，该书是他们了解人类学的主要读本。可以说，这本书对人类学在美国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克娄伯对美国人类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亲手建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是美国当时除博厄斯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之外的又一重要的人类学基地。据说该系最盛时拥有八百名学生，而当时的大学没有超过五千名学生的。
结语
由于贡献卓著，晚年的克娄伯在美国人类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生前所受赞誉，难以计数，谢世后，更是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克娄伯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学术巨人，可能是因为他个人的某些特征恰好适应于当时美国人类学的发展。克娄伯进入美国人类学时，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正受批评，新的学术思想正在博厄斯的倡导下兴起。克娄伯因受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时期学习经历的影响，主要兴趣在人文学科和自然历史方面。在他选择人类学为终生志向初始，博厄斯就教他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和文化，这正好对上了他的爱好。而且，克娄伯有无止尽的好奇心，这在一个正在兴起、不断发展的学科中真算有了用武之地。此外克娄伯具有惊人的写作能力，这种能力伴随他终生，在80多岁高龄时，克娄伯仍著述不止。就这样，在长久的岁月里，敏锐的观察、渊博的学识、无止尽的求知欲和卓越的表达能力使得克娄伯的成就无人能出其右。
时至今日，我们在回顾克娄伯的研究时，可能会认为这些研究似乎遥远了点。但是，尽管今天的西方人类学家关心的问题和克娄伯时代人类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已极为不同，但是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克娄伯的研究在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对人类学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了解克娄伯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对我们全面了解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从而提出新的观点、概念、理论和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